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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孔繁森显然无法防止王宝森，当“为人民币服务”成了官员们“为人民服务”唯一的动力时，贪污腐败势必成为常态，而且经济越发展，贪腐越严重，官员越努力，民众越不满。

文 | 杨恒均

对于作为群体的贪官污吏，我一向是深恶痛绝的。他们不但知法犯法、贪赃枉法，且利用手中不受限制的权力屡屡下拉中国的道德底线，他们是最该为当今社会乱象负责的群体。作为一名以批评为己任的写作者，再怎么讽刺、鞭挞他们都不为过。但说实话，对于每一位落马的贪官，我却对他们不但无法痛恨起来，甚至多少还有些同情。这使得我每抛出一篇冷嘲热讽贪官的博文后，内心深处都有隐隐的不安。

这并不是妇人之仁，也不是立场出了问题。这可能和我本人对官员群体的了解有关。无论是我以前的同事还是现在认识的大批官员朋友，我发现那些思路活跃（思想解放？），在工作中积极主动，而且也有相当工作能力的，也往往能同时把自己的生活搞得“风生水起”——自然少不了灰色收入甚至贪污腐败、包二奶。只不过中纪委没查他们而已，一旦敲他们的话，大多数都得进去。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落马贪官的工作“事迹”，不难发现这并不只是我个人的感觉。那些风头很足的落马贪官，也确实做了不少事，例如高铁建设者刘志军，虽然贪污腐败严重，但对高铁的建设还是做出了贡献的，不能因为现在进去了，我们就一棍子把他的工作也打死掉，更不能借此否认高铁对中国下一步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我一直都强调，高铁对于中国，就相当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高速公路（对美国经济起飞的作用），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上一个台阶不可或缺。

还有昨天被中纪委带走的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估计他的贪污劣迹也会创记录，但不管他是一个会做戏的好演员，还是虚报工作成绩的书记，至少我从一些新闻媒体和广州公务员干部朋友口中了解到，此人工作很卖力，至少比起我了解的内地一些省份的市长和书记们要更勤力，也更卖力。

工作很卖力值得表扬。我打心眼里认为，这类官员比那些什么事也不做、混日子的“清正廉洁”官员——更不用说那些自己不做事，还整天对积极做事的干部挑三拣四的官员——对经济发展更有作用，对社会更有益处。然而，卖力工作固然值得表扬，但如果我们发现“卖力工作”的动力不但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人民币服务”呢？这就是很多时候，每当看到一位曾经做出了成绩的官员原来在私人敛财上更有“成绩”时，都让人有活生生吞下一只臭虫的感觉。

那么，有没有很卖力地“为人民服务”而又不整天惦记“人民币”的好官呢？这个不能排除，例如焦裕禄和孔繁森，虽然他们的“事迹”有所夸大，但毕竟还是为民做了不少好事的。可生活于21世纪的中国人都心知肚明，这种好干部不但凤毛麟角，现实中几乎只能在历史博物馆里才能看到了。而带我们去博物馆缅怀焦裕禄和孔繁森事迹的大多数官员，不查都像孔繁森，一查个个王宝森。有些号召我们学习孔繁森的官员们贪污受贿的劣迹足足可以让孔繁森从地下爬起来，羞愧地自杀一次。

学习孔繁森显然无法防止王宝森，当“为人民币服务”成了官员们“为人民服务”唯一的动力时，贪污腐败势必成为常态，而且经济越发展，贪腐越严重，官员越努力，民众越不满。这个时候，到了我们要更深地思考如何防治中国腐败的时候了。

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思考、解决政府公权力的贪腐问题——这两个方面其实都是习总这届政府正在努力做的。

第一，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市场分配优势，更好（不是更多更大）发挥政府管理职能，把社会的还给社会。

从政府同社会的关系方面粗略地分，世界上的政府大体可以分为“积极政府”和“消极政府”。“小政府、大社会”自然是消极政府，把社会的还给社会，政府只是服务机构，社会做不到的，再来找政府。

而中国则是典型的“积极政府”：本来应该是属于经济的、社会的甚至家庭与个人思想领域的，政府都大包大揽。社会同政府比起来，显得不成比例的“小”，甚至成了政府的“附庸”，全社会为政府存在为政府服务。

实事求是地说，“积极政府”不是没有积极的意义，尤其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民众的素质有一定局限性的国家，积极政府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领域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我们可以拿相同社会制度的越南同中国做比较，越南属于典型的“消极政府”：政府能不干的事，尽量不去做。所以这些年下来，越南的基础建设都搞不好——社会与私营企业没发展到这个程度，你政府不主动带头搞基础建设，不去扒人家的房子修路，谁来搞？但同时，不积极做事的越南党政领导也自然不会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拆迁的民众不会找他们讨公道，被强征地的农民也不会去围攻政府、讨伐政权……

拥有“积极政府”的中国呢，同越南情况正好相反，本来在发达国家由社会与企业甚至个人搞的各种建设项目与工程，到了中国都成了政府的“职能”范围内的事儿，都打上了党和国家的烙印：招商引资、架桥修路自然不错，但同时他们还上房扒瓦、圈地抢钱啊。更有意思的是，你什么时候看到其它国家的政府官员到街上去宣传计划生育，恨不得手把手教民众如何使用避孕套？咱中国官员就干过这事。

原本“积极政府”应该发挥政府统筹作用，领导社会朝某个既定目标前进，但拥有过大权力的政府誓言向共富目标“前进”时，政府官员却偷偷向“钱进”了。更可恶的是，民众本来只是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保住眼前一点点的利益，却被上纲上线到反对国家和政府；而反对腐败官员的，甚至被划为敌对分子……

而且情况会越来越严重。改革开放之初走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政府部门与公务员系统，现在在百姓中也逐渐沦为“利益集团”与贪污分子的代名词。难怪有些公务员朋友也很委屈，回想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没有中国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的大力介于与带头，中国经济能够如迅猛发展吗？

我觉得，任何人都不应该一口否认“积极政府”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贡献，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尤其是社会的扩大，私营经济的发展，公民个人素质提高以及当家作主意识的增强，“积极政府”已越来越不合时宜，开始变成了压制社会（扩大），对付公民（觉醒），发挥的作用不是引导、领导社会致富，而是同社会争富，与民众争权。

这个时候，如何转变政府职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其实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后各国普遍实行的“小政府、大社会”模式，也就是十八大精神中把市场的还给市场，把社会的还给社会，减少政府的干预与审批权力，发挥更好更优的作用！

只有政府转变了职能，我们才能谈第二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否则，权力掌握在一个庞大无比的“积极政府”手里，谁有办法同他们抗衡，谁来把他们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第二，就是习总说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也是根本解决公权力贪污腐败的唯一最终办法。就是用制度反腐，发挥民主优势，完善体制的权力制衡，允许民众尤其是媒体的监督作用。

这些方面我说得太多，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但我说再多都没有用，正如前面说的中国属于大包大揽的“积极政府”，确实在改革开放中积极做了不少好事，但却有越来越多的官员利用政府权力积极做坏事。我说再多他们就是不做，甚至发挥“积极作用”让我说不出来。

不过，随着这届政府反腐的扩大与深入，我相信，官员们出来呼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日子应该不会太久了——别以为我在做“中国梦”，你想一下，官员不但也是人，有家庭、子女与亲戚朋友，而且原则上说，还是我们中最精英、最优秀的一批中国人，难道他们认识不到“出来混都是要还”的道理？难道他们看到一个一个人模狗样的同事与领导，前一小时还在台上大谈“清正廉洁”、“执政为民”，随即就被中纪委带走，瞬间成了全国人民唾弃、也注定遗臭万年的阶下囚，即便不会“良心发现”，也会感到后怕吧？

好了，我说得太多了，现在只能等。我在等“政改逼官”发展到“官逼政改”；我在等官员们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命运与子女的前途而主动要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我在等他们不是为了审查我的文字，而是来认真阅读、思考我的话；我在等官员们终于认识到我这位“为人民服务”的写作者，同时也一直在为他们寻找后路、探索未来……

杨恒均 2014.6.29

杨恒均 2015-08-23 08:5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