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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金满楼

来源|天涯博客

雍正初年，在继位过程中立下大功的隆科多备受恩宠，雍正不仅赐其双眼孔雀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鞍马紫辔等，而且还亲自下令，今后正式公文中凡遇到“隆科多”三字，前面都要加“舅舅”二字。

年羹尧受宠时曾说隆科多是“极平常人”，话外之意，似乎认为后者靠的是裙带关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与功绩。为此，雍正特在其请见折上替隆科多说好话：“舅舅隆科多此人，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希有大臣也！”为调和二人关系，雍正还自作主张将年羹尧之子过继给隆科多，以示君臣三人，亲如一家。

客观地说，隆科多在雍正继位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远大于年羹尧，但与后者的飞扬跋扈不同的是，隆科多颇知谦抑。雍正二年，隆科多即主动请辞步军统领兼职，雍正对此还有些纳闷，如其对年羹尧说的，“朕并未露一点，连风也不曾吹，是他自己的主意。”

谦抑归谦抑，隆科多在擅权贪腐方面同样是行家里手。其在吏部时，司官“莫敢仰视”，虽不像年羹尧那样明目张胆，但纳贿卖官的事也没少干，时人称为“佟选”（和“年选”相对应）。当然，隆科多毕竟受益于几十年的家族传统与经验，他多少比年羹尧要收敛许多，不至过于张扬。正所谓“盛极而衰，宠极则辱”，隆科多心里也清楚，自己在政权更替前并非雍亲王一派人马，雍正也不可能会一直信任重用自己，这些特别的“恩宠”，来得快去得也快，多一点戒心与谨慎终究是没错的。

这不，雍正初年清查亏空、大搞抄家时，隆科多就给自己留了一手。为防止露财，隆科多事前即将家产分散藏在各亲友家和西山寺庙里。可是，中国有句老话叫“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隆科多是比年羹尧聪明一点，但这点小动作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其举动很快就被密报到了雍正面前。后者听后，不免冷冷一笑：堂堂“柱石大臣”，竟使些小伎俩；如此狡兔三窟，岂非做贼心虚？既然隆科多主如此用意，那好吧，大家干脆撕开面纱得了！

三年五月，在年羹尧被痛击之时，隆科多也同时挨批。雍正在上谕中说，“朕御极之始，将隆科多、年羹尧寄以心膂，毫无猜防”，孰知“朕视为一体，伊等竞怀二心；朕予以殊荣，伊等乃幸为邀结，招权纳贿，擅作威福，敢于欺罔，忍于背负，几陷朕于不明。”

雍正特别警告说，二人门下趋附奔走承奉者甚多，如不解散党羽，洗心革面，“定以党逆正法”，昔日明珠、索额图之案即为前车之鉴。为此，雍正还特意举出两个例子：领侍卫大臣马尔萨原系允禵一党，后由隆科多保举，其“不知报朕擢用之恩”而“感激隆科多荐引之私”；一日，果郡王（允礼）与马尔萨同进景运门，“舅舅隆科多见而起立，果郡王前行不觉，伊连声告曰：舅舅起立矣！直待果郡王欠身微趋而过方止。”雍正严厉指出：圣祖在时，隆科多与皇子相见，“俱跪一足问安”，“诸王于圣祖为父子而于朕则为兄弟，隆科多不照前恭敬，而反傲慢若此。”此外，隆科多揣测圣意，“屡参廉亲王（允禩），必欲朕致其身命”，但其真实意图是想将前者多年结成的党羽如鄂伦岱、阿尔松阿、汝福等人收入自己门下，为己所用。如此用心，可谓叵测。

一个月后，雍正在惩罚年羹尧之子年富、年兴时，隆科多之子、銮仪使玉柱也同遭革职，罪名是，“行止甚劣”。这显然是个不祥的信号了。当年七月，吏部在议处年羹尧妄参金南瑛（系怡亲王允祥保举）之罪时，隆科多被指“曲护徇庇”而被削去太保职衔，同时受罚前往阿兰善山（即贺兰山）修理城池，开垦地亩，理藩院事务改由果郡王允礼办理。事后，雍正又特地指示凉州总兵宋可进，说隆科多也像年羹尧一般贪诈负恩，他到你处，尽管你曾是他的属员，但似此诳君背主小人，相见时不须丝毫致敬尽礼。

由于当年的主要打击对象是年羹尧，被发配边地的隆科多得以暂安一时。待年羹尧被逼自尽后，隆科多再次被敲打。四年正月，雍正为众大臣赐宴时发表新年讲话，其中又以年、隆二人现身说法：“朕在藩邸，阅历四十余年，人情世态，无不周知，亦非可以欺隐朦蔽者。如年羹尧、隆科多，营私挟诈，深负朕恩，不旋踵而事事败露。尔诸臣自度，才干伎俩未必能如彼二人，若营私自便，稍有不检，不惟薄待其身，兼惧罹于国法。尚可立身朝端，为众人之表率耶？”

当然，隆科多毕竟不是年羹尧，其贪腐或有之，跋扈则无，雍正最初也不想将之赶尽杀绝，而是适当给予其自救机会。这时，正好额驸策凌等人受命前往阿尔泰岭等处与俄国谈判疆界事宜，考虑到隆科多掌管理藩院多年、且其伯父佟国纲曾参与当年索额图与俄国的谈判，雍正遂下令隆科多也加入使团效力。雍正还说，若隆科多“实心任事，思改前愆，朕必宽宥其罪”，若是“心怀叵测，思欲偾事，所定边界，不合机宜”，“朕必将伊治罪”。

或许因为雍正的这一指示，隆科多在谈判过程中态度强硬，双方相持不下。但就在这当口上，隆科多因突发“玉牒”之案而被召回，替换他的策凌在随后谈判中做了很大让步，事后签订的《布连斯奇条约》与《恰克图条约》中，贝加尔湖一带及唐努乌梁海以北这些原属大清帝国的领土（本为蒙古人游牧区）被划入了俄国版图，这不能不说是雍正的失策。

“玉牒”即爱新觉罗家族的皇室宗谱，这东西在当时无疑十分神圣，“除宗人府衙门，外人不得私看。虽有公事应看者，应具奏前往，敬捧阅看”。也不知为何，隆科多从辅国公阿布兰处要去玉牒底本，私藏在家。事发后，阿布兰被革去辅国公并加以圈禁，而此事也成为之后惩处隆科多的第一大罪行。当时，有大臣提出让隆科多谈判结束后再行议罪，但被雍正一票否决，说俄罗斯事本最易料理，“特给伊效力之路，以赎罪耳”，孰知其去后不肯实心办事；既如此，“留伊在彼，反致妄行搅扰，毫无裨益”，因此将其从速召回。

客观地说，隆科多不能为本次边界谈判失利承担责任，事实上他也完全没这个机会。四年十月，隆科多被定多项大罪，其中“大不敬罪”第一条即“私抄玉牒”，第二条为“将圣祖仁皇帝钦赐御书贴在厢房，视为玩具”，第三条为“妄拟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另外还有欺罔罪、紊乱朝政罪、奸党罪、不法罪、贪婪罪等，共计41款。

雍正说，隆科多本应处斩，但看在他是先帝驾崩时惟一承旨人的份上，格外施恩，姑且饶他不死。这样，在畅春园外附近空地造屋三间，将之永远禁锢，让他在先帝院外闭门思过罢！至于其家产，也不必入官，但应追赃银数十万；其妻子亦免入辛者库，其子岳兴阿着革职，玉柱着发往黑龙江当差。

蹊跷的是，被雍正盯上的政治重犯如年羹尧、允禩、允禟等，在其定罪后几乎没有活过一年的，隆科多也同样如此。次年六月，大概是受不了如此凄冷的待遇，隆科多死于禁所，年仅57岁。事后，雍正帝命赐金治丧，这比年羹尧的待遇是好多了。

不过，有一点倒是相似的，隆科多的死也引起了后人众多的猜测，究竟是鸟尽弓藏还是擅权贪腐，前者似乎更有市场。有人认为，隆科多之死是因为参与篡位而被灭口，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不过学者杨启樵对此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其指出：隆科多不是护驾警卫，不在皇帝身边，其部属进不了畅春园，根本无法协助篡位。

具体说，隆科多当时系步军统领不假，但其职责要务是京师治安，与护驾无关；无论在紫禁城还是畅春园等处，康熙的安全均由禁卫部队如侍卫处、前锋营及护军营等担任；康熙驾崩之际，隆科多固然为除皇子之外的唯一顾命大臣，但其觐见康熙也并非易事，将之描绘为偷天换日、扭转乾坤的神人未免偏离事实。

对此，学者张鸣在《三国演义与隆科多的晦气》一文中也有段有趣的解读：“作为老皇帝康熙咽气前守在身边的惟一大臣，对于皇位的继承，不说一言九鼎，至少是相当关键的。也就是说，无论继承问题雍亲王作弊还是没作弊，隆科多都是绕不过去的关口。……我相信，隆科多自比诸葛亮，说什么白帝城托孤云云，其实无非是表白自己对皇家的忠诚，潜台词无非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个字，否则，他断然不会在奏折里如是说。可是，热心表白的隆科多却忘了，白帝城托孤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个潜台词，那就是，被托的‘孤’是小说上称为阿斗的那个人，而阿斗则不仅是小说上的饭桶，而且已经成为民间饭桶草包的代名词。”

窃以为，雍正倒未必认为自己是所谓的“阿斗”，但其皇位之由来，确实经隆科多一人之口，说是“一言九鼎”也不为过。这档子事，往好里说，隆科多确实忠实秉承了康熙的遗旨，传位四阿哥胤禛；但往坏里说，若是隆科多矫诏虚传，不过任意指定其中一皇子继位，又有谁说得清？康熙驾崩之时，又再无一人可以见证，隆科多上哪说得清？

所以说，隆科多的死，其实是因为他自己说不清。他说不清自己在雍正即位的过程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如果说是决定性作用的话，那就更加死定了——没有那个皇帝愿意承认自己的皇位是靠某个下属得来的。如此，隆科多若是忠诚执行了康熙的遗诏，尚且是一个死字；如果是改诏的话，哪里还会有他的活路呢？

由此看来，作为唯一的传诏人固然是荣耀，但其中的危险也可想而知。也正是因为知道自己在雍正即位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又说不清道不明的角色，隆科多说的“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这话颇费思量。或许，隆科多知道自己在最高权力转移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雍正也许先会感激他，但权力稳固后，隆科多的死期也就到了。由此，隆科多尽量夹起尾巴、低调做人，原因无外于此。

政治暴发户，白帝城下死。如此看来，雍正似有隐情；如有隐情，隆科多则必为知情人。从雍正这边来说，假如他这个皇帝真的当得不明不白，那他对那些有功之人和知情人在开始时一定会采取安抚政策，兑现各种赏赐以封住他们的嘴；但等到其地位稳固后，必然要置这些人于死地而后快。从权术上说，这也不难理解，皇帝也怕被要挟，他们的担忧和恐惧更甚于常人。正如那句话说的，“世界上只有一种人可以保守秘密，这便是死人！”

雍正心里是不是这么想的，谁又知道？

天涯观察 2015-08-23 08:5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