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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能做一个好人的话，肯定不会是一个好党员，也肯定不会是一个好官，也肯定不会是一个好警察。"

设想一个人站在你面前，慷慨激昂地讲着这些话，你能否判断出这个人的道德水平？

事实上，我们经常处于这种困境。面对一个在道德上慷慨陈词的人，我们总是不知所措，这种窘态说明，高调的道德话语与实际行为的不一致已是身边的普遍现象。

上面引用的几句话，就是出自2015年3月落马的内蒙古政协原副主席赵黎平之口。他涉嫌故意杀害与他"关系较为亲密的一位女性"，已被逮捕入狱。

而事实上，此人不仅在口头话语中充满道德感，还写下大量饱含正能量的文学作品，由此也获得过"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我们可以借鉴心理学的"多重人格"概念，称这种现象为"双重人格"：在某些场合，他给人以高尚的正人君子和伟岸的理想主义者的形象；

但在另一些私下场合，主要是行动上，他完全抛弃自己在公共场合宣扬的那些信念，按自利、实利原则行事，是一种唯物质、唯利益的形象。

没有人不痛恨这种现象，可是，我们似乎既不能改变这样的环境，甚至也不能改变自己。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不妨想得更远一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问题十分复杂，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可以追溯其生长历程。在这种历程中，一定有某些因素纵容了扭曲人格的成长。

是谁制造了人格分裂？

一谈到道德问题，就强调加强道德教育、理想教育——这是我们仍然在执行的逻辑。

可是，自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开始，儒家一直作为唯一的官方意识形态，以各种方式向社会灌输、渗透。按上述逻辑，似乎不应当存在双重人格的问题。

而事实上，这个问题又确确实实存在。怎么理解这种现象？

我们不得不回到“人与环境”这个古老的思考范式上来。人的成长一定会受到环境的影响，那么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士大夫面临着什么样的环境？

他们首先必须面对的，是一个官僚系统。儒家士人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平治天下，因此进入官僚系统，是他们的不二选择。

但是，这个系统的运行规则是在法家理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与他们头脑中的儒家信念存在相当大的冲突。

法家是一种赤裸裸的去道德化的现实主义思想，为了国家的富强和君主的利益，可以采取一切行动。这些行动包含许多权谋术和统治术。

比如，韩非子认为，君主控制臣下的手段，只需要两种：杀戮和奖赏，他称之为"二柄"。二柄要达到的效果是：“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这些理念均深深地渗透于秦汉以后的官僚制度之中。

与法家的现实主义不同的是，儒家强调的是一套理想的道德原则。对于一个进入官僚系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来说，他一定能感受到两种理念、两种政策之间的强大张力。

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他必须学会阴谋诡计、左右逢源，必须学会趋利避害，但又必须坚守作为政治正确的儒家话语。

儒家和法家之所以能被结合起来，是因为统治者不但需要现实主义的制度设计来维护其统治，而且需要理想主义的形象来建构其合法性，培养臣民的服从精神。

这两种思想在统治者那里各有不同的用处，但在目的上是统一的；可是对于一心要平治天下的儒家士人来说，很多时候却会造成精神上的分裂。

如果我们像飞行员驾驶X-15飞机在10万米高空俯瞰地面那样俯瞰中国传统社会，我们看到的结构可以用“阳儒阴法”来概括。

一个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的人，如果他也采取阳儒阴法的行为方式，这不意味着他不正常，而意味着他理性。

阻止人格分裂的力量在哪里？

中国文化对分裂的自我似乎并没有什么痛苦，也不感到恐怖。

一边唱着道德高调、一边做着自利的事情的人，极少反省自我的分裂问题。中国文化在字面上非常强调"反躬自省"，但实际上十分欠缺自我反省。

显然，如果看到儒家经典中对自我反省的强调，就以为可以通过反省自身的方式实现人格的统一，那么一定会上当。

因为儒家几乎没有对"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思考，儒家关注的是人可以成为什么、怎样确立一种美好的社会秩序。也可以说，儒家缺少对人的终极关切。

另一种力量——制度环境——是否有实现人格统一的力量呢？

其实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家领导层中有深刻的反思。

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说：

"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邓小平说：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可是制度的建立是需要条件的。并且，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怎样建立制度，也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

从中国近现代历史看，制度的改革问题可能需要很长时间。通过改良制度改变国人的人格分裂，就目前来说不是最有效的。

我以为，在人类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因素——科学理性，可以成为我们实现人格统一的力量。这种力量强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化的各个方面的发展与变迁，其中也包括道德观念。

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两重人格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道德思维滞后于人的理性的结果。面对现代化的理性，我们在道德上却仍然在执行传统社会的道德逻辑。

我们仍然想要人为制造出一个神圣东西，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迫使人们在内心接受这个东西；我们仍然用道德来压制人的技术理性，鼓励和推行泛道德主义的思维方式。

可是，人们的理性所具有的力量——科学思维能力、经验的丰富程度、视野的广阔度、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掌握等，以及由此导致的对自我和生活意义的重新认识——已经远远超过了这种落后的道德思维。

这就是无视理性力量的后果。

同时，理性的力量应当与现代社会中的另一重要力量——社会力量——结合起来。

相较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崛起了一股新的力量——中产阶层，他们与知识分子共同构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

在中国，这个阶层开始思考生活的意义，希望在一个文明的环境中生存发展。他们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相对宽阔的眼界，会用理性的方法思考问题。

因此，我认为，要解决中国人的人格分裂症，应在我们的教育和民间社会的发展中，运用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理性的力量，反思我们的信念与生活，确立新时代的信念，并付诸行动。

虽然在初步的反思中，可能会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但由于有理性作为共同的基础，经过长时间的交流和现实检验，最终会形成信念上的共识。

（本文原载《同舟共进》2015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来源）

共识网 彭景涛 2015-08-23 08:5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