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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按：1934年）的四中全会选举林森先生连任国民政府主席，全国舆论对这件事似乎很一致的表示满意。在这个只有攻击而很少赞扬的民族里，这样一致的赞同岂不是很可惊异的事吗？

我们考察各方舆论对林主席的赞许，总不外「恬退」两个字。「恬退」的褒语只可以表示国人看惯了争权攘利的风气，所以惊叹一个最高官吏的淡泊谦退，认爲「模范」的行爲。但这种估量，我们认爲不够——不够表示林森先生在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史上的重大贡献。

林森先生的绝大功劳在於把「国府主席」的地位实行做到一个「虚位」，而让行政院院长的地位抬高到实际行政首领的地位。今日的国府主席，最像法国的大总统；今日的行政院院长，颇像法国的国务总理与英国的首相。两年多以来的政治制度的大变迁，就是从两年前的主席制度变成两年来的行政院长制。其重要性颇等於从一种总统制改成内阁制。改制的根据固然由於民国计一年十二月三中全会之改制案，然而使这个新制度成爲可能的事实，这不能不归功於林森先生之善於做主席。

三中全会改定政府组织，把行政院抬高，作爲行政最高机关。这确是政治制度上的一大进步。但如果国府主席是一个不明大体而个性特别坚强的人，如果他不甘心做一个仅仅画诺的主席，那麽，十几年前北京唱过的「府院之争」一幕戏还是不容易避免的。

林森主席是一个知大体的人，他明白甘一年底改制的意义是要一个法国总统式的国府主席，所以他从不肯和行政院长争政权。旧制下国民政府的文宫处、主计处、参军处，都至今依然存在，但两年来的行政大权都移归行政院了。

去年我过南京时，一位部长告诉我一个很有趣味的故事。在新组织法之下。第一个政府是孙科的政府，不久就倒了。第二个政府，汪精卫的政府，成立之时正当湘沪南京都最受日本压迫时期。汪政府成立了一个多月，忽然有一天，一位部长说：「我们就职了一个多月，还没有去正式参谒林主席哩！」这一句话提醒了全体「阁员」，於是汪院长派人去通知林主席，说明天上午汪院长要率领全体阁员去参见主席。到了第二天，全体阁员到林主席的公馆。到处寻不见林主席。主席不知往哪儿去了！他们都感觉诧异，只好留下名片，恫然而返。到了下午，林主席去回拜，他们才知道林主席因爲「不敢当参竭的大礼」，出门回避了！

这个故事至今在南京传爲美谈。我们关心政治制度的人，也都会认得这个故事是一桩有意义的美谈。我们试回想那两年前党政军合爲一体的国府主席的地位，就可以明白林主席的谦退无爲是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了。

两年前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是最不合理的。那时一个部长的地位是很低的：各部之上有行政院，行政院是与其他四院平等的，五院的正副院长加上其他国府委员组成国民政府。二十一年底的改制，改行政院各部爲政府，而国府主席成爲虚君制，於是三级政府合爲一级，而其他四院与行政院分开对立，爲行政部之外监督协助行政的机关。这个改革与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的原意似乎接近多了。而其中用无爲的精神，在不知不觉之中使这个内阁制成爲事实，使这个虚君主席制成爲典型，及是林森先生两年来的最大成绩。

我今年再到南京，又听见人说林主席的一件故事。两年前，他被选爲国府主席之後，他自己去请他的同乡魏怀先生担任文官长的职务。林主席对他说：「我只要你做到两个条件：第一，你不要荐人。第二，你最好是不见客。」这个故事也应该成爲南京政治的美谈。这是有意的无爲。若没有这种有意的无爲，单有一个恬退的主席，也难保他的属吏不兴风作浪揽权干政，造成一府院斗争的局面。 

有个朋友从庐山回来，说起枯岭的路上有林主席捐造的石磴子刻着「有姨太太的不许坐」八个字。这个故事颇使许多人感觉好笑。有人说：「我若有姨太太，偏要坐坐着，有谁能站在旁边禁止我坐？」其实这也是林森先生的聪明过人处。你有姨太太，你尽管去坐，决没有警察干涉你。不过你坐下去了，心里总有点不舒服。林先生刻石的意思，也不过要你感觉到这一点不舒服罢了。他若大吹大擂的发起一个「不纳妾」的新生活运动，那就够不上做一个无爲主义的政治家了。

（摘自《怀人集》；本文作於1934年）

综合 2022-01-09 19: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