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和王蒙不一樣

簡體傳統

　　这篇短文算是对高行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祝贺，虽然是迟到的祝贺，因它已经远远地落在了许许多多祝贺的后面。

　　也许，我们的祝贺对高行健是无所于谓的，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自己有祝贺的理由。因为，我们既不因为仅仅是一个中国人，便过于单纯地为高行健获奖高兴；也不因为同样是一些文化人，而捎着些许可以理解的苦味。我们更不会因为中共鄙弃他得奖，我们就鄙弃他；中共若捧抬他，我们就更加高抬他。我们的祝贺，既带着安慰我们自身悲情的一点满足，又带着“创作是自己的事，评奖是别人的事”这样一种应有的超然情绪，所以，我们的祝贺是真诚的，更不会对内咬牙切齿地骂他，对外又要热情洋溢地捧他。所以，当高氏获奖在全球华人中几乎引发了某种狂欢的情景时，我们没有挤在欢乐的中国人里面，去凑这份热闹。何况我们生活在中国大陆，本也没有这样的机会。而当国内官方文坛对高氏的得奖大加鞑伐的时候，我们只能“冷眼、冷心”，不肖一顾。而当海外的某些朋友对高氏得奖“利剑挥洒”之时，那是因为他们有言论的自由。因为，在自己的国土上，我们至今还没有这种进行文艺论争的权力。因为这不是在三十年代的“反动文坛”或左翼文坛上，也就是说，不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之下。

　　我们的话已经说远了。

　　其实，我们真正想说的话，就是高行健和王蒙不一样。说白了，就是他和中共大作家、中共文坛最希望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王蒙先生不一样，所以，我们对高氏的得奖，才会多少感到些安慰。因为，这毕竟算不得是诺奖评委会在“造孽”了。

　　而我们说高行健与王蒙不一样，就我们国内文化人所知，首先是他们在做人上不一样。因为，高行健出身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没有什么光荣的背景；而王蒙是中共的“红小鬼”出身，并且是从中共“组织部里走出来的年轻人”。高行健不喜欢中共的专制文坛，而亡蒙曾是中共专制文坛的梁柱和高官。高兴建在创作中写的是中共不喜欢的东西，所以不是遭受冷遇，就是遭遇禁演；而王蒙写的都是中共需要的东西，所以王蒙几乎把中共的文学奖得饱了，并且从八十年代中后起，就开始代表中共对诺奖的深切期求了。高行健不会也没有权力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召开作家会议，明确要求作家们表现时代的光明、歌颂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王蒙则在一九八四年新年伊始，就以中共作家协会党组负责人的身份，在河北涿县召开“农村题材座谈会”，明确要求作家们要反映农村的大好形势，歌颂中共一九八四年一号文件的精神。此后，王蒙先生便做了中共管理文化的最高长官——文化部长。高行健因为不愿忍受一九八七年中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凌厉空气，追求创作自由，所以远走他国；王蒙作为中共文化部长，却自然要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灾区——文化界运筹帷幄，跟着中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高行径在一九八九年之际，敢于在外国说“中共专制政权一天不垮台，我就一天不回国”；王蒙先生非但早在八十年代就数度率领中共作家代表团出国访问，挥洒大陆人民的血汗钱；八九年后，则不是在国外大说假话，说中国的作家们从来没有现在这样的创作自由，就是在回国后聪明地攥写出国游记，写的都是写山水和空气……。

　　也许，有人会说，高行健和王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早在文学上搞现代派的。然而，此话大谬。为何？只因为高行健搞现代派，一是因为他是学法语的，学外语的人，有点崇洋媚外虽然可以理解。二是高行健搞现代派，虽然不能说没有文艺形式上的探索，但根本之处，是逃避。逃避什么？逃避批判，逃避彻底和完全地失去发表作品权力的厄运。而且虽是逃避，却是一种不合作的表现，这与那些既要逃避、又要合作、甚至连中共的任何一点“赏赐”，都绝对去要争夺一番的“文学逃避者”们，自然也很不样。然而，王蒙先生的搞现代派，恕我们说一句不敬的话，则是在有心“误导”。因为，当八十年代上半期文学创作越来越对中共的统治大不利的时候，中共又屡禁难止，此时此刻，由中共作家协会的主要领导作家出来带头搞现代派，实际上就是在引导作家走形式主义的道路，以堵住对于现实生活的更深开掘。这是不自由时代文学发展的常有现象。但王蒙先生的大搞现代派，带头创作读者看不懂的文学作品，其对于八十年代真文学的发展，实在是有罪无功。八十年代中期之后，文学创作的江河日下，实在与王蒙先生的引导大有关系。其实，中共在八十年代中期选择王先生做了他们的文化部长，也是慧眼独具，本来就不是不是闹着玩儿的。在王蒙先生担任文化部长的一九八八年，全国第五次闻代会上就有一个会规，便是各省代表团不准串联，以致许多抱着以文会友心情才来开会的作家和艺术家们，竟然置身于文代会一片肃杀的氛围之中。如果说它与中共作家部长王蒙没有关系，大约也就不能服人了。

　　当然，还有人会说，王蒙先生毕竟是在八九年之际，因为住在医院不去探望戒严部队，而丢了若大的一个官。此话可能属实。但是，王蒙丢官的当时，北京文坛就曾传出“流言”说：“王蒙太聪明！”因为整个动乱期间，王部长几乎全在国外渡过，而且回国一看那动乱的景象，便又忙不迭地出了国，只是因为最后将时间算错，早回来了几天，所以才只好进了医院。当然，进医院的做法，不去探望戒严部队的行为，也还是因为“太聪明”。只不过这等太聪明，后来却弄出了一个“聪明误”罢了。也算是应了红楼梦上的两句诗：“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这两句诗应在王部长的身上，便是丢了官。这与高行健能够在巴黎公然说出“专制不垮兮绝不归”还是差距大了一点。

　　也许有人会问，他们在文学才华上一样不一样？或是谁大谁小呢？这个问题，本不好比。但是，如果一个作家首先不能真正按照自己的心灵所想来写作，如果一个作家为了官位而只好玩弄聪明来写作，如果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讲的真话和假话都分不清，如果一个作家缺少了作为一个作家灵魂的真实性，甚至是一个作家总是在为一个人皆欲弃之的专制统治“帮闲、帮忙、帮凶”，这样的作家就是有才华，又怎么样呢？晚明的马士英、阮大钺不可谓才华不高，可是他们岂但是在东林党人的面前不算人，而且在文学史上，又有几个人称赞过他们的才华呢？这类例子，文学史上真是举不胜举。所以，也许中共作家王蒙的才华确乎高过高行健，但是，如果这样的“高”，为王蒙这样的作家所拥有，那就还不如没有这样的才华为好。因为，这样的高，只能使得他们在“帮闲、帮忙、帮凶”上帮得更欢，因而只能使我们这些渴望自由写作的中国作家们，日子更加不好过而已。

　　其实，本来高行健和王蒙是不能放在一起相比的。因为，按中共文坛的规矩，王先生是部长级的作家，高先生出国前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处长级的作家了。但因高先生如今一朝得道，获了诺奖，所以，官位虽没有，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却大大地提高了，因而也才能与中共作家王蒙比上一比了。而也只有这样公正地比上一比，我们才能不至于过于狂喜，也不至于过于茫然。至于王蒙，我们只能说，你不过是一个被用来作为中共作家代表的人物罢了。因为，在当今中共的文坛上，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专制文坛上，只是因为你们这样的作家太多，所以，才让流亡海外的高作家得了诺奖。这是高先生的幸运，更是我们这些国内作家在得悉高氏得奖后，既为他高兴，又为自己反添了许多安慰和悲凉感受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