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正清中國新史第三卷中華民國（一九一二——一九四九）第十四章國民革命與南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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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国民革命与南京政府

孙中山与联合阵线

    军阀割据的中国重新统一，也与历史上其它再归统一的先例一样，需要三十年时间，从一九二〇年起至一九五〇年止。也和其它类似的时期一样，这三十年是漫无头绪的一片混乱，因为有平行的好几路人事在同时进行。对外关系方面，有一九二〇年代的争主权运动，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一九三一年以后，日本军阀侵略中国的行为使争主权转为爱国抗日，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为止。国内政治统一方面，由两个专制政党力量组成的联合阵线进行，而两党都受到俄国的列宁主义者鼓动影响。在一九二〇年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为了瓦解军阀势力打倒帝国主义，曾携手合作，也相互竞争。两党于一九二七年拆伙，虽于一九三七年再度组成统一战线联合抗日，却始终是死对头。同时，国民党于一九二八年在南京宣称统一而建立国民党政府之后，党内却发生第三条斗争路线。这次的党内之争的双方，一是仍在继续发展的文明社会元素，一方则是因为日本侵略而获得认可的军事独裁。
    三条冲突路线无一不把旁观者搞得胡里胡涂，也令参与其中者困惑。三者一起把共和下的中国变成充满不可解与误解的谜。我们作析解，必须从孙中山这位爱国者开始。他的诚恳使他能够几乎不涉意识形态，却敢大胆冒险，这两者正应了当时情势的需要。
    孙中山生于靠近葡属澳门的珠江三角洲的一般百姓之家。但是他的成长期有部分时间在夏威夷渡过（曾经因英文成绩优异获得学校奖状），在香港受完医学教育（故有“孙博士”之称衔）。一八九六年间，清朝驻英公使馆将他拘禁之后又不得不释放，给他赢得革命先驱的名声。一九〇五年，日本的扩张主义者协助他在东京组成了同盟会。因他有革命元老的象征地位，一九二一年曾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几个星期，之后便让位给了袁世凯。
    孙的国民党本来的宗旨矛盾不定——只有重整中国社会的有限目标，到一九二〇年代却突显得十分清楚。因为孙中山于一九二二年决心要向苏俄学习，他的接班人蒋介石一九二七年的决定乃是与苏联一刀两断。
    列宁主义所说的反帝国主义理论已超出国家的范围，因而带有一些世界性的色彩。由于政治思想在中国向来是以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为依据，而且中国自古就有包容文明世界的传统。因此，中国的革命者自然选中了有全球普遍效用的教条为号召依据。孙中山虽未表示赞同共产党的阶级斗争观念，却清楚看出共产主义方式的有用之处，所以同意容共，共赴民族主义革命。
    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国际，是将分散在各个国家里的共产党组织而成。一九一九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曾鼓励在欧洲各地进行革命。一九二一年以后，列宁回到他的“新经济政策”上，虽然共产国际仍在与复苏的欧洲社会主义政党较劲，其革命性却已变得较不积极。只有在中国的作风依然不改。
    列宁坚信，西方资本主义利用亚洲落后国家为获利来源，才得以支撑其资本主义制度。如果亚洲不再受帝国主义剥削，西方国家的工资将持续上涨，从而迫使资本主义迅速崩溃。亚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将使帝国主义列强丧失赚钱的市场和原料的来源，因此等于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最弱的弱点进
行“侧翼攻击”。西方资本主义的最弱点是亚洲经济结构，这儿也是帝国主义剥削劳动阶级最不留余地的所在。
    苏俄政府逐步放弃了沙皇时代与中国缔结不平等条约的特权，藉以讨好中国。不过随即发现这么做对以前在东北的权益而言吃亏很大，因此其外交部继续与北洋政府以及华北军阀有外交往来，同时却以共产国际进行革命颠覆。
    一九二二年的孙中山已经历过三十年的风浪，走到了一生机运的低谷。他于一九一二年被拥上中华民国总统之位，却眼见自己的国家分裂为军阀割据状态。为了藉用军阀手段使中国统一，他得与广东的投机武人共事，却于一九二二年六月间因为不敌对方的阴谋而逃往上海。就在此时，他证明了自己是国民党的首要领导人，也证实他无力完成革命，于是才与共产国际连手合作。一九二二年九月，孙中山便按苏维埃路线开始重组国民党。
    这种为便宜行事而结合之举，是有严格限制的。联合声明由孙博士和苏俄代表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宣布。声明中说，孙并不赞成中国实行共产主义，因为环境条件不适宜。苏俄则同意，中国需要统一与独立，故乐于协助中国国民党的革命战斗。孙中山于此时写信告诉过蒋介石，能找得着谁帮忙就找谁帮忙了，而西方列强都不愿帮忙。虽然孙中山此时争取且接受了苏俄之助，在他心目中，共产主义并不能取代他自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而成为中国革命的方针。即便他发觉，将共产党强调的以反帝国主义精神激发群众运动之说并入他的想法，有其效用。

    以这欠安定的结盟为依据，苏俄的协助随后就到。孙中山于一九二三年初在广东成立政府之后，便派蒋介石到俄罗斯考察三个月。蒋回国后，于一九二四年担任在广州新成立的黄埔军校校长。这时候，擅长组织且曾居留美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Michael Borodin），担任指导国民党革命的专家之职。他帮忙创办了一所训练宣传家的政治学校，教国民党的政客如何博取群众支持。于是国民党按苏俄的模板发展了许多地方性的小组织，并且由小组织选出代表，参加党的大会。第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举行，选出苏维埃式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为党内的主导权威。党章由鲍罗廷起草。
    协助中国民族主义革命之余，共产国际隐而不宣的目标是要发展中国共产党，并且使中共在国民党内取得战略地位，进而控制国民党。因此，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国民党同意之下，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同时中国共产党仍然另成一个独立组织。由于共产国际代表坚持，中国共产党首肯了加入国民党而成“内部集团”的策略。孙中山觉得此策可行，因为中共的党员甚少，两党基于反帝国主义而联合，而国民党也有意带领一个宽容的、全国性的、多阶层的运动以避免阶级之战。孙中山同时觉得，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差异不大（至少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看来是如此）。至于中国的共产党员不过是一群想要垄断俄国援助的“青年”，如果俄国为与国民党合作而必须不承认这些青年，俄国人就会这么做。
    中国的共产党员们却正在都市工人、贫苦农民、学生之中寻找确定的阶级支持。不过他们看得出，这种阶级基础还太弱。所以起初只求跟着民族主义运动走，利用这个运动，但不要令其中占大多数的非共党分子产生反感。应注意的是，共产党在中国这时候还只是婴儿期。一九二二年的党员还不到三百人，到一九二五年仅有一千五百人左右。而一九二三年的国民党人数已将近五万人了。赛克（将出版）查阅中共早期文件，指出共产党人在运用“内部集团”策略时的进展乃是假象。事实真相是，中共党员挤入国民党高阶位时能有影响，却没有势力。中共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宣称领导了一百二十万名工人，其实只是工人代表曾出席中共主导的第三届劳工大会。他们造起来的不是“泥巴脚的巨像，而是泥巴脚的佛陀像”（注：feet of Clay 字面意为泥巴脚，意指根本弱点）。共党在一九二〇年代的第一次联合阵线中，无论是在都市或乡村，都未能打下长期支持的基础。
    国共谅解从一开始就不稳当。其维系力量是彼此的利用价值、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以及孙中山在世之时对国民党内反共较激烈分子的驾御力。
    一九二五年间，上海和广州的学生示威与帝国主义势力开火的事件（五月三十日与六月二十三
日），掀起全国人的反帝国主义情绪。不平等条约与外国人的特权持续存在的恶劣事实，造成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引发的行动包括对英国与日本的长期抵制与罢工。

蒋介石之得势

    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不幸早逝之后，他的追随者完成了自广州至长江流域的北伐（一九二六——二七）。受了新的宣传训练的国民革命军人员，比蒋介石的军队先一步出发。军队有俄国顾问，配有俄国武器。借着宣传先行，鼓励民众，以及“银弹”贿赂的手段，北伐军的六支主力将华南地区的三十四支军阀部队击溃，或是予以收编。
    中国的民族主义因此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达到新的抒发高峰，对象则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首的英国。英国人为了自保，一方面归还了汉口和九江的租界，另一方面纠集列强组成一支有四万人的国际部队，以保卫上海。大多数传教士——有好几千人——因为恐惧反洋行动，都自其内地驻留处撤出。一九二七年三月，革命军到达南京之时，外国居民遭到攻击。有六个人丧命，其它人则在英美两国炮舰掩护下撤离。
    就在一九二七年春天，革命军内部潜伏的左右翼分裂终于浮现。两年北伐行动中，左右两派大体上都合作行动，但蒋介石早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就曾在广州下令逮捕左翼分子，据称是要反制对方挟持他的阴谋。一九二三年在俄罗斯的三个月考察，已经使蒋认识了苏维埃的作风，也令他疑心共产党图谋不轨。北伐成功后，情势终于明朗。
    简言之，自广州迁至武汉的革命政府，到了一九二七年三月间已经为国民党内的左翼与共产党人把持。其领导人包括孙中山的遣孀宋庆龄、孙中山的大弟子汪精卫、革命军首席顾问鲍罗廷。全国首都改设在武汉。由于武汉是重要工业中心，正适合共产党人的策略。革命政府虽有中共党员为阁员，但军事力量很弱。
    国民党内较保守的领袖所支持的蒋介石，原本以长江下游富饶的战略要地为目标。蒋生于宁波内地的地主士绅家庭，在华北与东京受完军校教育，继承了中国日本惯常的儒家（并不开明的）观点。一九二七年间，上海南京地区一旦进入蒋的掌控，他就能够以军事力量预先阻止共产党人的行动，并且巩固自己的地位。二七年四月，共党领导的工会控制了上海，与外国军队及战舰对峙，共党依共产国际指示，等候盟友蒋介石到来，岂知竟被蒋的军队——得上海黑道的青帮之助——攻击，在一场流血背叛中伤亡极为惨重。
    蒋以南京为国民政府所在地。不久就有一名武汉当地的军阀夺权成功，瓦解了左翼政府，有些左翼领导人便逃往莫斯科。南京的新政府解除了居要位的共产党员之职，并通令全国实行清共的恐怖政策。有一段时间，清共行动大体上成效颇着。一些由共党领导的小队革命军曾发生叛变，共产党人继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在广州发动政变。这次夺权失败后，共党就退入乡下山区，以撤往江西省者最多。
    共产国际在中国进行革命实验的不光彩败绩，曾受到莫斯科权力斗争的影响。托洛斯基（Trotsky）与其拥护者不赞成共产国际渗透国民党的工作方式，他们事先已料到蒋介石会反共党，故力主纯粹共党领导的独立行动，在中国发展工人和农民的苏维埃组织。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却认为，在这么落后的国家里推动独立的共党运动，只会招致来得更快的打压。这一派人期待，到了国民党容共的后期，共产党将可以如斯大林所说的，把国民党盟友当“榨干了的柠檬”一样扔掉。
    共产国际之未能成事，主要当然是因为距离现场太远。像上海这样连无产阶级都未组织起来的地方，斯大林藉马克思辩证就想遥控其混乱骚动，根本不可能成功。共产国际在中国的计谋失败，也肇因于共产国际先把中央集权的苏维埃式党组织教给了国民党，要颠覆这种党组织可比颠覆西方式国会政党要困难多了。
    蒋介石与共党决裂，意味着要在革命军行动到了某个阶段时收拾一下成果。在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改变乡村农民生活形态未发生前煞住了脚。

    南京政府的统合巩固，加上以军事行动遏阻反叛，使蒋与国民党的领导人经营出表面上的全国统一局面，并且获得列强各国承认，开始推展行政体系——此乃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先决要件。一九二八年春，蒋领导进行第二次北伐，随即于六月间攻占北京，改名为北平。十一月间，东北军阀张学良承认了南京政府的管辖权，完成了中国名义上的统一。此时各国先后与南京政府缔约，也使国民革命军的行动获得国际承认。
    这个当儿，可归纳出来的结论有好几个。国民党虽然得势，党内却有太多相异的成分，无从发挥党的专政。相反的，不久就变成蒋介石的专政。国民党成立初期曾以民族主义为驱策力，一九〇五年起是针对满清异族统治而发，一九二三年起以缔结不平等条约的列强帝国主义为目标。意识形态是激发学生行动不可或缺的，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名义上是三民主义，但是三民主义实在只算党纲（一组目标），不能算是意识形态（一种历史理论）。一九二三年以前的国民党未超出广东军阀势力的格局，以后与苏俄连手，才按列宁主义路线改组，有了接受党性灌输的兵力，并且与中国共产党组成联合阵线。为期四年的苏俄协助与中共合作，加上要求内除军阀“封建”外除列强“帝国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爱国意向，帮助国民党掌握到权势。
    这个纠缠不清的故事暗示，二十世纪中国根本上始终只有一种革命运动，即是主要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也许这可以让人看见国民党较好的一面，显得它一心一意要做的是强国与改革，并不是无休止的阶级斗争暴行）。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在上海肃清中共党人，虽然因此使列强于一九二八年承认了南京政府，却导致国民党的革命精神涣散。过不久，国民党就陷于对抗共党与日本的腹背受敌境地。

南京政府的性质

    一九二八年成立于南京的国民政府，似乎是一九二一年以来最大有可为的政府。其成员有许多是留学国外的爱国分子，能够胜任近代单一民族独立国家的政务。近代生活的便利设施如电影院、汽车、剧院、手工艺、书报杂志、学校和教员，很快就在南京处处可见了。各种新设机构包括中央研究院的十数个研究所、国民政府的公共卫生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海关税务的多种相关部门、中国银行的研究部，以及许许多多类似的机关。此种成长持续了第十三章提及的文明社会之建立。
    国民政府的潜能，它能为中国人做的事，不久就要毁于日本军国主义之手。日本人已于一九三一年占领东北，三二年进逼上海以及北京天津一带，并且于一九三七至四五年间全力侵略中国。一九三〇及四〇年代，日本以及工业技能与沙文主义阻碍中国的文明进步，正如德国的类似技术能力在欧洲的作用。国民党南京专政本来就有弱点，在备战以及不得不战的压力之下更加恶化。
    国民党的第一个弱点是丧失了革命目标。遵照孙中山的革命建国三阶段（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国民政府宣布一九二九年为国民党专政的训政时期之始。

    自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党实行苏维埃式的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会变成主要的政治权威所在。政府高官大员由中执会选任，而且通常就来自中执会。宪政延后了。党内的情报新闻部、社会事务部、海外事务部、组织工作部都在中央政府内部运作，但形式上隶属国民党而不隶属政府。党与政因此无从划分。
    如此一来，国民党变成官僚体系的一支，原来的革命使命已经没有了。国民党早先对地方行政的监督、在军中进行的政治工作、审判反革命分子的特别刑事法庭，全部都减少了，或是撤除了。工人、农民、青年、商人、妇女的群众组织工作也停摆了。以前这类群众运动曾动员全民支持北伐，但是现在南京的当权者却对游行、示威、群众大会甚是不以为然。他们阻止学生运动，把二〇年代中期的这类行为看成是打击军阀的有用工具。现在权力在他们手上，由他们支配运用，学生运动已经没有价值了。抱持了这种态度的国民党，党员人数减少了，至一九二九年，党员总数不过五十五万人，其中二十八万人是军人。上海的党员则多为公务员和警察。
    国民党非但不是中产阶级取向，还破坏了上海工商界的半自治局面。国民党用黑道的劫持暗杀手段，威吓商人多捐军费。此外还成立和商会相似的组织，重组同业公会，调换其人员，迫使上海总商会关门大吉，吓跑了上海商绅。现在由新设的社会局来监督行业组织、调解冲突、收集统计数字、推行慈善工作、维修卫生及安全设施、整理市镇计划。官方取代了商人阶级。
    国民党也接管了抵制行动，以政府的力量组织对付日本贸易。抵制行为变成了受管制的自发性群众运动，也可以变成对付大商家的恐怖手段。据白尔杰说，大上海的市政当局把持住“等于管理租界官员的权力”。两万（可能多达十万）名青帮分子变成国民党的特工，随时搜查工会领袖和共产党员，并且继续胁迫不肯捐献军费给政府的殷商富贾。上海租界区已经不再是中国国民可以避难的地方了。
    上海的银行家现在和北京、天津的同行一样，靠贷款给政府赚了大钱。一九二七至三一年间，他们承购了大部分的债券，总额约有十亿美元。政府债券是以低于面值的价格卖出的，银行业者实得利息为百分之二十或以上。
    南京政府的政绩，包括废除厘金与关税自主。新式铸币厂设立后，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完成废两改元计划。为处理外援资金，设置了全国经济委员会。最后则是一九三五年的金融整顿，定四家大银行为中央银行，以法币制度统一全国货币。政府控制了全国三分之二的银行，对工商课税愈来愈重，另有货物出厂的统税。此外也提高关税。
    总的看来，如白乐日所说，似乎“趾高气扬的官僚机器将要再度扼杀进取事业心了”。高阶官员谋求中饱私囊，政府则是利用近代化工商业强化自己的权威，并不利用投资效益好的企业来壮大国家经济。南京政府既已将士地税放给了省政府，就只得靠交易税过活，以至于使本来该得政府全力赞助的企业界反而受到打击。这些反发展的政策，同时阻挠了国内的高经济效益企业投资以及外国的资本贷款。南京政府的十年中可能经历了农业经济的持续停滞，平均国民生产力没有明显的增加。另外，抵销经济发展成果的还有“官僚资本主义”，亦即是，由官吏和政治集团支配企业与金融。这些官吏和政治集团借着操纵政府独占事业、金融、开发计划、大小机关而自肥。结果，南京政府连债务都偿不清，更不用提如何步入再投资与工业化以自足的阶段。储蓄存款都输往政府现时所需或私人投机，国家的资金资源并未被动员，连军事开支也动用它不得。
    这种负面观点，被经济史学家柯伟林（William C．Kirby，1984）的意见冲淡了。柯氏坚决认为，国民政府虽有处于战时的缺点，但的确有其建设国家的成绩。国家资源委员会领导的兵工业便是明白的证据。不论怎么说，大多数研究此题目的人士同意，南京政府之存在不是为了代表中产阶级社会的利益，而是要使其势力永固，与以往王朝政权的情形颇相似。
    如果国民政府不算“中产阶级的”，是否至少该算是“封建的”？也就是说，是代表地主阶级权益的？答案是混合的。由于南京中央政府把土地税交给省政府去收了，省政府为了收入着想，通常会让地主们安居老巢。中央政府的军官尤其可能变成拥有大片地产的人。南京政府反对动员农民，却赞成权力集于中央不要分散。“封建”欠缺明确意义，比较实用的法子是，把南京政府看成有双重性格，在都市重镇与外交接触方面比较近代化，与各省军阀的老式较劲上却是反动的。对外时它可以继续努力朝现代化走，至少可以装点政府的外表。对内时却不断打压社会变革。外国人比较容易意识到它将有什么光明前景，而且按英美式的想法，认为中国若要往前进只有靠渐进的改革，不能激变。

体制的弱点

    南京政府之所以得到外国认可，最主要就是因为有现代化作风。行政院之下的外交、财政、经济、教育、法务、交通、战争、海军各部，都在南京建起宏伟的办公大楼。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三院之外，还设有执行检察审计权的监察院，以及甄选文职公务员的考试院。这许多新院部吸收了受过高等教育人才，这些人都很清楚中国在世界上受人轻视的地位，无不借现代科学来治中国的古老问题。起初政府中确实有一番清新气象。
    不幸又遇上第二个难题——南京政府能力有限，如何治理中国为数四亿的人口？国民党虽有设备和新式厂房，却只能算得上是中小企业。工业生产赶不上比利时，空中与海上力量不值一提，生活上的便利设施连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州都不如。这个一个既小型又半新不旧的政府，却想要罩住辽阔古老国土上变化莫测的浩繁人民。整体而论，中国人民尚未承担重税。托马斯·劳斯基（Thomas Rawski，1989）发现，一九三〇年代初期的中央、省、县税收总额，只占中国总生产量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可是，南京政府里推行现代建设的人士却想要发展现代化农业、铁路与公路、全国性的新闻通讯系统，以及提供机会给青年及妇女的新观念。南京政府发现，最强有力的支持来自各通商口市，最丰厚的收入来自外贸的关税，最大的困难在于接触不到农民群众。事实上，南京攻府起初只控制长江下游几省。而且与各省军阀政权的政治斗争始终不断，甚者经常要用武斗才能镇服。
    再就是，国民政府从一开始就有人事造成的体制弱点存在。一九二六年誓师北伐以前，广州的国民党成员包含了孙中山那一代的同盟会元老，以及比较年轻的理想主义激进分子——这些人多中具有国民党员兼共产党员的双重身分。鲍罗廷带来的苏维埃成分，已经融入蒋介石的渐渐升高的军事领导。然而，不过五年时间，原本在广州有朝气的杰克尔医生（Dr.Jekyll）就变成了在南京卑劣的海德先生（Mr.Hyde），是什么原因使国民革命运动变脸如此之快?（注：Dr.Jekyll and Mr.Hyde即“化身博士”，前者是温厚的医生，服变形药后变成凶残的后者。）
    因素之一当然就是清共行动以及对残余共产党人的排斥压制，中国共产党那种少不更事的理想主义已被一笔勾消了。第二个因素是，旧官僚系统与军阀政府中的一些高官加入国民党，形成一股影响力。仔细挑选党员，或执行党的规章，从来就不是国民党的特色。这个党一直是一大堆不听中央指挥的相互竞争的派系组成，党员方面则照例是来者不拒。有些军阀甚至带着整支军队入党。国民党在南京得势以后，因为纳入了腐化而随波逐流的旧官僚，收容了愈来愈多毫无原则的投机分子，把原来的革命理想主义冲淡了。易劳逸（Lioyd Eastman．1974）指出，早在一九二八年间，蒋介石自感有领导之责，曾经说：“党员们不再为信仰原则或群众而努力，……革命党人已经堕落，丧失了革命精神和革命勇气。”他们只为权势和利益奋斗，不再愿意牺牲。到了一九三二年，蒋索性直截了当地说：“中国革命运动已经失败了。”
    简而言之，国民党得了势就变了质，毕竟当初曾利用上海青帮黑道力量来铲除共产党。起初，许多中国人十分拥护南京政府，但是旧式官僚主义的恶形恶状不久就令他们大失所望。除了打压中国共产党的白色恐怖手段，国民党的警察曾对其它政党和行业的各种不同人士实施攻击、镇压，有时候予以处死。新闻业虽然持续存在，却受到严格检查。报社出版社会受到骚扰，甚而有发行者遭暗杀。大学一律受到管制，必须教授三民主义，而且时时调查有无悖离正统的迹象。任何人只要表示关怀群众，就会被指为亲共。这种反共立场，如果不至于阻止了一切改善人民生活的计划，也己造成打击。国民党便是这样让自己脱离了革命奋斗。与压制手段、检查制度并行的，还有舞弊营私和行政效率低落。旧的俗谚“做大官赚大钱”不但回来了，而且变本加厉。
    这种祸害成为蒋介石的沉重负担。他本是一丝不苟的人，而且一心要完成中国统一。到了一九三二年，他对党感到彻底失望了，对于不能强化领导力的民主西式作风也心灰意冷。于是他着手组织一个法西斯式的团体，以一、两千精选的狂热军官组成。这些人暗中拥载蒋介石为墨索里尼（Mussolini）和希特勒（Hitler）式的强人领袖，一般多称他们是“蓝衣社”。一九三四年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主旨在宣扬固有道德，扫除萎靡的社会风气。这个运动便是蓝衣社在幕后推动的。南京政府时期的这种法西斯动向，若不是欧洲的法西斯专政与中国隔绝，还可能变得更强烈。
    蒋介石能在这混杂局面之上稳住自己，关键在于他不完全投入任一派系。他宣称是虔诚的美以美
派基督徒（Methodist），听取传教士的建设意见。他曾经支持国民党的组织部而与蓝衣社对立，但通常是让党发挥不了作用，不让党参与行政。此外，他使以前是他学生的黄埔军校派和军中其它派系势均力敌，又使行政系统的政学系和党组织的C C（陈氏兄弟）派互不相让。他的角色的作用是，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最后决策力量，更不用提让群众参与决策的事了。他与二十年前的袁世凯一样，发现中国的政治似乎需要有一个独裁者。他虽然在不同的时候担任过各种不同的职务，却显然是唯一的最高领袖，他的政治手腕可是慈禧太后望尘莫及的。蒋介石推崇的榜样人物之一是曾国藩，曾以平定太平天国之战而使天下黎民免受革命动乱的大破坏之苦，所以被蒋尊为前辈楷模。
    总而言之，蒋介石承继了中国统治阶级的传统：他的道德领导是用儒家术语表达的，他的政府办起事来却流露出效率低的陋习，他曾于一九三一年间说过：“事情到了政府部门里就公事化了——改革计划全都是办得无精打采、心不在焉、没有效率。”其结果是，乡村改良的纸上计划极少付诸实施，经济发展也都变得七折八扣。
    南京政府实施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结果很糟。立法院的权限与行政院相形见绌，而行政院各部会又有党的各部会为较劲对手。考试院等于没有发挥功能。据易劳逸所知，“到一九三五年，才只有一千五百八十五名通过公务员考试的人”。而这些人之中有许多根本就没有被任用。至于监察院，虽然承袭了古时御史的职权，却几乎完全没有用武之地。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间，“院方收到的案子共指控六万九千五百名官员涉及贪污，结果只有一千八百人被发布了起诉书”。更糟的是，监察院没有司法裁决权，一千八百个涉嫌贪污的官员中，只有二百六十八人经法庭审讯被判有罪。这二百六十八人之中，有二百一十四人未受处分，四十一人受到轻罚，只有十三人被撤了职。
    和文官政府这五院平等相对的，是蒋介石任委员长的军事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用掉了南京政府岁入的大部，并且自己成立了一个实质上的军政府。蒋介石顺理成章摆脱了俄国军事顾问之后，很快就另聘德国人代之，组织起和文官政府各自为政的军事指挥系统。其参谋部以及军事委员会前身的各部，都听命于最高统帅蒋介石，文官政府的五院则服膺于他的主席职权。德国军事顾问着手发展训练了庞大的军事系统，期望能争取到德国提供的军事工业援助。一九三〇年，德国派了一个“中国研究委员会”来考察三个月，还设了好几处文化机构，以发展更密切的关系。此外中德民航线也开辟了。
    日本人于一九三一年占据东北，激起北京知识分子以及一般人愤慨，主张为自卫应发展全国实业。科学界人士于是动员起来，一位留德的地质学者担任了教育部长。一九三二年开始组织的国家资源委员会，由翁文灏主持。翁是进士出身，又在比利时的卢万（Louvain）修得地质及物理博士学
位。他是品行正直无瑕的人，非常聪敏，在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计划中担任高阶要职。国家资源委员会是直接受蒋介石与军方指挥的，其宗旨是要开创国营的钢铁、发电、机械、兵工等基础工业。工业发展计划包括了争取外国投资，尤其要争取德国投资。一九三二年间，先前成立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已在运作之中，以军事工业合作为目标。中国的钨成为德国工业极重视的矿产。一手组成德国新式陆军的席克特将军（Hans von Seeckt）曾两度来到中国，并主张建立有新的军官团的菁英军队。
    一九三七年日本攻打中国的时候，国民政府已经和纳粹德国培养出前景看好的关系。但是，德国同时与日本发展的关系，以及一九三九年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迫得中国舍德援而转向依靠尚在微量阶段的美国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