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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历史》作者:胡德平、周海滨

父亲组织“真理标准”讨论

1977年1月1日、2日，这是打倒“四人帮”后的新年第一春，父亲的心情并不好。他对团中央干部严如平说：“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是毛主席说过话的，点过头的，画过圈的，都要一切照办……与其去做违心事，不如在家抱儿孙吧!”

当年的8月12日至18日，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父亲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他对套在广大干部群众身上的组织枷锁发表意见，并指导中央党校教员杨逢春、叶杨、陈钟撰写我党干部路线急需拨乱反正的文章。这是1977年内父亲在思想宣传领域中联系的最大、全国人民最为关注的实际问题。他提议，组织个写作班子，文章题目就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那个时候，上至国家主席，下到普通家庭，有无数的冤魂等待昭雪，遍地的冤狱等待平反，整个国家、民族的生活都处在一种“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的悲惨状态。对杨逢春等人的文稿，父亲修改了17次，并得到胡绩伟等同志的大力支持，文章最终于1977年10月7日在《人民日报》刊登。报社一个月收到1万多封来信来电，文章作者两个月内收到的电报、信件可装满两麻袋。

父亲在党校工作期间，党中央还有一项重要工作交给他，就是编写一本党史教材。在1977年9月21日、22日举行的中央党校有关会议上，他说：“叶帅曾找我谈过，希望几年内能搞出一本党史教材。我曾找过小平同志，请他挂帅，写党史。小平同志说，他不挂帅，让党校先搞。”为此，父亲向党校提出两项要求，依此原则编写党史教材：一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编写党史教材的工作紧张进行。10月9日，叶帅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他说：理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绝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

这是党的最高领导层成员在公开场合中第一次提道“真理标准”的问题。他的讲话使党校学员对实践论的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理论要受实践检验的观点，又受到一次新的启蒙教育。其中的有心人，则抓住叶帅讲话的核心，或以此指导党史研究，如冯文彬;或撰写文章见诸报刊，如邵华泽。

得到叶剑英、邓小平支持以后，父亲思想更加明确了。这一年，他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在年尾的12月10日，他召集有关会议，讨论党史教学问题。他在会上发言：“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而不能断章取义，依据片言只语……搞一个研究讨论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要，搞这么一个文件。”

1978年1月18日，中央党校完成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草稿)》，明确提出：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

这时，父亲的思想又取得一次质的飞跃。半年之前，他还主张，以“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和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即二元论的标准思想来编写党史教材。现在，他已经成为一位彻底的实践标准一元论者。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使“特约评论员文章”这一形式载入新闻、理论史册。1978年2月19日，由父亲审阅的《老干部的光荣责任》一文，第一次署名“特约评论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年的5月6日，父亲召集《理论动态》组开会，大家又仔细审阅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下称“《实》文”)文稿。父亲对大家说：“我认为可以了。”同时提出两点修改意见。5月10日，这篇文章在《理论动态》上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出。

“《实》文”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九家主流报刊相继转载。我当时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同事们眼见的，耳听的，嘴上议论的，头脑思考的，都集中到这篇文章上来，人们兴高采烈地阅读着这篇文章。

5月13日，下班回家以后，我兴冲冲地向父亲谈了自己的感受，并转述了馆内同事所提的一些问题。他当时的心情很好，回答的底气很足。1978年5月14日我的日记里记下了他的回答：“德平，《反杜林论》你根本就没有看懂。历史的发展根本就不以谁的意志为转移，历史的发展是两种力量斗争的合力。1969年以前，我个人得失想得比较多，1969年以后，我彻底丢开了这些。1976年过于悲观了一些。”

5月18日，晚饭后，父亲见了几个年轻人。客人走后，他对我说：“我们《理论动态》下一期要出一篇，‘历史潮流和心有余悸’。我这半年来是很振奋的，越战越勇……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这篇文章是能站住脚的。我希望有人来驳，驳后我们再写一篇。”

一个多月后，“再写一篇”文章的诺言兑现了。6月30日，文章在《理论动态》第70期上发表，标题定为“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这篇文章，父亲看了五遍，华国锋同志看了两遍。

当大讨论的形势已有明显好转时，社会上又传言这篇文章的矛头是对着中央某某人的。我颇感惊愕。6月8日，我小心翼翼地向他问及此事，他说：“(过去)有人不同意(《实》文)，我反复看了几遍，认为这篇东西驳不倒，能够立住脚。最好不同意(这篇文章)的同志，能够写出文章来，驳一下嘛!今天讲，我们这篇东西就是正面阐述，根本不是针对谁，(现在我又)有‘新三胡’之称。”

我认为这是他的真实思想，文章不是针对任何个人的，而是针对一种根深蒂固的“极左”思维。因为他那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多换思想少换人”。

截止到5月底，全国共30多家报纸予以转载。对于这一声势，任何想阻碍这一潮流的人都不会没有顾忌。这时，中国共产党内革新求变的领导层逐渐掌握了思想解放运动的主导权。

据《叶剑英年谱》记载，5月11日，叶帅在第一时间看到《光明日报》刊登的“《实》文”，“对文中的观点十分赞同。”“在另外的场合，他还建议把《光明日报》那篇文章印发到全国去。”另外，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也是叶帅提议召开的。

5月20日，罗瑞卿同志对《解放军报》负责人华楠、姚远方等人表示：“真理标准”的文章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听说现在有几位秀才还不大赞成，我要去做他们的工作。

这一期间，父亲和罗瑞卿同志曾有六次电话长谈。《解放军报》也连续发表三篇批评“震派”、“溜派”、“风派”的杂文，主题都是针对“文革”中背离实事求是精神的各种投机人物。

6月2日是很重要的一天。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关键时刻，在中央军委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做了重要讲话。他在会上专门讲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

由于他对“《实》文”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给予了大力支持，思想解放运动得以大大推进，其领域也更加扩大。

然而，严厉的批评之声仍然存在。标志就是吴江同志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已不能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发表，但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解放军报》上刊载。在军事术语上这叫“转移战场”。

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理论、宣传界先进分子不屈不挠的斗争，又引发了各地广大干部群众的学习和讨论。从6月25日到12月8日，全国29个省、区、市领导同志都纷纷表明自己的态度，赞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中，甘肃的宋平、黑龙江的杨易辰、辽宁的任仲夷三位省委第一书记反应最早。可以说，全国人民、全党和领袖人物们反映时代、历史要求的意志，这时已经最大限度地团结凝聚起来，成为一支最强大的力量，形成了当时中国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并直接导致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成果。

改革的目的是“藏富于民”

我们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很早以前，父亲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很明确的：“藏富于民，让人民富起来。”一直以来，他既不认可苏联和东欧那种加重群众负担的高积累模式，也不赞成高度竞争追求高额利润的资本主义模式，而是希望中国走出一条以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来推动农、轻、重生产为序的社会主义新模式。记得1982年5月19日，父亲召集了一次研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讨论会。在这次讨论会上，对消费问题的意见虽不能完全一致，但已引起党内高层的注意，并产生积极影响。

父亲主张在新形势下，既要刺激消费，又要引导消费，这是改革开放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他不主张城乡居民的收入过分集中在储蓄方面，不同意过分地强调积累。

我记得在上小学的时候，一位女同学写过一篇作文，描写她在夏天穿了一件花色鲜艳的布拉吉。立即遭到周围同学的讥笑和讽刺，说她爱美，爱打扮，但她内心却充满了一种少年女生的愉悦。她的内心独白是：“今天我穿花衣服，明天你们就会穿上更美的连衣裙!”语文老师当众向全班同学朗诵了她的作文。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当时穿花衣服的号召，就是团中央发起的。父亲当然是个最积极的策划人，并得到财政部的大力支持，国家为此增加了税收，时为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为此喜上眉梢。这是我记忆中父亲第一次倡导消费。改革开放以后，父亲率先穿起西装。为此，一些民主党派的老同志给他写信：中央提倡的都好，就是穿西装不好，因为西装不是我们的，应该穿中山装……他在大会上解释说：中山装也不是我们国家的传统服装，是孙中山先生引进后改装的。

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出身于湖湘文化之地的父亲来说，故乡文化对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当我上初中的时候，父亲就说过：以后几个孩子，谁上初中，家里可以给他买辆自行车;上高中，可以给一块手表;上大学，可以给一架照相机。他对家人如此，对全国的青少年也有此“梦想”。改革之初，他就和身边的人讨论，要让青年人学些什么技艺呢?他提出应该训练青年人开汽车。据李汉平回忆：1984年我们家从富强胡同6号搬到现在的居址，中央警卫局也给他分了一套居室，汉平同志想把原来的住房留下。父亲对他说，富强胡同我家的房子要还给团中央，一间也不要留。你的房子也要还给机关。以后，总有一天我们的老百姓可以用自己的钱买汽车买房子。

父亲提倡消费，同时也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他反对不合乎生产力水平和豪华奢侈的高消费，他更痛心疾首地反对生产领域中的浪费。对浪费资源、盲目投资、不计成本、没有效益、不惜民力、长官意志的经济增长模式，他有着一种天然的恶感，并把它归之于体制问题。碰到一些反反复复、劳民伤财的胡子工程，他总爱说一句话：“张书记挖，李书记埋，王书记上台又重来!”

1983年12月22日，父亲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审议《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时，提到管子讲：“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后来司马迁的《史记》把这句话改为“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对此，他做了认真比较，他认为这种古典的经济思想是对的，需要我们很好地借鉴发挥。

他说，苏联为什么几十年富不起来?就是苏联领导脑子里没有老百姓，光搞钢铁，扩充军备，争霸世界。他认为，要想办法使人民用智慧和劳动的双手富裕起来，国家就强大了，就能抵御一切风浪，立于不败之地。

我曾遇到一个对父亲充满思念的人，他是黑龙江农垦局的局长，一位当年支援北大荒的知青，叫隋凤富。他很激动地告诉我说，“现在黑龙江农垦区已经种植水稻1000万亩，而韩国全国的稻田才700万亩，我们产的全部粮食可以供四个直辖市、香港、澳门，还有西北几省吃几年。我们当年从来没有想到会这样啊!”

原来在1984年8月，我曾经陪同父亲休假，到黑龙江北大荒农垦区。虽然垦区的群众辛勤奋斗几十年了，但与内地的生活差别依然很大。父亲对当时遇到困难的垦区人说，“你们必须要自负盈亏，要有盈亏的思想;这么大的面积和资源，你们要能一统天下;现在遇到了困难，旱路不通走水路嘛，可以种稻米”。隋凤富说，胡耀邦的这几句话对他们的发展帮助很大，影响也很大。

在川西北，父亲给马尔康人出主意：“林区的人民要富起来，只有四条出路：一是营林;二是加工;三是采矿;四是修建。什么修公路、建水电站，都让老百姓去搞。还有商业、运输、旅馆、饭店，也让群众去办。总之，东方不亮西方亮嘛!”

在云南省中缅边境的德宏，他和傣族、景颇族人合计：“群众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可以种些木瓜、香蕉、菠萝、芒果等热带作物”;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当自治州州长说由于当地搞不了大的工业，所以人均收入还不到240元时，他说：“不要老是盯着大工业，哪里来那么多的投资?要搞乡镇工业，特别是家庭工业，联户工业，几户人家联合起来搞，来得最快。”在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父亲对于大量出现的自谋出路、自主创业、乡镇企业、长途贩运、私营服务业和个体工商户，一直很赞赏、很爱护，并把它称为“光彩事业”而大力倡导。

父亲曾经说过：“党的富国富民政策，是最大的群众观点，不领导群众勤劳致富，是最没有群众观点的。什么怕失控、失灵呀，根本的问题是有些同志，就是抓住瞎指挥权不放，或者是抓住谋私的权不放。因为一办起家庭农场，他就不能瞎指挥了，也就没有谋私的权了……目前，办家庭农场，群众说是‘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个顶门杠’。就是怕有顶门杠，你们有中梗阻没有?你们的顶门杠拿掉了没有?不行的就是要调开，拿下来。”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这正是改革的目的。父亲当年的这一观念十分牢固。记得20世纪80年代，“富民政策”宣传得最得力，几乎绝大部分省都打出了兴省富民的口号。

父亲第一次面对被拆迁群众

1952年1月8日，时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和行署主任的父亲在南充市检查工作。在步行途中，又检查了南充市人民政府办公大楼和工人俱乐部。这时许多拆迁户向父亲围了上来，纷纷诉说拆迁中的问题，当时政府威信很高，拆迁户也给足了领导们面子，虽无起哄闹事，但像这种直面的批评和意见反映，对父亲来说还是第一次。父亲耐心听取拆迁户的意见，又看到两处工程都存在大量的浪费现象，拆迁民房过多，因而当场指示因陋就简结束工人俱乐部全部工程，不准继续拆迁民房。并在1月10日致信南充市市长吴致中，请吴市长在南充市召开的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宣读他写给大会的一封信，信中第二个问题写道：

一年多来，公家修建房屋，不仅浪费很大，而且因为收回了大量国有土地，购买了大批民房，特别是将其中一部分拆掉，使政府财产与政府威望遭受了许多损失。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应向人民群众检讨。

此事在1983年4月8日的四川《文摘周报》亦有报道。从信中，可以看出父亲在解放初期对城市房地产问题上的一些朴素思考。

首先，新政府收购民房，购买城市土地，将其性质变为国有土地，是形势、发展的必然，并无不可，但父亲认为，政府对此土地的利用必须兢兢业业，精打细算，绝不能因替公家办事，就大手大脚，大大浪费，华而不实。比如，修建南充市人民政府大楼，是1950年7月30日破土动工的，川北各界曾为此欢呼，父亲并为此欣然命笔：“建设人民新川北第一基石。”但当他这次看到市政府的围墙修得比较“华丽”，就立即进行了批评!还有，政府“购买了大批民房，特别是将其中一部分拆掉”，把原有的使用价值变为无用，岂不也是浪费。

其次，父亲认为在城市建设中，必然会产生公私矛盾，即国家用地利益和居民私有财产的矛盾。怎么解决?一定要对被征收、征用方的私有财产，进行合理补偿，对人要妥善安置。在信中他写道：

所购买的民房，是否还有没全部合理地给足购买金的，所收回的国有土地户，是否还有没全部妥善安置的，如发现有，务须由修建机关立即并合理地予以补偿和安置。不办或拖延者，以违纪论处。

再次，在公私矛盾严重之时，政府应起带头、疏解作用。父亲在信中还谈道：

据说现在市内民房不足，尚有一些市民租不到房子住，为此，特明确规定：1.自即日起，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均不得再购买一间民房，违者以违纪论处;2.在15天内，腾出150间左右的公家房屋，以稍低于市价房租，租给无房可租的市民居住;3.公家新建居民区的房屋租金是否尚高，如高了一些，应即再减低一点。

由于政府、部队带头，南充市城建和居民住房等方面的矛盾处理得还算比较好，解决了拆迁户和政府用地的矛盾，也未留下什么后遗症。

最后，父亲还检查了自己的“官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官僚主义”是党内最早提出的主要危险倾向之一，人人难免。父亲也在所难免，但他深恶痛绝的是那种“死官僚”的作风和架势。

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父亲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2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至此，父亲开始参与我党全局工作的研究和决策。1979年是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第一年，也是极其特殊的一年，因为这一年要安排回城知识青年700多万至1000万人就业。700万人就是700万个家庭，最少牵连城市3000万人口。1979年7月4日父亲在中宣部一次会议上说：

城市现在是什么问题?一是就业问题，二是物价问题，三是房子问题。中央是清楚的。房子问题今年抓得太晚了。现在已经到了七月份，今年抓不住了，明年一定要抓住，就是要抓住城市居民的住宅问题。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父亲被选为中央常委和总书记。

1980年7月，也就是距父亲1979年7月讲房子问题后的整整一年，他对党政机关、部队挤占群众私房问题作出批示，北京市委、市政府积极响应，很快就颁布了“京发(1980)140号”文件，落实私房政策，落实政策的过程中还颁发了新制作的房产证，时为1980年9月18日。

“我不能反潮流，但总能抗潮流吧!”

“文革”初期，和父亲的谈话，我总是张口一个阶级斗争，闭口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他开始还耐着性子听。1967年上半年一天晚上，父亲问起北大、社会上的“文革”情况，我又一次念经似的说起阶级斗争长、阶级斗争短的老套套来。这一次，他开口了，开始语气非常平静：你翻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有篇文章叫《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毛主席在苏区红军时期就说，“要造就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不能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突然他加重语气，把手一挥，大声说道：“德平!你不是老说阶级斗争吗?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说经济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我还想辩解些什么，但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个事虽然父亲没有完全说服我，但是对“文革”的怀疑，从这也开始了。

早在前一年的1966年8月，团中央已经改组了。中央“文革”有人说，“团中央修到家了”，也就是说“右”得不能再“右”了。现在父亲这番话，是否又有“右倾”之嫌呢?但他说得那么认真、威严、斩钉截铁，又指出了毛主席写的是那篇文章、那个时间、那段话，既然战争年代都把生产建设视为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那么和平年代不是更有理由搞好我国的生产建设吗?自奉为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的年轻人，能不考虑吗?父亲虽没说服我，但对“文革”的理性思考不知不觉就始于这类思想交流之中。他的教诲使我终身难忘。

1971年，当时全国上下大批资本主义，大兴“斗私批修”、“消灭私字一闪念”。这时父亲已从河南的“五七干校”回到北京，虽已获“解放”，但尚未被安排工作，“赋闲”在家。那时，我还在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工作。有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有些地方纷纷关闭农村集市贸易的自由市场，不由得深深叹了一口气。他突然问我：“什么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我当即回答说：“那就是有资本家、有资本还有剩余劳动。”他又问：“那你看这集贸市场呢?”我说：“那也是啊!沾到钱了，沾到交换了嘛。”他说：“你错了，你还是个大学生啊!你们学过《资本论》没有?”我说：“没好好学。”于是，父亲详尽地向我讲解了物物交换和资本增值，分析了农村集贸市场的交易方式与资本增值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当时父亲说：“我们现在老是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实际上我们的马列主义的认识水平和学习已经降到最低点。”

有一天，父亲又问我：“你对斗私批修怎么看?”我说：“私是万恶之源。”父亲问：“你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我说：“当然是唯物论啊!”父亲说：“不对。私心、私的观念是意识形态问题，你不能把这个与私有制混为一谈。”他说个人利益、个人的愿望这个应该是合理的。虽然还在“文革”中，父亲就能够非常清楚地把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严格区分开来，对当时盛极一时的“极左”路线的方针政策有着深刻的思考。所以，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父亲在“文革”中期也常对身边的人说道：“我不能反潮流，但总能抗潮流吧!”从“文革”的荒唐混乱之中，他更坚定了共产党执政以后必须做好经济工作的决心。

解决知识青年返城问题，青年人的就业问题，社会上的待业问题，这是父亲进入中央领导层以后，主持参与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1979年是全国上山下乡知青返城的洪峰年，人流滚滚，怨气难平，西双版纳农场知青下跪请愿，群体卧轨，七万人罢工SHIJIAN，震惊了中南海。当时，华国锋和胡耀邦对下乡知青是十分同情的，但在解决问题时，刚开始还停留在怎样改进工作，加强领导，制止干部违法乱纪的思路上。

当年5月29日，父亲在听取宣传口和政法口的工作汇报时，触及知青返城问题，他立即和全国的就业问题联系起来。他说：“要下决心解决就业问题。有关这方面的好经验你们要登报。要不厌其烦。不惜篇幅。知青办应推荐。”

6月13日、14日、15日三天，父亲抱着“要把就业问题说到家”的态度，一口气谈了三次就业问题，其中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有着十分惊人的前瞻性和准确的判断力。在30年前改革开放尚未完全启动的时候，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有企业不如民营企业(当时叫集体企业)对就业的贡献大，并要求大力发展服务业。

父亲有个习惯，爱记数字，爱算账，对数字的加减乘除得心应手，尤其是对经济问题。他说：“现在有几百万青年要就业，今后每年要增300万，到1985年要2000万?现在700万，再过几年2000万待业人员怎么办呢?”

当时，我党在宣传上，把“失业”称为“待业”。对此，他非常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必要掩盖社会矛盾，自欺欺人，他说：“要着重谈一个问题，把城市几百万待业青年安排好。我们用‘待业’两个字，外国人说他们本来是失业，要把问题说到家。”

6月15日，他又提到北京新大北照相馆：“北京新大北照相馆，青年组织起来，利用早晚在露天引客，自由选景，态度很好，邮寄不要钱，顾客很多，一天赚五元钱，等于十三级干部。放手搞，自负盈亏，搞点税收。”

他反问，“服务不光彩?集体所有制企业为什么不光彩?”

他对一件来料加工的合同未能签署，痛心疾首：“今年美国的商人想加工眼镜架子，要同我们订加工6000万副的合同。他送原料来，结果回答人家我们办不了。这种现象听了叫人痛心。一方面有大量人待业，一面好多事情没有人干，饭馆、旅馆、理发、缝衣服，多呢，现在缝衣服排队，多的要等半年。”

我还记得为知青、青年人就业问题，父亲在家中的院子里和北京市政府领导叶林、王纯同志互相交谈过。王纯同志谈到，北京就业门路很多，真正利用起来，人还不够，青年人是宝贵财富，其创造的财富更多。我在一旁听到，都十分惊讶，心想，“就业问题不是天大的难事吗?他是不是在说大话?”我记得，耀邦同志还去考察过TianAnMen广场观礼台下为知青开辟的营业点，参观后，据说他心情并不好，他希望青年人应该脚踏实地，对现在的就业应有长远打算。

父亲说他一生有两大遗憾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1987年，他不再担任中央的重要工作以后，经常向我讲：还可以做些什么事情?他说他自己一生中有两大遗憾：一是不懂外语;二是不会中国古诗词的平仄格律。他选择了古诗文的习作。

一类诗词是他送给他的老战友、老同志、老朋友的诗，如他在读完萧克将军《浴血罗霄》小说以后，给萧克将军写下这样一首诗：

寂寞沙场百战身，

青史盛留李广名。

夜度将军罗霄曲，

清香伴我到天明。

井冈山时期，毛主席赞萧克同志为“白袍小将”。“文革”中，萧克致信毛主席说，那时红军队伍每多一个人，毛主席都说好呀，我们队伍又多了一个人。信中意思是希望毛主席团结大多数人。我问，为何把飞将军李广和萧克伯伯相提呢?父亲说：“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按萧克同志的资历、条件、贡献来说，本应尽享大将名誉的，但革命队伍中有些事儿也说不清啊。

一类是给他的老熟人、老部下写的，如给魏巍同志的诗：

禹域乾坤变，

人间爪鸿新。

梁音千百啭，

此曲最牵情!

魏巍写作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产生过很好的社会影响，他曾在父亲所在的华北野战军三纵队工作过。改革开放以来，他的思想变化很大，火气也很大，虽然我反对他的观点，但我也曾为他写过一封信反映情况，不赞成对他那种批评的方式。

当然也有些初次见面的朋友，相处一段时间，他也给别人题诗，因为人家恳请，赠送新朋友的。但有时也有个别情况是他不写的。一位山东干部告诉我，他曾恳请父亲给他写诗或题字，请求好几次。最后我父亲给他说了这么一段话：“我可以给你写字，但我不能写，为什么?因为你还年轻，还有前途”。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最后，还有一种情况：他还写过一些诗词，赠送的却是他一面未识的同志，如甘肃作家姜安同志。姜安同志是一位坚强与疾病顽症作抗争的女作家。她写过一篇文章，记述我的二弟刘湖出生不久，就因父母要上前线，无奈将他送给延安的劳动模范刘世昌同志的故事。

1988年，她又来信问候我父亲的身体，父亲有感提笔而作，并且连作三首诗，最后一诗是这样写的：

沧桑变化寻常事，

人间悲欢最牵魂。

谁能偷得蟠桃果，

怜取卿卿锦绣文。

第一句似乎是指他的身体、健康和工作变化。第二句则是指人间的悲欢离合，大概也包括他对家庭的情感和责任。在战争年代，父母亲把自己刚刚生下的孩子送与他人，即便是相熟的同志，毕竟心情也不会是那么平静的，怎不牵肠挂肚?母亲送来亲生的儿子并多次探望刘家，嘱咐刘家：一、一定要给孩子讲卫生，二、要到上学年龄时一定让他上学。一一嘱咐妥当，才随父亲奔赴前线。后两句则是夸奖姜安同志的文章写得好，把文章比喻为从天上偷取下来的锦绣文章。

当然父亲的诗词，也有对当时不良风气，腐朽意识的批评，他认为不好的事情绝不同流合污。1988年8月，他在烟台休息，我带着两个孩子去看他，他乐呵呵地拿出李白的一首诗，给我们诵读，边读边笑，边称赞，以后他作了一首《饮酒歌》，前四句就是引李白的原诗：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

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

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

酒价年年涨，酒瘾月月添。

量小非君子，醉昏才算仙。

滚他妈的蛋，为政在清廉。

父亲不是反对喝酒，他平日兴致好些，也喝一点。他反对的就是那种浪费公款，假公济私，不办实事，个人利益、帮派利益至上的，对人民事业又毫无作为的人。父亲对内部同志的宴请，非常提倡四菜一汤。当他在1980年左右知道全国全年的公款宴请竟达到200亿元时，他既痛心公款浪费，更忧虑一些同志究竟把多少心思用于发展经济，用于体制的创新。为何他提倡四菜一汤呢?若有人愿做一番考证，我倒有一则史料。

1981年5月2日，父亲给我讲了一则逸事：“1953年9月的一天，我出国访问回来。主席在丰泽园的颐年堂(请我)吃饭，(主席平常是)三菜一汤。叶子龙同志说，主席的习惯是三菜一汤，这次请你是四菜一汤。下午两点半吃的。主席临时请来罗瑞卿同志。吃完饭以后，我们共同乘车到现在的八一湖一转。天快黑时回来。”他提倡四菜一汤，是否缘于此，待考。现在宴请是否也不必拘泥于此，但如今吃喝得热闹不堪，又有何必要呢?

我看温总理纪念文章

2010年9月15日，我从南京回到北京，看到“纵览中国”网站上有一篇文章，题为《胡耀邦家人如何看待温家宝》(下称《看待》)。《看待》所针对的是温家宝总理2010年4月15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再访兴义忆耀邦》一文。

《看待》提到我，说对温总理的文章“冷笑一声说，什么呀，他哪里是纪念老爷子，除了沾老爷子的光，他什么也没做过”。

真实情况是，2010年4月中旬，我和几个企业家朋友应邀正在新疆伊犁州考察一个生物能源项目。15日早饭前散步，同行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温总理发表了《再访兴义忆耀邦》一文。我当时一惊，没有多想，即刻给在北京的秘书打电话，请他转达对总理尊重历史的敬意。第二天，同行的段永基找来文章的传真稿，我才认真拜读完毕。当时见到的新疆党政领导也表示文章写得感人。后回到北京，我还和秘书谈起，觉得温总理的文章写得平实诚恳，我相信没有谁违背作者意图大删大加大改过，也不像集体正式讨论后的纪念稿，完全是总理自己的手笔，一气呵成。难为总理了，就不要再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打扰了。

这都有我的日记为证，何有《看待》所称“冷笑”之说?况且四个兄弟姐妹在家中都叫父亲为爸爸，叫母亲为妈妈，老爷子长、老爷子短的称谓绝不会挂在我们的嘴上。至于谁沾了父亲的光，谁欠了父亲的情，我们心中也少有个人的恩怨芥蒂。因为父亲在“文革”中，对我们兄妹有过非常生动、深刻的教育。他说：“毛泽东思想重要不重要?毛主席的接班人重要不重要?都重要!但放在第一位重要的还是毛主席开创的伟大事业!这个事业就是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伟大祖国。革命自有后来人嘛!”他对热心于伟大事业的年轻人、中青年干部充满着关心与希望，对背离这一崇高事业，为追逐权、利、禄而迷失方向的干部总是痛心疾首，甚至愤怒!

父亲退下来以后，如果见到过去曾在他领导下的中青年干部还在工作，总是非常欣慰地说：还在工作，还用你，很好!做好工作吧!这种话就对家宝同志说过几次。

家宝同志和书记处许多同志都记得，1985年11月20日是父亲70岁的生日。那天是不是在家中吃的晚饭我已记不清楚，晚饭之后，他还沉思踱步在勤政殿的走廊上考虑国事。温总理在文章中说：“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只要是有良知的共产党干部都会理解这句话中的感情和意义。“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情此景，今日回想起来，难免让人落泪。

1990年12月，父亲的骨灰在江西共青城安葬，乔石同志去机场送行，家宝和杨德中同志乘机陪同，毛致用、吴官正等同志在机场迎接。对党中央的安排，我们全家表示感谢。一路上家宝同志及所有中办同志对母亲非常尊重，我们全家也感谢他们周到的服务，何有《看待》所称“暖人的眼神”全无之态?家宝同志既有此行，怎么又会如《看待》所说，反对耀邦同志90周年的纪念会呢?为了这次纪念会，温总理还给我家提供了一张父亲、锦涛同志和他在贵州与地方干部合影的照片。母亲也出席了纪念会。这都有公开资料可查，该文竟硬说母亲拒绝出席会议，真是太藐视广大读者的记忆了。

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家宝同志出任国务院总理。大会结束以后，温总理马上就拜访了我们兄妹的母亲。母亲除了祝贺，就是希望他谈谈国内的经济形势。她对历届来家中探望的中央领导人也从未提出过什么个人要求。

当年选拔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时，父亲提出有一个原则，就是要选一个“生面孔”的人到中办，选好以后，就要努力工作，不能串门子。他很为这种选拔干部的方法而自得。他认为党内外的中青年干部这么多，怎么能老在熟人中间、在门第中间做文章呢?他也注意在老一代革命家、在开国元勋中的后代中培养人才，但同时强调，这些青年同志一定要有地方、有部队基层生活锻炼的经历。父亲那种对干部五湖四海、一视同仁，又以干好事业为标准选拔干部的眼光，我拥护。

有人会问：为何温总理写这篇文章?我认为，对于我党历史上肯定的代表人物，人人可以写纪念文章，为何总理就不行?当然人都不是完人，都有其局限性和过失，因此就成为媒体上的禁忌，这才是大问题。这么做到底对谁有利?每位领导人的言行都要受实践的检验，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许多干部言不及义的假大空话太多，或是一脸木然，不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不作为。中国人民真该认真想想，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民公仆。

对一位过世的公众人物来说，家属、亲友、熟人、同事、上下级的纪念，固然让家人感动，但让许许多多不认识的“生面孔”的人纪念他、记住他就太不容易了。温总理写纪念文章是个例子。让更多“生面孔”能记住的人物，才更有历史的魅力。

我没有带锦涛同志来见我父亲

我没有带着锦涛同志去见我父亲。我是要澄清这一点。很多外国记者，尤其是日本记者很喜欢问我这个问题，但是我做澄清后他们都不登出我的观点。2008年，我去日本访问，《产经新闻》记者又问我这个问题。我说，你要是问我这事，我们能不能达成一笔交易，如果我说了真话你一定得登。他说可以。我就告诉他，没有这回事，我当时没有去党校，也没有在20世纪80年代初和锦涛同志一起学习过。真实情况就是这样的。锦涛同志的进步不是凭我们的个人关系，也不是凭亲朋好友提拔上来的。

这家报社刊登以后，我从日本回来后将这个新闻交给了当时的一个政治局委员，一个书记处书记。我说这是我的一个澄清，这对我们党的民主生活好，对我们国家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这是个真实的反映。

以后就是工作的接触，后来，耀邦同志退休后，锦涛同志也来，现在每年过年就会来。就是来这里。（全文完）

网载 2015-08-23 08:5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