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絕唱響名樓——中國江南三大名樓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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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其来历变迁、雅俗典故，自小听人说的，看书看的，也略知一二。此次应中新社邀请，到武汉参加第三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会后接连游览了其中两楼，真可谓人生一大快事。

一

武昌蛇山上的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期吴黄武二年（公元223年），筑城为守，建楼以了望，当时纯粹是为了军事目的。至唐朝永泰元年（公元765年）黄鹤楼已具规模，并演变成为着名的名胜景点，直到如今。
根据史载，一千七百多年来，兵火频繁，黄鹤楼屡建屡废，屡废屡建，先后修建三十余次。南北朝、唐、宋、元均有重建，明、清两朝更是七度兴工重建。此楼由两层的木结构变成三层是宋代以后的事。晚清时，黄鹤楼仍为三层的木结构建筑，高七丈二，但加了九尺铜顶，建有三十多个翘角，造型优美，结构精巧，气势辉煌。可惜这建于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的最后一座“清楼”，也毁于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的一场大火。此后近百年，黄鹤楼未曾重修，几乎楼鹤俱渺。
1957年建长江大桥武昌引桥时，占用了黄鹤楼旧址。1981年10月，重修工程破土开工。1985年6月，新楼落成，耸立在武昌蛇山的高观山上，距旧址约一千米左右。
这就是今天所看到的黄鹤楼，应该是第十三座楼了，如把修缮计算在内，也可说是第三十余座楼了。黄鹤楼的形制自创建以来，各朝虽有出入，但都显得高古雄浑，极富个性。新修的黄鹤楼主楼以清代同治楼为蓝本，但更高大雄伟。它为钢筋混凝土仿木结构楼阁式建筑物，底层边宽三十米，顶层边宽十八米，楼层由原来三层变成五层，加上五个夹层，实际为十层，高度达五十点四米，比往昔高出一倍多。全楼由七十二根大圆柱支撑，屋顶和屋檐面上均为黄色琉璃瓦。楼外六十多个翘角，昂然向上，层层飞檐，四望如一。与岳阳楼、滕王阁相比，黄鹤楼的平面设计为四边套八边形，谓之“四面八方”。这些数字透露出古建筑文化中数目的象征和伦理表意功能。从楼的纵向看，各层排檐与楼名直接有关，形如黄鹤，展翅欲飞。正如古籍描写，整座楼凌黄鹄之巅，气吞云梦，势连衡岳，控龟蛇对峙，扼江汉合流，渊临鹦鹉，俯瞰晴川，巍然矗立，气势恢宏，而在雄奇壮丽之中又富于变化，不失精巧，自有一番韵味、美感，令人叹为观止，果然不愧“天下绝景”的盛誉。

二

完全不同于黄鹤楼为军事目的所建，巍峨耸立于江西南昌城西赣江之滨的滕王阁，一开始就用于娱乐。它由唐高祖李渊的第二十二子、唐太宗李世民的弟弟李元婴创建于唐代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李元婴精于书画音律，喜爱歌舞，便临江建楼阁以作宴请宾客之用。因李元婴被封为滕王，这座歌台舞榭便以“滕王阁”冠之。
但滕王阁亦像黄鹤楼一样饱经沧桑，世所罕见，一千三百余年来，历经兴废达二十八次之多。宋代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滕王阁因年久失修而塌毁，侍郎范坦对滕王阁进行了重建和扩建，在主阁的南北增建“压江”、“挹翠”二亭，逐渐形成以阁为主体的建筑群，十分华丽堂皇，宏伟壮观，被誉为“历代滕王阁之冠”。明代景泰年间（公元1450-1456年），巡抚都御使韩雍重修，其规模为三层，高二十七米，宽约十四米。1926年军阀混战时，这座滕王阁被北洋军阀邓如琢部纵火烧毁。
现今的滕王阁于1983年奠基，1985年重阳破土，1989年重阳落成。此为第二十九次重建了。滕王阁自古就被称为中国江南三大名楼之首，重建之后，更巍峨雄壮，无论从平面、立面、高度、体量以及结构，都远远地超过了前代。它南北长一百四十米，东西宽八十米，中央主楼连地下室共九层，高五十七点五米，建筑面积约一万三千平方米（占地达四万七千平方米）。若与黄鹤楼相比，其高度超出六点五米，体量是其三倍。无论其高度，还是面积，仍然居于三大名楼之首。
滕王阁堪称“瑰伟绝特第一楼”，其建筑充分表现“飞阁流丹，下临无地”的气势。主体楼阁立面造型严格遵循宋代楼阁之制。共分四段：第一段是下部台座，为须弥座栏杆；第二段为底层抱厦、回廊及南、北面盝顶高低廊侧门；第三段为中部两层平坐及回廊；第四段为顶部重檐。楼层设计是明暗相嵌，从明层走向暗层，从暗层又走进明层，有暗的朦胧，也有明的开朗。各层有多间仿古建筑的厅堂，用作古乐、歌舞、戏曲的表演厅或展览馆等。整座楼阁金壁辉煌，陈设丰富多彩。凭登滕王阁，纵览则江山如画，尽收眼底；回首则人文荟萃，美不胜收。这是一座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艺术殿堂。

三

岳阳楼矗立于湖南洞庭湖东岸边、岳阳市西门城墙上，西临烟波浩淼的洞庭湖，北望滚滚东去的万里长江，登楼远眺，白帆点点，云影波光，一碧无垠，气象万千，素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的美名。据说此楼始建于公元220年前后，距今也有一千七百多年历史。前身相传为三国时期东吴大将鲁肃的“阅军楼”，西晋南北朝时称“巴陵城楼”，初唐时，称为“南楼”，中唐李白赋诗之后，始称“岳阳楼”。
岳阳楼也是久经沧桑，屡毁屡修。北宋庆历四年春（公元1045年），巴陵郡守滕子京集资重修岳阳楼。但是，重修的岳阳楼，在明朝崇祯十一年（公元1639年）毁于战火，翌年再次重新修建。清代也多次进行修缮。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重修。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楼址内迁六丈有余。现代，一次落架重修在1983年进行，已腐朽的构件，按原件复制更新，但严格按照“整旧如旧”的原则，保存整个古建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原构件。
因此，现在看到的岳阳楼，基本上是清同治六年重修时的建筑。在江南三大名楼中，岳阳楼是唯一的纯木结构，没有地基，可以整体抬迁。整个楼的建筑，造型奇伟，很有特色，可用八个字来概括：四柱、三层、飞檐、纯木。三层楼，高二十一点五米。所谓“纯木”，是说全楼为纯木结构，在中间以四根楠木大柱承负全楼重量；再以十二根柱作内围，支撑上下两层；周围绕以三十根木柱，结为整体；外以十二根梓木檐柱，顶起飞檐，檐牙高啄，似鸟嘴在高空啄食。整个建筑彼此牵制，没有用一颗铁钉，没有用一道巨梁，所有梁、柱、檩、椽全靠榫头衔接，相互咬合，稳如磐石。岳阳楼楼顶为黄色琉璃瓦，金碧辉煌，形状酷似古代将军头盔，称为“盔顶”，曲线流畅，陡而复翘，盔顶下的如意斗拱，状如蜂窝，玲珑剔透。如此楼顶，既雄伟又不同于一般，可谓岳阳楼建筑的另一特色。岳阳楼“纯木结构，盔式楼顶”这种古老的建筑，亦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独特风格和辉煌成就。
岳阳楼这个屹立在洞庭湖边上的古代建筑，虽说其规模比滕王阁和黄鹤楼都小得多，却是江南三大名楼中惟一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新修建的，它从清朝时期重修后，历经百余年加之几十年的战乱而没有被毁，可以说最具文物价值。

四

这“江南三大名楼”各有特色。有人评说，从风格神韵看，黄鹤楼雄伟壮观，滕王阁瑰丽堂皇，岳阳楼古朴庄严。黄鹤楼仙风道骨，旷放飘逸，多有“仙气”；滕王阁瑰伟绝特，神采飞扬，颇具“灵气”；岳阳楼堂堂正正，典重端方，最称“浩气”。这仙气、灵气、浩气充塞于天地，绵亘于古今，相互融汇，交相辉映，凝成三大名楼的风神气韵。
不过，所谓天旋地转，沧海桑田——我们今时所见的，不管是黄鹤楼、滕王阁，抑或是岳阳楼，早已不是原来的建筑了。只是，千百年来，它们虽然命运多舛，屡建屡毁，却也屡毁屡建，始终不废。每次重修重建，各楼的规制、形状迭有沿革，都能够再现古楼的风姿，规模则是越建越大。
那么，是什么促使历代人们特别钟情于这三大名楼，让它们屡毁屡建，长存至今，而且享誉海内外？显然，是千百年来文人墨客、迁客骚人有关的文化活动，早已赋予它们非凡的品格和价值；而这些品格和价值，已经升华为一种民族文化的表征了。有联赞曰：
洞庭月，衡岳云，巫山雨，波撼气蒸，揽天下风光，堪称独步；
崔颢诗，范相记，王勃序，两楼一阁，数江南文物，各有千秋。
的确，正是这三篇记述三大名楼的一共是一千一百三十三个字的古诗文——崔颢的〈黄鹤楼〉诗、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王勃的〈滕王阁序〉——使三大名楼名扬千古。这三篇古诗文在成为千古绝唱的同时，三大文化名楼的盛名也就随之而来了。
可以肯定，没有这些千古绝唱，所谓“三大名楼”早已灰飞烟灭！

五

就先谈谈崔颢的〈黄鹤楼〉诗吧。此诗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会吟诵：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崔颢，唐代诗人（704？-754），汴州（即今河南开封）人。关于他此首诗作，古今评论无数。形式上，此诗就不同凡响。它前半首用散调变格，首联的五、六字同出“黄鹤”；第三句几乎全用仄声；第四句又用“空悠悠”这样的三平调煞尾，亦不顾什么对仗。诗人当然不是忘了是在写“前有浮声，后须切响”、字字皆有定声的七律——他依据的是诗以立意为要、不以词害意的原则。后半首就整饬归正。倘若一味不拘常规，不回到格律上来，那么，它就不是一首七律，而成为七古了。
所谓“文以气为主”，如果将“气”的讨论落实到对作品气势的形而下的方面，可以看出，此诗前后似成两截，其文气实在是从头一直贯注到底的，中间只稍微换气罢了。这种似断实续的连接，从律诗的起、承、转、合来看，其实最有章法。元代杨载《诗法家数》论律诗次联要紧承首联时说：“此联要接破题（首联），要如骊龙之珠，抱而不脱。”此诗前四句正是如此，叙仙人乘鹤传说，颔联与破题相接相抱，浑然一体。杨载又论颈联之“转”说：“与前联之意相避，要变化，如疾雷破山，观者惊愕。”此诗转折处，格调上由变归正，境界上与前联截然异趣，恰好符合律法的这个要求。末联以写烟波江上日暮怀归之情作结，使诗意重归于开头那种渺茫不可见的境界，这样回应，如豹尾绕额的“合”，也是很符合律诗法度的。
如上所说，此首七律从黄鹤楼的命名之由来着想，借传说落笔，然后生发开去。黄鹤楼因何得名？传说很多。史书《齐谐志》记载，仙人王子安乘黄鹤经过此地一座山，因此山得名黄鹤。后人在山上造楼，名为黄鹤楼。《述异记》上说，荀环好神仙之术，曾在黄鹤楼上见仙人乘坐黄鹤从天而降，同他一起饮酒，然后乘鹤而去。《太平寰宇记》引《鄂州图经》说，费文祎登仙之后，曾乘黄鹤到此憩息。民间还有传说：辛家在黄鹤山上卖酒，有道士前来饮酒，辛家不索酒钱。道士临别时，随手用桔皮在墙上画了一只黄鹤，酒客拍手即下来起舞。酒店生意因此日益红火。十多年后，道士再临此地，吹起玉笛，跨鹤仙游，辛家就地建黄鹤楼，以示纪念……（见《报应录》）正如论者所言，仙人跨鹤，本属虚无，崔颢〈黄鹤楼〉诗以无作有，直言鹤去楼空，悠悠千载，就有岁月不再之憾、世事茫茫之慨。再深一层，对照仙人的无限生命与芸芸众生的有限生命，便会引发出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所带来的哲学困惑。所谓“乡关”，不就是一个人生命开始的地方吗？对“乡关何处”的设问，谁能说出一个精确的答案？这样，诗末之“愁”，便成为人类普世之愁，千古不解之愁！
此诗出神入化，具有不假雕饰、浑然天成的神韵。它集登临、览胜、怀古、思乡及生命之玄思于一炉，由神话直面现实，由风景联想人生，先放后收，纵横交织，流利自然，感情真挚，气概苍莽，哲理深奥，实为神来之笔，故此被历代论家推崇为七律中罕见的高唱入云的诗句，为题黄鹤楼的绝唱。如沈德潜评此诗，以为“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唐诗别裁》卷十三）。严羽直截了当地指出：“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沧浪诗话》）
关于崔颢的〈黄鹤楼〉诗，还有一个典故。黄鹤楼主楼侧旁不远处有一亭，称为“搁笔亭”。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载，天宝三年，李白登黄鹤楼本欲赋诗，因见崔颢此作，称赞不已，自愧不如，于是丢笔叹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传说或出于后人附会，未必真有其事。然李白确曾两次作诗——其一为〈鹦鹉洲〉，其二为〈登金陵凤凰台〉——拟崔颢此诗格调。总之，因此比较，崔颢题咏的名气就更大了。
由于崔颢〈黄鹤楼〉诗广泛流传，武汉被叫做“白云黄鹤的地方”，黄鹤楼有“崔氏楼”的别称，更赢得“天下江山第一楼”的美誉。

六

尽管上述李白搁笔长叹的传说未必真有其事，但细想开去，此传说本身实在内含丰富真谛。
名楼题诗，自古就有争高下的意味。当时若以崔颢的风评（崔被认为“有俊才，无士行”）来看，一般人会忽视或以批评的态度来对待崔颢的〈黄鹤楼〉诗，自大者还会动笔再写一首并在诗中以数落来压倒崔颢；而当时李白，一代“诗仙”，名声显赫，却能读后自叹弗如而罢笔，这不仅仅是因为内行懂得欣赏，更因为具有虚心、坦率和服善精神。这真是文学史上一件美谈。
这件美谈还有下文。李白一生中至少三登黄鹤楼，十六次为它吟诵。如上文说过，在他总共只写过的十首七律中，有两首是模仿崔颢〈黄鹤楼〉之作。第一首〈鹦鹉洲〉作於流放夜郎、途经江夏之时，那时李白已经是五十八岁的人了。如此的年龄，如此的处境，尚留心於模仿他人的作品，实在可为万世楷模。
可惜〈鹦鹉洲〉并不成功。但是，约一年后，李白在重新登上金陵凤凰台的时候，又一次产生仿效崔颢、超越崔颢的想法，於是便认真写下了有名的〈登金陵凤凰台〉：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楼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李白此诗，和崔颢的〈黄鹤楼〉诗比照，在内容上、意象上、结构上、遣词造句上，甚至音韵格律上都有很多相似点。例如，也是前四句写怀古之思而引出今昔兴亡的感慨，后四句由当前的开阔的景色进而写浮云蔽日望帝乡而不见之情，由时间空间之无穷拓展步步逼向“愁”的主题，既有虚与实的对照，也有常与无常的比论，灵禽选的是凤凰，同样的长江，有云也有日，都是生发愁情。最有意思的是不仅用韵相同，而且最后两次押韵连用字也一样，甚至同样用“使人愁”三字结尾。
从李白此诗的写成来看，难度显然要比崔颢的〈黄鹤楼〉大得多，因为崔诗在前，把意思都设死了。所以有人认为，从这两首诗立意的原创性去看，李白是不如崔颢的。除了模仿之作一般很难超越原作的原因之外，有一点是崔颢在诗中很成功地运用了“水”这个意象。白云、树、水中的小岛、烟波浩淼的水面，以及隐含其中的客船上的游子，所描写的意象非常鲜明集中，它们一起把江水的意象综合丰盛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与之相比，李诗一会是吴宫，一会是古墓，一会是山景，一会又是江面，接下来又突然跳跃到对政治失意的感慨，意象之间似乎没有逻辑的联系，显得随意而散乱。最重要的是，如上节所说，崔诗由登临而引发怀乡之情，不过是第一层的、显露的意思，隐藏在诗中深处的是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所带来的哲学困惑。崔诗的这种深层的意旨，无疑很难企及。
但是，也有人认为，李诗已经赶上了崔诗，有几处还有所超越。崔诗的前四句，只是说仙、鹤已去，楼、云仍在，律诗一共才八句，如此花费一半的篇幅来反复说明此意实在有点松散，不太合算，而李诗却只用开头两句便将类似意思说完，从而腾出三、四句来，就“凤去台空”这一层意思进一步发挥。五、六句，虽仍效崔诗，用以写凤凰台所见的特有风光，但却没有让自己的感情沉浸在对历史的凭吊之中；他又把目光投向大自然，投向那不尽的山水——“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这两句，视野开阔，用语俏皮，三山半隐半现、若隐若现的景象写得恰到好处，所以此联的写景又比崔诗略高一筹。尾联两句，也仿效崔诗抒发感慨，但李诗却是比喻朝廷奸臣当道，贤者不得重用，那就是家国之愁了，可谓另有深意。
两种评价，各有道理，但其中某些说法亦有偏颇之嫌。前人多似认为崔颢、李白这两首诗难分高下——“格律气势，未易甲乙”（方回，《瀛奎律髓》）。窃以为这种说法比较妥当，虽然由于个人志趣，内心深处也许更赞叹崔诗。
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黄鹤楼诗赋灿若星河。仅唐宋两朝，就有十三位名士吟咏之，除崔、李外，还有杜牧、白居易、刘禹锡、王维、孟浩然、贾岛、顾况、宋之问、岳飞、陆游、范大成等登楼吟诗。而崔颢、李白这一诗坛佳话，自然使黄鹤楼的名气更加显赫，正所谓：“搁笔题诗，两人千古；临江吞汉，三楚一楼。”

七

滕王阁之所以享有巨大名声，当然离不开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王勃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简称〈滕王阁序〉。
试想象当年“三尺微命”王勃作序的盛况吧。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王勃从山西远道去交趾（在今越南境内）探父，九月九日重阳节，途过洪都（今江西南昌）。时都督阎伯屿新修膝王阁落成，正大会宾客，并将令其婿作记，以夸盛事。此时，“勃至入谒……欣然对客操觚，顷刻而就，文不加点，满座大惊。”这是《唐才子传》所叙。另又有唐末王定保《唐摭言》（卷五）更详细生动的记载：
勃虽在座，而阎公意属子婿盂学土者为之，已宿构矣。乃以纸笔巡让宾客，勃不辞让。公大怒，拂衣而去，专令人伺其下笔。第一报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谈。”又报云：“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公闻之，沉吟不言。又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遂亟请宴所，极欢而罢。
王勃面对萍水相逢的宾客，又明显有拂主人之意，却能从容不迫，当众挥毫，宛如妙手偶得，写出〈滕王阁序〉这篇绝妙美文，这是何等的自信，何等的才气！
在王勃之前，有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之后，有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人们评说，王羲之深沉，李白豪放不羁，各自均在其序文鲜明表现，而王勃此序则是郁愤流露。统观全文，构思精绝，雍容华贵，一气呵成，且又纵横交错，由地及人，由人及景，由景及情，低回反复，步步递进，既抒发时乖命蹇之感叹，亦表达渴望用世之抱负和强自振作之意志。希望和失望兼有、追求和痛苦交织、富于时代精神和个人特点的真情流露，正是此序动人之处。
〈滕王阁序〉是一篇骈体美文。梁元帝萧绎对“文”有一定义：“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金楼子.立言篇》）笔者青少年读书时，社会主流意识把骈体否定得几乎一钱不值，这显然是不公允的。如论者所言，这篇骈体美文全用“骈四俪六”句法，对偶工整，平仄协调，抑扬有致，读来颇有“宫徵靡曼，唇吻遒会”之感。文中佳词丽句迭出，文情并茂，可谓“流连哀思”，“情灵摇荡”；有夸饰而不失实，用典多而无晦涩之病，是谓“绮縠纷披”。文中对警句的提炼，方式灵活，不拘一格，有的是直接概括，有的是语句表面矛盾而意思连贯，有的是把相关的事物连接起来从而造成独特的意境。赋事意谐境切，用典推陈出新，历史地理底蕴深厚，人情风物境况通晓，这一切，融会成文，谋篇老到，仅此一序，便可识年纪轻轻的王勃的世之罕见的学养。
〈滕王阁序〉以骈体描写景物，令众论者击节叹赏。其文笔瑰丽，手法灵活多变，以或浓或淡、或俯或仰、时远时近、有声有色的画面，把秋日风光描绘得神采飞动，体现了相当高的美学特征。如表现色彩变化之美，只一句“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便“写尽九月之景”。如表现远近变化之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千古名句。落霞自天而下，孤鹜自下而上，故曰齐飞；秋水碧而连天，长天空而映水，故曰一色，水天相接，动静相映，意境浑融，构成一幅色彩明丽的美妙画面。在表现虚实相衬之美上，如“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四句，凭借听觉联想，实写虚写，相互谐调，相互映衬，传达远方景观，极尽铺叙写景之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