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文化,因为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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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摄影:丁彦强


龙应台的《野火集》《目送》《大江大海1949》等系列作品,让我们见识了她的“侠情”与“柔情”。大学那会,读到她的《亲爱的安德烈》,念念不忘那个“安德烈”,玩笑了。话说,昨晚在书架上看到这书,想着今天就摘选两篇重温吧。就是不知道挑选的这两篇合不合你口味了?




年轻却不清狂


MM:


信迟了,因为我和朋友们去旅行了三个礼拜。不要抱怨啦,儿子十八岁了还愿意跟你写信,你也应该够满足了,尤其你知道我从小就懒。好,跟你报告一下我的生活内容吧,也免得你老啰唆说我们愈来愈疏离。


可我马上陷入两难:我们去了地中海的马耳他岛和巴塞罗那,但我真的能告诉我妈我们干了什么吗?你——身为母亲——能不能理解、受不受得了欧洲十八岁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能,我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你:没错,青春岁月,我们的生活信条就是俗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只有伪君子假道学才会否定这个哲学。


德语有个说法:如果你年轻却不激进,那么你就是个没心的人;如果你老了却不保守,那么你就是个没脑的人。


我接到一封读者来信。一个十八岁的香港女生问我时间是怎么花的,我读什么书、想什么议题、朋友相聚时讨论什么话题等等。我吓一跳,嘿,她真以为我是个虚矫的知识分子?我当然偶尔会去思考一些严肃的大问题——一个月里有五分钟吧,当我无聊得要死的时候……


好啦,我在夸张啦,但是我要夸张你才会明白十八岁是怎么回事。刚刚我才从咖啡馆回来;我们在咖啡馆里谈得最热烈的大半是身边的小世界、朋友之间发生的芝麻蒜皮。我们当然也辩论政治和社会议题——譬如我今晚就会去看《华氏九一一》,朋友们一定也会各有看法,但是我们的看法都是很肤浅的,而且,每个人说完自己的想法也就够了,不会太认真。


周一到周五每个人都忙:足球、篮球、舞蹈,每个人疯的不一样。德国学制每天下午三点就放学了,下午的时间各管各的。我是个足球狂:一周三个下午踢球,加上一次自己做教练,教六岁的小鬼踢球。每个周末又都有巡回球赛,所以我的生活里足球占了最高比例。功课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其他,就是跟朋友磨混,尤其是周末,我们不是在朋友家里就是在咖啡馆或小酒馆里喝酒聊天,烂醉的时候就用瓶子把酒馆砸个稀烂,或者把随便什么看不顺眼的人揍个鼻青脸肿……


怎么样,又吓到你了吧?(我知道你会真信呢,MM,你真的是“小红帽”,没办法!)好,说正经点,有些事,是十四岁到十六岁的小家伙想尝试的,譬如喝酒(所以,小心看着你的老二菲力普),而我们已经到一个程度,觉得酗酒而醉是难堪之至的事了。我有时候会喝醉,譬如在马耳他,相处九年的好朋友们要各奔西东了,我们就都喝醉了,但是……你要我提非洲纳米比亚的某一晚吗?我认识一个华文作家,在纳米比亚的酒店里喝醉了,醉得当场敲杯子唱歌,还要把餐厅的杯盘碗碟刀叉全部用桌巾卷起来带走……那个人你记得吗?你大醉的那年我才十岁,可是至今难忘呢。


我不是在为饮酒辩护,我是说,欧洲的饮酒文化,可能和亚洲不太一样。你知道饮酒时的碰杯怎么来的吗?中世纪时,如果你要害死一个你恨的人,你就在他喝的啤酒里下毒。很多人是这样被毒死的。所以就开始流行碰杯,厚厚的啤酒杯用力一碰,啤酒花溅到别人杯里,要死就跟对方一起死。同时,一起喝啤酒,碰杯,醉倒,表示你信任坐在你身边的人,渐渐地就变成社会习俗了。讲了这么长的“前言”,其实是想告诉你,MM,对于年轻人饮酒,我觉得做父母的不需要过度紧张。


2004.10.25





龙应台与儿子安德烈



文化,因为逗留


亲爱的安德烈:


阳台上的草木有没有浇水?那株白兰花如果死了,我跟你算账。


每个礼拜四下午,一辆绿色大卡车会停在沙湾径25号。有个老伯伯在里头卖蔬菜。他总是坐在那暗暗的卡车里看报纸,一只画眉鸟在笼子里陪他,声音特别亮。他的蔬菜像破鞋子一样包在纸堆里,可是打开时,又明明是新鲜干净的农家菜。他说他这样卖蔬菜已经五十年了。


我的意思是,希望你去买他的菜。我们支持“小农经济”吧。


然后,我们就能谈香港了。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发现了香港的重大特征。刚来香港的时候,有一天我逛了整个下午的书店。袋子里的书愈来愈重但是又不想回家,就想找个干净又安静的咖啡馆坐下来。如果是台北,这样的地方太多了。钻进一个宁静的角落,在咖啡香气的缭绕里,也许还有一点舒懒的音乐,你可以把整袋的新书翻完。


那天很热,我背着很重的书,一条街一条街寻找,以为和台北一样,转个弯一定可以看到。可是没有。真的没有。去茶餐厅吧,可是那是一个油腻腻、甜滋滋的地方,匆忙拥挤而喧嚣,有人硬是站在你旁边瞅着你的位子。去星巴克或太平洋吧,可是你带着对跨国企业垄断的不满,疑惧他们对本土产业的消灭,不情愿在那里消费。而即使坐下来,身边也总是匆忙的人,端着托盘急切地找位子。咖啡馆里弥漫着一种时间压迫感。


去大饭店的中庭咖啡座,凯悦、半岛、希尔顿、香格里拉?那儿宽敞明亮,可是,无处不是精心制造、雕凿出来的“高级品味”。自己是旅客时,这种地方给你熟悉的方便和舒适,但是,作为“本地人”,你刚刚才穿过人声鼎沸的街头市场,刚刚才从两块钱的叮当车下来,刚刚才从狭窄破旧的二楼书店楼梯钻出来,你来这种趾高气扬、和外面的市井文化互成嘲讽的地方寻找什么?而且,安德烈,你可能觉得我过度敏感——亚洲的观光饭店,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我觉得还是带着那么点儿租界和殖民的气味,阶级味尤其浓重。


那天,我立在街头许久,不知该到哪里去。


我们在谈的这个所谓“咖啡馆”,当然不只是一个卖咖啡的地方。它是一个“个人”开的小馆,意思是,老板不是一个你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财团,因此小馆里处处洋溢着小店主人的气质和个性;它是社区的公共“客厅”,是一个荒凉的大城市里最温暖的小据点。来喝咖啡的人彼此面熟,老板的绰号人人知道。如果因缘际会,来这里的人多半是创作者——作家、导演、学者、反对运动家……那么咖啡馆就是这个城市的文化舞台。


你还不知道的是,香港文人也没有台北文人“相濡以沫”的文化。文人聚在一起,一定是有目的的:谈一件事情,或是为一个远来的某人洗尘。目的完成,就散,简直就像“快闪族”。


有没有注意到,连购物商厦里,都很少让人们坐下来休息谈天的地方。它的设计就是让人不断不断地走动,从一个店到下一个店,也就是用空间来强制消费。如果有地方让人们坐下来闲聊,消费的目的就达不到了。


容许逗留的地方,都是给观光客、过路者的,譬如兰桂坊的酒吧、大饭店的中庭。可是,他们真的只是过路而已。而真正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却是没有地方可以逗留的。家,太狭窄,无法宴客。餐厅,吃完饭就得走。俱乐部,限定会员。观光饭店,太昂贵。人们到哪里去“相濡以沫”,培养社区情感?问题是,没有社区情感,又哪里来文化认同?


你再看,安德烈,香港有那么长的海岸线,但是它并没有真正的滨海文化。那样璀璨的维多利亚海港,没有一个地方是你可以和三五好友坐在星空下,傍着海浪海风吃饭饮酒、唱歌谈心、痴迷逗留一整晚的。法国、西班牙、英国,甚至新加坡都有这样的海岸。你说,尖沙咀有星光大道呀。我说,你没看见吗?星光大道是为观光客设计的——一切都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让本地人在那儿生活、流连、生根。


这个城市,连群众示威的大广场都没有。群众示威,和咖啡馆酒吧里的彻夜闲聊一样,是培养社区共识的行为,对加深文化认同多么关键。示威游行,绝对是极其重要的一种“逗留文化”。但是,香港是个没有闲人、“请勿逗留”的城市。


你说香港“没有文化”,安德烈,如果“文化”做宽的解释,香港当然是有文化的:它的通俗文化、商业文化、管理文化、法治文化,甚至它的传统庶民文化等等,都很丰富活跃,很多方面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华人城市。但是当我们对“文化”做狭义的解释——指一切跟人文思想有关的深层活动,香港的匮乏才显着起来。


在欧洲,咖啡馆是“诗人的写作间”,“艺术家的起居室”,“智慧的学堂”。巴黎的“花神”咖啡馆(Café de Flore)是西蒙·波伏娃逗留的书房,LeProcope是莫里哀和他的剧团夜夜必到、百科全书家逗留的酒馆。塞纳河畔的Duex Magots和Brasserie Lipp是超现实主义派和存在主义哲学家逗留的地方。斯威夫特(Swift)在伦敦的威尔咖啡馆(Will’s)逗留,那是个文学沙龙,几乎主宰了十七世纪的英国文学。罗马的古希腊咖啡馆(Antico Greco Caffe)有过瓦格纳、拜伦、雪莱的逗留。维也纳的中央咖啡馆(Zentral)曾经是弗洛伊德和托洛斯基逗留的地方。艺术家在苏黎世伏尔泰酒馆的逗留开展了达达艺术,知识分子在布拉格的咖啡馆逗留则开启了一八三○年代政治的启蒙。


文化来自逗留——“逗”,才有思想的刺激、灵感的挑逗、能量的爆发;“留”,才有沉淀、累积、酝酿、培养。我们能不能说,没有逗留空间,就没有逗留文化,没有逗留文化,就根本没有文化?


可是,安德烈,我们大概不能用欧洲的标准来评价香港。你想,假定有一千个艺术家和作家在香港开出一千家美丽的咖啡馆来,会怎么样?“逗留文化”就产生了吗?


我相信他们会在一个月内倒闭,因为缺少顾客。你可能不知道,香港人平均每周工作48小时,超过60小时的有75万人,占全部工作人口的23%。工作时间之长,全世界第一。这,还没算进去人们花在路上赶路的时间,一年300小时!你要精疲力尽的香港人到咖啡馆里逗留,闲散地聊天,激发思想、灵感和想象?


思想需要经验的累积,灵感需要孤独的沉淀,最细致的体验需要最宁静透彻的观照。累积、沉淀、宁静观照,哪一样可以在忙碌中产生呢?我相信,奔忙,使作家无法写作,音乐家无法谱曲,画家无法作画,学者无法着述。奔忙,使思想家变成名嘴,使名嘴变成娱乐家,使娱乐家变成聒噪小丑。闲暇、逗留,安德烈,确实是创造力的有机土壤,不可或缺。


但是香港人的经济成就建立在“勤奋”和“搏杀”精神上。“搏杀”精神就是分秒必争,效率至上,赚钱第一。安德烈,这是香港的现实。这样坚硬的土壤,要如何长出经济效率以外的东西呢?


2005.10.17


以上选自增订新版《亲爱的安德烈》,龙应台、安德烈合着,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2013年3月。





理想国 2015-08-23 08: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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