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hinking原创】狗剩爹：青年人和青年中国的朋友胡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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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至今已经差不多快一百年了，然而这场运动的影响却还在不断发酵，我们仍处在这场运动的结果当中。近年来，思想界不断掀起反思和重新评估新文化运动的做法。不论出于何种需要，这种反思和重新评估应属正当其时，因为我们这个老大国家的文明似乎仍然没有走出历史转型的大峡谷中。

　　新文化运动，也可以被理解为一场青年人和青年中国对老年人和老年中国发起的观念和文化上的革新运动。以民主、科学、新道德和白话文为代表的“新文化”要代替以专制、迷信、旧道德和文言文所构成的“旧文化”。年仅26岁的胡适之以现代知识分子的形象，成为了这场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在接下来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内，他的影响遍及一代又一代青年人，这些青年人有的成为革命家，有的成为学者，以他们的青年志气逐渐造就了一个“青年中国”。

　　可以说，自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起，到1962年以“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身份在台北谢世，胡适在推动文学革命、研究哲学史、整理国故、批判社会（问题与主义之争）和创造公共舆论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这一生的努力和功绩被誉为“再造文明的尝试”（罗志田着“胡适传”所用书名）。用他的学生兼《胡适杂忆》和《胡适口述自传》的作者唐德刚的话说，胡适做的工作是“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

　　因此，我们今天阅读胡适有两种意义：第一，以“青年人的朋友胡适之”的名义来阅读他。虽然胡适所发挥直接作用的时代已离我们远去，但他所讨论的一些问题，他所提出的一些方法，他对青年人的淳淳教导，今天看来仍不过时，仍能影响青年；第二，以“青年中国的朋友胡适之”来阅读他。胡适所塑造的“新文化”，他对现代中国学术的建立之功，他对现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殷殷期望，都是我们重读他的现实理由，只有站在他的肩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眺望国家和青年人的走向。

　　基于这样两重意义，眼下这本《为人与为学：胡适言论集（评注本）》应运而生。此书收录了胡适在学术和教育方面的经典着述，兼具时代性和启发性。评注者萧伟光乃北大哲学博士，师从楼宇烈先生攻读宋明理学，近年来在传统文化复兴的议题上做了不少力所能及的工作，本书的基本论调也是在复兴传统文化的视野下重新评注胡适。在萧伟光博士的努力下，我们眼前的这本书有三个可读的层次：（1）评注者所选编的胡适言论；（2）评注者所选编的相关作者的言论以及背景介绍；（3）评注者对胡着的评注和解读。

　　先来说第一个层次。作者按照“家庭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读书教育”、“思想与家国天下”、“人生理想与实干”六个次第，将胡适的言论进行了有益而用心的选编。这些文章、演讲以及通信不光对我们理解胡适理想中的“青年中国”（现代中国）具有意义，也对青年人的成长和求学具有启发意义，还能带领我们进入胡适的内心世界，理解他何以能成为一代儒林之首。

　　比如在“家庭教育”中的《我的母亲》一文，胡适回忆母亲对他的家教，可谓情深意切，感人至深。他的母亲不光是慈母还兼任严父，给了他扎实的做人教育。他的好脾气、待人接物的和气，他的宽恕和体谅，都源自他的母亲。胡适仙逝后，蒋介石为他送去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一评价的确代表了胡适一生的功德及其性格和思想当中的矛盾。胡适脚踏着新旧两个时代，经受着中西两种文化的陶冶，虽然倡导新文化并用新式的方法论重新整理国故，但他的为人却是典型的儒家士大夫的样子。

　　在“中学教育”和“读书教育”这两部分，胡适向青年人开出了一系列关于国文和国学的书单，但若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今天绝大多数年轻人的国文和国学基础是算不得过关的。虽然所列书目只是他眼中的基础标准，然而对于当今的学校和学生而言均已算作奢侈了。学生本来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各门功课，在国文和国学上不可能投入这么多精力，因此就现实情况来看，这些书目只能供对国文和国学有钻研兴趣的有志青年参阅了。对于如何读书，胡适先生有一句话非常传神：“青年人要读书，不必先谈方法，要紧的是先养成好读书，好买书的习惯。”读书买书的习惯一旦形成，读书就顺理成章，压力自然减小很多。他还说：“为学当如埃及塔，要能博大要能高。”对于尚在知识的海洋里迷茫的青年来说，这些真切朴实的话有一种坐标的作用。

　　胡适不光为青年人树立了学问和人生的路标，也为中国现代学术树立了路标，这些路标就是他所倡导的思想方法。在“大学教育”和“思想与家国天下”中，胡适在多个场合都强调治学方法的重要性。虽说就学术造诣而言，胡适的确比不上他的那些学生们比如冯友兰、傅斯年等等。但正是在胡适所订立的坐标之上，中国现代学术才开出一朵又一朵花儿来。胡适一生所身体力行的方法，可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来概括。但早在1919年发表《少年中国之精神》时，胡适就曾提出年轻人要“注重假设”、“注重实证”。他这一生都在贯彻他从导师杜威那里学来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并以此去考证《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小说，也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禅宗和《水经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就第二个层次而言，评注者萧博士做了许多难得的工作。不仅向读者介绍了胡适这些文章的思想和背景，也会把他放在同时代的师友和论敌的网络当中来理解他。比如在“家庭教育”这一部分，评注者不仅在背景钩沉里讨论了胡适，还讨论了他的导师杜威、同门陶行知，以及鲁迅先生的家庭教育理念；此外，评注者还阐述了钱穆和贺益德在这一领域的主张；不光如此还分析了“胡适的人际世界”、胡适为什么会谈容忍与自由等等。评注者指出，胡适一生提倡自由主义，其落脚之精髓却是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而这恕道却最先受教于他母亲；他所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也多得力于孟子的大丈夫精神。所以，胡适正是“三分洋货，七分传统。”

　　在“读书教育”这一部分，评注者在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后，又分别附加了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和钱穆的《七部“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以及二者对于胡适所选书目的评论。之所以在胡适之后还要选取梁启超和钱穆的书目和评论，是要对胡适先生的主张和兴趣有所平衡，把与胡适不同的意见也反映进去，让读者能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国学书目。凡是能引起争议的胡适言论，该书都在背景钩沉和附录里面进行了平衡处理，这也反映了评注者对读者负责的态度。

　　就第三个层次而言，评注者不光对胡适的言论进行了相对客观的点评和发挥，也把自己就这一问题的认识进行了阐释。评注者的总体态度是，对于胡适先生激进否定传统文化的做法需要再反思。基于这种态度，评注者将“为学”与“为人”打通，对胡适先生的偏颇进行了一定的纠正和补充。比如还是在“家庭教育”中，当谈及胡适所受母亲的教育时，作者评论道：“智、仁、勇被《中庸》称为三达德，是中国人最为看重的德行，这三种德行之中，‘仁’又是居于统领地位的，有了‘仁’、‘智’和‘勇’才有了方向、才有动力。……母亲以爱来诠释‘生命的教育’，以自己的生命来诠释这种最好的教育。……没有这种‘生命的教育’，是不可能有中国历史上的胡适之先生的。但可惜的是，胡先生并未能弘扬此‘生命的教育’。”萧博士还指出，胡适之先生等民国名流，救国心切，急于开启民智，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丧失了“仁”而专门求“智”，实在是丧失了固有文化之根本。

　　在“大学教育”中，评注者对《一个防身药方的三味药》评论道：“适之先生的‘三味药’，1932年讲，1934年加了‘一味药’继续讲，1960年回到‘三味药’接着讲，大陆讲，台湾继续讲，其实，和适之先生不太重视的孔孟相比，这些话都没有多大力量、都非基于人性之上的切实提点，这都只是一些重要、但绝非根本紧要的话。”这让我想到年轻的李敖在台湾听到胡适演讲后也感慨：胡适的演讲不能不听，也不能多听，因为总是一个样。李敖还感叹胡适先生“一个那么重要的人，却做了那么多不重要的事”。只是，比起李敖，萧伟光博士对胡适的评价更加准确和深邃，他接着写道：“适之先生怀疑中国历史与文化，将其视为死尸、用从西洋学来的一点皮毛加以解剖，消解其意义，解构其价值，让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彻底丧失信心，坚信‘我们祖宗的罪孽深重，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坚信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是真理，却来教训我们的青年学生‘不要堕落’，要‘有信心’，这不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吗？”这一反问，听上去刺耳，实则振聋发聩，是当代学人必须要问的问题。在我们不断批判、否定传统文化的20世纪，让青年人丧失文化自信、国家自信的事情我们干得太多了，今天终于对吾国吾族固有之文化有了一些理性和从容的评价和再认识。

　　虽说，在适之先生的领导下现代中国之学问体系得以逐渐建起，但完全搬照西方思维来解剖中国学问的做法也遗留了很多严重的问题，甚至是错误。萧博士写道：“‘格义’是以我为主、主动消化吸收异质文化，以僧肇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僧人居功至伟；‘反向格义’是邯郸学步、削足适履，适之先生可谓始作俑者——如何扭转此局面，转变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再做西方思想之奴，这就要看我们的努力了。”阅读至此，评注者的悲愤之情，不言自明。当然，评注者绝非要对胡适之、陈独秀、蔡元培、鲁迅等先生求全责备，而是向世人，尤其是青年人，提供新的借鉴思路。

　　可以说，萧博士的观点值得借鉴，心情值得理解，但是“西方思想之奴”的说法，仍然值得商榷。是不是说胡适先生用“实验主义”的方法考证中国古典文学就是“西方思想之奴”的体现呢？能否说，目前文史哲领域的学者学着西方人的方式来分科、裁制本国学问就属于“西方思想之奴”呢？我想也还是值得再思索。我们当然晓得因噎废食，将洗澡水和婴儿一起倒掉的悲剧，但历史的车轮有时竟如此急促而剧烈，容不得一批学人慢慢地将固有文化进行变革。我想，胡适先生引入西方思想、促进文化交融的努力，也绝非为了要让西方思想去奴役东方学问。文化的融合，文明的再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曾停顿。文化或文明也绝非是一个整体，不可切割，很多变革都非个人意志可以左右，都属于一种适应环境的结果。

　　今天的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适之先生所畅想的“青年中国”之中，这是一个不中不西或亦中亦西的世界：说中文和英文，用筷子和刀叉吃饭，看好莱坞和国产大片，用手机上网，回家过年，去国外度假，珍视人情，热爱知识……。中国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西化了或充分现代化了，世界也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化了，面对这种变化，我们很难呼吁知识分子去抵制什么、弘扬什么。因为连“知识分子”、“中国文化”，甚至“文化”、“启蒙”、“教化”这样的概念本身都成了问题。我们眼前的并不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是人类“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是“青年中国”，更是“青年世界”。所以，与其说这是一个中西之争的问题，不如说这是一个古今之争的问题，是人类全新的问题。

　　加速的全球化让所有人都被绑在了一条船上，于是像“复兴中国文化”这样的议题本身就会被“应对人类危机”这样的议题所解构或取代。人欲的泛滥，道德的滑坡，文明的衰落，科技的异化，人伦的危机，环境的污染，生态的恶化、战争的潜在……这一系列问题不独为中国所独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药方也不独为中国文化所垄断，而是应继承人类一切可以继承的经验和资源，携起手来共同面对。希望几百年后，当人工智能以光速在互联网中穿行的时候，胡适先生对于青年人的呼吁：“争取你个人的自由就是为国家挣自由，争取你个人的人格就是为国家挣人格”还能在宇宙中回响，并存有其意义。

——读《为人与文学：胡适言论集（评注本）》

狗剩爹：爱思想读书会发起人。

《为人与为学：胡适言论集（评注本）》，胡适着，萧伟光评注，中国纺织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