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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华在成名后追忆自己的读书经历，有一点体会是，幸亏没有同时阅读卡夫卡与川端康成，不然两种完全不同风格与旨趣的文字会产生过于强烈的撞击与冲突，这很容易就搅乱一个初学写作者的方寸。刘泽华先生的《中国的王权主义》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放在一起让我也产生了类似的感怀。

　　这两本史学着作在基本问题上有着本质差异。在其立论之基——对待本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方面，两位学者持有根本不同的观点。钱先生始终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呵护景仰之心，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钱穆先生便与诸多西化论者所力倡的大张旗鼓地批判传统文化的主张背道而驰。在《国史大纲》的开篇里，钱先生即明确提出“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这无疑与五四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吃人”性质的定性大相径庭。钱先生绝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保守主义者，对于国破人忘民生凋敝的社会现实，钱先生改进自强之心绝不亚于西化论者。事实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中的坚守，西方诸强大举入侵下的呵护保养，正是钱先生开出的一剂救国救民救中华文化，维护所谓“中华主性”的良方。

　　与此相反，刘泽华先生在其着作中力主彻底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之核心——王权主义，以为正是所谓王权主义传统过于强大和稳固，才使中国几于陷入绝境，并使中国始终脱离不了被动挨打的国际地位和民生凋敝尊严全无的悲惨处境。“我所说的王权主义既不是指社会形态，也不限于通常所说的权力系统，而是指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大致说来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应的观念体系。”深入批判清除王权主义之遗毒，是当前中国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和基本前提。倘王权主义阴毒不散，则现代中国之丰功伟业庶几难成。

　　两位先生的观点差异之大绝非偶然。实际上，两种观点完全是中国近代至当代思想取向的两端——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充分表现与延伸罢了。这一论证自鸦战后洋务守旧之分化到当今部分自由主义者与新儒家的诸多争端，一直未曾了结。实际上在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激进派与保守派都有其说服力，但却都拥有致命的缺陷。在此我们有必要大略梳理一下激进与保守的含义与放置在中国的独特语境下的两派思想之分歧和流变过程。
　　
　　一　何谓保守，何谓激进？
　　
　　保守激进二词完全是西方舶来品。西方学者提保守无不提保守主义宗师柏克者，并以柏公之《法国大革命》为西方现代保守主义的起源。实际上，哲学大师柏拉图，托马斯·阿奎那皆可视为保守主义者。不过保守主义作为一种彻底的，完整的现代政治学说，则非以柏克为宗师不可。在本文中，所谓保守主义激进主义皆是在现代性的语境里来谈论的，所以以柏克为保守主义之父当不为过。

　　柏克抑法国革命而扬英美改革，认为自由出于秩序，不反对改革封建专制，但要求限制市场经济的过分发展，强调法制，秩序与传统美德，是一位温和的改良者。这些品质无不成为后来保守主义思想的特征。即尊重传统，注重改革与维持现状之间的联系与传承，保守派多认为人性本恶，故皆以稳定，秩序为管理国家的头等大事，斥革命为搅乱秩序，败坏人心的政治行为。柏克推崇英美的政治改革，正因其不流血（光荣革命），稳定（美国宪法的稳定性），屏除战争与暴乱（美除南北战争外国内绝少战火动乱，英更如此），尊重传统文化与历史，并认为在这个基础上，自由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现。按照萧功秦的观点，柏克属于“渐进的保守主义”(Evolutionary Conservatism)，因为柏克是以英国自由主义的立场来反对法国大革命的。而与此不同，与柏克同时期的政治学家梅斯特则是所谓“反动的保守主义”(Reactionary Conservatism)，是从传统的威权专制主义的立场来批判法国大革命的。

　　激进主义作为一种与保守主义相反的政治思潮则一直未有明确的内涵与外延，依具体语境确定。大抵说来，激进主义主张在短时间内运用各种手段（革命，战争，暴力，改革，恐怖政策等等）急剧改变现存制度与思想，社会状况，以达到其所要实现的目标。激进主义并无类似柏克的宗师，与保守主义一样，在不同的文化与政治制度中，都有相应的激进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相对于自由主义，原教旨主义相对于新教主义，全盘西化相对于儒学，都可以视为不同类型的激进主义。

　　实际上，所谓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在不同的环境里，都有不同的立场与反对面，应该结合其具体的语境予以分析。
　　
　　二　中国语境下的两派之争
　　
　　回溯中国历史，夏启夺位，秦始皇登基与其改革，王安石变法等众多历史事件都有其保守激进的因素。然而作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保守激进之争，则应肇始于鸦片战争。

　　与欧美不同，中国的保守激进的分野从一开始就是暧昧和模糊不清的。鸦片战争将中国置于西方列强侵入下的被动地位，这一落后局面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劣势弊端净显无疑，很难说中国在鸦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有真正类同与西方意义上的保守派与保守主义。西方先以其军事实力震慑国人，后以其政治理念，文化传统取得国人欣羡，并吸引了大批官员学者模仿其工具武器到学习其制度文化。虽然保守派在人数上较洋务派为多，但中国政权与疆域的逐步陷落却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根本不可能有柏克所谓的渐进改良的政治局面，和英美无战争外患的稳定的社会环境，救亡图存才是摆在中国政府与知识分子面前的头等大事。可以说要在中国做经典意义上的保守派，几乎不可能，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没有什么能真正保守得住的。所以洋务维新派人数渐多也在情理之中。至革命派登上舞台，康有为作为维新派领袖则已成“守旧派”，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激进主义的力量逐步壮大，成为思想界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中国的保守派是一个相对概念，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所谓保守也只不过是在要求革命的幅度上与激进派有差异，而且不少知识分子的立场也随政治局面左右摇晃不定。也即说，中国的保守派多类似于柏克式的渐进的保守主义，因为按照梅斯特所谓“反动”保守主义的做法，中国亡国无疑。例如后来被视为保守派的康有为在君主立宪还是推翻清政实行民选之中选择了前者，很难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刘师培从民主革命的斗士转变为无政府主义者，再变为清廷督抚的幕僚，最后以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拥护者告终。而闻一多从《诗经》《易经》的热爱者到晚年对鲁迅的认同，前后也不过二十年。

　　可以说，虽然保守激进这两个政治术语舶自西方，但在中国独特的语境下，却有着与西方不同的含义。大略地说，可以将本文开头的钱穆《国史大纲》与刘泽华《中国王权主义》视为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两个有代表性的文本。

　　钱穆先生绝非单纯地怀恋过往批判现实。在内忧外患国难当头之下，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不可能无动于衷。钱穆先生面对知识界思想界对传统文化的强烈批判心存忧虑，在他看来，这种抽掉民族血脉的做法将彻底丧失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一个文化大国的生存之基，而沦落为西方思想治下的亡国奴。所谓爱国才能救国，爱国感情从哪里来？自当先从了解热爱本国历史始：“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知识，其要在此。”与国外保守派不同，钱先生并不绝对地认为过去比现在好，稳定比改革好，前文说过，中国所谓保守激进之分，其共识都在改革弊端振兴中华，区分只在改革的策略上。钱穆先生担心国史知识的缺失，对中国传统文化草草批判而无继承，则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爱国心便无从谈起，更遑论救国图强。举凡欧美强国，皆有其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积累。

　　我以为所谓保守派思想，应从两个方面予以区分：“道德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美国保守派奉行“道德保守”和“市场放任”的双重标准，对于我们理解中国保守派则不无裨益。改革政局发展经济钱先生自当认同，钱先生所坚持的保守，应该是属于“道德文化保守主义”，后新儒学也大致在这个领域内，即便对政治经济领域多有参与，也不过多是文化层面的干涉。而激进派则不但要求改革政局甚而革命，还要求在道德文化上面开展大张旗鼓地批判。

　　与钱穆先生相反，刘泽华先生认为：“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旨是王权主义”，王权主义是自上而下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其影响力也绝非限于政治领域，它已经成为中国思想格局中的重心，在经济、思想、文化、道德等各方面都有本质性的影响。要真正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则非彻底批判王权主义不可。对王权主义的批判包括了政治经济和道德文化等诸多领域。这样的观点绝非首创。早在清末谭嗣同就提出：两千年的政治都是秦政，秦政就是强盗，两千年的学都是“荀学”，是乡愿，两者都是糟粕中的糟粕，并认为中国的伦理道德秩序必须改变。对“秦政”和“荀学”的政治与道德文化的双重批判，正是激进派所共有的主张。鲁迅言年轻人要少读中国书，所谓吃人的传统文化，也大抵是这个意思。可以用刘泽华先生的一句名言概括这种主张：“要从历史中走出来！”

　　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两派都各自有不同的主张和理由。这一争论从鸦战开始直到今日，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根本问题在于，所谓的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西方概念，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对西方社会的深入研究与学习。杜维明说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但没有西化又谈何现代化。西方文化发展到现代化阶段完全是自我生长发育的结果，自然没有这类问题的困扰。在中国现代化的合法性已不容质疑（不现代就亡国）的前提下，如何去处理学习西方文化制度以自保自强，又避免民族虚无主义从而沦为文化殖民地丧失传统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确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康有为的君主立宪论在某种程度上是两种观念妥协的产物。所谓中国人民心智未化国情不合，自然君主非保不可。立宪是在保住皇帝的基础上改革政体，以自保自强。所以康有为作为维新派成员既受到守旧派攻击，又被后来的革命派视为不彻底的保皇派。李泽厚在《中国思想史论》中对康有评价如下：“……是数千年来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终于在最后一代封建士大夫们身上分崩瓦解和向资产阶级思想方向蜕化的表现，作为一面镜子，它清晰地照出了晚清这一整代人新旧并陈青黄不接的思想面貌。”

　　康有为求变也求不变，其变的思想成为谭嗣同思想的来源之一，托古改制也是康有为政治生涯中的重头戏。而其不变的思想又成为其保皇的根据所在。这两种迥异的思想后来裂变为保守激进的不同流派，有袁世凯的复辟帝制，也有孙中山的辛亥革命。

　　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在经历了清朝覆灭，辛亥革命和袁世凯复辟等具有坐标意义的历史事件后，３０年代的中国陷入了另一场比西方列强入侵更为漫长和惨痛的动乱中——世界法西斯主义蓬勃发展，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膨胀，以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件为标志，日本成为关系中华民族存亡的头等威胁。救亡与启蒙的权衡成为摆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两难选择。最终救亡压倒了启蒙。

　　１９３４年，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丁文江，清华历史系教授蒋廷黻提出了“新式独裁论”，坚持保守政治立场，对激进革命派自由派予以驳斥，认为中国尚不具有实现民主共和的文化条件（民众素质低下，７０％——８０％文盲），而英法俄三国的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建立一段时间的专制政府，形成民族国家，才具备了成立民主政府的条件。不啻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当前日军压境，国内混乱一盘散沙，倘无一专制统一的威权政府，则中国必亡国无疑。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德国魏玛民主政府无强硬手腕而惨遭失败，希特勒被选举为德国独裁者，从而使德国成为威震欧洲的军事强国，这一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也多少为丁蒋二人的政治主张做了注脚。

　　有意思的是，丁蒋二人原都是英美式的自由主义者，属胡适阵营。前文提到，中国近现代的知识分子其政治立场左右摇摆，皆因社会动荡风云多变所致。这一时期的政治保守主义，是知识分子面对日军侵华而采取的救国策略。这里自由主义多少显得有些软弱。虽然以胡适为代表的所谓自由主义激进派仍旧坚持其立场，但也不过是想让国民党早日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而已。可以说两派的主张无实质性的差异，都接受了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央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二十世纪的头等大事。关于建国后至七十年代末中共执政的保守与激进的问题，始终存在不同的看法。按照杜维明的观点，建国后屡次运动，如大跃进，文革等，皆是激进主义的极端表现。领导人妄图越过历史发展的逻辑，实行乌托邦式的跨越发展，并对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人类所有精神物质财富采取统统诋毁和否定的姿态，至于大跃进与文革期间的诸多具体做法和政策，乃至大大小小的标语口号中的激进成分，更是俯拾即是。这是与GCD（不特指中国）的本质属性有关。所谓革命，激进和大刀阔斧的改革本就是其本色。在国外，GCD自然是保守派的眼中钉肉中刺。至于打倒孔家店之类的行为则更鲜明地表达了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其力度之大，打击面之广，概为近代以来所未有。

　　与此相反，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姜义华则认为文革正是中国政治保守主义发展到极至的表现，其理论根据在于保守主义的特点：依靠国家主义，威权主义和传统主义管理国家。从５０年代后期全面专政论浮出水面，到７０年代政治保守主义体系化，制度化，个人专政独裁成为不可挑战不可质疑的政治体制，５０年代，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按照自由主义学者李慎之的看法，这些行为均属于“引蛇出洞”，有民主之名而无自由之实。不过相对后来而言，当时的“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大辩论，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民主的成分在里面。

　　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可视为保守主义政治发展的转折点。自此以后，毛泽东的个人地位不断稳固，终成独裁。文革爆发以后，以前仅存的“大民主”逐步被取消，知识分子下放，异己逐个被消失，毛泽东思想成为举国上下的根本律法和不容动摇的神圣信条。按照姜义华的观点，这正是建国后保守主义政治发展到极端的表现。

　　我更倾向于姜义华的观念，建国后诸种激进之举，不过借革命之名而倒行逆施，其本质仍然是保守主义的，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之下，激进派对传统文化的摧毁不过为建立自由主义政府，实行民主宪政，而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对传统文化彻底批判的取代品，不过是与古代王权政治相同的个人独裁统治罢了。结果，摧毁传统的逻辑恰恰是传统本身的。切不要以为稳定就是保守的唯一特征，中国的保守派同样可以在表面上激进起来。诚如许纪霖概括：“激进主义固然属于乌托邦改造工程，但在２０世纪的中国，保守主义也具有同样的思想行动特征。激进与保守表面上看似乎是势不两立，水火难容，实际上它们是一个分币的两面，在深层具有共通的思想预设和思维逻辑。”

　　７０年代末期，毛泽东逝世，改革派取得上风，四人帮倒台，这一切似乎意味着威权主义和保守政治的结束，但事实的本质往往与其表面相反。知识界文化界开始对文革遭遇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冷静的反思，整个八十年代（……之前）的中国思想界基本是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面对文革，全面彻底的否定成为思想界的共识。实际上从那个年代熬过来的知识分子很难再对那场苦难有什么好感。与甘阳所言的当下知识界的“知性保守主义”相反，八十年代思想界的开放性与弹性是罕见的。但在这种百家争鸣的思想局面中，自由主义仍然成为了主流，不能不说有深刻的必然性。自由主义的立场甚至成为进步知识分子代名词。而与此相反，政治界则始终没有真正放开脚步进行系统的自由主义改革，威权主义阴魂不散。知识界日益对缓慢的政治改革产生抵抗情绪。在这种思想境况下，《河殇》的出版与风靡简直就是注定的。这本小册子的主要观点实际上还是在重复着近代以来激进派的种种观点，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全面否定的立场，认为黄河到头还是流入大海，我们再也不能拒绝蔚蓝色的海洋文明了。直至……事件爆发，知识界的自由主义与政府的威权主义之间的冲突终于达到顶峰，激进与保守的分歧与矛盾尽显无遗。

　　……之後后，早年以美学和考古学着作出名何新以其所谓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立场而登上政治思想界，否定……自由宪政市场经济，开启了中国９０年代以来的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时至今日，这场争论愈演愈烈，毫无停息的迹象。而这正是思想界得以保持活力的重要前提，也是社会维持良性发展和动态平衡的必要条件。值得注意的是，何新一直对中国传统文化感情甚笃，从早年的着作到今天的一系列对传统典籍的再阐释，何新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与其政治立场的联系不能不说是必然的。

　　海外新儒学的情况，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做过多阐述了。　　
　　
　　三　苍茫中华，何去何从
　　
　　娜拉出走后怎样？刘泽华先生痛斥传统政治之弊端，但所谓“从历史中走出”，又该走向何方？刘先生并没有给出答案，也不可能立刻给出答案。而钱穆先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热爱之情足当为吾等叹服，但作为一个力图建立现代化的民主法制社会，实行市场经济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当代中国，仅有《论语》《孟子》是否还单薄了些？

　　在这里，有必要回到本问开头对于保守主义的两个层面的区分上来，即“经济放任”与“道德保守”的区分，但诚如甘阳所言，这两种矛盾的主张是美国特定的历史和环境决定了的。一般来说，经济保守与道德保守或者经济放任和道德多元是其常态。在一般后起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里，多以双重放任多元为多。

　　钱穆先生的主张多在文化道德层面：“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卤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所贵于历史知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任也。”而对于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政策，钱穆先生并未给出系统性的阐述。所以，刘泽华先生才有了这样对待传统的立场：“因此我对它在现实生活中的有效性怀疑多于相信，对张扬传统的种种说法多不敢苟同；对流行的开发传统、开发儒家以救时弊的思潮更为怀疑。在我看来，当务之急是分清什么是传统观念，什么是现代意识，以及如何从传统的笼罩中走出来！”

　　有学者从重新解释传统经典来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做理论准备和文化铺垫，但成效甚微，因为中国典籍里确实缺乏中国现代化所需的学理资源。新儒家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而也有学者从敦煌文书中发掘出唐代民间结社自治的宝贵资料，以此为契机，为中国现代的民主政治寻找历史传统，以此缝合断裂的古今中国。但由于研究刚刚展开，故不能草率结论。

　　中国洋洋几千年，在近现代以来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悸动，挣扎，徘徊与抗争，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民主与专制，改良与革命，这些字眼构成中国近现代史的关键词。而文章至此也未能给出一个明确的出路，这远远超过了作者的水平。也许再过一个世纪也未必有明确的答案。但我相信，在这不断变动和求索的思想旅程中，我们大概才有涅磐之后重生的契机。 

liangzhi 2010-07-15 08:3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