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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在字里行间书店，读者们听穿红色袜子搭配同色系衬衫的小说家蒋一谈和凤凰读书主编严彬谈短篇小说阅读与写作。与蒋先生有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一丝不苟的“时尚先生”，注重仪表，说话字正腔圆，照顾所有人的感受。他说，“等了几年，终于等到一个小说的故事”。真是一文作罢头飞雪。

《透明》、《夏天》和《温暖的南极》是蒋先生2014年出版的三本短篇集，这些小说安静、成熟，在季节更替里讲述不那么成功的一群人心底的忐忑、悲伤和希望。用蒋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我的大部分作品最适合三十五岁的人来看。”不错，看似简单的文字里铺陈了岁月的艰深，只有认命才能保有尊严的生命领悟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还太苦涩，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蒋一谈建造的文学房间里走走看看。读毕《公羊》的故事，我曾泪流满面，就是那一刻，透过门窗，我重新遇见了自己。

我想做“建筑家”，构建房屋，

让读者透过文学房间的门看见自己

严彬：今天我们做的是一场与文学、小说有关的读书会，主题叫“从夏天到冬天：走进蒋一谈的小说世界”。《夏天》是蒋一谈先生以夏天为主题的作品集，《温暖的南极》则与冬天有关。另外一本叫《透明》，也是短篇小说集。这三本书都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蒋一谈先生，他于1987到1991年就读于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没有“务正业”从事小说写作，而是去经商，成为了一位出版家。蒋一谈先生不愁吃穿，能够感受到冬天寒冷中的温暖，夏天炎热中的凉意。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执着的作者，能够很平静地写小说。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短篇小说的？

蒋一谈：2009年。

严彬：从2009年开始，以几乎每年一部短篇小说集的进度，出了不少本集子。比如《鲁迅的胡子》、《赫本啊赫本》等等。其中有四五本是短篇小说集，都是很好的作品，我本人也很喜欢。今天我们主要就这三本书聊一聊蒋先生的文学创作。为了不让蒋先生唱独角戏，我会准备一点问题，大家也可以随时提问。另外今天还设置了一个比较有趣的环节，如果现场读者有作品或者构思，可以提出来我们讨论一下，比如怎么样写一部短篇小说？怎么进行创作？我们先请蒋先生讲一讲。

蒋一谈：来之前，严彬告诉我，让我谈一下对小说的理解。这个话题其实非常大，大在哪儿？这么多年来，作家、诗人千千万万，每一位作家、每一位诗人，其实都是在用自己的作品、自己的文字，表达对文学、对生活的理解，为文学贡献丁点力量。我无法用一句话概述文学的意义或者文学的理念，但是我也问过自己：如何理解小说的形态？什么是我喜欢的小说形态？这个话题我也想了很久，我想把我的想法说出来，与大家交流。

我认为，小说有两种基本形态：第一种，写小说的人像货车司机，他的作品就是一辆货车，他（她）开着货车往前走，从读者身上轧过去，而读者没有反抗能力。这样的作品可能会让读者感到震撼、痛哭流涕、勾起埋藏的记忆。另外一类小说形态，写作者本人像是一位建筑家，他（她）通过文字，搭建一个房屋，读者走进去。这个房屋有窗户、有门，读者透过文学房间的门，又看到外面的自己。自己看见自己。这种状态不见得是正常，但平和的情绪要多一些。我本人的写作遵循后一种形态，我希望成为一名建筑家，而且可以搭建各种各样的房子。

严彬：我今天提早了一个多钟头过来，又读了两篇蒋一谈先生的作品。我不太愿意一下子把他的作品读完，他的作品需要慢慢读。比如说《马克-吕布或吴冠中先生》，讲的是主人公和一个姑娘的一段邂逅。女孩喜欢摄影，非常热爱马克吕布。她问他：“你熟悉马克-吕布吗？”男主人公可能不大熟悉，说：“我更喜欢吴冠中先生。”这样两个人的趣味产生了一点点冲突，接下来这个男人心里有一种情愫，他觉得自己几个月没有恋爱了，可能这是一个开始。后来，我们读到原来主人公其实也不是特别了解吴冠中先生。但是姑娘对两个人都很熟悉。最后女孩跟他说，这一段缘分大概是不能进行下去的，因为他们的趣味是冲突的。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小说，体现出作者的浪漫所在。

蒋一谈：吴冠中先生的传记里写到他和马克-吕布的公案，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其实想通过这篇作品，探讨人际关系的问题。比如我和赵志明是很好的朋友，他和严彬是好朋友，但如果恰巧严彬又是我的敌人，这一刻我们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了。

严彬：你在逼他做选择，是吗？

蒋一谈：人之间关系的脆弱就体现在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包括情侣之间都要保守秘密，秘密构建了我们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的快乐，一定要通过隐藏什么来获得。

严彬：着名评论家李敬泽先生这样评价你的写作。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失败者注定会被遗忘，但是在蒋一谈那里，失败者是有故事可讲的。悲伤、恐惧、奇迹、欲望和希望，这些人从他们的失败中，都领会了生之意义。这些东西在蒋一谈的小说中，都有很好的体现。”比如《透明》中的“我”，《在酒楼上》的阿亮等等，这些人的性格里面，或多或少都有失败、失意和柔弱的部分。在生活中，人们也或多或少扮演着失败者的角色。对此您怎么看？

蒋一谈：其实这个话题几千年前，庄子就已经讲过。在十天里面，我们每个人能大笑几次？可能只有一次，甚至是没有。更多的是时间是平淡的。我在路上的时候，也在想这个问题。在北京城这样的氛围里面，人的幸福、快乐已经被打了大折扣。这就是时空，我们逃离不了时间和空间。生活在北京，就必须要承受。我们日常生活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解决完这个问题的空当，喝杯酒庆祝一下，然后调整好心态面对下一个问题。我认为这是生活的常态。所以我在2010年秋天写《赫本啊赫本》时给自己写下这样的话：“人生充满苦痛，我们有幸来过。”要以一种幸运的心态迎接生活。我今年45岁，也经历了一些事情。但是我心里很清楚，明天、后天、下一步，还有更多的障碍和问题在前面，但是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没关系，这是真实的。

严彬：我在商场里面逛了一下，旁边那么多人经过，他们衣着都很光鲜、得体。商场里面衣服的标价是买两千减一千。在北京这样一个地方，在这样一个商场里面，怎么突然间来了这么多有钱的人，他们可以用一千块钱买一件或者两件衣服，而我却背着一百多块钱的包穿梭在其中。当时我就在想，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场景作为一个小说的开头。我也有一个（小说）构思，如果我带上我的爱人到商场里面，我在别人眼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衣着光鲜的人，还是一个闯入者呢？

蒋一谈：你刚才谈到的状态，我在二三十岁的时候也有过。不过我想从另一个方面谈一下我的感受。我和身边的一些朋友都认为，我们所说的高速发展仅仅是在物质层面，文明程度上、精神层面上的发展是很缓慢的。我在纽约看到的奔驰、宝马、保时捷、路虎这些世界顶级品牌的车比北京少多了。可是纽约的文化繁荣程度，要比北京高很多倍。关于这个话题，我与在纽约的朋友一起聊天的时候谈过，他说“美国人已经过了攀比期，他们都在过自己的真实生活。”这就是城市与城市的文明差距。像你刚才讲的那种感受，我想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还有一些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都有体会。这种心态说明中国的当代生存文化，缺一个缓解期，对尊严的缓解、对尊严的理解。我们的尊严以物质来衡量，而没有精神方面的考量。就像《星际穿越》中一个经典的词，叫做“枯萎病”，精神的枯萎。这是当代中国年轻人所要面对的，但是罪过不在年轻人。

严彬：是的，罪过不在年轻人。我读您的小说，能感到很多身份的冲突。比如《中国鲤》中讲到从中国到美国，因为身份、文化的不同，人与人之间就产生差异的故事。您能谈一谈，为什么如此的迷恋于在小说里表达这种在身份层面上的冲突吗？

蒋一谈：可能跟这些年我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系。我每年都有三四个月的时间生活在国外，于是免不了要考虑这个问题。这些年我有两点感受特别强烈。首先，在国外生活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更爱国了，比在国内的时候还要爱国；第二，我们中国人在这种与人交往的自信心方面，与拉美人相比，甚至是与非洲人相比，有巨大的差距。中国有56个民族，俄罗斯有193个民族，而美国有近1000个民族，所以这样的空间有一种巨大的包容性，给人以充分的自由与选择。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文化自信、心理自信会自然而然很高。这一点咱们要反思，为什么拉美族群、非洲族群和欧洲的族群到了美国，照样生活得很好，精神状态也很好？而我每次去唐人街，都深刻地感受到人群之间，包括整个社区之间的异常混乱。我个人认为，在美华人缺乏对生活的专业精神以及对自我的挑剔，我们对自身文化上落后的一面认知不够、反省不够。

文学作品里的主人公遇见作家，全靠命运

严彬：您在《透明》的扉页写到：“只有认命才能保有尊严。”我觉得这种提法还是有悲观消极的成份，您怎么理解认命以及尊严在您的文学中，以及在您本人生活状态中的体现呢？

蒋一谈：文字是个人对生活的体悟。《透明》出来之后，网络上起了一种声音，为什么如此悲观？我想八零后、九零后对这句话的理解，和我这个年龄段的人会不太一样，生活的滋味是累加的，没有足够的经历没有办法感受到。所以我借这个场合，和一些朋友说一下，假如你今年才二十出头，我的一些作品不买也没关系，或者可以买了等到十年之后再看。我觉得我的大部分作品最适合三十五岁的人来看。我姐1964年出生，这本书出版之后，我送给她。她到北京来跟我说：“弟弟，‘只有认命才能保有尊严’这句话是写给我的。”这是我亲姐姐跟我说的，亲姐弟之间是不会有谎言的。

严彬：这个跟您本人有关系吗？认命是您本人心态的体现吗？

蒋一谈：我2009年开始写短篇小说，或者说是正式决定去写作的。在我看来，人生就是从摇篮到坟墓的旅行，这是一种基本的常态。我们该如何从悲苦中获取一些安慰？快乐和爱情这些东西都是很短暂的，只要能够找到值得为它付出和奉献的理由就可以了。

严彬：我们先把人生这个问题放一放，今天的主题是文学创作。前一阵子，我在您的朋友圈里看到一条状态：“窗外冷秋黑夜，等了一年半，终于等来了《阿Q正传》的最终故事构想和阿Q这个人的命运，感谢老天爷。”我当时听了，有一种“一文读罢头飞雪”的感觉。您等了一年半，终于等到了这样一个构思。我想请您来谈谈，这个构思和小说的创作是怎么进行的？这或许会对在座的读者，或者对我自己的创作，都会有一些启发。

蒋一谈：我大约是在2012年春节过后，有了这个想法，想重写鲁迅的《呐喊》、《彷徨》等一些重要篇目，把那种氛围、时空感放在当代。我当时把这个想法第一个告诉了当代很有才华的一位批评家杨庆祥。他说你好好写，写完之后，我们来做一个当代与民国文学的对话。从那之后，我开始积累。第一篇写的是《故乡》，第二篇《在酒楼上》，第三篇是《伤逝》，第四篇《离婚》已经构思完毕。下面是《一件小事》，还有《祝福》、《狂人日记》。至于《阿Q正传》，因为这是中国太重要的一篇作品，所以必须要慎重。我个人对小说特别在意两点：一是故事的创意本身，二是故事里的人物。我始终相信，这一点到死都不会更改，那就是对于一位小说写作者而言，哪些故事、哪些人物能遇见他（她），都是命运。不是说写了一些文字、写了一些短篇、中篇、长篇，发表出来，你就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你的作品必须创造最独特的故事、最独特的人物。而能不能遇到这些故事的人物，那就看命运的安排了。像《红高粱》男女主人公遇到莫言，《妻妾成群》的主人公遇到苏童，《活着》里面的人遇到余华都是命运。遇到你了，你抓住了，写成了，同类型的题材就不要写了，写了也没用了，命运是这样的。所以在私下场合，我也和一些很年轻的朋友、写作者交流，我跟他们讲，写作这条路特别陡，在当代赚钱很难，而且写作是孤独的事业，对身体伤害也特别大。个人对故事人物没有想清楚，或者把握得不好，情绪就会失控，对家庭生活也带来负面的影响。所以文学的副作用是很大的，想好了之后再去决定——是真正想成为一名作家，还是把文学当成自己的一门业余爱好。

严彬：您刚刚讲到，《红高粱》遇到莫言是命。但我觉得这种遇见往往不是很简单的，不然为什么是莫言遇到了《红高粱》，而不是我？我想听听您具体谈一谈。

蒋一谈：我遇到了《鲁迅的胡子》，就是这样。

严彬：您能说一说这个经过吗？

蒋一谈：没有。这个是无解的。像谈恋爱一样。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从恋爱走向婚姻，有可能在这之前遇到了其他的人，三个，甚至五个，但有些好的情感跟婚姻，自始至终都是那一个。我再打一个小比方，蛋壳里的小鸡成熟之后，要用小嘴啄鸡蛋皮钻出来。在敲击蛋壳的那一刻，小鸡的母亲也在外面用嘴巴敲蛋壳。两个敲击碰撞到一起，这叫禅机。很多时候重要作品的产生，就在这一刻，就是悬崖边的状态，感觉到了，就有了。

严彬：我还听你谈过，你的创作是很有规律性的。先前还看过你接下来十年的创作计划，多么惊人。里面不仅有你的写作主题和书名，甚至封面都已经定下来了。我觉得这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是件很抓狂的事情。十年的创作计划是怎么制定的？你不会担心这十年之间有变化吗？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规划呢？

蒋一谈：也不能叫规划，而是有计划进行。这需要不停地思考，每天除了睡觉、正常的工作之外，你就在一个文学的状态里面。一旦在里面，思绪肯定就全是人物和故事，这是自动排列的。接下来的出版计划，明年的《蒋一谈超短篇作品集》已经定下来了，2016年要出《中国人在美国的生存情感》。2017年我要出一本旅行主题的短篇小说集，人生就是旅行，我要写在旅途中发生的故事。2018年可能要出版《呐喊》、《彷徨》。2019年，我要写一批关于中国影视的短篇小说集。另外还有一本关于巫师的短篇小说集，也在储备当中。也就是说，此时都已经在储备，只是可能五年之后才会出来。

严彬：从作者方面来说，这个是说得通的。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在的信息资讯过于快速膨胀，包括阅读以及文学，文学所能够面对的世界素材都在不断变化。比如今年流行暖男，五年之后，不流行这个，而你还在按你的创作规划工作，你考虑过作品跟读者之间的关系吗？

蒋一谈：很坦率地讲，我认为写作者考虑读者，首先在于考虑他本人。他自己是不是一个好读者？比如字里行间书店有这么多书，你能发现哪一本是最适合你读的书吗？人的时间是有限的，而且我的时间都是碎片化的。既然是碎片化的时间，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时间碎片变得更安静一点？另外，我也想谈一点，我大概在一个月前看到陈丹青先生的一篇访谈录，他说：“此时此刻以及未来世界的长篇小说，正在以衰败的方式发展着、存在着。”原因就在于美剧的魅力太大了，美剧是跨年度的，长的可能跨越十年。对于长篇小说，想要把里面十几个人物都刻画得非常鲜明，这难达到。但是美剧可以把五到十个人物的人性的复杂全部展现出来，伴随一个人的成长。也就是说，过去长篇小说曾经解决的问题，现在美剧都可以更好地解决。陈丹青讲，因为碎片化，我们需要更集中。所谓的集中是指，碎片式记忆就像随时随地的植入，累积式的植入贯穿成一条线，从而组成记忆线。因此，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在美剧流行的时代，陈丹青先生说，短篇小说、诗歌和随笔，恰恰能帮助人在瞬间记住自己。这是他的个人见解，也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

文学有两样事物要面对：一是回望，回忆过去；二是展望，展望未来。写小说的时候，我个人当然也在成长，但是这些大的模块化的内容，是我一直都会感兴趣的。可喜的万世万物都可以写，我看完了《银河护卫队》，非常喜欢。看完《超体》，感觉还可以。《星际穿越》我也很喜欢，也想写科幻短篇小说集，但是这只是内心的计划，真正要将计划拿出来承诺我不敢，因为在这方面的储备还是非常少。但如果有一天，这个储备好了，我会写科幻短篇小说集来挑战自己。

严彬：现代小说，其实是从西方起源的，包括中国从八十年代以来的作家，莫言、余华等等，他们都是学习、模仿着西方小说的写法。比如很受欢迎的马尔克斯，还有加缪、卡夫卡等等。你怎么样理解现代小说写作这个东西？

蒋一谈：我认为现代文化是一个进行时，它的发生也才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一切都是进行的，没有一个定论。刚才谈到美剧，我觉得，电视剧从诞生到现在，时间很短，但是电视剧的发展已经非常非常成熟。电视剧是谁写的呢？编剧，但是我坚信这些编剧们都有当小说家的梦想。可能每个人都有小说家的才华，但是一个编剧团队需要三个五个小说高手合在一起干成一个大美剧。现在个体的小说家，不要太自信，因为人本身是局限的。

严彬：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进行小说创作呢？

蒋一谈：你的眼界决定了你的作品的容量和生命力，要多学习、多游历。

蒋一谈像是“暖男”，

作品温暖而略带感伤，有一种中产阶级情调

严彬：我觉得你特别符合刚才提到的“暖男”一词，你的小说给人温暖，也略带一些感伤，我觉得这是一种中产阶级的情调。小说中有很多知识分子的角色，通常流露出温暖、简洁、安静的东西。你对那些宏大的事物、宏大的主题很少涉及，比较关心小人物。你怎么从整体上定位或者看待自己的小说创作风格呢？有人说你是一个极简主义的小说家，有点类似于卡佛。

蒋一谈：我想有一位作家被当代文学批评曲解了，这个作家就是契诃夫。如果我们把契诃夫的六七百篇小说都看完，就能发现，他的百分之八十的作品，写的都是知识分子。可是我们的文学评论把他形容成专写农民的作家。为什么他要写知识分子、西方文人？他很明确地讲，知识分子是一个国家文明的创造者和传递者。我觉得当代的文学创作里，把知识分子当成主人公的作品太少。另外，网络上常说“暖男”，我对这个词语不了解，但我知道，契诃夫是不暖的，契诃夫只是很冷静地呈现，我也要学他。我从2009年开始读门罗，觉得门罗把契诃夫缺失的一块给弥补了。契诃夫缺什么？首先，他缺多重细节的交替。其次，契诃夫缺的是情趣，而门罗在这方面弥补了。此生这两个人的营养对我而言，已经足够了。另外，还有一位作家，我现在也在看，也在不断地学，他叫托宾，我想你们也读过他的《空荡荡的家》，他有几个作品写得确实很棒。我前两天在微信上说，相对契诃夫而言，卡佛就是一条冷河，契诃夫则是大海。契诃夫太伟大了，他的作品非常复杂，绝对不是单一的，这个风格我从大学时代就不断学习。我个人也觉得，我应该写出不同风格的、多种多样的人物，但同时又有核心的东西。我本人是知识分子，因此知识分子一定是我最关注的一群人。

严彬：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你有意重写鲁迅。为什么会乐意去挑战经典呢？这能够体现你在创作上的野心吗？你是觉得现在主题不够写了，还是有其他的打算？

蒋一谈：从1918年发展到现在，我们的现代汉语还远远没有成熟，看沈从文、看鲁迅，我越来越感觉到一点，对于鲁迅，我们从思想上解读得太多，而从文体解读得太少。鲁迅在1917年用文言文写过一个短篇小说《还乡》，第二年就完全用白话来写了。他一定是被某种思潮指引，而他也意识到这种思潮是必然的。当我们从文体上研究鲁迅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的优点与缺失。而且我认为他笔下的人物，与我们当代的人物，气息上一直在传承，传在当代会怎么样？我要去想。这并不是野心，我觉得写作本身不是要超过别人，当代的古典乐、交响乐怎么做？古不可攀，字里行间书店里面有书法，当代人在写书法，还能超越古人吗？文学作品也是一样，西方文论里面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在莎士比亚面前，所有的作家都是矮子。经典都在那儿了，我们现在最紧要的是，能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把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同时创造出跟当代作家不一样的文本。

严彬：提到当代作家，我感觉大多数人对现在的当代作家，包括当代的小说的理解和接受的程度还不够。你怎么去看待当代小说的创作情况？

蒋一谈：首先，我想说，我们距离得太近，就无法看清对方。或者说，今天的我看昨天的我，也看不太清，因为距离太近。拿余华的《活着》和库切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来看，《活着》写于九十年代初，《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写于1981年，但是获诺贝尔之后才引到了中国。迈克尔K是一个有残障的人，福贵也是一个为生活努力挣扎的人，可以说都是在写单一人物，把两个作品放在一起再看，就能发现问题所在。我们当代文学，缺一个特别重要的比较文学环节。此时此刻，中国的几位当代着名作家在写什么？美国、英国、法国，甚至非洲、日本，这些文学大国的作家在写什么？莫迪亚今年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对此我毫不吃惊，我认为这位作家身上最大的美德是他对世界、对人性的好奇心。他没有一点城府之心，城府和陈腐他都没有。他在59岁还可以写出《青春咖啡馆》这种看似很轻松，其实反映他对生活的好奇以及细微的现代感的作品。我们的作家到了55岁以后，还会有天然的现代感吗？

严彬：最近《收获》杂志做了自八十年代以来第二次青年小说家的专号，主要以八零后作家的作品为主。其中也有一些我的朋友，我问其中一个人现在这个青年作者群有什么特征，他说唯一的特征是这批人里没有郭敬明和韩寒了，但是也讲不出来有别的明显的特点。《收获》在1987年做了第一个青年作家专号，后来有人说，那其实就是先锋小说家的群体亮相。现在青年作家的写作，为什么让人觉得没有太多的特征了呢？

蒋一谈：我和你的那些朋友在看法上可能有一点区别和不同。他们才二十多岁，甚至还不到30岁。我觉得我在那个年龄段写不出那样的东西，原因在哪儿？互联网时代文学的快速传递，无形中会给他们带来动力。现实生活工作、人际的复杂，又在消耗他们的精力。于是在他们向上冲的节骨眼上遇到了自我障碍。《收获》现在出了八零作家的专号，我不知道他们以前出没出过。

严彬：他们连续出了两期。

蒋一谈：是哪年做的？

严彬：最近这几个月，他们第四期和第五期。

蒋一谈：如果他们能提早十年做，可能更有勇气。现在八零后的概念已经没有新鲜感了。我看过像马小淘、文珍这一批年轻作家的作品，从语言、从文本上看，他们的基本功、想象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些更年轻的作家，能否通过自己的努力，遇到他们命中的人物，这需要等待。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4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