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读《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渐渐清晰的古人生活

簡體傳統

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成就，是几千年辉煌历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时间的长河冲刷人们的记忆，传统的断裂更加大了古今的距离。从农业工具到膳食，从服装到建筑家具，从交通工具到玉器瓷器……这些物质所潜藏的历史信息，沉没在古老的典籍里，悄无声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孙机先生，集数十年学术积淀，历数这些物质身上所蕴含的历史和文化变迁。他的解说，让古人的衣食住行和生活现场逐渐清晰，在古代历史的宏大叙事中被淡忘和忽视的部分，也因此得到了填补。孙机的埋首着述，为读者搭建了一座通往古代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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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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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周直到明代前期，粮食作物的品种大体稳定。但到了明代后期，由于新大陆的发现，美洲作物传入我国，才使粮食作物中增加了新的成员，进而改变了我国粮食生产的结构。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玉米和白薯。

我国关于玉米的记载，最早见于明正德《颍州志》（1511年）。颍州在今安徽北部；玉米传到颍州之前，肯定在沿海地区已有栽培，而且记进《颍州志》时，也不会是传入的第一年，所以很可能在公元1500年前后就传到中国。哥伦布发现美洲是在1492年，玉米的传入距此只不过十年左右，快得惊人。

白薯的传入则要曲折些。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到吕宋（今菲律宾）经商，看到白薯，想把它带回祖国。但吕宋不准薯种出口，他于是“取薯（薯）藤，绞入汲水绳中，遂得渡海”（《农政全书·甘薯条》）。万历二十二年福建遇到大荒年，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向福建巡抚金学曾推荐白薯的许多好处，于是命各县如法栽种，大有成效，渡过了荒灾。后来陈经纶的儿子陈世元传入山东胶州。

胶州比较冷，不容易种活，还每年从福建补运薯种，并传授藏种方法。陈世元又叫他的长子陈云、次子陈燮传种到河南朱仙镇和黄河以北的一些县；三子陈树传种到北京朝阳门外、通州一带、陈世元并着有《金薯传习录》（金薯之名系用以纪念金学曾）一书，介绍白薯的栽培方法。陈氏一门六代，对白薯的推广作了不懈的努力，后来有人在福建建立“先薯祠”，表彰他们的劳绩。历史是不应该忘记陈振龙的名字的。

白薯是高产作物，亩产量为谷子的十余倍。明末福建已经成为着名的薯产区，正如清·周亮工《闽小记》所说：“泉（泉州）人鬻之，斤不值一钱，二斤而可饱矣。于是耄耋、童孺、行道鬻乞之人，皆可以食。饥焉得充，多焉而不伤，下至鸡犬皆食之。”白薯的推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的粮食问题。

我国的人口在西汉时已达六千万，然而直到明末还只有一亿人。可是到乾隆时就猛增到两亿，清末就是四万万同胞了；其中新大陆传入的玉米、白薯及其他高产作物的作用不可低估。在北大上学的时候，张政烺老师常强调这一点；爱开玩笑的人还给这种看法送了个“唯薯史观”的雅号。

再说蔬菜。古人早就知道蔬菜的重要性，饥馑的“馑”，就是指蔬菜歉收而言。但上古时代物质生活水平低，蔬菜的种类很少，《诗经》里提到了一百三十二种植物，其中只有二十余种用作蔬菜。而且像荇、荼、苕、荍、莱、芑之类，均早已退出蔬菜领域。《左传·隐公三年》称：“苹、蘩、蕰、藻之菜，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今天看起来，这里说的不过是些浮萍、水草及白蒿之类，而当时却拿来充祭品、办宴会；蔬菜之贫乏可以想见。

战国、秦、汉时，情况稍有改观，但仍无法与后世相比。这时最重要的蔬菜即《素问》中说的“五菜”：葵、藿、薤、葱、韭、这五种菜和《急就篇》举出的十三种菜都以葵为首，有的文献中甚至将葵尊为“百菜之主”。汉代的诗歌里描写菜园，有的劈头就是“青青园中葵”；魏晋时人提起蔬菜，不是说“霜蒿露葵”（曹植），就是说“绿葵含露”（潘岳）；《齐民要术》中还辟出专章讲葵的栽培技术；其重要性可以想见。

唐以后，蔬菜中增加了一些新品种，动摇了葵的地位。从植物分类学上说，葵属于锦葵科锦葵属，现代称为冬葵。它“性太滑利，不益人”，“动风气，发宿疾”（王象晋《群芳谱》）；播种面积因而逐渐减少。明代植物学家王世懋甚至说，“古人食菜必曰葵，乃今竟无称葵，不知何菜当之”（《蔬疏》，16世纪中叶）？李时珍也以“今人不复食之”（《本草纲目》，1578年）为理由，把它列入草部，不再作为蔬菜看待。《素问》“五菜”中排在第二位的藿，也是先秦时重要的蔬菜。《战国策·韩策》说：“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可是它只不过是大豆苗的嫩叶，今天也很少拿它当菜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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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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