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特殊黨員，誰犯罪都要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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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红军师团级干部黄克功枪杀刘茜事件，一度轰动国内外。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用6天完成了案件的侦破、起诉、审理、判决和执行；电影《黄克功案件》被搬上银幕用了9年。（剧组供图/图）

1937年的延安，红军师团级干部黄克功和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的感情出了点问题，黄克功掏枪杀死了刘茜。在复杂的政治背景和舆论背景中，成立不久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6天内完成了这个案件的侦破、起诉、审理、判决和执行，黄克功被判死刑。2014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国家宪法日当天，电影《黄克功案件》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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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东把电影《黄克功案件》的公映日定在2014年12月4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家宪法日。

1937年的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六队队长黄克功和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的感情出了点问题。黄克功希望尽快与刘茜结婚，刘茜坚决不同意。最后，26岁的黄克功掏枪杀死了16岁的刘茜。

刘茜的同学、怀着革命激情从各地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愤怒声讨，国民党报纸称之为苏区的“桃色事件”、“蹂躏人权”，国际媒体也颇为关注。在复杂的政治背景和舆论背景中，成立不久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6天内完成了这个案件的侦破、起诉、审理、判决和执行，红军师团级干部黄克功被判死刑。

再现这一事件的《黄克功案件》，成为第一部描写革命干部刑事案的“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片”。“这部片子表现了77年前的中共和今天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中共持同一个决策：要建设法治的中国。”影片编剧王兴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说明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以来，一直在要求以宪法为根本大法，依宪执政，依宪治国，按照法律来治理国家。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一个法治国家。”

“都觉得这是共产党的一件丑事”

1975年王兴东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学编剧，听说了黄克功的事情。“这些延安老干部讲，当年有一个人搞对象，人家不同意嫁给他，他把人给杀了；共产党也不客气，严明军纪，把他处理了。”

电影艺术家于蓝在《黄克功案件》剧本单行本出版时为之作序。“我是1938年来到延安的，一到延安便听到了这个故事。当时‘黄克功事件’影响很大，延安人人皆知。但我们并没有任何恐惧，因为共产党及时处理了这个事件。”她这样写道：“党内没有特殊党员，谁犯罪都要伏法。”

200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广电总局电影剧本中心组织作家到基层采风，王兴东第一次来到延安。他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了解“黄克功案件”的始末。2005年，他写出第一稿剧本，初名《延安第一案》。

剧本首先拿去请教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杨胜群。杨胜群给予肯定：“有人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杀了刘青山、张子善，管了二十年。也可以说，当年杀了黄克功，管了十几年。这件事对启发人们认识从严治党、从严治军的重要性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个题材是一个富有‘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和典型性格’的题材，拍一个电影是很合适的。明年是建党85周年，后年是建军80周年。如能在明后年推出是非常好的。”

到了“明后年”，电影不仅没有推出，连立项都没成。王兴东拿着剧本找到湖南、西安、北京、河北等多地制片单位，“看了本子都说好，但都不敢拍。”王兴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都觉得是一个桃色案件，是共产党的一件丑事。”

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政协委员王兴东找到以反腐败题材小说闻名的作家张平。张平时任山西省副省长并主管教育文化，看过剧本十分赞赏，让王兴东做了剧本授权。因故事属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按程序上报后却迟迟无果。

“决定剧本命运的是大环境。”王兴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终于等来了从严治党的大气候。十八大后，中央喊出“腐败没有特区，反腐没有禁区”。“反腐没有禁区，但影视创作上有很多，比如‘涉案剧不要写太多’，造成现在没有反腐作品的影子。”王兴东记忆中，最近一部现实主义反腐电影，还是2000年的《生死抉择》，根据张平小说《抉择》改编。

“这部片子花了六百多万，全国发行收入1.4亿元。”王兴东说。

后来王兴东直接给领导写信谈及《黄克功案件》剧本，2013年2月3日领导作出批示，要重视党史题材的影视作品。3月12日，电影局领导约王兴东和他的妻子、制片人王浙滨谈话，“希望尽快修改好这个剧本，报请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小组讨论，作为重点影片扶持项目。”王兴东回忆说。

2013年4月，由全国政协办公厅出具介绍信，王兴东带领剧组人员到中央档案馆，查阅了此案的审判记录和原始档案，包括刘茜的书信、胡耀邦作为公诉人写的公诉书，主审法官雷经天办案签字的墨迹，还有公审大会上九位群众代表的发言，由两位书记员用毛笔记录在案。王兴东特别复印了毛泽东给雷经天和黄克功的亲笔回信。这封信424个字，一字不易地在影片中宣读。

获得通过

黄克功杀人案在当时的延安复杂棘手。

知识青年的反应是：“她是背着父母，一腔抗日热情，十六岁投身延安。太惨了，不敢想象。”“不愿嫁给红军，就开枪害命，谁给他们的特权？”

第二次国共合作刚刚开始，陕甘宁边区事实上成为国民政府之下共产党领导的“特别行政区”，区内一切都备受“国统区”乃至国际社会瞩目。来到延安的德国记者安娜告诉毛泽东，国民党广播说，延安发生了桃色凶案，“在对日决战时期，共军高级军官黄克功开枪打死拒绝与他结婚的十六岁女学生。此事震动延安，民众愤慨。”共产国际认为初成立的边区高等法院对这样的案子没有经验，想参与指导审判。

黄克功给毛泽东写了信，引蒋介石特赦杀妻将军张钟麟为例，“恳求主席使用特赦之权，派我上阵杀敌，谢罪于民。”军中不少人支持这一处理。

“面对世界，面对国统区，面对延安，必须得公正。”王兴东这样理解案件的历史情境。

2013年8月26日，“重大题材小组”讨论了《黄克功案件》剧本，以书面提出六点修改意见。陕北的秋天已近，黄克功行刑是10月，错过季节将无法拍摄，王兴东心里焦急。他想起郭沫若写历史剧《蔡文姬》，记者问经验是什么，郭沫若说了七个字：“改改改改改改改！”

一条意见是“不少同情黄克功的人寄希望于毛泽东的特赦能拯救黄克功，这样写客观上使观众感觉‘权大于法’……”

王兴东想了很久。他的解决办法是强调合法的“特赦权”——作为延安战时最高领导、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依法拥有特赦权，但他却不特赦自己的爱将，对侵害人民利益的事绝不姑息，这样就不存在“权大于法”的“人治”问题。

“重大题材小组”建议删去苏维埃政府法令。在电影里，黄克功的战友提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三十五条来反对判处黄克功极刑：“凡对苏维埃有功绩的人，其犯罪行为得按照本条例各条文的规定减轻处罚。”

还有意见希望回避胡耀邦在影片中的出现。时年22岁的胡耀邦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是黄克功案件的公诉人，司法程序的必需人物。“我们拍摄电影没有理由否定人物在历史中的作为。”王兴东没有接受这两条意见。

2013年9月16日，剧本修改稿获得“重大题材小组”通过。

依法治国，依法治电影

2014年3月初全国两会期间，王兴东邀请中纪委副书记张军看了电影样片。2002年他写建党80周年献礼片《法官妈妈》，与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张军相识。张军评价该片“生逢其时”。王兴东又邀请最高法院长周强、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审看了影片。

《黄克功案件》是王兴东写的第31部电影。这位以主旋律作品闻名的编剧引述了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一句话：“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尚的先决者、先行者和先倡者。”他认为自己一向正是这样创作的。

“雷锋去世那么多年，怎么死的大家不知道。车祸死的，我调查了，我就敢写。”他这样说自己的成名作《离开雷锋的日子》。“要敢为天下之先。黄克功这个经典案例做出来，大家才知道共产党对法律的态度，其实在77年前就已经奠定基础。特别十八大以后，坚持法治中国，要从严治党、依法治军，我就觉得这个题材是时代的命题。”

2002年至今，王兴东连续四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在这12年里他从未停止建议、呼吁实行电影分级制、为电影立法。如今他还得继续呼吁下去。

用9年时间把《黄克功案件》拍成电影的经历，又使他提高了调门：“现实生活发生无穷的故事，我们历史又这么厚重，革命历史都有这么多，为什么不能搞成电影呢？现在是依法治国，也要依法治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