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的辞职声明:《第一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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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两年十个月后,2014年12月1日14点,担任了一千天台湾“文化部长”职务的龙应台终于正式发表辞职声明,重新回到文人安静的书桌。


龙应台在任职期间就感叹这部长做得太辛苦,辞意也常浮上心头,却一直举棋不定。两年多前,她带着满腹理想入阁、想为台湾再做点事,却渐渐发现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感日增,新政策动辄遭到负面解读,加上“立法院”及媒体生态始终让她难以适应。想一走了之却又不忍让内阁团队雪上加霜,理想与现实间的挣扎,令她分外痛苦。


另一个辞职原因是为了她罹患失智症的老妈妈。不论公务再怎么繁忙,也即使妈妈早已不认得她,龙应台每两周都会南下屏东潮州探望妈妈,为了不抱憾,她希望往后能多留一些时间给妈妈。 以下为龙应台辞职声明。


第一里路


“文化部”一千天,是一个披荆斩棘的拓荒工作。在这一千天中,纠结长达三年的公视僵局解决;艺术银行正式推出;“国家表演艺术中心”、“国家电影中心”、台湾戏曲中心、台湾摄影中心逐一底定;“博物馆法”、“水下文化资产保存法”、“电影法”、“公广法”等等新立或翻修;“文化外交”网络规模初建;影视音及出版政策成熟,蓄势待发。“文化部”的“第一里路”虽然万分艰辛,但已气魄跨出。


能为自己的人民低头流汗服务,是人生最光荣的付出。我向马英九先生、江宜桦先生深深鞠躬,感谢他们给了我“俯首甘为牛”的机会。虽然“在水泥地里种花”备极艰辛,但仍是看得见许多青翠嫩苗从地底钻出,迎向灿烂阳光。


我们处在一个被“不信任”紧紧笼罩的时代氛围中。支撑着我逆风迈进的,是许许多多文化界、企业界、小区界的朋友。他们放下手边的工作,为每月百场的各种政策咨询奔走,为文化做超级志工。企业家在听完我的理念陈述后,为文学、为电影、为艺术、为台湾的“文化外交”,以捐款作为行动。小区工作者挽起袖子带我走遍部落和城乡的角落。


与我并肩工作的453个同仁,加上从台湾头到台湾尾在小区、在博物馆、在各种工地里埋头干活、服务“国民”的总共是两千位公务员。对所有勤勤恳恳、任怨任谤的公务员伙伴,我想垂眉低声说:亲爱的,你辛苦了。对所有过去两年严厉批评的,我想说,谢谢你,毕竟批评也让我们成长。但是对那深知实务艰难而从不吝啬给我们一个温暖的简讯、几句公开鼓舞的,我想说:感恩,请给我们公务员更大的鼓励吧,他们会因而更有力量,为台湾的进步更加努力,真的,因为善念吸引善念,阳光辐射阳光。


即使是人在香港的九年期间,我隔周必飞台湾,“跋涉”到屏东乡下探视母亲。母亲明年初将跨入90岁,我决定以更多时间陪伴她走人生的“最后一里路”。


“文化部”的“第一里路”只有一次,母亲的“最后一里路”,也只有一次,同属人生中不可错失的饮水思源报答时机。


接受任命之初衷已达,我满怀感恩之深情,回到文人安静的书桌。


龙应台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这一千天,她唯一的“武器”是诚恳


文 | 苏洁

本文来源于中国新闻网(有删节)


1999年12月的一个凌晨,台北冬夜的雨仍在下。


龙应台坐在台北市议会的大厅一隅,看着细细的雨打在窗玻璃上,嘀嗒作响,感到全身彻骨的寒意。


“局长,你说吧,什么叫做文化?”凌晨三点钟,龙应台站上了质询台,为台北市的文化预算辩护。对面站着的议员刚从外面进来,似乎喝了点酒,满脸通红,大声问道。


对着空荡荡的议事大厅,龙应台一下子变得很感性。抛开预算、项目、艰深的学术定义,在连着数月的质询期末尾,她好像忽然找到了情绪的宣泄口。


“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从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


如果他在会议、教室、电视屏幕的公领域里大谈民主人权和劳工权益,在自己家的私领域里,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吗?他对家里的保姆和工人以礼相待吗?独处时,他,如何与自己相处?所有的教养、原则、规范,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他怎么样?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讲这番话时,龙应台的脑袋仍是半晕眩状态。当天接连十几小时的质询,议员发言多半用怒吼咆哮的声音,透过麦克风扩大音量,震得她耳朵嗡嗡作响。


走下质询台,她抬眼看着窗外,台北的雨仍在下。


很多年后,再回忆时,龙应台坦言,那是她做台北文化局长时最难忘的场景之一。那时的她,一天花15个小时处理政务,被外界形容是“挣扎在台湾官场”。一度被议员质疑“不是台湾人”时,龙应台曾愤怒地高举着右手大喊“我抗议!”在极度的压抑和挫折感下,她也曾半夜打电话给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求救。但无论受到怎样的捶打,龙应台还是学不会打躬作揖的规则。“如果是作家龙应台,早就拂袖而去了!”说到激动,她握着拳头。


2003年,卸任台北文化局长后,龙应台去大学教书,像逃一样地回到了学术的乐土。后来她搬去了香港,在香港大学任教期间,除了写字和教书,偶尔会和儿子坐在家里的阳台上,端杯酒,看着傍晚的大海,说说话。另一个海岛上曾经历的那几年恍如隔世。


2009年,龙应台出版了《大江大海1949》,继《野火集》后再掀两岸阅读风潮。


五年后,这本书仍摆在台湾各大书店畅销书榜的前列时,龙应台却在为即将参加的“立法院”质询胃痛,仿佛多年前台北市议会经历的那一幕又回来了。她要去做台湾“文化部长”任职两周年的施政报告。2012年,回台湾接掌“文化部”,任台湾首位“文化部长”时,龙应台没和任何人商量。



第一天上班,龙应台一个人在办公室打扫,慢慢有人走进来,她一个一个地认识,“刚开始会觉得,好像面对一群可爱的‘乌合之众’。他们都是来自完全不同部门的人,自己都不知道‘文化部’要干什么,既没有共同的目标,也没有共同的工作方法,彼此间也没有默契。”


台湾“文化部”,是2012年5月从“文建会”“新闻局”“研考会”“教育部”等四大块业务部门正式合并而成的。不仅业务变成原先的四倍,内部人员彼此也不太熟悉。对于刚上任的龙应台来说,如何整合“老树与杂草”,让“文化部”的地下管线接起来,并非易事。


“头一年,我的感觉是,每天晚上精疲力竭回到家的时候,会问自己‘天哪,我来这里干什么?’这感觉蛮黑暗的。直到第二年的时候,每天晚上也是精疲力尽回到家,我开始会觉得‘嗯,今天又做到了一点事情’。”龙应台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当“部长”最初的感觉,好像是自己站在沙滩上,脚还没站稳,一个浪头就打下来,还没准备好,第二个浪头接着打下来了。


于不信任,龙应台有些无奈。“如今媒体的生态已经变成,它拿着弓箭对着你,不管你每天做什么,它是要找地方可以去放箭,而且是四面包围的状况。也就是说,它是带着不信任去看你的,所以这个让我整整有一年时间,觉得蛮沮丧的。”


龙应台坦言,她不习惯在一个不被信任的环境里工作。“我以为我没有什么私利的考虑,只是做一个公仆,你为什么不信任我?这是整整头一年半,我每天都在挣扎的状况。一直到慢慢被迫接受,这就是现实。并且接受以这个为前提来工作。大概是两年来,我觉得这是最艰难的一件事情。”



工作时的龙应台一丝不苟,甚至有些咄咄逼人。她会有一连串的追问,似乎一定要把对方掌握的所有有效信息都“榨干”。而一旦工作结束,她会马上用灿烂的笑脸迎接你,“怎么样,还好吧?”


身边的人透露,“跟‘龙部长’一起工作很不容易,因为很累。但也因此可以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台湾公共电视董事会选举,就是龙应台无数次想放弃,但最终还是做成了的其中一桩事。


“我唯一拥有的‘武器’,就是我的诚恳。由“立法院”推举的公视董事会评审会成员充满了政治猜忌。所以我只能找所谓社会公正人士,有身份有地位、有社会信任的人,来做我的候选人,结果还是被一个充满猜忌的评审团羞辱。因此是,一批又一批的社会清流,同意被我请进来做‘炮灰团’,一次一次被否定掉。但我还是坚持。”龙应台回忆,那段推进董事会选举的日子,她不是没想过放弃。“有时候想说,就算了吧。”甚至一度说出“废除公视”的气话的龙应台,几个月后还是重头来过。


最终,在董事会“难产”的第934天,2013年6月26日,历经5度审查的台湾公视第五届董事会终于诞生。“我想,诚恳还是有用的,我没有私心。因为没有私心,所以最后那个充满猜忌的评审团也不好意思了,在社会压力下,经过了四五十个‘炮灰团’,最后董事会成功选出来了。”



2012年2月,以“黑马”姿态进入马英九行政领导班子的龙应台,在当年的民调满意度调查中高居榜首。两年后,台湾指标民调公司再做调查,龙应台的施政满意度也呈现下降、不满意度升高的趋势。


龙应台似乎并不太在意,大方地给自己的同仁打了100分。一直在“补数位化课程”的她,不久前段用WhatsApp(类似微信的世界通用聊天软件)给工作群发了条信息,“亲爱的同仁,我是政务官有天会离开,你们是事务官,一切都要谨慎再谨慎。”


龙应台说她喜欢美国诗人佛罗斯特的一首诗,“我们永远是站在三叉路口选一条路走,不可能走回头路,不可能回到原点。既然不可能回到原点,那就不存在后悔的事。差别只是,每条路的风景都不一样。”采访完,从她远离市中心的办公室眺望台北,这个城市已经有星星点点的灯亮起了。


文章转自新京报书评周刊,微信ID:ibookreview




慢书房 2015-08-23 08:4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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