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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者眼中有两个刘瑜——作为文艺女青年的刘瑜，和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刘瑜。早在时评文集《民主的细节》出版前，刘瑜就已经被称为“传奇网络才女”。她在留学生论坛上连载发生在纽约的爱情小说，被读者拿来和亦舒、李碧华比较。专栏作家黄佟佟甚至在2006年时就做出如下判断：刘瑜奇特的写作风格与华丽的意象让人难以忘记，这异于常人的才华，如果没有意外，必然令她成为未来五年最出色的女性小说家。这句话她只说对了一半。

采写 | 新京报特约记者 阿布

小说书写：从开始到结束

3年后，刘瑜凭借对政治话题的专业剖析和生动解读，成为着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但是她没有再写小说，甚至拒绝小说集《余欢》的再版和电影改编。“说得难听点，就是个小女孩无病呻吟的东西，没有太大的价值。当然对我个人来说是有历史价值的，但不太合乎我现在的状态和心情。”刘瑜如是说。

《余欢》中的第一篇小说叫《孤独得像一颗星球》，是关于三个女孩的爱情故事，让人联想到美剧《欲望都市》。文笔活泼幽默，充满调侃。比如描述三位主人公——她们有过的男朋友分别是3个、2个和0个。她们平均每哭一场的间隔分别是3天、5天和4天，但平均一天微笑的次数是29次、15次和138次。她们的政治立场分别是“自由主义”、“什么他妈的政治观”和“我希望熊猫永远不灭绝”。她们的理想分别是“一个悄悄在夜总会唱歌的着名学者”、“MaxStudio总裁的情妇”和“12个孩子的奶奶——这12个孩子的头发要有各种颜色。”

当时的刘瑜，把写小说当作是学术生活的一种暂时出离，“写小说对我来说是一个兴趣和爱好，从来没有一个成为职业作家的人生规划。当时有一些空闲时间，在网上看到别人写，觉得我也能写，就这样开始了。”

《余欢》里的两篇小说，语言风格截然不同。《孤独得像一颗星球》，完全是短句，语调灰暗，读起来有种在巷道里迷路的感觉。《那么，爱呢》，长句多，而且语言浓度高，是子弹笔直向前飞行的感觉，读起来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刘瑜认为，这和自己的个性有关，“说得好听点，是丰富；难听点，是分裂。我觉得精神分裂让我获得了更多的精神自由，我是个对自由很贪婪的人。”而正是这种对自由的追求，让刘瑜的写作方向在偶然中再一次转向。

专栏写作：从启蒙他人到自我启蒙

因为朋友的约稿，当时还在美国念政治学博士的刘瑜开始为国内的杂志撰写专栏。她的题目大都是有感而发，出于一个异乡人在近距离观察美国社会时的新鲜感。她对美国的电视节目天天在骂总统感到奇异、对美国的前司法部长跑去给萨达姆做辩护律师感到奇异、对一些老百姓自发掏钱买偏贵的咖啡以支持巴西的咖啡农感到奇异、对美国首富巴菲特抱怨自己的收入税交得太少了还是感到奇异。她试图在政治体制的框架下来理解这些“奇异”，于是这些小故事成为了民主社会的脚注和观察窗口。

《南方周末》在2008年把刘瑜评为年度专栏作者，在致敬语中称赞：“在专栏精英化的时代，深刻并不稀缺，深刻且好看才更为难得。刘瑜润物细无声的写作无疑已达此境界。”相比于其他论述民主体制的作品，刘瑜的文字更生活化，注重从细节、从权利的实际运行出发去谈论“民主”这些大话题，而非从意识形态出发去做判断、论是非、发感慨。谈到个人写作风格的形成，刘瑜表示，“当时并不是抱着写一本书的目的，就是生活中观察到的一些零零碎碎的小故事，编辑也没有任何要求，写着写着才觉得有可能变成一本书。”

这些“零碎”的故事在2009年结集出版，成为《民主的细节》。在几乎没有任何营销活动的情况下，半年内加印8次，成为年度畅销书。还在国外的刘瑜被贴上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标签，成为很多人眼中的启蒙者和“民主女神”。2010年夏天，刘瑜在北京做了第一次读者见面会，场面的火爆出乎她的意料。但是刘瑜的写作速度并没有加快，只是在4年之后推出了另一本专栏作品结集《观念的水位》，并在后记中表示，自己将暂停专栏写作。

对于很多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微博、专栏是个人观点传播的重要渠道，刘瑜却选择将其一一关闭，“所谓的启迪民智，这并不是我写作的主要想法。我也不认为任何人需要背负对公共议题发声的义务。如果说写作真要有一个目的的话，那还是自我启蒙。写《民主的细节》和《观念的水位》，让我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对一些事情的运转逻辑有了新的发现，这是一个很愉快的过程。但是目前，专栏这个形式对于我想表达的东西有一定的束缚，而学术论文是个更适合的文体。

“业余”作家：从“偷情”到偷心

从哥伦比亚大学到哈佛，再到剑桥，刘瑜一直走在一条正统的学术路线上。她说自己对于写作没有规划也没有野心，更多的是出于文学青年的爱好和自娱自乐，这让她写得很自由。

在一个公共论坛上，刘瑜谈到女性写作，认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女性在生命的某一个阶段都是恋爱专业户，这种对自己精神世界的特别关注，让女性作者在起步的时候倾向于写作爱情故事，写的东西或多或少有一些自传性质，“当一个人有写作的兴趣但又没受到很好的文学训练的情况下，从自己写起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虽然对我来说是一个弯路。”

在早期出版的小说中，刘瑜曾在后记写道，“异乡的冬日，似乎仅此一点，就足以成为写作的理由。更何况我对自己进展缓慢的毕业论文，开始感到厌倦，需要为自己的无所事事找一个更高级的形式，所以想到了写东西。开始写的时候，只想写个短小精悍的东西解闷，后来写着写着，竟然拉长了，成了一个中篇。”

正是接踵而至的意想不到，让刘瑜跳出了网络写手drunkpiano(醉钢琴)的身份，跳出了那个名为“情书”的博客，跳入了公共写作的舞台，用政治学掀起一阵民主启蒙的旋风。起先，刘瑜还认为自己是一个“具有文学特色的愤青”，“到底文学是我的正房、政治学是我的二奶，还是相反，这个事情，她俩还在头破血流地掐着，难见分晓……”。但现在，文青的身份已经彻底冬眠，专栏化的公共写作也无法继续承载思想的重量，刘瑜给自己的作家生涯划定了学术写作的新路线。刘瑜曾说，写作从来都不是她的正业。只是为生活所烦躁时，就跑过来透透气，像是偷情。但偷了这么多年，偷到了坚贞的境界，也算是有点真心。这真是一个作家最分裂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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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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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学术作品像侦探小说

新京报：你最近暂停了专栏写作，出于怎样的考虑？

刘瑜：专栏这个形式对于我想表达的东西有一定的束缚，所以就停掉了。我最近在写论文，主题是第三波民主化。关于民主化的动力和发生方式很多人在谈，但是关于民主化的后果和绩效，谈的人比较少。我觉得这个题材不是你一拍脑袋，或者基于个人的价值判断，就能得到一个有说服力的、客观性的看法，需要做一些研究，所以学术论文是一个更好的写作形式。

新京报：但是这可能意味着阅读门槛的提高，很多人对于公共知识分子会有一个启蒙大众的期待，你怎么看待公知这个身份？

刘瑜：这是别人贴给我的标签，我不会主动去追求，但是别人贴给我，我也不会特别奋力地去抵抗，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可以了。对我来说，只在乎把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搞清楚。不管是公共知识分子，学者还是文艺青年，这些身份都不重要。而且我觉得“启蒙”，或者说对读者有所启发，这不是写作人的目的，这只是一个效果。说服人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我只是想要把事情说清楚。

新京报：大家通常会觉得学术论文比较枯燥，你如何避免这个状况？

刘瑜：论文也可以写得非常好看，像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好的学术作品像侦探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原理是一样的——作者提出悬念，抛出线索，诱导读者深入，然后又用新出现的论据给它打上问号，直到最后的解释浮出水面。我不会刻意追求某种写作风格，重要的是把一个事情说清楚。

新京报：但是学术写作的一些特殊要求和规范天然就会拒绝很多读者。

刘瑜：不是所有写作都以受众最广为目的。有人会把学术规范理解为对阅读造成障碍，但我认为正是这些规范提高交流的效率。如果看非学术着作，一些作者表面上在谈同一个概念，但其实他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甚至是鸡同鸭讲。但是在学术写作中，当谈到民主的时候，作者会给出定义。也许我不同意你的定义，但是我知道你的出发点在哪里。反而是这些啰嗦和规范，让交流更有效。

新京报：你现在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看你之前的文章，写专栏的时候好像很焦虑？

刘瑜：任何作家如果对自己有一个比较高的要求，在写作中都会焦虑，但也有充满乐趣的一面。能够不断地对自己好奇的东西有新的发现，这是写作能带来的最大乐趣。这也是一个自我启蒙的过程，比如写《民主的细节》，我自己学到很多东西。

未来想写政治小说

新京报：你最近写了一个小说《哦，乖》，讲一个秘书为了升迁挣扎的故事，这是怎样的契机？

刘瑜：彻底忘了为什么要写。好像是哺乳期，当时写不了任何学术性的东西，专栏也都停掉了，闲得无聊，就读了不少小说。读的过程中觉得自己也可以写一个，就动笔了。

新京报：听上去小说写作像是学术生活的一个调剂？

刘瑜：调剂这个词不太严肃，只能说写小说的这个自我现在处在一个休眠状态。写小说需要达到一个作家的状态，要在生活中不断地观察，具备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我现在每天都在阅读学术文章，没有这个写作状态。但以后肯定还会写，不过没有具体的日程安排。

新京报：如果再写小说，主题会是什么？

刘瑜：可能会写政治小说吧，这是我目前的一个想法。这和我的专业兴趣有关，我眼里的世界很难摆脱政治这个维度。我希望能写一本反乌托邦政治小说。或许等到某个阶段，60岁以后，再写一本关于私生活的，纯感受型的小说，也有这个可能。

新京报：很多读者喜欢《余欢》，你还会再写类似的爱情小说吗？

刘瑜：其实对于《余欢》的出版，我有些后悔。我回国以后，不断有出版社找我重新出版，都被我拒绝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小女孩无病呻吟的东西，没有太大的价值。当然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些感受的总结，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但是不太合乎我现在的状态和心情。女孩在年轻的时候，喜欢写作爱情题材很正常。但是现在爱情故事完全不在我的写作兴趣范围之中。

好的作家是中性的

新京报：你觉得有没有所谓的女性视角，或者女性作家在写作中有什么特点？

刘瑜：我没有特别地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觉得人性的视角比女性的视角重要。比如依法治国有没有落实，言论权利的边界何在，女性看或者男性看会有什么不同吗？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对错的判断不会因为性别就有所区别。

新京报：但是有些人会觉得女性写作可能更加感性，而男性更加理性，这是一种偏见吗？

刘瑜：我觉得好的作家是中性的。性别在生理上是一个二分的概念，一个人不是男的就是女的。但是在心理和精神的角度，我认为性别是一个连续谱，没有一个人是纯粹的女人或纯粹的男人。一个好的作家应当把男性和女性的维度都表现出来。像是特别直觉性的，感受性的，有怜悯心的，对细节的观察，这是在女性身上看到的优点。而男性维度，倾向于更理性，更有逻辑，更抽象，这些不同的维度其实可以结合在同一个作家身上。

新京报：相较于男性作家，人们可能对女性作家的私生活更加关注，你有过这样的困扰吗？

刘瑜：是，不过目前我不喜欢那样的状态，以至于对《送你一颗子弹》这本书的出版都有些后悔。那是我2004-2008年左右博客文章的结集，当时博客写作就是讲私生活的嘛，我今天吃了什么，看了什么电影，去哪儿旅游，都是一些个人的琐事和感触。因为一些机缘巧合，出版成书了。我没有想到之后会有那么多人读，甚至喜欢。现在看来，其实不过是个人生活的痕迹，没什么意思。所以2010年以后，当我有了所谓的名气之后，对于把自己私生活的一面发布到任何公共平台上就越来越谨慎了。

来源：12月6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2-03版，转载请标明出处。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15-08-23 08:4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