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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布鲁诺·舒尔茨，于默 译

黄色的冬日来了，充满厌烦。雪像一条磨得露出织纹的旧桌布，尽是窟窿，铺在铁锈色的大地上。桌布不够大，有些屋顶没有盖住，这些屋顶就这样屹立在那里，黑色和棕色，木瓦顶和茅草顶，它们像一艘艘方舟，控制着像汪洋大海似的被煤烟熏黑的顶楼——漆黑的大教堂，布满肋骨似的椽子、梁和桁梁——黑黢黢的冬天的阵风肺。每天的黎明揭示在黑暗中涌现出来的被夜晚的风充了气的一排排新烟囱和烟囱管帽：魔鬼的管风琴的黑色的管子。扫烟囱的没法摆脱那些乌鸦，它们在黄昏密密匝匝地待在教堂附近、长着黑色的没有枯萎的树叶的树枝上，接着扑簌簌地飞到空中，又回到树上去，每一只鸟紧贴在它自己那条树枝的自己的位置上，要等到黎明才一大群、一大群地飞走，像一阵阵煤烟、一片片尘土，起伏不定和奇形怪状，呱呱地叫个不停，叫得一道道霉黄色的亮光发黑。白天寒冷而叫人腻烦，硬邦邦的，像去年的面包。人开始用钝刀切这种面包，毫无食欲，带着懒洋洋的冷漠神情。

父亲不出去了。他封起一个个炉子，研究永远无从捉摸的火的实质，感受着冬天火焰的盐味和金属味，还有烟气味，感受着那些舐着烟囱出口的闪亮的煤烟火蛇的阴凉的抚摸。在那时候，他在一个个房间的高处专心致志地干一切小修小理的工作。在白天所有的时间里，可以看到他蹲在一架扶梯顶上，在捣鼓天花板下面、在长窗上面的檐板旁、在吊灯的平衡锤和链子旁的一样东西。他模仿室内油漆工的习惯，用的那架扶梯像两个巨大的高跷；他感到处在靠近漆着天空、树叶和鸟的天花板，可以鸟瞰的地位开心极了。他越来越同实际的事务隔得远了。我母亲对他的情况感到担心和不快，试图引他谈谈事情，谈谈月底该付的帐单，这时候，他心不在焉地听着她讲话，迷惘的神情中流露出苦恼。有时候，他为了要跑到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把耳朵贴到地板的一条裂缝上去。就做出警告的手势，阻止她讲下去，还举起双手的食指，强调调查的重要性，接着一心一意开始听起来。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古怪的举动叫人悲伤的根源，可悲的情结正在他的心里成长。

母亲对他没有一点影响，但是他却恭敬地注意着阿德拉。对他来说，他的房间的打扫是一个伟大而重要的仪式；他一直作好安排，好亲眼看到这个仪式，带着既恐惧又喜悦的兴奋感觉注视着阿德拉的全部动作。他认为她的一切作用有更深的象征意义。那个姑娘用年轻而坚决的姿势把一把长柄刷在地板上推动的时候，父亲简直受不了。眼泪从他的眼睛里淌下来；无声的笑扭歪了他的脸；一阵阵的喜悦使他的身子直打哆嗦。他被激动得浑身发氧，达到疯狂的程度。阿德拉只要向他摇摇手指头，装出挠痒痒的样子，就能使他吓得惊慌失措，穿过所有的房间，砰砰地关上一扇扇房门，最后直挺挺地倒在最远的房间的床上，在一阵阵痉挛的大笑中打滚，想象着那种他没法顶住的挠痒。因为这个原因，阿德拉摆布父亲的力量几乎是没有限度的。

那时候，我们第一次注意到父亲对动物的强烈的兴趣。一开头，这是一种猎人和艺术家浑为一体的爱好。这也许也是一种生物对亲属，然而是不一样的亲属，对种种生物的更深的、生物学上的同情，在一个未曾勘测过的生存领域里作试验。只是在较后的阶段，情况才发生离奇、复杂、完全邪恶和反自然的变化，这种变化还是不公开的好。

不过，一切都是从孵鸟蛋开始的。

父亲花了许多精力和钱财，从汉堡，或者荷兰，或者非洲的动物研究所进口种种鸟蛋；他用比利时进口母鸡孵这些蛋。这件事情也把我迷住了——这件蛋里孵出小鸟的事情，这些是色彩和形状真正希奇古怪的玩意儿。那些怪模怪样的玩意儿长着巨大的、奇形怪状的嘴，一生下来，嘴马上张得很大，贪婪地发出嘶嘶声，露出喉咙口；那些像蜥蜴似的小动物长着脆弱的、赤裸裸的驼背的身子——从这些玩意儿上，很难看出将来的孔雀、野鸡、松鸡，或者秃鹰。这一窝蜥蜴似的小动物放在盛着棉花的篮子里，伸出细细的脖子，抬着脑袋，眼睛上长着角膜白班，什么也看不见，它们的发不出声音的喉咙无声地叫着。我父亲会沿着架子走动，围着一条绿色粗呢围裙，好象一个园丁在摆仙人掌的暖房里；他从一无所有中变出那些瞎眼的、跳动着生命的小不点儿，那些虚弱的肚子只是以接受食物的形式去接受身外的世界，那些眼睛被蒙住的、处在生活表层的生物向亮光爬去。几个礼拜后，那些瞎眼的小东西一下子长大了；一个个房间里充满新住户的欢快的叽叽喳喳的声音和生气勃勃的啾啾声。那些鸟歇在窗帘框上，衣橱顶上；它们在一盏盏吊灯的错综复杂的镀锡枝条和金属旋涡形装饰中间做窝。

父亲在钻研巨大的禽学课本和仔细看彩色插图的时候，那些长着羽毛的幻像似乎从书页上脱身而出，使房间里充满颜色，一点点血红色，一条条宝石蓝色、铜绿色和银白色。在喂食的时候，它们在地板上形成一张五光十色、高低不平的床，一张有生命的地毯；一有陌生人闯进来，地毯就会四分五裂，变成碎片，扑簌簌地飞到空中，最后高高地待在天花板下面。我尤其记得有一只秃鹰，一只巨大的鸟，脖子上没有羽毛，脸上尽是皱纹和疙瘩。她像一个憔悴的苦行者，一个喇嘛，一举一动充满沉着的庄严；这是受它的伟大的种类的刻板的礼仪所指引的。它坐在我父亲对面的时候，一动也不动，姿势像永恒的埃及偶像的纪念碑，眼睛上盖着泛白的内障；它把内障斜盖在眼珠子上，完全遮住眼睛，在庄严的孤独中沉思——从石头似的侧面像看，它活象我父亲的一个哥哥。它的身子和肌肉似乎是用同样的材料做成的；它有同样粗硬的、皱巴巴的皮肤，同样脱水的、瘦骨嶙峋的脸，同样角质的、深深的眼袋。甚至拿手来说吧，我父亲的长长、厚厚的有圆滚滚的指甲的手，关节强健，同秃鹰的爪子也非常相似。我望着那似睡非睡的秃鹰的时候，总是禁不住产生这样的印象：我同一个木乃伊在一起——我父亲的去掉了水分的、干缩的木乃伊。我相信甚至我母亲也注意到这种奇怪的相象，尽管我们始终没有讨论过这件事情。有意思的是，秃鹰使用我父亲的便壶。

我父亲不满足于孵出越多的新品种，在顶楼安排起鸟的婚配来；他派出媒人；他把热切的、有吸引力的鸟拴在屋顶上的窟窿和裂口里；不久后，我们家的屋顶，一个巨大的双脊木板瓦屋顶，变成真正的鸟的宿舍，一艘收留各种各样从遥远的地方飞来的扁毛生物的挪亚方舟。在这个鸟的天堂被消灭好久以后，这个习惯仍然在鸟的世界中保留着；在春天迁徙的季节，我们的屋顶被一整批、一整批鹤啊、鹈鹕啊、孔雀啊，和各种其他的鸟所包围。然而，经过一个短短的辉煌的时期，整个事业却发生了叫人遗憾的转变。

不久以后，就不得不把父亲搬到顶屋那两间做过贮藏室的房间里去了。黎明时刻，我们能听到那里传来各种鸟叫混合成一片吵闹声。顶楼两个房间的木板墙，在三角墙下的空间印发的回声支援下，造成惊天动地的响声，其中扑动翅膀的声音、喔喔的啼声、咕咕的鸣声、交配的叫声。有几个礼拜，见不到父亲的踪影。他只是难得下楼，走进住房；不过，他下楼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他似乎干瘪了，已经变得比较瘦小。他偶尔走神，会从桌旁的椅子上站起身来，摆动两条胳膊，好像胳膊是翅膀似的，接着发出一声很长的鸟叫，那时候，他的两只眼睛上像蒙上一层薄翳似的。接下来，他显得相当困窘，会跟我们一起哈哈大笑，把事情应付过去，试图把整个事情变成开玩笑。

有一天，春季大扫除，阿德拉突然出现在父亲的鸟的王国中。她闻到房间里充满着恶臭，就站在门口，扭者双手；地板上，桌子上和椅子上，滴满了一堆堆鸟屎。她毫不犹豫，猛地推开一扇窗，靠着一柄长扫把的帮助，把所有的鸟都搅得活动起来。一个由羽毛和翅膀形成的吓人的云团升起来了，发出一阵阵尖叫；阿德拉却像酒神巴克斯的怒气冲天的女祭司那样，在酒神那根手杖发出的旋风保护下，跳着毁灭的舞蹈。我父亲惊慌失措地摆动两条胳膊，试图同他的那一群扁毛动物一起飞到空中去。那个翅膀形成的云团缓慢地越来越稀疏；直到最后，只有阿德拉同我父亲留在战场上；阿德拉精疲力竭，气喘吁吁；我父亲呢，这会儿显出羞愧的表情，准备接受彻头彻尾的失败。

过了一会儿，我父亲下楼来——一个绝望的人，一个失去了王位和王国的流亡的国王。

选自《外国文艺》 一九九二年第三期

不可归类的布鲁诺·舒尔茨

by 胡续冬

作为一个写诗的人，我平时阅读小说的数量比诗歌要大得多，其原因无非是想在庞杂的小说阅读中找到更多的相对于诗歌的异质性因素，比如某种奇特的叙述驱动、某类意想不到的结构能力、某些繁复而机智的视角切换等等，我总希望在对这些异质性因素的把玩中找到进入诗歌后院的钥匙。但对布鲁诺·舒尔茨的阅读却完全不同，我在读他那些想象力极其诡异、修辞手段颇为乖张的文字的时候，我会经常忘记自己是在读一种叫做短篇小说的文体，我几乎感觉不到他的行文中有相对于诗歌的异质性因素，他的叙述（如果我们认定那不是诗歌动机的舒张和伸展而是小说的叙述的话）在我头脑中激活的密集的阅读兴奋点更接近于现代主义诗歌巅峰时期的强力型抒情文本对阅读感受力的施洗，我甚至经常会有一个幻觉，觉得他是一个反向的费尔南多·佩索阿、一个褶皱版的卡瓦菲斯、一个高度浓缩的哈特·克莱恩。

和二十世纪的其他短篇小说大师相比，无论是怪诞中透着温暖的舍伍德·安德森、从容节制的博尔赫斯、冷硬简约的雷蒙德·卡佛还是善于把日常场景眩晕化的胡里奥·科塔萨尔，布鲁诺·舒尔茨那种无明显叙事由头、轻结构而重隐喻、情感的指向捉摸不定但语义的密度压得令人难以喘息的写法很难从小说技艺的层面上与他们找到任何交集，他就像突然闯入我们短篇小说阅读经验里的一个孤独的刀客，用本该属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诗歌气场的语言刀法，成功地从我们的阅读陈规里劈开了小说叙事与诗歌想象力之间的藩篱。很多人把同为前奥匈帝国犹太人的卡夫卡作为对布鲁诺·舒尔茨进行阅读定位的参照系，而在我看来，尽管他曾经协助未婚妻翻译过卡夫卡的《审判》、尽管他的笔下也经常出现父亲、尽管他为《用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亲笔画的插图里有很多人物看起来神似卡夫卡，但他那种用多重修辞打开一个语言机关并任其在高度幻视化的语境变形中无限延宕的特质和卡夫卡完全是两个路数，并且在布鲁诺·舒尔茨小说中，父亲更像是一个伊卡洛斯化的犹太笨伯、一个堂吉诃德版的本雅明的“驼背小人”，而不像卡夫卡笔下那个作为紧张与压抑之源的父亲。

如果苏珊·桑塔格早一点阅读到布鲁诺·舒尔茨的话，她一定为拿他作为《反对阐释》的最佳案例。布鲁诺·舒尔茨那种迷人的不可归类性大概源于他身上多种文化背景和身份之间的相互僭越所造成的巴洛克化心智。他是一个地道的犹太人，但却用居住地的主流语言波兰语写作并能熟练地用德语阅读，他虽沉迷于犹太传统，但他并未掌握奥匈帝国境内的犹太人通用的意第绪语，更不会希伯莱语；他大学念的是建筑，但赖以为生的活计是绘画，而最终令他让世人铭记的却是作为业余爱好的写作。近些年来几乎所有的艺术门类都在关注跨文化与跨界所带来的创造力，而在上个世纪上半叶的一个东欧小城里，布鲁诺·舒尔茨却是在默默无闻中不自觉地接受了文化僭越的恩赐。

布鲁诺·舒尔茨终其一生几乎从未离开的小城德罗戈维奇的命运可以看作他的不可归类性的一个外延：1892年布鲁诺·舒尔茨出生的时候，德罗戈维奇还属于庞大的奥匈帝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当布鲁诺·舒尔茨开始写作的时候，它被划归给波兰第二共和国；1939年二战开始后，波兰被纳粹德国和苏联瓜分，德罗戈维奇成了苏联最西部的一个小城；1941年纳粹德国入侵苏联的时候，德罗戈维奇属于最早被德军攻占的城镇，由于该市犹太人数量较多，纳粹在这里建立了庞大的犹太隔离区，布鲁诺·舒尔茨就死在纳粹占领下的1942年；1944年德罗戈维奇重新回到苏联治下，苏联解体后，它又被纳入了乌克兰的领土范围。

尽管布鲁诺·舒尔茨的文字有着难以企及的梦幻色彩，但他的死却凄惨得像《钢琴师》的残酷荒诞版。在纳粹占领期间，一个叫做兰道的盖世太保因为欣赏布鲁诺·舒尔茨的绘画而充当了他的保护人，他为兰道绘制了住宅中的壁画。但兰道杀害了一个犹太牙医，这个犹太牙医碰巧也有一个保护人，就是兰道的对手、盖世太保昆特，为了向兰道泄愤，昆特在大街上枪杀了手拿面包走在回家路上的布鲁诺·舒尔茨。2001年，布鲁诺·舒尔茨生前为兰道的住宅绘制的壁画被发现，这一幸事却因他模糊的身份归属而引发了剧烈的争议：以色列将壁画运到了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加以收藏，此举激起了波兰和乌克兰强烈不满，这两个国家都声称具有对布鲁诺·舒尔茨遗作的所有权。最后以色列被迫承认这幅壁画是乌克兰的文化财富，乌克兰也答应将此壁画长期租借给大屠杀纪念馆。因为此事，波兰诗人本雅明·波拉夫曾在《波士顿评论》上撰写了一篇名为《谁拥有布鲁诺·舒尔茨？》的雄文。而对我等中国读者来说，哪个国家声称拥有布鲁诺·舒尔茨的文学与艺术遗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杨向荣先生精彩无比的翻译，这本极其耐读的《鳄鱼街》必将转化为新一代优秀的汉语写作者身上隐秘的文学养分。

楚尘文化 2015-08-23 08:4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