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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食物来投票

阿玛蒂亚·森指出，人们经常将饥荒归咎于天灾。但是，当自然灾害袭击民主国家时，政治人物比较倾向于采取行动，哪怕只是为了保住选民的支持。森写道：“不足为奇的是，直到独立之前，印度在英国统治下一直饥荒不断（我在儿时目睹最后一场饥荒发生于1943年，即印度独立的4年前），然而，一旦建立多党的民主政体与新闻自由，饥荒便突然消失无踪。”

因此，民主制度——森称之为20世纪的“卓越发展”——的兴起可以解释，为什么把食物当成意识形态的武器来用（就像把它当成军事武器来用）的普遍程度已大大降低。2008年中期，当我在写这本书时，出现了一个罕见但引人注目的例子，津巴布韦独裁者罗伯·穆加贝（Robert Mugabe）对于食物武器的使用。在他主政之下，津巴布韦的农业崩溃，使该国从非洲南部的粮仓变成灾区。在2000-2008年之间，农产量减少80%，失业率增加到85%，通货膨胀超过1 000倍，平均寿命降至40岁以下，300万津巴布韦人（约为其人口的1/5）逃离这个国家。当津巴布韦陷入危机时，穆加贝通过暴力与威胁来维持他对权力的掌控：他操纵一连串的选举，将粮食援助导向其政府成员和最强力支持他的区域，而拒绝给予那些据称同情反对势力的地区的人民。

2008年6月，穆加贝被指控胁迫反对地区的民众——除非他们放弃在总统大选中投票所需的身份证明文件，否则就不给他们粮食——借此防止他们投票给反对阵营的候选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肖恩·麦科马克（Sean McCormack）告诉记者，穆加贝“把食物当成武器，拿儿童的饥饿来要挟其父母，以阻止他们依良知投票，建立一个更好的津巴布韦”。穆加贝回应，运用食物来达到政治目的的是西方的救援组织，并且禁止他们在反对地区发放食物。他说：“这些由西方国家资助的非政府组织也把食物当成政治武器，用它来对抗政府，尤其是在乡村地区。”

幸好，像这样公然运用食物作为武器的做法，如今已很少见。然而，在西方民主国家中，食物却找到另一个更微妙的政治角色。它不再是武器，却成为更广泛的政治争斗进行的战场。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包括：拜全球贸易之赐，西方消费者如今能买到各式各样的食物；人们对于选择食物的后果和政治运作越来越感兴趣；食物的特殊地位——作为一种消费产品，它发挥了避雷针的效用，让更广泛的社会关注聚集在自己身上。相应于你想要表达的任何政治见解，几乎都存在着某种该购买或该避免购买的相关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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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可以购买在捞捕过程中不伤及海豚的鲔鱼、在种植过程中为鸟类提供栖息环境的咖啡，以及其收益用来支持哥斯达黎加栽培者教育计划的香蕉。或者通过购买“和平油”制造于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并肩工作的橄榄园来表达对于中东和解的企望。他们可以抵制超市，支持小商店或农民市场，借以向大公司传达反对的信息。

食物也可以用来向公司或政府提出具体抗议。1999年，法国政治运动家乔瑟·波维（Jose Bove）想要表示他决心对抗美国的强大力量，并反抗跨国集团对法国传统和本地公司所造成的冲击，于是他拆毁米洛镇（Millau）一家麦当劳餐厅的店面，将瓦砾用拖拉机装载，倾倒在镇公所外面。近期的例子出现在2000年：韩国民众为了抗议美国牛肉进口而举行大型示威活动，表面上是基于食品安全考虑，但这些抗议活动其实表达了人们对于移除贸易壁垒的广泛忧虑，并担心韩国执政党正容许自己被其超级强国靠山任意摆布。

运用食物来发表更广泛的政治观点，这种想法可追溯到1791年。当时，想要表示反对奴隶制度的英国消费者开始抵制蔗糖。接着出现源源不断的宣传小册，包括反糖精协会刻意制作的耸动宣言，其插图是一艘奴隶船的横截面，显示戴脚镣手铐的男人如何肩挨着肩被塞进船中。

1792年，一名贵格教派的商人詹姆斯·莱特（JamesWright）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启事，相当能代表当时的氛围：“那些深受伤害的人所遭遇的苦难和虐待，在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同时我也担心，身为这种物品——它似乎是奴隶销售的主要支撑——的经销商，我正在鼓励奴隶制度。因此，我借这则启事告知顾客：我打算停止销售蔗糖这种物品，直到我能经由不受污染、与奴隶制度较无关联，且较少染上人类鲜血的渠道获得它。”

运动领导者声称，只要有38000个英国家庭停止购买蔗糖，蔗糖园主的利润便将受到严重冲击，足以终结这项贸易。在抵制的巅峰期，一位运动领导者宣称已有30万人不再食用蔗糖。有些运动人士公开砸碎茶杯，因为它们已被糖玷污。

茶会成为社会与政治的地雷区。如果戒绝蔗糖的女主人没有提供糖，主动要糖将是失礼之举。但是，并非所有的糖都一样不好。有些人认为，来自东印度群岛、比较昂贵的糖，比较没有道德上的问题——直到人们发现，制造这种糖的甘蔗，其实也经常是奴隶种植的。当英国在1807年废止奴隶销售时，究竟是抵制运动还是一连串的奴隶起义行动发挥了最大的影响，我们并不清楚。有些人甚至论称，抵制运动使情况更恶化：因为当农园主人的利润减少时，他们很可能会更残酷地对待奴隶。但无可置疑的是，抵制蔗糖使大家注意到奴隶问题，并有助于动员政治上的反对力量。

今日的食物辩论也是同样的情形。其真正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直接造成的冲击，而在于通过这种方式，它们能够针对政策，向政府提供最重要的指标，并鼓励公司改变其行为。

基于许多理由，食物具有独特的政治力量：食物将世界上最富有的消费者与最贫穷的农民牵连在一起；选择食物向来是发送社会信号的强力手段；现代的购买者每星期必须做出数十种食物选择，这比选举政治提供了远较为多的机会表达政治理念；而且，食物是一种供人消费的产品，因此，选择某个食品意味着你对它的个人性认可。然而，食物的力量亦有其极限。

真正的变革——如19世纪的废止奴隶制度，或是今日对于世界贸易的全面检讨，以及设法解决气候变迁的难题——终究需要政府来采取政治行动。用食物选择来投票，绝不可能取代在投票箱前投票。但食物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舞台，可以让人就各种不同的选择进行辩论。通过这个机制，各个社会可以表明它们对于哪些议题有强烈的看法；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动员更普遍的政治支持。那些位高权重者，无论在政治界或商业界，都不会愚蠢到忽视这类信号。

《舌尖上的历史：食物、世界大事件与人类文明的发展》/ [美]斯坦迪奇/中信出版社/2014-07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4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