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華國詩禮傳家—精彩書評選  >>>

簡體     傳統

秦淮河是一条文化含金量很高的河，人们提到它，不由自主就会把历史拉出来。有关秦淮河，无非两种声音。一是它的繁华，十里秦淮，六朝金粉，许多人大把地扔银子，醉生梦死，快活一天是一天。一是它的伤感，“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这是醉醒时分的感觉，往事不堪回首，所谓“歌舞樽前，繁华镜里，暗换青春发”。两种声音结合在一起，于是就出现秦淮八艳，出现李香君和柳如是，出现马湘兰和寇白门，艳绝风尘，侠骨芳心，虽然是妓，却比男子汉大丈夫更爱国。人们不愿意忘掉这些倾国倾城的名妓，在诗文中一再提到，温旧梦，寄遐思，借历史的伤疤，抒发自己心头的忧恨。

风流不忘爱国，这是秦淮河桨声灯影中的重要旋律。说起来也可笑，中国的文化人有时候真没出息。明亡于清以后，汉族士大夫没能耐复国，只好到秦淮河去爱国，在妓女中寻觅知音。自宋朝南迁，中国人的柔弱委顿之风，逐渐恶习难改。武不能收复失地，文不敢针砭时弊，结果就只能一头扎进秦淮河的脂粉堆，在美人圈里打滚，在琴棋书画上消磨时间。有了这样的中国人，国家不亡也怪。醉生梦死造成亡国，亡了国，更加醉生梦死。

太平天国一路打到南京，首都便定在了这里。农民起义，想问题总有些简单。洪秀全显然不喜欢妓女，一到南京，就下令禁妓，而且他显然还是一位要干涉别人性生活的天王，在他眼皮底下，男女得分开来住，设男营和女营，即使是夫妻，也不能随随便便。管得这么严，秦淮河的妓女没饭吃，只好往上海的租界跑。这一跑，南京的商业萧条了，民风干净了许多，秦淮河的繁华也不复存在。繁华是人民群众享受物质生活的重要前提之一，妓不是个好东西，可是有时候就这么怪，缺了它，秦淮河不仅不热闹，而且害得许多与妓女配套的行当，都没饭吃。

曾国藩的湘军来到南京，虽然杀了不少“长毛”，可他毕竟是读书人，知道迅速恢复繁华的重要，也知道如何恢复的窍门。要繁荣商业，最立竿见影的办法，就是“效管仲设女闾”，允许恢复六家妓院。曾国藩被誉为封建社会的“完人”，立功，立业，还立言，死后被追谥为曾文正公。他的古文成就很高，大家所熟悉的《曾文正公家书》，一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是畅销书。曾国藩成为清古文桐城派后，湘乡派的杰出代表。名师出高徒，他的学生俞樾和薛福成，也是很好的古文家。俞樾是章太炎的老师，是已故红学家俞平伯的曾祖父，而中学课本中常选的《观巴黎油画记》就出自薛福成之手。

就是这么一位完人曾文正公，繁荣南京的市容，也只能出此下策。据说一开始的那六家妓院，是硬指标，妓院的人数多少不论，妓院数量不许突破。这当然是骗人的鬼话，只要开禁，事情也就明摆，开了禁就别想再拦住，魔瓶的塞子被拉开，魔鬼的节日也就到了。《清稗类钞》第十一册上记载了当时的情形：

一时士女欢声，商贾麇集，河房榛莽之区，白舫红帘日益繁盛，寓公土着闻风而来，遂大有丰昌气象矣。

开禁果然立竿见影。谈到近代上海经济史，有一点不该回避，这就是太平天国的革命，把南京的有钱人，都吓到上海租界去了。别以为租界的繁华，是外国人的恩赐，外国人赚的可是中国人的钱，是中国人自己繁华了租界。秦淮河开禁，商人富绅和成群结队的妓女又携手重返，上海租界人口骤减，工商业立刻随之萧条，于是“阛阓遽为减色，掷缠头者非复如前之慷慨矣”。

繁荣“娼盛”是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现象。娼盛是一个尴尬的场景。罗素在《婚姻革命》中，认定卖淫制度辅助了婚姻制度，而妓女得以存在的真相，就在于社会“另立了一些女人，满足男人的需要，对于这种情形，社会虽然羞于承认，但又不敢使人们得不到满足”。西方的一位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公然把妓院比喻成一座宫殿中的下水道，没有下水道，整个皇宫便积满污物，如果将妓院从世界上清除掉，那么整个世界会充满兽奸。据说当年德国首相俾斯麦访问英国，在一军港上岸后，发现市面很萧条，一打听，得知是禁娼所致，归国后便宣布英国海军不可怕。英国人听说了，想想很有道理，立刻解除娼禁，市面随之繁荣。

无论是一代完人的曾国藩，还是哲学家罗素，还是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还是德国首相俾斯麦，共同点都不是以一个嫖客的眼光来看问题，他们自己并不是嫖客。多少年来，禁娼和开禁，始终成为秦淮河的话题。因为有了禁，所以要开禁，而开禁，又意味着新的禁令很快就会颁布。翻开厚厚的历史，找不到公开赞赏妓女的政府。公元前600年，齐国的管仲设女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所谓女闾，就是妓院，是世界历史上有案可稽最早的泄欲场所，和它相比，由梭伦创造闻名世界的雅典国家妓院不得不屈居第二。

古代称妓为官婢，亦曰官奴。汉武帝时设营妓，营妓的作用，是在军队中“献伎，呈身，侍宿”，妓是帝王犒赏和控制军队的手段之一。在人们的心目中，妓总不是什么好东西，除了唐朝，各朝政府对妓，差不多都是采取了禁的态度，当然这禁，只是不许政府的官员嫖娼宿妓。在封建时代，妓是官方行为，具有国营性质，即一切都由国家管理，官方来保护和收税。官员嫖娼是犯法的，女人私自卖淫，也犯法。逼良为娼是个很大的罪名。

古代的“妓”和“伎”相通，意谓妓不仅卖身，更多的时候是卖艺。官妓和营妓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国家剧团，而古人和妓女来往，精神享受绝对多于肉体交易。官妓时代和私妓时代的禁，最大不同就在于，前者禁止政府官员出入风流场所，后者不许私自非法卖淫。简单地说，秦淮河的繁华，和官方允许的妓院设在这里有关。古人要想风流，就可以带着大把的银子到这儿寻欢作乐。古时候，并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开设妓院。秦淮自古多情水，这里既然给了特殊的政策，于是经济也就得到了特别的发展。

乾隆年间出版的《续板桥杂记》上写着：

秦淮河房，向为妓者所居，屈指不过几家，开宴延宾，亦不恒有。自十余年来，户户皆花，家家是玉，冶游遂无虚日。

秦淮河从官妓时代步入私娼时代，一切都改变了，从崇尚歌舞技艺，擅长琴棋书画，转化为赤裸裸的人肉交易。“国营的公娼”逐渐敌不过“个体的私娼”，妓女已成为纯粹的泄欲工具和被剥削对象。秦淮河再也出不了李香君和柳如是，出不了马湘兰和寇白门，嫖客中也见不到侯方域和陈卧子。自晚清以后，民风大变，不属于国营而是个体的私娼，野蛮拉客，到处泛滥，秦淮河独步妓坛的风光已一去不返。上海的租界，北京的八大胡同，广州的陈塘和东堤，很快就显露出后来居上的峥嵘。

1923年，年仅二十五岁的朱自清，和比他小两岁的俞平伯结伴游秦淮河，两人分别以此经历，写了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发表在当时的《东方杂志》上。这两篇文章影响很大，被誉为美文的范例，常常被选入课本。其实，仅仅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文章都很稚嫩，并不适合作为范文。朱俞二位当时还年轻，而且那是白话文刚开始的年头，除了鲁迅和周作人兄弟，能写出娴熟的白话文的人并不多。

这两篇文章的重要意义，在于流露出了当时进步青年的活思想。“进步”这两个字，在今天似乎已经不太重要。进步仿佛只适合于那种特别落后的时代，在进步的时代里，我们常说的词是时髦。朱自清先生是第二次游秦淮河，第一次什么时候，他没说，只说自己过去曾随着朋友，去听过两次歌，这次重游，听说歌妓年前已被取缔，“觉得颇是寂寥，令我无端的怅怅了”。这是故事开始前的心态，朱先生显然是喜欢听歌的，听说没有歌女了，有一种说不出的遗憾。

没想到游河时，歌妓不但照样出现，而且与过去相比较，有过之无不及。公然有人跳上船来，死皮赖脸纠缠着让点歌。不妨想象一下当时的窘境，本来还觉得有些遗憾的朱先生，此时胸口怦怦直跳，在桨声灯影中接过歌本，装出大方地向歌妓们瞥了一眼，胡乱将歌本翻了几下，赶紧奉还。来者又把歌本塞给俞平伯先生，俞先生连接的勇气都没有，不住地挥手，说“不要，不要”。

纠缠的人实在太多，这条船过去了，那条船又迅速靠拢过来。此时此情此景，真正感到不自在和狼狈的，只是朱先生和俞先生两个书呆子，在皮条客疯狂的夹击下，他们狼狈地逃跑了，事后开展了一番当初应该如何拒绝的讨论，朱自清觉得板着脸说“不”的态度太冷，太伤那些歌妓的心，无论有什么样的理由，让歌妓的希望落空，多少有些“不作美了”。朱先生认为应该和颜悦色，好声好气，和皮条客摆事实讲道理，应该说：“你不知道，这事我们是不能做的。”俞先生觉得朱先生的想法太可笑，因为皮条客完全有理由可以反问，他们可以理直气壮，说你们又不是太监，为什么不能做。如果和皮条客解释为什么，又无异于对牛弹琴。大家都觉得对方不对，这两种人水火不容，没办法一起说道理。朱先生、俞先生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既让我们窥探到当时“娼盛”的一斑，又让我们看到新一代知识分子，和以往的旧文人，心态上已经有了划时代的不同。朱先生坦然承认了自己想听歌的愿望，听歌不比狎妓，正如歌妓可以卖艺而不卖身。秦淮河上歌声四起，歌舞升平，当时唱的显然都是小曲，肯定动听。然而理智往往能占上风，朱先生明白歌是一种自然流露，歌妓既然被逼为歌，其歌必然失去艺术趣味，因此，对于她们的不幸身世，应该哀矜勿喜。俞先生更以周作人的小诗表明自己的观念：

我为了自己的儿女才爱小孩，

为了自己的妻才爱女人。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美化了河水，让人们误以为当时还是一池清水，其实，这完全是一个错觉。比今天严重污染的秦淮河的水质略好一些，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秦淮河就屡屡臭不可闻。秦淮河的文化变了味，秦淮河水，也一起改变了颜色。秦淮河的繁华，并不因为它仅仅是人肉市场，然而繁华二字，却脱离不了藏污纳垢。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新任市长刘纪文要建立新首都形象，下令禁娼。不久，蒋介石又提出要搞新生活运动，秦淮月牙池那道照壁上，赫然写上了“实行新生活，严禁烟赌娼”十个大字，风气顿时为之一变。可惜，时逢1929—1934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国的经济备受影响，南京工商团体迫于经济形势，建议政府解除禁令，秦淮河于是很戏剧性地进入了禁还是不禁的怪圈。各界人士纷纷商讨论证，得出的结论是禁了明娼，暗娼并未见少，作为重要财政收入的花捐，反而全部流失。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新任市长刘纪文要建立新首都形象，下令禁娼。不久，蒋介石又提出要搞新生活运动，秦淮月牙池那道照壁上，赫然写上了“实行新生活，严禁烟赌娼”十个大字，风气顿时为之一变。可惜，时逢1929—1934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国的经济备受影响，南京工商团体迫于经济形势，建议政府解除禁令，秦淮河于是很戏剧性地进入了禁还是不禁的怪圈。各界人士纷纷商讨论证，得出的结论是禁了明娼，暗娼并未见少，作为重要财政收入的花捐，反而全部流失。

尽管有妇女代表坚决反对，南京轰轰烈烈的禁娼，最终不了了之。新生活很快被讥为“性生活”，禁娼也成了“事实上竟不能禁，而形式上不能不禁”的游戏。当时的《大夏晚报》曾做过详细报道，说市府路一带有“私娼集团拉客举动”。“集团拉客”四个字，如火如荼，颇为壮观，报道的结尾说：

我们赞成禁娼，也不反对开禁。政策的施行，应该求其货真价实，挂羊头卖狗肉，是最要不得的。

这篇报道说出了当时的“娼盛”真相。民国时期秦淮河的繁华，有无数历史老照片可以作证。灯红酒绿，桨声灯影，随着南京城内的小火车和宁芜线接通，新建的铁路桥太矮，大画舫无法经过，加上水太臭了，人们开始纷纷上岸，在秦淮河沿岸大做文章，贡院街一带“戏茶厅”鳞次栉比，歌女舞伎登台献艺，游荡子弟趋之若鹜。30年代以后的秦淮画舫，已经失去了往日魅力，是否在秦淮河里荡舟，已经变得无关紧要。

一艘艘停泊岸边的画舫，成了歌女清唱的舞台。夫子庙一带是流行歌曲泛滥的地方，京戏、文明戏、新式话剧、好莱坞电影、大鼓、说书、评弹，各种艺术形式，都能在这里找到观众。和全国各地的妓女集中地有所不同，秦淮河娼妓再多，以娱乐为主的特色，始终没有变。秦淮河怎么改变，仍然还是一个艺术世界。民国前是这样，民国后也是这样，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是这样，抗战以后，在汪伪政权的统治下，仍然是这样。秦淮河从来就不仅仅是妓女和嫖客的天下。

在南京人眼里，灯红酒绿，秦淮歌女的身份，一直很可疑。没有多少人愿意相信卖艺不卖身，但是从一些歌女的行为上，仍然能看到“秦淮八艳”的遗韵。当年张恨水在南京定居，常联络一帮文人记者，与相熟悉的歌女雅聚，借喝茶而座谈。歌女诉说自己的故事，说男人的种种丑行，最后都变成了张恨水的小说。和“秦淮八艳”一样，秦淮河的歌女向来是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其实，歌女中成才的大有其人，譬如王玉蓉后来成为京剧名伶，王熙春步入影剧界，成为上海的电影明星；譬如黄梅戏中的头牌花旦严凤英，一度也在秦淮河畔卖唱伴舞，她当时的名字叫严黛凤，知道的人也许还不太多。

当歌女身不由己，出淤泥也可以不染，很多歌女力图改变处境，想把握自己的命运。譬如群芳阁举办的歌后评选，曾以得票最多当选“歌后”的王玉蓉，就一边卖艺，一边偷偷地在京华中学读书。新女性是当时许多年轻女性仰慕的目标，即使是俗为歌女，也心向往之。王玉蓉当上了歌后，有人向经常涉足青楼歌场的校长告密，道貌岸然的校长闻讯勃然大怒，认为歌女和妓女如出一辙，立刻以败坏学风为名，将王玉蓉开除出校。校长能出入歌场，歌女却不能读书，难怪当时有记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纷纷写文章抨击。

抗战前，为了有别于私娼，南京的歌女曾被勒令佩戴桃花章。歌女们觉得此举有损人格，一个个拒绝佩戴。南京的各大报纸，为此展开了激烈论战，双方引经据典，褒贬桃花。一方认定桃花好，如“艳如桃李”，如“桃符”为祥瑞；而另一方却坚决反对，提出“桃花命薄”、“桃花江是美人窠”、“轻薄桃花逐水流”等比喻。连算命的也按捺不住，跳出来凑热闹，说桃花是凶星，主“男为痨瘵，女为风尘”。

当局的勒令显然带有歧视。胳膊扭不过大腿，歌女们不乐意，也只能佩戴，因为违者将被吊销营业执照，人总不能不吃饭。“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南京的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基于国难当头，下令取缔女招待侑酒。“侑”是劝的意思，有些相当于今天的陪酒女郎。女招待不许再劝酒，而且和歌女一样，也要着侍服佩证章上岗。四个多月以后，南京沦陷了，这一点，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官僚们并未想到。

楚尘文化 2015-08-23 08:4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