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卸任临时大总统的前三天，孙中山专门发布了《命各省都督酌放急赈令》，指出：“矧当连年水旱之余，益切满目疮痍之感。……本总统每一念及我同胞流离颠沛之惨象，未偿不为之疾首痛心寝食俱废也。兹者大局已定，抚慰宜先。为此电令贵都督等，从速设法劝办赈捐，仍一面酌筹的款，先放急赈，以济灾黎而谋善后”.这个命令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人民疾苦息息相关的高尚情操。

 

 

　　在临时政府时期，南京还出现过一个名为“救灾义勇军”的组织。这个组织以孙中山为“义勇军正长”，陆军总长黄兴为“副长”.组织的缘起，是因为“江皖两省，……连年水患频仍，偏灾时遇。迨至去秋，淫雨连绵，江湖暴发，箍江大岸，冲决无算。上自皖南各府，下逮镇扬苏常，袤延千余里，淹没百余处，汪洋一片，遍地哀鸿”，为了动员军队参加“修筑千里长堤”工程，由军人自愿报名参加而成的。组织“救灾义勇军”的启事和章程，刊登在《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40号，显然事先得到了孙中山的赞同和支持。

 

 

　　即使在戎马倥偬、局势动荡的情况下，有些掌握了地方军政大权的革命党人，也仍然采取积极的措施，从事兴修水利的工作。如江西都督李烈钧，就职后不久即召集各方人士“讨论治赣办法”，其中决定的一条就是为了解决南昌、新建二县“每年必苦水患”的问题，在“辛亥光复，库帑动用一空”的情况下，想方设法“拨款四十万元修筑圩堤”.据称，“堤工数月而成，嗣后两县人民乃不为水灾所苦”--这个说法也许不无溢美之处，但如果考虑到当时面临的复杂局面，那末，决定拨款筑堤就已值得称道了。又如担任“安、襄、郧、荆招讨使”的季雨霖，在行军途中见“沿河一带地方，汪洋浩瀚，纵横无际，田园村落，漂为泽国，颓檐破壁中，寂无人烟”，便在占领荆州之后，兴筑沙洋堤工。据材料说，这段堤工关系到湖北的荆门、江陵、潜江、沔阳、监利五县人民的生命财产，清政府曾“耗款百万，讫无成功。受害各处，田庐尽没，饥民遍野，老幼委填，盗贼充斥”.季雨霖等一面向沙市、沙洋两地商会借银20万两，一面向湖北军政府申请拨款8万两，另外还发行“堤工公债”20万元，通过以工代赈的办法，招募民夫，动工兴筑，被称为“民国第一次大工程”.虽然对季雨霖的一些作为，有不同的评价，但即使对他稍有微词的人，也不抹煞他在这件事情上的功劳。此外，根据灾民周耀汉等的呈请而修筑的樊口堤工，修成后改善了武昌、黄冈等六县的抗灾条件，改变了这一带过去“无岁不水，无水不灾，无灾不重”的悲惨状况，也是值得一提的。

 

 

　　正像在其他问题上不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失误一样，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灾荒问题上，也并非一切处置都是完美无缺的。他们的最大一个失误，是似乎已经忘记了革命前对清政府把无衣无食的饥民“目之为乱民，为匪徒”的抨击，有些地方对灾民采取了戒备和防范的态度，有时竟视之为建立正常秩序的一种障碍。武昌起义后，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名义发布的一个《通告城镇乡自治会职员电》中说：“唯念东南各省，叠遭水旱之灾。吾同胞流离颠沛，犹未能自复其生机。若义旗一举，则饥寒无告之民，必有乘机窃发，一施其抢劫之技者。而本军政府当军事旁午之际，势不能并谋兼顾，为吾乡僻同胞尽完全保护之责”.因此，他们要求“各城镇乡自治团体，速筹自保之计，赶办团练，守卫乡里”类似的文告在其他省份也有出现。很显然，其矛头所向，是针对“流离颠沛”的“饥寒无告之民”的。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无怪乎有些地方会发生由革命党人掌握的新政权的武装去镇压饥民“闹事”的事件了。如江苏无锡，军政分府都督秦毓鎏曾两次派军队镇压“民变”.一次是由于常熟王庄的富室须氏，不顾“岁歉”，硬要逼租，佃农们在孙二的率领下，“聚毁其家”，并“竖旗”起事；另一次是本县新安乡的“巨室张氏”，平时收租就很苛刻，“民怨已久”；恰逢这一年“岁已歉，张氏犹不肯少贷，索益急”，甚至把还不起租的佃户“锢诸室，鞭诸”，引起群众激愤，数百人不期而集，“哄闹张氏家”，将其室付之一炬。秦毓鎏派出军队，在前一事件中抓走20余人，后一事件中竟枪杀37名群众（包括一名妇女），终于引起了人们的“诟厉”与不满。出现这一类政治性的错误，不能不说是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只是同情群众，却并不懂得组织群众与依靠群众的根本弱点有着本质的联系。

 

来源: 历史研究 | 来源日期：2011-10-03 | 责任编辑：向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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