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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心
　　1905年，李叔同与与许幻园、黄炎培等创办‘沪学会’，撰《祖国歌》。去日本之前，填‘金缕曲’留别祖国。八月东渡日本。年底，办《音乐小杂志》，在国内发行。
　　1906年，李叔同在日本感慨故国民气不振，人心已死，挥笔赋七绝以明志：“故国荒凉剧可哀，千年旧学半尘埃。沉沉风雨鸡鸣夜，可有男儿奋袂来？”
　　1907年2月，因国内两淮水灾，李叔同在东京乐座演出话剧《茶花女》，以门票收入赈灾，这也是中国人演话剧之开端。时李叔同在《茶花女》中，饰女主角“玛格丽特”。
　　李叔同的文艺观，造就了他富有爱国心，热爱祖国的精神品质。辛亥革命成功的时候，他填了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以志庆喜：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叶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
　　当时，李家的产业遭受了两次致命的打击，原因是辛亥革命引起的票号倒闭，这使得李家的百万资产荡然无存。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叔同对辛亥革命还是没有丝毫怨怼，只是发泄着河山光复的喜悦。

　　抗日战争爆发后，弘一大师多次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口号。日军逼近厦门，弘一法师正色向惶惶终日的僧侣宣告：“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行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一无所用，而犹腼腆受食，能无愧于心乎！”翌年，他报柳亚子偈云：“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抗日战争期间，五十四岁的弘一法师在闽南潘山凭吊韩偓墓庐，收集这位“唐末完人”和大历才子的生平资料，嘱高文显作传，便是因为他钦佩韩偓虽遭遇国破家亡的惨痛，却不肯附逆（朱温），仍耿耿孤忠于唐室的情怀。
　　弘一法师经常吟诵宋代名臣韩琦的两句诗：“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对于保全晚节一事，真是极为用心。1937年8月，他在青岛湛山寺作“殉教”横幅题记：“曩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为护佛而殉教的决心已跃然于字里行间。
　　抗战期间，弘一法师在危城厦门致函道友李芳远：“朽人已于九月二十七日归厦门。近日厦市虽风声稍紧，但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吾一生之中，晚节为最要，愿与仁者共勉之。”

　　1941年，弘一法师作《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题记，再次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爱国之心不泯，护佛之志尤坚，弘一法师晚年的精神力量即凭此得以充分外现。
　　1937年，厦门市举行第一届全市运动大会。运动会筹委会事前恳请弘一大师为大会撰写会歌。弘一欣然答应，并在三月间就把词、谱都写了出来。当时厦门开运动会，有两个直接的目的：一是鼓舞民众的体育精神；二是募捐拯救四川难民。但弘一大师在作歌时，又联系到当时日寇猖獗侵略中国的现实，把体育与振奋民心、团结抗暴结合了起来。这便有了如此激昂慷慨的壮歌。《厦门第一届运动会会歌》是李叔同一生为后人留下的最后一首歌曲。

　　至孝
　　李叔同幼年丧父，此后便与母亲相依为命。十九岁那年，他奉母携眷到上海定居，住城南草堂。李叔同与母亲的感情很好，他自己对丰子恺说过：在他的一生中，唯独跟他母亲一起生活的那几年最幸福，此后便一直忧愁，直到出家（李叔同把出家看成是新生）。
　　李叔同的生母是旧家庭中地位低微的小妾，李曾不止一次对人提起“生母很苦”，直到出家多年后他一想到母亲还有余哀。有一次听讲《地藏经》，他竟涕泗滂沱，难以自已。

　　1905年农历二月初五，李叔同的生母王太夫人病逝上海寓所，他哀痛万状，改名李哀，感叹“幸福时期已过”，足见其丧母的心情。六月扶柩北上，七月二十九在天津为母丧举行一次“告别式”。
　　到达天津以后，李叔同为了母亲与老家的人发生了一起冲突。关于此事，李叔同的长子李端先生的回忆文章中有所涉及：“我祖母的灵柩运回天津以后，我的二伯父借口我祖母是‘外丧’，不能进旧宅的大门。为此，我的父亲不依，和我的二伯父闹了一仗。他们兄弟间公开闹矛盾，这是第一次。经亲友调停说和，才让我祖母的灵柩进了旧宅，后即择日举殡，安葬在新开河边张兴庄以北的李氏祖茔内。”

　　李叔同为母亲办的这场丧事极不平常，不但打破“外丧不进门”的老规矩，把灵柩抬进了老宅大门，而且是按西式做法办理的。除了致悼词（而非老式的孝子跪地念祭文），全家穿黑衣（老式该穿白衣）送葬以外，最值得我们倾听的是，李叔同亲自奏钢琴，唱悼歌。
　　在李叔同友人的回忆中，曾提到，李叔同对他们说过，“我的母亲——生母很苦。”他还说，“母亲不在的时候，我正在买棺木，没有亲送。我回来，已经不在了！”言语之间，流露着无限的遗憾之情。
　　李叔同对母亲的尽孝是十分虔诚而自觉的，他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说，他1918年正月十五日（2月25日）受三皈依后做了一件海青（僧衣），及学习两堂佛门的功课，“在二月初那天，是我母亲的忌日，于是我先两天就到虎跑去，在那边诵了三天的《地藏经》，为我的母亲回向。”
　　1935年，弘一大师在惠安弘法，四月二十一日为大师亡母冥诞，大师开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
情爱（一）
　　李叔同十八岁时，由母亲做主与俞氏结婚。李叔同的发妻姓俞，在关于李叔同的资料中，并无她的真实姓名的记载，只知道小名蓉儿，是天津卫一位茶商的女儿。她相夫教子，克己持家，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李叔同，却始终未能获得丈夫的爱。
　　从日本回国后，李叔同在天津住了一年多，据他的长子李端回忆，在他的印象里父亲就没有在家中度过春节。当时李叔同将日本妻子安顿在上海，当时他可能陪同另一位妻子一起过春节了。
　　1912年，李叔同离开天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这以后，俞氏和两个儿子一直在天津的老家中生活。
　　李叔同出家对元配妻子俞氏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俞氏是一个完全旧式的妇女，她没有那位日本妻子所受过的足够的教育以便能不依赖任何的人而独立于世上。根据李叔同的儿子李端先生的回忆，在李叔同出家之后，俞氏为了打发寂寞的日子，就到一家刺绣学校里起学绣花，后来又在家中找了几个女伴教他们绣花，但没多久就散班了。
　　李叔同出家的消息被天津的家人得知后，李叔同的二哥认为，结发夫人俞氏应当前往杭州劝说李叔同还俗。俞氏知道李叔同的个性，一旦决定的事就是九牛二虎也难挽回，当时没有前往。到1921年，俞夫人自感将不久于人世，决定作最后的努力，劝说丈夫还俗。俞氏来到上海，找到了李叔同的老同学黄炎培和杨白民，苦求他俩。于是，黄杨二人请出了各自的夫人相助。
　　三位女眷在杭州走访了好多寺庙，终于在玉泉寺找到了李叔同。三人要求李叔同到岳庙前临湖一家素食店一起用餐说话。吃饭时，三人问一句，李叔同答一句，一顿饭吃完，李始终没有主动说过一句话，也没有抬头看一下女眷。吃完饭，李叔同就告辞归山。俞氏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放声大哭，李叔同也没有回一下头。俞氏于1926年病逝，享年四十五岁。
　　注：俞氏到杭州寻找弘一法师的记录来源于黄炎培，但李叔同的侄孙女李孟娟在《弘一法师的俗家》一文否定了此事。
　　情爱（二）
　　李叔同有过一段寄情声色的生活，时间应该不长，到了1901年秋他入南洋公学后，他已经自觉到脱离这种生活的必要性。大约1902年秋，李叔同对这种公子哥的生活有了担心。1902年秋，李叔同有一封写给许幻园的信，其中写道：“……小楼兄在南京甚得意，应三江师范学堂日文教习之选，束金颇丰，今秋亦应南闱乡试，闻二场甚佳，当可高攀巍科也。××兄已不在方言馆，终日花丛征逐，致迷不返，将来结局，正自可虑。专此，祗颂行安！不尽欲言。”这封信里写到了在南京颇为得意的“小楼兄”（即“天涯五友”之一的张小楼），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兄已不在方言馆，终日花丛征逐，致迷不返，将来结局，正自可虑”这段话说明李叔同已决心放弃“花丛征逐”的生活。

　　李叔同与上海名妓李苹香有过一段诗缘、情缘。1904年的时候，李叔同曾为铄镂十一郎（章士钊）着的人物传记《李苹香》写了序言。李叔同以笔名惜霜为《李苹香》一书作序，多少是在感怀当初与她的交往。李苹香有才女之称，李叔同还有数首书赠李苹香的诗，而李苹香也有诗作赠与李叔同。
　　李苹香的真名叫黄碧漪，入乐籍后曾先后化名李金莲、李苹香、谢文漪等。李苹香是着名的才女，写得一手好诗词。李的居室名叫“天韵阁”，她的好几部诗文集就是以居室名命名出版的，如《天韵阁诗选》、《天韵阁尺牍选》等。李苹香自幼聪颖，爱好学习，她小时就整日手持诗书吟咏不止，并且显示出了非凡的诗才。她八岁时就开始作诗，据说，当地一位名宿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她的诗作，读后拍案叫绝地说：“此种警艳，当于古人遇之，至于今人，百年来无此手笔！”

　　据章士钊的《李苹香》一书，记载：1897年，李苹香十八岁时，与母亲以及异母兄弟三人，到上海去看赛马会。母子三人贪玩了几天，一下子用光了盘缠。当时，他们隔壁正好住着一位潘姓客人，三十来岁，长得丑陋，自称是嘉善县人，与李苹香老家嘉兴是邻县。当他发现李苹香一家三口困于旅馆无法归家时，就热情地以老乡的名义，表示愿意资助。他让李苹香母女在上海继续玩几天，玩个尽兴，一切费用由他支付。几天一过，钱也花得差不多了，潘某提出要娶李苹香为妻。无奈，李苹香只好委屈地听从了母兄之命，跟这个潘某住到了一起。

　　潘某是个无赖，家中早有妻子儿女。原配妻子见他另结新欢，根本不许他进门。于是，潘某只好带着李苹香来到了苏州。为解决生计，潘某竟然要李苹香去做妓女，他自己当起了掮客。李苹香就此沦落风尘。不久，潘某带着李苹香来到了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来到上海后，由于李苹香才艺出众，很快被文人们授以“诗妓”之誉，成为海上名花，声名日盛。
　　1901年夏，李叔同与母亲、妻子由天津迁往上海。那时，他因赞同康为有、梁启超变法而成了当局眼中的敌人，无奈避祸沪上。由此，李叔同和李苹香相识，两人一见倾心，均有相见恨晚之感，互相引为知己。
　　李叔同第一次来到李苹香的天韵阁，就以“惜霜仙史”之名赠李苹香七绝三首：沧海狂澜聒地流，新声怕听四弦秋。如何十里章台路，只有花枝不解愁。
　　最高楼上月初斜，惨绿愁红掩映遮。我欲当筵拼一哭，那堪重听《后庭花》。
　　残山剩水说南朝，黄浦东风夜卷潮。《河满》一声惊掩面，可怜肠断玉人箫。
　　后来，李叔同进入南洋公学学习，他与李苹香的交往更加频繁了。除了上课，他的空余时间几乎都是和李苹香待在一起。才子佳人，诗酒唱和，风花雪月，情深意长。
　　数年之后，李叔同由于母亲病故，深受刺激，决意告别诗酒风流的上海洋场，远赴日本留学。李叔同与李苹香以诗相识，当然仍是以诗告别，他又写下《和补园居士韵，又赠苹香》七绝四首。李苹香也写了不少诗回赠李叔同。
　　1918年，李叔同遁入空门后，将自己的存书、书画作品以及印章全部捐赠了出去，其中将名妓朱惠百、李苹香所赠诗画送给了好友夏丏尊。

　　情爱（三）
　　1906年，到日本留学的李叔同，在东京结识了他的日本妻子（关于这位女性的名字，相关资料都记录不详，一曰诚子、一曰福基,暂取后者）。两人最初的相识是因为学习西洋绘画的李叔同急需一位女模特。
　　当时李叔同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他开始接触以前从未接触过的西洋绘画学习。西洋绘画注重写实，进行人体写实练习是一项必修的课程，然而寻找裸体绘画模特，成了李叔同在刚开始学习西洋绘画时最棘手的问题。
1906年的11月，带着浓浓凉意的秋风开始吹遍了日本东京的各个角落，这一天，正在练习绘画的李叔同无意中看到了给他送饭的房东女儿福基，刹那间，李叔同发现了自己寻觅已久的最佳模特人选。李叔同请福基作自己裸体模特的要求让她觉得十分突然，但福基竟然很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理由是她觉得李叔同是一个有才华的、诚实的中国青年。福基成了李叔同的专职模特，每当画作完成，李叔同都会让她评价一番。在一段时间的合作后，由于相同的爱好，又彼此真诚相待，两人开始跨越画家和模特的界限。
　　1911年3月，李叔同即将从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回国，福基正式提出了与李叔同结婚的要求，并决定同他一起回中国。回到中国后，李叔同把福基安排在上海居住，自己先是在天津直隶模范工业学堂任图画老师，后任教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李叔同在杭州任教时，一般是在每周周末回上海一趟，跟居留在上海海伦路家中的夫人团聚，然后于星期日下午返杭州。。
　　1918年正月十五，来到杭州六年后的李叔同，立志舍弃小我普渡众生，在杭州虎跑寺皈依佛教，和福基的这段12年情缘凄美落幕，从此佛俗异途，各奔前程，永不相叙。
　　李叔同出家并没有预先告诉在天津的俞氏和上海的福基。对于日籍夫人福基，李叔同请好友杨白民转告，并委托杨将她送回日本。福基得到消息，忧思和悲伤之极。她认为李叔同出家已经成为事实，但日本的和尚允许拥有妻室，不一定非把她送回国。她坚决要求再见李叔同一面。
　　李叔同出家几天后，在上海的福基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在杨白民的陪同下，从上海赶到杭州，李叔同得知后，不好回避，于是同意在西湖边会面。福基恳求李叔同不要弃她而遁入空门，但是李叔同去意已定，说上海家中的钢琴字画等重要物品，请她处理后作为回国的路费，在送给她一块手表后说道：“你有技术（福基原本学过医），回日本去不会失业。”
　　会面结束后，李叔同就雇了一叶轻舟，离岸而去，连头也没有再回顾一下。福基见丈夫夫决心坚定，知道再无挽回的可能，便望着渐渐远去的小船失声痛哭。
　　福基与李叔同未育有儿女，在李叔同出家后由杨白民按李叔同的委托，将其送回了日本。回到日本，从此再无任何消息。
　　情爱（四）
　　据说天津名伶杨翠喜是第一个走进李叔同心扉的女子，她与李叔同的爱炽烈而纯洁。李叔同青年时代，经常到协盛园、下天仙等茶园去看戏。彼时，河北梆子女演员初兴未久，一些半路出身的女演员在发声、吐字、行腔等方面缺少训练，精通字韵和音律的李叔同曾主动为她们做指导，在艺术方面给她们以帮助。杨翠喜就是其中的一个。
　　李叔同对杨翠喜也极为倾心，他每天晚上都去为杨翠喜捧场，散戏后还提着灯笼送她回家。更难得的是李叔同不仅为杨翠喜解说戏曲的历史背景，更指导她唱戏的身段和唱腔。对杨翠喜而言，李叔同是她亦师亦友的至交，李叔同也以为两人可以缔结鸳盟，共度一生。但因为李叔同的母亲和二哥的强烈反对，两个人的爱情最后宣告夭折。李叔同到上海后，给杨翠喜寄来两首《菩萨蛮》也表达了这种浓情蜜意。
　　其一：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怕小言愁，言愁不耐羞。
　　其二：晚风无力垂杨嫩，目光忘却游丝绿；酒醒月痕底，江南杜宇啼。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荫，朝朝香梦沾。
　　杨翠喜的命运让人唏嘘。光绪末年，庆亲王之子载振贝子是有名的花花公子。段芝贵为了巴结权贵便将杨翠喜买下献给载振贝子。御史赵启霖联合同僚岑春煊上奏朝廷，要求弹劾，由此引出令朝野哗然的官场花案。
　　最不幸的是那位无端受害的戏曲女演员杨翠喜。她从北京偷偷被送回天津，直接成为盐商家里的小妾。盐商王益孙在住宅前院为杨翠喜另建房3间，并带私家戏楼，为防止世人口舌，他不准杨翠喜出屋一步，但准其在戏楼里唱戏过瘾。尽管如此，杨翠喜依然每日如同坐监，由于心情郁闷，一代名伶不足30岁即早早地离开了人间。所遗二子，下落不详。
　　红尘
　　清光绪六年(1880年)阴历九月二十李叔同生于天津官宦富商之家，父李筱楼，清朝同治四年，李筱楼五十三岁时中了进士，曾经在吏部任职，但很快便辞去了官职，回家继承家业，经营盐业和银钱业。有记载说，李筱楼辞去官职后，他的继任者就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最能说明李筱楼和李鸿章的不一般关系的例证，就是在李筱楼去世后，在丧礼上为他“点主”的就是身为朝廷命官的李鸿章。李叔同的生母为李筱楼侧室，是第三房。在李叔同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了，而他的母亲却只有二十虚岁。母亲王氏能诗文。李叔同5岁丧父，在母亲的扶养下成长。
　　李叔同的儿子李端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还有这样的描绘李家的富庶：“据我们看门房的老家人张顺对我讲过，说我爷爷在世时，我家曾多次来过‘镖’。这应该是我家干盐务的收入，通过镖行从引地押运到津的。张顺说，来‘镖’的时候，前门大开，成箱的财物卸在前边的柜房里，热闹极了。张顺还为我学过来‘镖’时镖行人喊‘来——镖——了’的声音。”
　　李端先生在文中所提到的柜房，就是李家的桐达钱号。这是一个内局性质的钱铺或票号。它就位于李家宅院进大门以后的五间倒座东房内。李家的桐达钱号，在天津以外的其他地方还设有分号，至少在上海是这样的。李叔同以后南迁上海，由家族中拨给他以供应生活的财产就是保存在上海的桐达钱号的分号中，以便他随时支用的。
　　李叔同偏执于艺术本身。这当然首先归功于他富足的家底。如果像其他留学生一样每天忙于为衣食分心，或者担心会不会被房东无情的赶出，恐怕不会有情调来从事艺术创作，享受精神生活。所以李叔同作为一个富家子弟，从小不曾受过生存之苦，现在更不必为生计奔波，而且还请得起女仆和私人模特儿，当然就有无尽的闲情逸致。他名下有三十万资产，而当时的一百元就能完全支持一个学生在日本半年的生活！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了。就在中国正在迎来一个新时代的时候，一些大的钱庄票号却趁混乱之机宣布破产，以此来将客户存在号中的银两据为己有。李家的财产也“一倒于义善源票号，再倒于源丰润票号”。另一种说法是，李家的财产是全部投到了盐田中的。但政府突然宣布将盐田收归国家，致使李家的所有投资均化为乌有。不管是怎么一种情况，李家的破产已经是无可挽回的了。李叔同名下的三十万两以上的财产也付之东流。
　　李叔同早年曾“浪迹燕市，走马章台，厮磨金粉”，在津、沪间交往的风尘女性很多，与坤伶杨翠喜，歌郎金娃娃，名妓谢秋云、朱慧百、李苹香等皆有较密切的交往，互有情愫。

 皈依
　　1915年，李叔同兼任南京高等师范（中央大学前身)图画音乐教员，每月于杭、宁和沪上家室之间往返。他在杭州结“乐石社”，被推为社长，亦从吴昌硕游，入“西泠印社”为社员。夏丏尊、姜丹书、马一浮等文坛名人与他往来密切。马一浮已是有名的居士，研究佛学，对李叔同影响深刻。
　　有一次，学校里请一位名人来演讲，李叔同与夏丏尊却躲到湖心亭去吃茶。夏丏尊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正所谓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李叔同内心顿时受到很大的触动。
　　一次，夏丏尊向李叔同介绍一篇日文杂志上有关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1916年冬，适值寒假，当时在南京高等师范任教的李叔同到杭州大慈山虎跑寺，试验断食二十天，写《断食日记》，取号‘李婴’（取老子“能婴儿乎”语），示脱胎换骨之意。
　　据夏丏尊的回忆：“第一星期逐渐减食至尽，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由粥汤逐渐增加至常量。”三星期后，感觉脱胎换骨。李叔同觉得断食不但毫无痛苦，而且身心反觉轻快，有飘飘欲仙之象，好似脱胎换骨过了，尤其不可思议的是他竟因此治好了纠缠多年的神经衰弱症。断食期间，李叔同对出家人的生活方式非常喜欢，而且真心羡慕，对于素食也很有好感。这些无疑使他道心大增。回校后，李叔同虽教习如常，但茹素诵经，言语中机锋已现。

　　李叔同体弱多病，自认不能长寿，也是他决意出家，早证菩提的一个隐由。他在《题陈师曾画“荷花小幅”》中已透露出个中消息：“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因此这次断食便成为了他出家的近因。
　　李叔同口述的《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说：“及到民国六年（1917年）的下半年，我就发心吃素了。在冬天的时候，即请了许多的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及《大乘起信论》等很多的佛典，而于自己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像，于是亦天天烧香了。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到虎跑寺里去过年。”
　　1918年正月初八，李叔同以居士身份再入虎跑定慧寺习静，适逢马一浮介绍其友彭逊之削发出家，李叔同大受感动，当即皈依了悟和尚为在家弟子。7月，李叔同结束了学校的教务，入虎跑寺正式出家，依了悟上人为第度师，法名演音，号弘一。弘一离校前，将一生所积之艺术珍品、金钱、衣物全部分散。金表、诗词、书法卷轴、贵重纪念物全部留给夏丏尊。音乐、绘画、戏剧出家前所积的照片，按学生兴趣，分别留给丰子恺、刘质平、王平陵、李鸿梁等人；衣物、用物，分散给校中的工友；上海家中的钢琴、字画、珍贵饰物、金钱，全数留给日籍夫人；金石作品，全部埋于“西泠印社”印冢中；油画作品赠给国立北京美术专科学校。

　　李叔同离校当日的情形有回忆说是这样的：“仍旧是浙一师的校工闻玉送他入山。到了寺中，李叔同拿出一件海青换上，对闻玉合掌为礼，说：“闻居士请回吧。”闻玉事前并不知道李叔同此行的目的，见此状况大惊，一时痛哭失声。在房间里，李叔同自己动手整理床铺，闻玉请求帮忙，但被李叔同拒绝了。后来，闻玉只好含泪独自下山返回。
　　而丰子恺的回忆却与此有所不同。他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这样描述了李叔同出家之日的情形：“……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学叶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送给我们三人。第二天，我们三人送他到虎跑。我们回来分得了他的‘遗产’，再去望他时，他已光着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了。我从此改口，称他为‘法师’。……”
　　李叔同出家后，他的日本妻子来劝，但他不为所动。在致刘质平书中，他说：“……不佞以世寿不永，又以无始以来，罪业之深，故不得不赶紧修行。自去腊受马一浮之熏陶，渐有所悟。世味日淡，职务多荒。近来请假，就令勉强再延时日，必外贻旷职之讥，内受疚心之苦。……”
　　夏丏尊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中痛悔自己当初的作为：“这七年中，他（李叔同）想离开杭州一师有三四次之多，有时是因为对于学校当局有不快，有时是因为别处来请他，他几次要走，都是经我苦劝而作罢的，甚至于有一个时期，南京高师苦苦求他任课，他已接受了聘书了，因我恳留他，他不忍拂我之意，于是杭州南京两处跑，一个星期中要坐夜车奔波好几次。他的爱我，可谓已经超出寻常友谊之外，眼看这样的好友因信仰的变化要离我而去，而且信仰的事不比寻常名利关系可以迁就。料想这次恐已无法留得他住，深悔从前不该留他。他若早离开杭州，也许不会遇到这样复杂的因缘的。”
　　当时李叔同已经开始穿出家人的衣服，每次颂念佛经，茹素。看到李叔同如此“世味日淡”的模样，有一次夏丏尊急了，不经意就脱口说了一句愤激之言：“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李叔同听了此言并未介意，却是笑颜相对。夏丏尊哪里知道，他早有这个打算了。

 众说
　　对李叔同的遁世，历来的研究者们也在多方考察的基础上，得出了多种的结论。大约有以下几种说法：
　　影响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李叔同的父亲李筱楼从年轻时就是一位虔诚的佛门弟子，晚年更是耽于佛境，乐善好施。他家中那种常年供奉佛位，烟云缭绕，弥漫着的佛教气氛给少年时代的李叔同潜移默化的影响。而父亲临去世的时候，更是延请高僧，在病榻前反复诵念《金钢经》，整个丧事期间，按照老人的嘱咐，逐日分班诵经，送他往西天。每逢这种场合，他都会与年纪相仿的侄儿李圣章扮和尚，用床罩做僧衣，口诵佛号。而年级稍大的时候，更是自封“大和尚”。
　　李叔同有一位早寡的大侄媳，也是一位佛教徒，李叔同还经常陪她到天津大悲院做佛事，听诵经。
　　李叔同家里一位姓刘乳母，常常教李叔同背诵《名贤集》中的格言诗，如“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13岁的李叔同就能写出“人生犹似西山月，富贵终如草上霜”如此感伤惆怅、人世无常的诗句。
　　由于有了这样的心理积淀，到了李叔同步入中年，饱经沧桑后，幼年时的佛教影响又萌发回复，终于导致他归隐佛门。
　　破产说。李叔同出自天津名门望族，1911年李家所经营的盐业失败，一倒于义源善票号50余万元，继倒于源丰润票号亦数十万元，百万家产荡然无存。李叔同名下原有30万巨款可以由他支配，随着家族的衰败，他的钱亦化为乌有。鉴于此，有论者以为李叔同是因家也破产而出家。

　　遁世说。有人认为李叔同曾有过的一段不拒小节、风流浪漫的生活只是表面现象，而在他的内心里则是对现实社会的苦恼、慨叹和烦忧。因此他就如贾宝玉那样，是一种二律背反式的性格趋势，放浪形骸、玩世不恭。而这种放浪与玩世又正是遁世出家的预兆。
　　幻灭说。亦有人以为李叔同曾以极大的热情投身革命，并对革命成功寄于极大的希望”然而革命是曲折复杂的。外强的入侵，军阀的混战，使李叔同的理想幻灭，顿感前程暗淡。所以他索性勘破红尘，成了“一心持钵，一心念佛”的和尚。
　　失恋说。李叔同在俗时的元配俞氏是旧式妇女，他们的婚姻亦属听命于父母，并无感情可言。而李叔同早年曾“浪迹燕市，走马章台，厮磨金粉”，与坤伶杨翠喜，歌郎金娃娃，名妓谢秋云、朱慧百、李苹香等皆有较密切的交往，互有情愫。李叔同在日本又娶有日妾，感情应该不错。但香港曾有载文，云此日妾红杏出墙，东归日本。这种感情上的打击，使李叔同大失所望，终于出家。但这种说法反对的意见很多，认为很是牵强，不足为信。
　　对于李叔同的出家，他的学生丰子恺先生以“三层楼”的说法阐述了自己的认识。他这样写道：“……当时人都很诧异，以为李先生受了什么刺激，忽然‘遁入空门’了。我却能理解他的心，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的。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我虽用三层楼为比喻，但并非必须从第一层到第二层，然后得到第三层。有很多人，从第一层直上第三层，并不需要在第二层勾留。还有许多人连第一层也不住，一口气跑上三层楼。不过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的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
　　对于李叔同出家的缘由，姜丹书曾问过李叔同。在为大雄书局1943年出版的《弘一大师永怀录》所写的“传一”中姜丹书写到了他与李叔同的一段对话：
　　上人之将为僧也，余曾问之：“何所为？”曰：“无所为。”曰：“君固多情者，忍抛骨肉耶？”则答曰：“譬患虎疫死焉，将如何？”
　　姜丹书听了李叔同这般答语，便也无辞。他觉得李叔同的出家并非厌世，更非欺世，实在是由于参透了人生，飘然出世，正所谓返璞归真。

修行（一）
　　1918年8月19日，弘一在灵隐寺受比丘戒三十日，因读《宝华传戒正范》、《灵峰辟尼事义集要》，与现实相印证，动悲心，立誓学戒宏律。次年，弘一春季驻锡玉泉寺，四月到虎跑寺结夏，秋天挂单灵隐，冬残，回玉泉寺，与程中和居士共燃臂香，依天亲“发菩提心论”，发“十大正愿”。
　　1923年4月，弘一在上海太平寺谒印光大师。腊月，弘一恳请普陀山印光大师列为门墙。后经印光大师劝告专修念佛三昧，并于岁底回到永嘉。次年五月，弘一自温州再至普陀山，参拜印光大师，侍奉七日。

　　同年八月，弘一的《比丘戒相表记》定搞，由青年僧因弘法师侍编，并由上海穆藕初居士，独资影印一千部。
　　1926年，弘一法师云游四方，到各地讲经，1926年，他约弘伞法师（程中和居士于民国十年出家之法名），于七月同去江西庐山，参加金光明道场。1933年5月，法师自厦门应转物老和尚请，去泉州，驻锡开元寺尊胜院。1935年3月，大师去泉州开元寺，讲《一梦漫言》。1936年正月，弘一法师从草庵扶病到厦门疗养，病中在南普陀养正院讲学。1937年2月，弘一法师在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讲《南闽十年之梦影》。4月，法师应青岛湛山寺倓虚法师之邀，偕传贯、仁开、圆拙诸法侣，与梦参法师，乘太原轮至青岛，讲《随机羯磨》。

　　弘一法师拜谒佛门高深，同时写下了许多佛家经典着述。1926年，弘一写《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为近代写经杰作。1930年5月，法师至白马湖，住去岁夏丏尊、刘质平等为他集资建筑的“晚晴山房”，圈典《行事钞》。九月，法师到慈溪北乡鸣鹤场白湖金仙寺，十月听静权法师讲《地藏经》，同时全力研究《华严》，并写成《华严集联三百》。1938年10月，常法师迎接被困漳州的弘一大师回泉州，道经安海，宏法一月，法缘奇胜，当时有《安海法音录》问世。

　　1927年3月，政府有灭佛之议。时闭关于杭州城内吴山常寂光寺的弘一法师召请地方政要集会于寺中，以短简示来宾，席间，婉言微语，潜移默化，然后，默坐良久，出席者读短简，汗颜不已。散会后，灭佛之说顿熄。弘一的短简中，所言何事，成为一秘。这月17日，弘一为灭佛一事，又函教育界名流蔡元培、经子渊、马夷初、朱少卿诸师友，提出整理佛教意见。
　　1929年4月，弘一法师自厦门回温州，途经福州鼓山，发现清初刻本《华严经》及《华严疏论篡要》。法师倡印二十五部，请日本出版家内山完造分赠日本各大学及国内重要丛林。
　　修行（二）
　　1931年初夏，弘一大师到了五磊寺。他这一次来，自然是为了办南山律学院。然而，他的这次尝试没有能够成功。关于此事，亦幻法师在《弘一大师在白湖》中说：“在‘九一八’那年的秋天，弘师想在距离白湖十五里路的五磊寺创办南山律学院，我应主持桂芳和尚之约，同赴上海寻找安心头陀，到一品香找朱子桥将军筹募开办费，当得一千元由桂芳和尚携甬。因为这大和尚识见浅，容易利令智昏，树不起坚决的教育信念，使弘师订立章程殊多棘手……故等我回白湖，事情莫名其妙地老早失败了，弘一法师亦已乔迁宁波佛教孤儿院。”

　　弘一大师对于此事显然十分气愤，他说：“我从出家以来，对于佛教向来没有做过什么事情。这回使我能有弘律的因缘，心头委实很欢喜的。不料第一次便受了这样的打击。一月未睡，精神上受了很大的不安，看经念佛，都是不能。照这情形看来，恐非静养一二年不可。”他又在给胡宅梵的信中说：“余近二月来，因律学院事牵制逼迫，神经已十分错乱不宁。披阅书籍，往往不能了解其义（昔已解者，今亦不解），几同废人。现拟静养治疗，未知能复元否。”

　　1932年11月，53岁的弘一法师第三次去闽南，他自上海至厦门，挂单万寿岩，与性常法师结法侣之缘，自此，弘一法师定居闽南。
　　1935年4月，弘一大师与寺侣传贯法师，自泉州乘帆船出海，到惠安去弘法。在泉州准备出发之前，许多法侣考虑到大师的身体不好，而到惠安又要渡海，都力劝他不要去了。然而，弘一大师认为弘法是可以誓舍身命的，岂能被困难吓倒！他主意已定，不了此缘，无以为安。他知道大家都是关心自己，也就含泪辞谢，遂率传贯、广洽二人在泉州南门外乘帆船出海。这一夜，海面上风大浪高，帆船在浪中行驶，颠簸得十分厉害。大师终夜难眠，默念佛号至于达旦。第二天早晨抵崇武。他们一行三人又换上小舟，逆风顶浪，冒着阴雨，于午前到达了净峰寺。
　　在惠安崇五净峰寺，弘一法师有终老于此之念。至崇武后，因缘不留人，十月法师回到泉州承天寺，在戒期中讲律，之后在回惠安，在乡间宏法，写《惠安宏法日记》。十一月后，法师染病，回泉州草庵寺，一病六个月，病中再立遗嘱，交由传贯法师执行。弘一法师即对自己的后事有明确的处分，其弟子传贯有绘貌传神的描述：“师当大病中，曾付遗嘱一纸予贯云：‘命终前请在布帐外助念佛号，但亦不必常常念。命终后勿动身体，锁门历八小时。八小时后，万不可擦体洗面。即以随身所着之衣，外裹破夹被，卷好送往楼后之山坳中。历三日有虎食则善，否则三日后即就地焚化。焚化后再通知他位，万不可早通知。余之命终前后，诸事极为简单，必须依行，否则是逆子也。”
　1937年，弘一大师从青岛回厦门，途经上海，与夏丏尊晤面于旅邸，这一双挚友，一别六年，由夏请师摄影一帧。法师回厦门后，厦门面临战火威胁，师发愿与危城共存亡，除非厦门解厄不他行。直到岁底，始去泉州草庵。
　　1938年正月至四月，弘一法师在泉州、惠安、鼓浪屿宏法，写字结缘。厦门沦陷前四天(阳历五月八日)，法师受漳州(龙溪)佛教界之请，去漳州宏法，得免陷于危城，但却因此羁于漳州。
　　弘一法师当年执意出家，出家后竟后悔了，因为发现佛门原非净土，故想还俗。马一浮等朋友劝他说：“原先不赞成你出家，既已跨出了此步，就不要回头了。”弘一听取了劝告，打消还俗的念头，终成一代高僧。
　　李叔同苦心向佛，过午不食，精研律学，弘扬佛法，普渡众生出苦海，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
　　作为高僧书法，弘一与历史上的一些僧人艺术家存有差异，如智永和怀素，尽管身披袈裟，但似乎他们的一生并未以坚定的佛教信仰和恳切实际的佛教修行为目的，他们不过是寄身于禅院的艺术家，“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知”，这完全是艺术家的气质与浪漫。八大山人笔下的白眼八哥形象，讽刺的意味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画作实在是一种发泄，是入世的，并未超然。比之他们，弘一逃禅来得彻底，他皈依自心，超然尘外，要为律宗的即修为佛而献身，是一名纯粹的佛教大家。
　　清心
　　弘一大师是南山律宗中兴之祖。律宗以着重研习和传持戒律而得名，因其创始人唐代道宣久居终南山，故称南山律宗。在佛教的许多宗派中，律宗是最重实践的一宗。根据戒律规定，一个人出家受了戒后，必须五年学戒，不离依止，如此才能在僧团里独立生活。弘一按照佛制，学律持律，以自己严格的持戒行动。弘一受戒后，严格实行过午不食,每日只食二次，第一次大约在上午六时左右；第二次是上午十一时。他对饮食的要求非常简单，从不浪费，生活用品都是出家时的物件，二十六年来，未尝更易。一领衲衣，补钉二百二十四处，青灰相间，褴褛不堪。在泉州的弘一大师纪念馆中，这些遗物还可以见到。

　　弘一大师日食一餐，过午不食。素菜之中，他不吃菜心、冬笋、香菇，理由是它们的价格比其他素菜要贵几倍。除却三衣破衲、一肩梵典外，他身无长物，一向不受人施舍。挚友和弟子供养净资，也全都用来印佛经。
　　夏丏尊曾赠给他一架美国产的真白金水晶眼镜，他也送给泉州开元寺，卖折大洋五百购买米粮，供僧人斋饭。
　　弘一大师在寺院里潜心修行，一天，好友夏丏尊来看望他。正赶上弘一大师吃饭．只有一碗白米饭和一碗咸菜。夏老就问他，不觉得太咸吗？弘一大师淡淡地说，咸有咸的好。等用过饭，弘一大师倒了一杯白开水喝，夏丏尊问他，也不用茶，不觉得太淡了吗？弘一法师淡淡的说，淡有淡的好。
　　出家原为解脱，要想解脱，首先必须远离贪着。所以佛陀在戒律中规定，比丘不得重操旧业，以免妨碍修道。弘一出家后，几乎放弃了一切世俗学问，唯以书法接引众生。在居住方面，佛制比丘当常易住处，勿于一处贪着不舍。弘一的出家生涯，居无定所，一衲一钵，行云流水，动止安祥，威仪寂静，充分体现出无挂无碍的解脱心境。
　　1922年春，弘一法师在给侄儿李圣章的信中已表明了自己对文艺事业尽心尽力之后的欣慰之情：“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私心大慰。弘扬文艺之事，就此告一结束。”
　　弘一法师后半生仅只破布鞋雨伞随身，吃饭连油也不肯放。平时大师修佛，每天只是在房中念佛，寻常人事一个也不肯见。

　胸怀
　　李叔同出家为僧后，有一次在丰子恺家中的书架上看到一册由基督教徒谢颂羔写的《理想中人》，就说：“他这书很好！很有益的书！这位谢居士住在上海吗？”于是丰子恺预备邀谢颂羔来聚谈，可是他说：“请他来很对人不起。”后来他写了一张横额“慈良清直”四字由丰子恺送去，又由丰氏的邻人陶载良备了素斋，把弘一大师和谢颂羔等一齐请来晤面，结下了这一位虔敬的佛教徒和另一位虔敬的基督徒之间的奇缘。
　　弘一大师在福建时，一天，有基督徒，某小学校长庄连福希望聆听弘一大师说法，但在半道上却被弘一大师的弟子传贯阻挡，以为基督徒不宜来听佛教高僧的演讲。此事被弘一大师知道后，即批评了传贯，并要求他向庄校长道歉。次日上午，传贯怀着歉疚之心来到小学校，跪在庄校长上课的教室门口。庄连福请他到宿舍里喝茶，传贯硬是不肯，谢罪道：“我是受师父之命，特地来向你们赔罪的，万万不可受你们的招待！”说着，他又从怀里取出弘一法师手书的单条四幅及一本《华严经》送给庄校长。大师的宽广胸怀、海涵山容的气度感动了这位基督徒。此后他便经常汇集其他教友前往净峰寺聆听大师讲经。据庄连福自己说：弘一大师的开示“给我们很深的启迪。因此，我们连续上寺听弘一大师讲经，每次都增加了不少基督教徒听众。”

　　功德
　　弘一提倡在家律学。戒律是行为的准则，戒律是衡量是非的标准，佛制以戒为师，就是要求七众弟子都要学戒持戒，依律行事，因此，不只是出家僧尼必须如此，就是在家居士也必须如此。可是，佛教界不少在家居士，对于戒律知之甚少，且疏于遵守。弘一针对这一情况，特从南山三大部中关于在家律仪部分录出，编为《南山律在家备览》，为在家居士的学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此后，弘一陆续编写了《五戒持犯表》、《三皈略义》、《八戒略义》、《授三皈依大意》、《在家律要之开文》、《新集受三皈五戒八戒法式凡例》等在家律学着作。
　　戒律在中国的翻译虽有多部，但唯有《四分律》弘通独盛，蔚成一宗。道宣依此撰写了《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四分律比丘食注戒本》，构成南山一宗的律学体系，称为南山三大部。道宣之后，注释三大部的有六十余家，其中宋代元照所注《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四分律戒本疏行宗记》，《四分律羯磨疏济缘记》为最权威，与南山道宣三大部受到同样的重视。可惜南宋之后，这些着作都散失了，直至清末民初才从海外找回。弘一为发扬南山律疏，便于后人学习，对律疏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主要是做圈点、表释、集释，力图清晰易懂，并用列表的形式，将比丘戒相艺术化。
　　弘一除了亲自整理律学着作外，还专门培育律学人才，1931年，他与亦幻、栖莲等法师合作，在慈溪五磊寺兴办南山律学院，计划三年为一期，讲授南山三大部，后因干扰而中途停缀。过了两年，弘一在厦门妙释寺讲《四分戒本》时，宣布弘律办法为“不立名目，不收经费，不集多众，不固定地址”，只为培育律学人才。后来，弘一与十余名学律同学移居万寿寺，开讲《随机羯磨》，并撰学律发愿文，表示要誓尽心力，宣扬七百多年湮没不传之南山律教。后应泉州开元寺转物和尚邀请，弘一到开元寺结夏安居，安居期间，讲授戒律，每次连续约讲两周，《四分律含注戒本》及《随机羯磨》，分两次讲完。有时兼讲古德格言，以资策励身心。授课时学员提出问题讨论，或以书面请示，都能获得圆满解答。学员除了听律之外，阅读圈点三大部，以作深入研究。
　弘一除了专门培育律学人才外，还应各处邀请，前去讲律。被人们遗忘有八百多年之久的南山律，经过弘一大师的弘扬，才引起佛教界的重视。
　　1928年秋天，弘一法师在上海（江湾丰子恺家），丰子恺看其师心情沉重，问他近来有什么心愿，弘一法师说，释迦牟尼所示之“戒”字，实是戒暴力杀害。丰子恺听了，了然体悟其师的心境。那年，弘一法师49岁。丰子恺先前曾与李园净商量过，出一套画集祝贺其师五十寿辰，并计划到其师五十岁时，出五十幅，到其师六十岁时，出六十幅。了解了弘一的心愿后，丰子恺决定将画集定名为《戒杀画集》，弘一知道了，建议改“戒杀”为“护生”。如此，就定名为《护生画集》。到十一月，《护生画集》第一集编辑完毕，定稿了。1929年2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1942年弘一大师圆寂，然丰子恺的画集不缀。逢弘一法师70、80、90、100诞辰时，丰子恺皆以画集纪念。画册最后一集出版的时候，丰子恺已在前一年离世。
　《护生画集》由马一浮先生作序。他在序言中十分感佩大师的用心：“假善巧以寄其恻怛；将凭兹慈力，消彼犷心。可谓缘起无碍，以画说法者矣……吾愿读是画者，善护其心！”
　　《护生画集》英文版封底有这样一个事例：1928年农历十一月的一天，弘一大师在行船上看到一只老鸭被关在笼子里，据鸭主人说这老鸭肉可以治病，此鸭正是送给乡间病者宰杀食肉的。弘一大师听后，倍感老鸭之不幸。他于是恳请船主替老鸭乞命，并表示愿意用三金赎老鸭。在他的救助之下，老鸭终于免其恶运，随大师一同下船。事后，弘一大师特意让丰子恺将老鸭的造型绘出，一并收入《护生画集》。弘一大师为此画的题词是：“罪恶第一为杀，天地大德曰生。老鸭札札，延颈哀鸣；我为赎归，畜于灵囿。功德回施群生，愿悉无病长寿。”
　　弘一大师对待护生的态度可谓郑重之极。在此期间，还有另外一件事。为此，夏丏尊先生在十年后有这样的回忆：“犹忆十年前和尚偶过上海，向坊间购请仿宋活字印经典。病其字体参差，行列不匀，因发愿特写字模一通，制成大小活字，以印佛经。还山依字典部首逐一书写，聚精会神，日作数十字，偏正肥瘦大小稍不当意，即易之。期月后书至刀部，忽中止。问其故，则曰：刀部之字，多有杀伤意，不忍下笔耳。其悲悯恻隐，有如此者。”
　　弘一大师向来把护生看作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十分重要和必须严肃对待的事。丰子恺于1926年的随笔《法味》中写道：七岁的P儿从外室进来，靠在我身边，咬着指甲向两和尚的衣裳注意。弘一师说她那双眼生得距离很开，很是特别，他说：“蛮好看的！”又听见我说她喜欢书画，又喜刻石印，二法师都要她给他们也刻两个。弘一师在石上写了一个“月”字（弘一师近又号论月）一个“伞”字，叫P儿刻。当她侧着头，汗淋淋地抱住印床奏刀时，弘一师不瞬目地注视她，一面轻轻地对弘伞师说：“你看，专心得很！”又转向我说：“像现在这么大就教她念佛，一定很好。可先拿因果报应的故事讲给她听。”我说：“杀生她本来是怕干的。”弘一师赞好，就说：“这地板上蚂蚁很多！”他的注意究竟比我们周到。
　　弘一大师一生都重视“护生”。对编绘护生画是如此，在其他日常生活中亦是如此。比如他在1940年春写信给妙慧法师：“兹拟做大漉水囊一件，兹送上竹圈一个，即以白布缝于此上。此竹圈，系林居士物，乞代告知，即以此赠与余，为感。送上洋一元，乞代购白布。以能漉水，而小虫不得出者为宜。费神，至感。”大师为防伤害小虫而将食用水用“滤水囊”滤水。此一点一滴之小事均体现了他的护生精神。
　　弘一法师曾打算刺血写经，为印光法师所劝阻。他喜欢以上乘书法抄写经书，并集《华严经》中的偈句为三百楹联，凡求书法者则书之，作为礼物，送给有缘者，使人对佛经起欢喜心，将此视为普度众生的方便法门。
　　弘一大师所书的偈句：“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其光风霁月的怀抱历历可见。
　　弘一大师晚岁驻锡闽南，为期十四年（1929～1942）之久，弘法的地点主要在泉州。泉州相传为八仙之一的李铁拐的居地，风俗纯古，有如世外桃源。他弘扬律法，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僧徒，训导他们“惜福、习劳、持戒、自尊”，使东土八百年来湮没无传的南山律宗得以重新光大。同时，他也使相对闭塞的闽南人文气象蔚然一新。

圆寂
　　1939年2月，60岁的弘一法师自泉州乘车去永春山中蓬壶乡普济顶寺潜居五百七十二天，在此编着律学多种，并在此渡六十周甲世寿。因法师与外界断缘，外界传说弘一大师圆寂于此。初夏，画家徐悲鸿，在新加坡为师绘巨幅油画像，存广洽法师处。
　　1940年10月，弘一法师去南安洪濑灵应寺闭方便关，性常、广洽法师等影印《金刚经》，丰子恺绘《护生画集续集》为师寿。次年4月，弘一法师去晋江檀林乡福林寺结夏，寄书各地师友，暗示行将告别。十一月，至泉州，作最后一次宏法活动，腊月底，回福林寺。
　　1942年2月，弘一大师应惠安县长石有纪请，至灵瑞山讲经，相约不迎、不送、不请斋。3月，法师回泉州，挂锡百原寺，不久移居“温陵养老院”停止一切活动。八月十五日、十六日两天，法师在温陵养老院，讲《八大人觉经》，这也是弘一大师最后一次讲经，同时在养老院向院中老人讲《净土法要》。8月23日，大师微疾，但依旧写字与晋江中学学生结缘。28日下午，大师嘱寺侣妙莲法师到室内写遗书。9月1日上午，大师为黄福海居士写纪念册两本，下午四时写“悲欣交集”四字，交与妙莲法师（这是弘一大师最后遗墨）。9月4日（阳历十月十三）下午八时，弘一大师又胁而卧，安详圆寂于养老院“晚晴室”，遗嘱由妙连法师执行。临终前，师已分函上海夏丏尊、刘质平，向他们告别。
　　弘一大师致夏丐尊的遗书：“丐尊居士文席：朽人已于□月□日迁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谨达不宣。音启。”遗书的月日，都空着，他圆寂后，由侍疾僧补填。
　　遵照大师的遗嘱，在大师圆寂七天后，即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一日，下午七时，在承天寺举行火化，色身仅穿旧短裤，依律而行。火化历一小时，荼毗时，多色火焰剧烈上升。在一百日内，由骨灰中，拣出各色舍利一千八百粒，舍利块六百多块。舍利由妙莲法师供养。
　　以后，弘一法师的遗骨分别葬于泉州清源山弥陀岩和杭州虎跑定慧寺，两处皆有法师的灵塔。到十年‘文革’期间，被毁。

杂谈 2013-11-28 22:0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