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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96000位智慧型微友同路同行』  

文/梁文道

◎关系

人逾中年，心脏难免有些毛病，一个好朋友最近便因这事走了趟医院，并且是全国知名的专科医院。好不容易约了主任大夫，没想到这位大医师一进来问的第一句话不是“你怎么样了”，也不是“你觉得不舒服多久了”，而是“你有什么关系”。还没来得及回答，忙碌的主任医生便立刻补充说明：“不是直接关系的话，我不看。”

在我看来，这位大夫的“你有什么关系”，可真是十分中国的一句话。因为所有传统中国社会的早期经典都会告诉我们，中国是个“人伦”社会；而在这个由亲至疏、从远而近的伦理网络里头，关系乃是种界定了一个人的位置与身份的主要骨干。想要认识一个人吗？想要了解你是谁吗？只要弄清楚身处的关系网络，便可思过半矣。在这样的社会里头，一个人就是某个人的子女、某个人的父母、某个人的配偶、某个人的表哥、某个人的学生、某个人的上级、某个人的朋友……除去这种种身份联系和人伦网络，他几乎什么都不是。我们怎样对待另一个人，也取决于我和他在这个关系网络上的相对位置，近一点便亲一点，疏一点便冷淡一些。

本来这也是很正常甚至很普世的一回事，恐怕举世皆然。只不过我们中国人还会把它安放在制度的层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同行当都因这种关系思维而有了各自该有的“样子”。当官的就该有当官的样子，但他在做儿子的时候便该对父亲表现出一个儿子的样子。那么，一个做医生的人又该有种怎么样的行为规范和表现方式呢？

当一个医生见着病人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有什么关系？不是直接关系的话，我不看”时，我们一方面或许会觉得这很自然，因为它符合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认知；可另一方面，我们又可能会感到很不对劲。为什么不对劲？因为我们通常又以为，一个医生该有的样子是“生命之前，人人平等”，他不该以病人和他的关系之远近来判断他要不要诊治这位病人；更何况这还是家公立医院，是个以纳税人和国家收入来支持的国家建制。

我们今天相信，但凡以公款设置的机构，但凡以国家和公民之名成立的制度，都不该在办事的时候产生因人而异的情况；所以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公交人员也不能因为你不是司机他爸就不让你上车。在这套来自西方的现代观念底下，关系并不重要；至少在常规制度之中不能突显关系的重要。因此，先不论医生这个专业的普世规范，一家公立医院的医生是不该理会病人有什么关系的。

言必反西方反普世的论者可能会怀疑这套观念会不合国情；但重点不在上述这套观念是不是洋人加给我们的，而在于当下的中国人是否都已经接受并且认同了这套观念，把它当作常识。我敢打赌，今天的中国人都会认同公共制度应该平等待人，都不会赞成身份和关系的介入。因为据说这个国家的建国理念是社会主义，而这个来自西方的政治意识形态最强调的就是公平了。身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民，当然晓得什么是公平。

既然这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既然大家都相信公共制度不能理会个人的身份和关系，那为什么一家公立医院的主任医生会不假思索地便问病人有什么关系，而且我们还都好像感到十分正常呢？

我常常说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缺乏常识，而是常识的矛盾；不是价值的虚无，而是价值观念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断裂。朋友看病的故事，只不过是这个状况的又一例证罢了。它的形成，其中一个原因是制度设计并不真的符合它所宣称的理念。再具体且直白地讲，它宣扬平等，但反而在实际上推行且固化了另一重要身份的网络。自延安时代开始的干部等级配给制，现在已经变成了覆盖全面的身份体系。如今我们中国人看人，看的不只是他是谁的儿子、谁的爸爸、谁的同事，还要看他是什么“级别”。又或者你没有“级别”，但你的爸爸、你的儿子和你的同事有“级别”有“身份”。

于是我们就能理解那位医生所说的“关系”和“直接关系”了，他当然不是在问你是不是他儿子，他的意思是你是不是某个有“级别”有“身份”之人的“直接关系”；而那个“级别”还必须够高，“身份”必须够大。一方面他好像违反了大家的常识，另一方面却又很符合提炼自现实的常识。因为我们的公立医院真的会讲究身份差异，并且是在物质层面上讲究。曾经传说一时的“八成公共医疗资源用在干部身上”就不用说了，尽管官方后来说它不符实情，可始终说不出“实情”是什么。就看媒体拍到的吉林“白求恩医院”的高级病房，那简直是星级酒店的行政大套房。吊诡得很，这家公立医院还叫作“白求恩”，一个真正无视身份差异的国际社会主义者。还有比这更能说明眼下中国的吗？

◎泄愤杀人

有时我会发现自己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新闻发生得这么多，被遗忘的速度又这么快。尤其是在微博当道的年代，早上才叫人吵得脸红耳赤的话题，到了夜里便已转眼成空，埋没在一堆更新更火的议题底下，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时代，昨天的新闻就已经显得过时老套了，更何况前两年的往事？那简直是历史了。而我却总是记挂着一些旧闻中人物的表情与语调，以及大家述说它们的方式，始终不能把它们轻轻放下。于是我总在新闻里看见故事的回光，在最热闹的事件里头听见陈年旧闻留下的惨响。

例如 “哈医大血案”，便让我想起了2010年震惊全国的一连串校园杀伤事件。表面看来，它们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前者是一个不堪重压的患病少年刺死了一位青年实习医生，后者则是几个人分别砍杀了好几个幼儿园和学校里的孩童和老师。让我把它们串联起来的，是我们在这两件事上都使用了“泄愤杀人”这个说法。虽然都叫作“泄愤杀人”，但我比较可以理解“哈医大血案”。说到底，那名少年杀死的是一位让他挫折使他难受的医院里的医生；然而校园连环血案我却一直没有搞懂，直到今天仍然叫我困惑纠结。

且回顾一下2010年那串事件。记得当时所有行凶的凶手都不认识遇害的孩子，与他们非亲非故无冤无仇，彻底是完全的陌生人。更可怕的是这些案件似乎有彼此模仿的倾向，不同时间发生在不同城市，所以才会让所有家长忧心。一时间所有父母每天都忙着接送子女，每一处校园也都加强了警备，深恐再发生类似案件。如何解释这些血案？那些人为什么会备好凶器，几乎是有预谋地冲进幼儿园和学校砍杀他们并不认识的弱小生命？

重想起来，当年几乎所有媒体似乎都把焦点放在了“泄愤杀人”这四个字上，找出凶手生活中种种难堪境遇，将他们理解为饱受压逼的边缘人。由是就有了善解，原来这是在对社会报复；自己被压迫，满腔愤怨，于是挑选了比自己更柔弱的对象下手出气。渐渐地，这成了共识。就连时任总理温家宝都公开指出这些事情的背后“有深层次的原因”。那个“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一家小学在校门口挂了一条横幅，上面那句话遍传网络，约略表达了大家的看法。那句话是“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转是政府”。

我一直没对这件事写过什么，事实上，我对任何被公认为是要报复社会的“泄愤杀人”案都不敢多谈。因为在我看来，许多有关重大社会现象的评论与其说是析解出了真相，倒不如说是评论界借此在表达自己的关怀。正如同样是校园杀人，美国评论界的重点总是离不开枪械管理，因为人民是否享有拥枪的权利一直是美国社会的热门议题，是彼邦区分意识形态立场的试金石。相反，“社会怨气”却不一定贯穿在他们对每一桩校园血案的议论之中，这是我们中国舆论界的关切。

仔细思考，我们是否都看过了那些凶手的口供笔录？都读过了他们的精神鉴定报告？这些资料甚至到今天都不曾完全公布。那我们怎能大胆断定这是“社会怨气”的作用？怎能说这是报复社会？不，我无意否定当前中国社会怨气深重的情况，更不能不承认当前体制所造成的种种不公与压迫。只是我以为从不公与怨气的存在，到砍杀无辜生命的结局，其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还有很繁复的环节需要解释。简单地讲，我不太相信杀人有那么容易。你觉得自己在这个国家处处碰壁，你觉得自己看不到未来再也无路可退，然后你就会买一把斧头藏在袋子里，第二天选一个保安看起来没那么严密的小学，然后冲进去狂砍一些自己连见都没见过的无辜儿童？假如这叫作“泄愤杀人”，那到底是种什么样的愤怒，能够使人冷静计划，并且起码隔上一夜，才再找些无关联的对象出气？如果这就是中国式的“社会怨气”，那也未免太过可怕，因为在这种怨气面前，杀人是如此的容易，生命是如此的廉价。

最叫我震惊和不解的，更是大多数人对近年诸多“泄愤杀人”案之解释的轻易接受。似乎我们都以为杀人不难，生命易损。就像坊间流行的《大秦帝国》那一类书，不只轻描淡写地略过“坑赵卒五十万”背后的残酷血腥，更要歌颂其雄壮“大气”。这么一个把杀人看得很容易很不难理解的国家是可怕的。

*文章选自梁文道所着《关键词》，中信出版社2014年6月。

资料由中信出版社独家提供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15-08-23 08:3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