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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雷蒙·威廉斯：惯用词汇的有效意识形态运作

梁文道（作家、资深媒体人）：这本书是我在财新专栏文章的集结，“关键词”是专栏的名字，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我再度很“无耻”地想要向前人致敬。我以前有一本书叫《常识》，是因为我当时特别敬仰托马斯·潘恩，他的一本书也叫《常识》。我现在是向雷蒙·威廉斯致敬，他有一本非常了不起的书叫《关键词》。雷蒙·威廉斯是活跃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的非常重要的大家学者。他教授文学，但实际上他更开阔地影响了我们后来所知的文化研究，他带动了整个英国的文化研究这个学科的勃兴。

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探讨了几个在英国从工业革命前后一直到现在很关键的词汇和概念的流变，并试图在这个流变的过程中指出整个社会、政治、经济脉络的走向。他做的功夫在当年是有开天辟地之功的，很多人受他的影响开始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语言在意识形态系统里面起到的作用。《关键词》确立了整套的话语分析方法，甚至连昆廷·斯金纳（注：Quentin Skinner，剑桥历史系教授。）做的那一套史学方法都和威廉斯的这本《关键词》有关系。

我为什么特别想要向这部书致敬？因为我觉得它能够启发我们在今天怎样重新看待我们的社会、国家和政治。而认识我们今天所处局面的一个切入点就是看我们平常在用什么样的语言和词汇。这些词汇中有些是了解或者描述我们的现状时很常用的，甚至被用到可能我们自己都不觉敏感的程度。我们自己都已经觉得很熟悉了，不陌生了，没什么好疑问的了。正是在这种时候，这些词汇才可以发挥出最大的意识形态上的效果。正是因为我们都不敏感，它使我们忘记了它的存在，那才叫真正的有效意识形态运作。

于是我就给自己一个任务，其实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挑战：尝试探讨我们今天生活中的关键词有哪些。我用时事评论风格来写作，观察我们在描述最近发生的事件时用的最关键的词语是什么，我试图去谈论这些词语。但必须坦白告诉大家，正如我以往所做的一样，这些都是一些失败的尝试，很糟糕。各位看了多半是要骂我的，但我仍然会很高兴，你们居然有时间、有闲情在上厕所的时候翻一翻我写的东西。如果它让你很愤怒，让你很生气，让你想骂人了，这时候你也有一个思考的过程，起码你想到你为什么要骂我，为什么不同意我，起码你会有更好的想法出来，我觉得第一阶段的任务就完成了。

给历史的交代：记忆本身就是正义

再回头讲这些关键词怎么选择出来的。有一些是因为我在为周刊写文章的时候会看当时有什么重要事件发生，而那些事件中有一些词的出现，我觉得相当值得关注。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一些事件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以时事评论来讲叫“失去时效性”，但是也许过了两年之后我始终觉得念念不舍又重新找了出来。为什么一个该写时事评论的专栏居然会写两年前的事情？这就回到一个老问题，这是很多年前当我出另外一部时事评论集《常识》时问自己的问题：时事评论结集出版有意思吗？如果有意思的话那一定是因为你写的问题或现象仍然存在，或者重复出现，当时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今天我又发现另外一种悲哀，这种悲哀和我写《常识》感到的悲哀不一样。

《常识》2009年出版，其中文章大部分是写于2004-2009年之间，那个年代和今天有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这几年出现了一个以往不能预见到的公共讨论空间——微博或者同类型的社交媒体。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在微博上我们谈事件或者看新闻，有时候早上起来看到一个新闻觉得很震惊，晚上发现那条新闻已经不见了，已经不再热了。或者你努力回想早上看的这件事情仿佛昨天发生的，又好像是上个礼拜发生的，这就是资讯密集的时候产生的一种时间错觉。我们往往觉得才发生没多久的事情去已经过去了很久。甚至有些事情因为发生的事情太多，堆积起来而被压抑、埋没，淡出我们的视野。

现在我重新去看些已经过去很久，几乎被忘记的事情，就会产生另一种悲哀，这种悲哀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事情不只像我以前讲的那样没有结束，而且它真的曾经造成了一些具体的伤害，一些活人身上的伤害，那些伤害难道就这样让它过去了吗？就让那些事情被忘记了吗？例如我念念不忘的幼儿园杀人事件，或者过去几年听说的泄愤杀人事件，我真的不能轻易放下。不仅因为那些无辜受害的死者，也因为被我们认为泄愤杀人的行凶者，我一样同情他们。我觉得这都是些伤害，他们受苦了，受压迫了。他干了坏事，会被罪恶折磨，这些人怎么办？我们就这样忘记他们吗？所以我有时候在写专栏时，会把一些已经过去的事非常不合时宜地在一个时事杂志里面重新讲一次，有时候为了提醒自己，更多是为了提醒同代的读者们，这些事情还在。

我这两天翻这本《关键词》，赫然发现好像在看自己的日记一样，没有它的话，说不定我已经淡忘了一些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时事评论出现了另一层意义，它提醒我们记忆中已经被太多密集的讯息和新闻排挤的人物和事件。记住他们有时候是一种责任，因为记忆本身就关乎正义。如果有些事情不记得的话，我们对历史是无法交代的。谁来还他们正义？在你无事可做的时候，记忆本身就是正义。

称呼中隐含的人际关系和阶级身份意识

这些词语里面也有一些和时事无关的日常生活中用语。我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虽然我常驻大陆，出生在香港，少年时住在台湾，但是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地方产生过毫无距离的亲切感，无论到了哪里都是觉得有点像是局外人，有距离感，我总会意识到同样都是华人社会，我们用的言语不太一样，我们称呼彼此的方法不太一样，那些东西就会让我敏感。有时候我写的一些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浮进脑海的。

举个例子像“领导”这个字眼，我早就想写了，我还没写好，我会接着写很多篇来谈“领导”。“领导”这个字眼对香港人是很陌生的，最近几年香港人才学懂得它的含义。梁振英出来说话，他说各位领导怎么样，领导您先走，领导您先坐，以前没有这么讲（注：梁振英1954年8月生于香港，祖籍山东威海。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台湾人用另外一个意思相近的词语“长官”来代替“领导”。长官和领导这两个词语是很流行的，我就在想香港用什么词语来表述领导和长官的身份呢？我发现我找不到或者不容易找到，顶多是一个“老板”。但是“老板”意思又不完全一样，重要的分别在于领导跟长官不只是一种身份，它还标识着身份背后一整套人与人的关系。

香港几乎每个人都有英文名，在我看来取英文名的习惯非常有趣地使得香港不会拥有两岸共有的“领导”和“长官”意识。在台湾或者大陆，如果你见到一个领导，会说“梁总”或者“梁董”，要带头衔称呼才显得比较尊重。领导的位置和意识非常重要，一定要在称呼里体现出来。香港用英文名就不一样。就算我们见到曾荫权（注：曾荫权，英文名Donald Tsang， 2005年起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2012年6月30日正式卸任），我们不会叫“曾领导”，我们会叫“特首”，大部分人会叫其英文名“Donald”。用英文名字是一种比较不用显示阶级身份的称呼方法。所以香港人在这个角度上不喊领导，不喊长官，用洋名喊名，在某方面消掉了这种身份意识。

另外一个例子是"同学"，在场也有一些在念书的大学生，你们的录取通知书抬头大都会称呼为“某某同学”，台湾也是这么写。而香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会叫“Mr Liang”。香港小学老师称小孩都是叫某先生。我不敢说香港人与人的关系比较平等，我能说的是香港人那种身份阶级意识比较淡薄，不会时时刻刻提醒你，你是领导还是被领导。你现在这群人里面是领导，到了那一群是被领导，你应该有什么行为的表现。你到了哪里都是“Donald”，到了哪里都是“Mr Liang”，虽然还是会有待遇的差别，但是不会太明显。这种情况下，我就把“领导”列为关键词，来认识今天我们的国家的一些状况。

同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就像我刚才讲的，《关键词》是一部比较散乱的评论的结集。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做好，没有做完。我希望将来继续写的话，会写的更好更完整。几年写下来只有这一点点很糟糕的东西给大家，真的非常抱歉。

腾讯思享会 2015-08-23 08:3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