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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难造国运
--《出轨1911》写作后记

  文/雪珥

编者按/ 澳洲“非职业历史拾荒者”、本报专栏作家雪珥的《出轨1911》专栏，自2010年8月16日开始，在本报连续刊登了半年、共22期，已经刊载完毕，经增补后即将出版。本期我们请雪珥谈谈其创作体会。下期开始将推出雪珥新专栏《李鸿章谈心》。

 

  去年广州亚运会前，因改革史的巡回演讲，我来到了羊城，第一次见识了中国大都市的“运前”景象。

  在北京奥运期间相当普遍的“避运”(当时北京一些市民选择在奥运会期间外出度假以躲避各种限制——编者注)行为，在广州人看来似乎是有闲阶层的游戏。我的不少朋友尽管也受不了“盛会”带来的不便，却都还在坚守家园和工作岗位。

  “要知揾银最艰难，双眼通红声沙晒”，“怀运”、“受运”，或者说“被怀运”、“被受运”，很多时候，都是毋得选择啦，都是“被”着走的。

 

  “只有/才能”还是“只要/就能”

 

  我们这个民族，实在是极为擅长“怀运”的。

  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被“小日本”打败的“大中国”，痛定思痛，认定了“只有”制度层面的变革，“才能”救亡图存。问题在于，朝野上下几乎又同时认定，“只要”制度层面发生变革，“就能”救亡图存。制度变革与救亡图存的关系，从“只有——才能”的必要条件，变成为“只要——就能”的充分条件，逻辑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之前“洋务运动”中对涉及国防、民生等基本技术面的关注，退居二线，甚至消失了。人们都指望着通过体制上的大跃进，引进或建立一种什么主义，就会一举“超英赶美”、富国强民。全社会的资源被畸形地投放到这场“寻宝”运动中，自此中国进入了“主义”超越“问题”的运动年代，人们前赴后继地“怀运”、“受运”，“倒运”或“败运”之后继续“怀运”、“受运”，周而复始，绵绵不绝。国家和民族的元气，在这屡败屡“运”、屡“运”屡败中折腾殆尽。

  平心而论，晚清执政者在清末推行宪政的“政改保胎”中，是真诚地希望“优生优育”的：通过扩大执政基础、开放政权，来获得更多、更大的合法性资源及民意支持。其所设定的9年预备立宪期，被后世长期作为“假立宪”的证据，但这一期限不仅远远短于日本的明治维新，而且，也被其批判者日后的行为所证实是必要的：抨击清廷“假立宪”的同盟会，在以“国民党”的名义执政后，干脆将立宪过程分解成了“军政”、“训政”和“宪政”，远比其曾经痛斥的大清王朝更为“稳健”。

  此时，“改革”已经成了大清国的主流语汇。无论庙堂还是江湖、无论政治还是经济，改革的最大阻力早已不在于“反改革”的保守势力，而在于“改革”的旗号被滥用，成为权力斗争的新幌子。

  宪政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三权分立”，以制约地方政府“行政权”为诉求的地方议会（“咨议局”）最为关键。太平天国运动后，地方诸侯权力膨胀，在组织人事、金融财政乃至军队建设和调动等各方面，都对中央处处掣肘，成为政权建设的心腹之患。地方咨议局成立后，果然很快就对地方行政机构形成了巨大的钳制，几次较量下来，地方督抚纷纷转而与咨议局合作。合流后的地方势力，结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且凭借地方咨议局这样的“民意机构”，动辄以人民的名义向中央发难，动摇并最终颠覆了执政基础。

 

  “利民”还是“利官”

  1906年，当载泽、端方等从欧美考察宪政回来，向慈禧太后汇报时，他们指出：宪政这种政治体制改革，利君、利民，但不利官。慈禧太后对此深以为然。

  “利君、利民，不利官”，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判断，我认为它实际上道破了中国近代改革、尤其是涉及政治体制层面上改革时的一个症结所在。

  从利益角度看，上层决策者自然是“与国同休”的，国家的稳定、发展、富强，是最为符合他们的利益；而对草根阶层来说，无产者本来能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已，只要能够推进民生、民权，没有不欢迎的。

  恰恰是作为改革执行主体的官僚阶层，才是任何改革所最可能损伤的既得利益群体，也成为反对改革、或者异化改革、让改革彻底走样的主体。

  我在《中国经营报》上先后开设的两个专栏《国运1909》（已出版）和《出轨1911》，都详尽地描述了改革的善政、仁政，是如何被官僚机器异化为暴政、虐政的。这种异化，其实与意识形态毫无相关，与执政团体的旗帜和方向也都无关，而恰恰是最为古老的、困扰中国千百年的所谓“朝代周期律”，是毛泽东与黄炎培所认真探讨过的深刻命题。

  为什么需要政府、如何建立政府、如何监控政府，这早已经不是意识形态命题，而是公共管理的技术问题，而我们恰恰爱在形而上的高度去谈这些，结果导致全民的精力总放在“推翻”和“重建”的“权位争斗”上。

  今年是辛亥百年纪念，如何从辛亥革命中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将是对全体中国人、尤其执政者历史智慧和政治智慧的考验。在厘清历史真相的同时，从执政、建设、和谐，而非夺权、颠覆、动乱的角度进行反省，才是对共同造就辛亥成果先人们的最好纪念，更是对民族、民众乃至执政者本身最为有利的。

 

  “形而上”还是“形而下”

  《出轨1911》所试图记录的，就是在“改革”与“民意”的大旗下，发起四川保路运动的既得利益集团，如何上下其手的过程——这其中，“7000万川民”始终“被”既得利益集团所自行代表，民意被彻底裹挟，而中央政府则被包装、塑造成了人民的敌人。

  大清户部曾经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抨击那些动辄以国家“利权”要求特殊待遇的人，说他们是：“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这两句话同样可以适用于既得利益集团，那就是“挟官以凌民，挟民以蒙官”。

  更为吊诡的是，当这些宣称自己“代表”人民的既得利益集团终于得手之后，在新政权的光芒下，他们所坚决主张和坚决反对的，都迅速而彻底调换了位置（详见《中国经营报》1月31日1897期D7版“大结局：涛声依旧”）。

  在写作《出轨1911》的过程中，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在建立一个真正的宪政共和体制过程中，如何做一个负责任的“在野者”、“反对者”，有时远比做一个好的执政者更重要、更艰难。民初以来历史证明了，一个不负责任、不择手段的“在野者”，当它登堂入室后，也不可能是一个好的执政者。民众面对的选择，往往不是“黑猫”、“白猫”，而是“黑狼”、“白狼”，或者是“饱狼”、“饿狼”。

  在权力的逐鹿场上，执政者与在野者的考量角度是不同的。

  在执政者眼中，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就不可能改革与发展。而在在野者眼中，浑水才能摸鱼，越乱越有机会，章太炎就毫不隐晦地说过：“但愿满人多桀纣”，因为如果满人中出了尧舜，“革命”就没机会了，执政者越腐败越好、越残暴越好。在野者没有执政的包袱，“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也不需要知道“柴米贵”，轻装上阵，可以喊出最为动听的口号，反正自己没上台前无法验证、也无从兑现，上台之后，谁还敢来验证、要求兑现呢？

  秦始皇威武的仪仗过去后，刘邦感叹“大丈夫当如是”，而项羽则说“彼可取而代之”。这种“取而代之”的欲望，是中国历史上主流的政治动力。晚清搞政治改革，宽容度之大史所罕见，非但没有能够凝聚全国人民的精神，反而导致了更为严重的离心散乱。因为，很多人趁此良机想“彼可取而代之”，无论打着什么旗号，核心目的就是夺权。

  “打倒”与“推翻”，只能解决“所有权”和“经营权”问题，至于“经营”的很多具体问题，不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就能解决的。但是，从晚清开始，直到邓小平改革前，近七十年的社会资源，除了应对外敌入侵外，被过多地耗费在了“打倒”与“推翻”的内耗上，翻烧饼似的折腾，而没能集中在基本的政治制度（如文官制度、权力制衡等）及民生建设上。

  无论改革还是革命，都只谈“形而上”、注重权力的掌控，而不关注“形而下”、忽视民生的提升，导致这种改革或者革命无法令普罗大众真正分享其成果，却要承担其巨大的成本和代价，埋下了“继续革命”的孽缘。

  大清帝国的覆灭，并不在于其推行政改的早晚，而是在错误的时机放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令天下“群雄”以为跑出来了一只鹿，纷纷追逐，将全社会、特别是精英们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了逐鹿之上。

 

  “裱糊匠”还是“拆迁队”

  国人是有“打胎”情结的，不耐烦优生优育，而喜欢另起炉灶，因此造成“弃婴”不断。李鸿章之流的“裱糊匠”，很难在中国历史上“伟大”起来，因为他的职场定位实在太缺乏鸿鹄之志了——尽管中国更需要的，正是“裱糊匠”，而非“拆迁队”；正是儿科大夫，而非打胎能手。

  不择手段的痞子运动已经成为中国近代的主旋律，深深地渗透进了我们每个人的血脉之中。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个政权垮台后，绝大多数人在墙倒众人推之外，都坚称自己“无责”，迅速地进行自我切割，仿佛自己从来没有在这个政权中生活过一般，账都要算在“万恶的×××”身上，而我等本是天使，无非被蒙蔽了而已。

  耶稣曾说，如果你自认为无罪，就可以拿石头砸死那个妓女，结果所有人扪心自问后，都放下石头默默离开。但是在中国，最有可能出现的是，大家继续一哄而上，拿石头砸死那个倒霉的妓女，然后回家说我只是又被裹挟了一次。

 

  “显规则”还是“潜规则”

  作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我研究历史也有自己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就是以人性为中心，而不是以任何的意识形态为中心。我坚信除了极少数心理特别坚强或者扭曲的原教旨主义者之外，绝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都能以人性来解读、分析和判断，而不是被夸大的“神性”或者“魔性”。在此“中心”之上，“利益”与“权衡”就是“两个基本点”，“利益”是外在的砝码与动力，而“权衡”则是内在的行为与抉择。

  无论是内生型改革，还是外生型“革命”，“自利”总是必然的第一目标。

  阿Q的“革命”理想，就是摸摸小尼姑的光头、睡睡秀才娘子的大床，当然最好拖上吴妈。我相信，大多数人的理想也无非如此，这才是大清国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显规则”。承认“显规则”的存在，就可能对利益进行制约。一旦“显规则”成了能做不能说的“潜规则”，非要把阿Q的欲望伪装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吴妈和小尼姑们就完全可能要为革命而牺牲自己，并且是默默地、或者是“被”默默地。

  利益，是小到清末上海股灾、中到四川保路运动、大到辛亥革命的根本动力；利益，也才是无数动人口号背后的真正目的。不去细细解剖这些利益的复杂细节，我们将完全迷失在历史的迷雾中，如同小尼姑一般，被人摸了光头，却不知道是谁的“咸猪手”。

  讲利益并不可笑，也不可耻，更不可怕。可笑、可耻、并且更为可怕的是，把自利隐藏起来，口蜜腹剑，听到的是口号与口水横飞，看到的则是拳头与棍子齐舞。

 

  “怀运”还是“避运”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里的“君”，其实就是“公权力”，已经掌握公权力或正在追逐公权力的人，如果将这位“君”放在第一位，当然是“民”的灾难。当权者如此做，则是“民”的当下灾难，而夺权者如此想，则等于是预约了“民”的下一场灾难。

  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需要的不是“怀运”、“受运”，更不是“被怀运”、“被受运”，而是休养生息，固本培元，“远离运动、珍爱生命”。

  一个不断在“怀运”与堕胎中折腾的民族，它怎能孕育出健康的未来？一个惯于推倒重建的民族，总是将历史的元年不断调整到自以为“开天辟地”的发迹时候，它的未来又能有多长呢？

 

文/雪珥 2014-07-10 09: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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