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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公布了29位从清华走出来的享誉海内外的大学者，吊诡的是，这批大学者接受的全都是民国教育而非建国后的教育，于是民国时期那段群星璀璨、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再次被提起。而民国教育的兴盛年代，不可忽视其影响最深的教育变革——壬戌学制。

王丽先生曾在中青报冰点周刊发表的《温故壬戌学制》中介绍道：在壬戌学制之前，中国已颁布过臆次壬戌学制：1902年壬寅学制、1903年癸卯学制、1912年壬子学制、1913年壬子癸丑学制。由于此学制系统由清末递嬗而来，而清末学制几乎完全抄自日本，当时已不能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1915年以来新文化运动开创的生机勃勃的局面。故1922年的壬戌学制便是在此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与现今出台的各项教育制度开宗明义便如数家珍的指导思想不同，壬戌学制并不带有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带有政治色彩的虚无理论，而是非常实用的“7项标准”：1、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2、发挥平民教育精神；3、谋个性之发展；4、注意国民经济力；5、注意生活教育；6、使教育易于普及；7、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这7项标准十分重视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同时兼顾人的个性发展。其中，“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的弹性规定，是民国教育得以焕发勃勃生机的原因之一。

比如，对民国时代的私塾保留和发展上，弹性学制便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胡适当年曾如此解释“壬戌学制”的弹性特点：“中国这样广大的区域，这样种种不同的地方情形，这样种种不同的生活状态，只有五花八门的学制是适用的。”

据民国教育部1919年底统计，该年全国初等小学性质的私塾共有29425所，其中男塾28947所，女塾478所；而同年公立小学总数为69357所，其中男子小学67353所，女子小学2004所。私塾几乎占公立小学的一半；高等小学性质的私塾总数为1904所，其中男塾1792所，女塾112所。该年公立高小总校数为5459所，其中男子高小5125所，女子高小334所，私塾占高小总数的30-40%。1936年，教育部对1935-1936学年度全国私塾进行了统计，该年度全国私塾共有10144所，有塾师110933人，私塾学生1878351人。

陶行知在《我们对于新学制草案应持之态度》一文中有明确主张:“我们的旧学制，多半应当改革；但因国中特别情形，或亦有宜斟酌保存之处。……所以，当我们欢迎新学制出现的时候，也得回过头来看看掉了东西没有。”还说“本国以前的经验，如有适用的，就保存他；如不适用，就除掉他。去和取，只问适和不适，不问新与旧。”

因此，经过教育家们的努力和推动，民国教育部在保留私塾的前提下，1937年6月1日颁布《改良私塾办法》，对私塾做出了改良性的规定。比如规定私塾基本课程为：一、国语（包括读书、作文、写字）；二、常识（包括社会、自然、卫生）；三、算术（包括笔算与珠算）；四、体育。其补充课程得依地方需要，由塾师自定之。教育部要求抓住私塾塾师这一关键，促进私塾教学内容的革新改造。

据此可知，私塾在民国后期仍得以较好地发展，壬戌学制并没有借助行政力量一刀切地规定各地私塾一律停办，全部改为新学制小学。私塾跟公立学校比起来有灵活自由的优点，其在民国得以生存发展既有赖于民国教育家们的眼光和胸襟，也得益于当时的文化环境，社会上对于私塾也没有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绵延了两千多年的私塾和现代新学制小学处于新旧并存的互补局面，较好地满足了城乡各种社会人群对教育的需要，直至1949年后被逐步取消。

李华兴主编的《民国教育史》中提到“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是民国教育稳步发展、趋于定型的时期。由于社会政局相对稳定，教育投入的逐年增加，教育管理的渐次完善，尤其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勤勉敬业，各级各类教育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毋庸置疑，在壬戌学制推出的这一年，可以说是中国基础教育体系建设趋于完备的开端。值得一提的还有，在这一年，商务印书馆发行了一套涵盖各个学科的“新学制教科书”，其中就有公民教科书，公民教育开始贯穿中小学阶段。而壬戌学制推行的小学、中学之“六、三、三”制则一直沿用至今。

如果在森林里迷了路，最好的办法是回到起点。重温1922年的壬戌学制，对比当今千方百计取缔私立学校的现实，不难看出当今教育培养不出大师来的根本原因。那么，曾经开放、多元化的教育黄金时代，我们是回不去了还是不愿意回去呢？

(本文发表于2011.6月《云中往来》）

云中往来 2011-06-16 08:5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