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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宇宽（长策智库研究员，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博士后）
 
选自：《同舟共进》2010年10月
 
中国思想界的阵营划分，按照发源于西方的“左派右派”话语，完全是错乱的。秦晖、艾未未等如果在西方的话，应被划为纯正的左派，在中国却被称作右派；中国一些“新左派”所强调的富国强兵、反美和“净化社会”，放在西方就和法国的勒庞如出一辙，应被称作极右翼。这种错乱背后，显然有另一种逻辑的阵营划分。
 
中国的专制思想是怎么开始的？它与中国的现实图景有何关系？在我怀着这些困惑，梳理中国思想史时，吃惊地发现，两千多年前，老祖宗的困惑和我们现在几乎一样，而我们今天的分歧阵营也与过去几乎一样。今天中国思想界的阵营，最主流的、分歧最鲜明的，一个叫自由主义，一个叫新左派。这两个阵营都有很多概念，用现代的理论武器包装自己。但如果撕开包装的迷雾，最本质的分歧所指，与先秦的儒法分歧差不多。（这里讨论的儒法分歧，是以先秦的儒家和法家为样本的，当大一统的政治强权出现之后，中国已很难有纯正的儒家的生存空间。这就像希特勒统治欧洲大陆时，德国基督教会都要改成“爱国教会”，不服从者就被枪毙，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教会牧师说过很多无耻的话，但并不能把账算到基督教头上。）
 
今天有些人嘴上讲的是德里达、哈贝马斯，但心里想的是秦始皇、商鞅，而有的人说的是弗里德曼、哈耶克，其实所倾向的是孔子甚至孟子，尽管他们往往并不自觉。
 
为什么儒法分歧能够成为思想分歧的一条主线，而且到今天都是这样呢？
 
儒与道、佛、墨、西方民主的分歧是可调和的
 
儒家是中国影响力非常深远的一种传统思想文化，与道家(中国本土的宗教)、佛教（古印度传入的）、墨家（墨子有点像甘地，主张的是“非暴力不合作”）、西方民主都有分歧。但这些分歧都是可调和的，因为它们只是侧重点不一样。比如佛教与儒家，佛教强调四大皆空，儒家讲积极进取，为社会建设做贡献，两者完全不同，在韩愈的年代，斗争得非常激烈。但最后发现，佛儒原来可以合作——佛教指向人的心里，回家的时候修一个小佛堂，四大皆空，这也是儒家的精神之一。但儒家还有积极入世的一面：一出门，披上一件官服，跟领导汇报工作，进入另一个世界。儒家与西方民主，调和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蒋介石。蒋介石晚年穿着长袍马褂，读四书五经，但对于民主宪政在一定程度上是接受的。胡适、殷海光等提倡民主自由最坚决的知识分子，晚年都对五四运动彻底打倒孔家店有所反思，认为自己早先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存在偏见。
 
儒家有兼容性，而且本身是较灵活的思想体系，除了它的底线原则之外，与其他信仰在很多方面都可调和互补，唯与法家在思想根源上不可调和，却始终共生。儒法这两种思想共同指向一个东西，而在逻辑基础上又完全不同，所以斗争最为残酷，甚至最后在集权体制下发展出很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所谓“外儒内法”的怪胎，这是因为儒法共同指向的是国家政权。
 
儒法比较之一：历史观和政治哲学
 
儒家：温情主义、保守主义
 
法家：政治实用主义
 
今天号称自己是儒家的什么人都有，号称自己是法家的也什么人都有。所以还是要回到最根本，看两千多年前儒家和法家是什么样子，解决什么问题。
 
儒家的政治哲学基调是温情主义、保守主义，有几个关键词：“克己复礼、近悦远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最早有个周天子，创造了一套封建制度，当时主要的国家都是周天子的亲戚，都姓姬，还有大量的联姻。这种条件下，周天子其实是中国礼仪上的大家长，叫“大宗子”。但是他对资源和权力并没有实际的绝对控制，与各地方诸侯之间是一种礼仪上的关系。大家长威望高的时候，大家非常和谐，但随着周王室越来越衰微，占有的地方小了，天下诸侯就出现不稳定因素。到了东周，诸侯相互征战，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孔夫子在那个时候的社会理想是什么？在他看来，天下之间的国家关系，就跟兄弟关系一样，周天子跟国家的关系，就跟家长与孩子一样，国家之间要和睦就像兄弟之间要团结友爱一样，所以他强调要克己复礼。这也是为什么说他是温情主义。
 
孔子的信念是一种保守主义的信念，但要看他保守的是什么。如果有历史隔阂的话，会觉得孔子推行仁、礼很迂腐荒唐，但在那个时代并不荒唐。正如今天的英国女王，没多大权力，也没多少兵，大家也还是崇敬她。在周天子时代，中国大概也是这样的。而孔子就想维持那个规则，认为这个规则已经实行几百年了，挺好的，大家安安稳稳别折腾。但是孔子的保守主义理想还是被无情地翻了过去。
 
孔子的理想没实现，谁的理想实现了呢？法家。温情主义是讲人情味的，法家的实用主义政治理想则不然。法家商鞅宣称掌握了历史规律，就是“以强胜弱，以众暴寡”。靠什么加速历史规律较快实现呢？革命！
 
怎样治理好国家？孔子要“仁政、和睦、近悦远来”，法家则认为，国家要强大，就要打仗——“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商君书•靳令》说，一个国家什么是最坏的呢？礼仪、诗书、孝悌、诚信，若讲这个，国家就搞不好。这就是法家的政治思想。
 
儒法比较之二：法制观
 
儒家：贵族政治、精英主义
 
法家：集权制、重刑主义
 
儒家提倡“刑不上大夫”，这与法治“人人平等”的精神相违背，显得很专制。但看了《孔子家语》冉有与孔子的一段对话后，我改变了看法。冉有问孔子：“先王制法，使刑不上于大夫，礼不下于庶人，然则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于礼乎？”孔子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礼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所谓礼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礼，故不责之以备礼也。”所以，孔子不是不尊重老百姓。看《论语》，孔子对老百姓是很尊重的。孔子到农村去，“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即年龄大的人走在前面，他才跟在后面走，哪怕他已当到了鲁国的司法部部长。但孔子说不能用礼来要求老百姓，怎么理解？这就正如英国上议院和白金汉宫门前常有列队游行，还有大法官出庭戴着假发，我们贫下中农看着觉得挺虚伪的，但这就是贵族政治。法官出来代表的是法律的威严，不是人格化的行为。但是这一套东西不能对老百姓进行要求，不能要求菜市场卖菜的也得戴个假发，问个菜价也得作揖打拱的，孔子说的“礼不下于庶人”是这个意思，可被中国后来的政治蓄意歪曲。
 
很多人都认为法家思想是一种法治思想，但没弄明白法家强调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法治。法家提倡“法不阿贵”，这句话的实际意思是不阿谀权贵但依附帝王。孔子的理想是整个社会有一套精英的系统，社会有贵族、士、知识分子。法家的社会理想是把这些精英全部消除。“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什么叫“上爱民”，是领导对老百姓好吗？商鞅说：“错！”统治国家得反着来，罚要重，赏要轻。实行了法家的法以后，秦国奠定了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治安非常好——《汉书•五行志》讲“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黥其面”——按照这样的法律，大家都像活在监狱里一样，社会治安能不好吗？
儒法比较之三：对待文化和言论自由的态度
 
儒家：倡导民本宽容
 
法家：反智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很多人认为儒家思想是与专制思想合谋的，儒家强调人的地位，是反对人人平等、言论自由的。反对孔子的人最容易举出来的例子就是孔子做鲁国司法部部长的时候，当了七天，就把少正卯杀了。子路问：“你才当了几天的官就把这么有名的人给杀了，为什么？”孔子说这个人“行辟而坚，言伪而辩”。从这几句话来看，孔子确实是言论自由的封杀者。但其实历史证据不充分，对于为什么杀这个人没有全面的记载，而只记住了一句话：这个人太坏了。这就相当于你是司法部部长，一个人被枪毙了，也许他有一系列的重罪，但有人问你“听说前几天你们杀了一个人啊，这个人怎么样？”你随口说了一句“这个人啊，太坏了”，被记录了下来，后人看到就理解为司法部部长说这个人太坏了，就把他给杀了。这在逻辑和证据链上是不完整的。其实孔子是能够接受不同意见的，别人批评他时，他很真诚，也不隐瞒。最经典的事例就是孔子去见南子——这个人的名声很不好。他的学生子路说：“你是我的导师，整天跟我讲仁义礼智信谦谦君子，你出去跟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还有脸来给我上课？”讲得很直率，设想今天大学的研究生，敢对导师这样说吗？孔子的学生就敢，而且原原本本记录下来，这体现了孔子对批评，甚至人格性的批评都能够接受。按常理，这样的人是不会对言论自由过于封杀的。
 
《论语》都是孔子与学生的对话，有人反驳孔子，只要有道理，孔子就接受。但《韩非子》《商君书》全是自言自语，没有讨论的。
 
法家是反智主义。对一个国家来说，法家认为：“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意思是说国家有仁义道德思想文化的话，国家就完了。那么什么样的国家才好呢？法家讲得很清楚：“民不贵学问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国安不殆。”“愚”在法家看来是褒义词，认为老百姓“愚”，不跟外界交往，国家就安定了。
 
法家上台后的文化思路是什么？从李斯对秦始皇的建议可见——“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对于专制者、法家，把《诗经》烧掉可拆除一个文化贵族的阶层。“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意思是当官的说的话就是法律。这就是法家所谓的法治理念。
 
儒法比较之四：经济思想、工商政策
 
儒家：轻税、小政府
 
法家：农战立国
 
儒家和法家的经济思想分歧体现在什么地方？儒家的理念是“轻税、小政府”， 有这样一个故事：“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家里好几个人都给老虎吃了，但为什么还在这里呢？因为这里没有苛政，苛政猛于虎也。什么叫“苛政”，孔子的解释更精辟，就是政府瞎折腾。儒家的思想是要“藏富于民”。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彻”就是十分之一。按照儒家思想，应直接减税，让老百姓收入增加。老百姓有钱了，这个国家能不好吗？国家搞好了，当领导的还愁没钱用吗？
 
法家则是“大政府、重税”。“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在法家看来，不需要文艺工作者，不需要知识分子，不需要商人，只要农民与士兵，全民皆兵，全民皆农，这样的社会最好统治。一个是种田，一个是打仗。一个社会哪怕再平庸，总会有人想往上走。法家树立了一个标准，老百姓想奋斗，唯一的奔头就是打仗。怎样使这套东西有效？“壹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其他职业都被消灭了，要不老老实实当农民，农闲的时候就练兵，打仗的时候就去打仗，要不就等着饿死。这就是法家的国家理想。
 
警惕法家思想
 
先秦时代，先进发达的国家是齐、赵、魏，它们又是文明的中心，而秦国作为新崛起的国家，虽然国力强盛，但文化上在偏僻的西陲之地，被很多国家看不起。当时秦孝公有一个求贤令，里面说到，“诸侯鄙秦，丑莫大焉”，意思是其他国家没把秦国放在眼里，“丑莫大焉”，这是耻辱啊。这在今天，就相当于畅销的《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认为全世界对我们围追堵截，中国要奋发图强。在这种情况下，秦国在经济上崛起以后，同时建立起强大的社会控制体系。秦国成功了，但我们很难评价秦国在版图上的成功，究竟给今天的中国带来了什么。很多人喜欢相信“光明总是战胜邪恶”、“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就好像有人因为希特勒失败了，所以就说他注定要失败。其实不然，如果希特勒先搞出原子弹，失败的也许就是自由世界，这并非没有可能。
 
这只是一个细节，还有很多的历史的偶然，使得法家这套哲学在中国胜利了。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先进的系统的理性化的思想，代表人就是马克斯•韦伯。这是因为他不懂中国，在2500年以前，无论是人道主义思想，还是专制的思想，中国都已经很成熟。法家思想就比马基亚维利早1000多年，而且比他更加精致管用。这让人既自豪，又感到悲哀，中国人智商不低，但也或许因此在2500年前就奠定了中国今天的样子。
 
今天很多知识分子以各种包装出现，有人包装成新左派，也有人包装成经济学家、批判学者，但在骨子里，中国思想界最根本的分歧依然是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分歧。法、儒思想在阵营里面，也有很多微小的差别，如果中国未来要从两个方面发展，这两条就是大道。
 
在一定的条件下，对最高统治者而言，法家思想体系更有统治效率，适合中央集权体制和全民皆兵的军国体制运转。在过去比谁的拳头大的时代，以法家思想来统治社会，确实比较强；但在和平竞争为主题的国际环境中，应对法家思想或以各种包装出现的法家思想怀有警惕。
 

郭宇宽 2011-06-16 08:5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