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人--- 李叔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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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叔同
  李叔同(1880-1942年),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平湖(一说山西)。着名艺术家、艺术教育家,着名的佛教僧侣。
  关键词:
  风华、才情、绘画、音乐、戏剧、书法、逸事、性情、丹心、
  至孝、婚姻、红尘、皈依、众说、修行、清心、功德、圆寂、评誉
日期:2009-03-25 09:59:48

  风华

  丰子恺在他的文章中曾经对上海时期的李叔同做过这样的描述:“我曾在照片中看见过当时在上海的他: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这是光绪年间上海最时髦的打扮),真是当时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
  李叔同来到东京后,就剪去了长辫,而且很快就适应了日本的生活方式,和周围的日本人根本看不出分别。一个曾经采访过李叔同的日本记者说,李叔同是一个圆肩膀儿的青年,有一副魁梧的身材,穿着藏青色的和服,腰间系一条黑纱的腰带。头上则是三七分的发型,语调一贯平和安详。
  丰子恺先生回忆中的浙一师时期的李叔同是:
  “……这时候,李先生已由留学生变为‘教师’。这一变,变得真彻底:漂亮的洋装不穿了,却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于仪表很讲究。虽然布衣,形式却很称身,色泽常常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布衣布鞋的李先生,与洋装时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时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认真。”

  “他(李叔同)不请假的时候,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和爱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了描写,大概差不多了。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谱表摆着,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黑板上早已清楚地写好本课内所应写的东西。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出(后来我们知道他这脾气,上音乐课必早到。故上课铃响时,同学早已到齐),他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这样地上课,空气严肃得很。”

  当陈星向刘海粟提到李叔同时,刘眼中竟闪动起异样的光芒,微微激动地扭头向夫人说:“她知道李叔同呢!——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出家苦修律宗,一次到上海来,许多当上高官的旧相识热情招待他住豪华的房子,他都拒绝了,情愿住在一间小小的关帝庙。我去看他:赤着脚穿双草鞋,房中只有一张板床。我心里难过得哭了;他却双目低垂,脸容肃穆。我求他一张字,他只写了‘南无阿弥陀佛’……”

  姜丹书回忆李叔同:
上人相貌甚清秀,少时虽锦衣纨绔,风流倜傥,演新剧时好扮旦角,然至民元在杭州为教师时,已完全布衣,不着西装;上唇略留短髭,至近出家年份,下颚亦留一撮黄胡子,及临出家时,则剪几根黄胡子包赠日姬及挚友为纪念品,及既出家,当须发剃光而成沙门相矣。
  上人走路,脚步甚重;当为杭州第一师范同事时,与余同住东楼,每走过余堂时,不必见其人,只须远闻其脚步声,而知其人姗姗来矣。
  上人平日早睡早起,每日于黎明时必以冷水擦身,故其体格虽清癯,而精力颇凝练,极少生病。
日期:2009-03-25 13:02:27

  才情
  据说李叔同7岁就能日诵五百,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李叔同婚后奉母迁居上海。这时袁希濂、许幻园(金荣)等在城南草堂组织一个“城南文社”,每月会课一次,课卷由张蒲友孝廉评阅,定其甲乙。这一年,李叔同十九岁,初入文社写作俱佳。许幻园爱李叔同的其才华,便请他移居其城南草堂,并特辟一室,亲题“李庐”二字赠他。

  早年在上海时,李叔同与江湾蔡小香、江阴张小楼、宝山袁希濂、华亭许幻园五人结拜金兰,号称“天涯五友”。许幻园夫人宋梦仙(贞)有《题天涯五友图》诗五首,描写五人不同的性格。其中有一首云:“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着作脍人口。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社陵呼小友!”就是咏李叔同。
  这个时期,李叔同又与常熟乌目山僧(宗仰)、德清汤伯迟、上海任伯年、朱梦庐、高邕之等书画名家,组织“上海书画公会”,每星期出版书画报纸,由中外日报社随报发行。这是上海书画界最初出版的报纸。李叔同(署名李漱筒)曾于该报刊登鬻书和篆刻润例。
  李叔同曾入蔡元培任教的南洋公学读书。当时李叔同改名李广平。蔡元培上课,由学生自由读书,写日记,送教授批改,每月课文一次;蔡氏又教学生读日本文法,令自译日文书籍,暗中鼓吹民权思想。南洋公学特班聘请一九零三年上海开明书店发行的《法学门径书》、《国际私法》,就是李广平在南洋公学读书时期所译的。当时同学为蔡元培赏识的有邵闻泰(力子)、洪允祥(樵舲),王莪孙、胡仁源、殷祖伊、谢沈(无量)、李广平(叔同)、黄炎培、项骧、贝寿同等,都是一时之秀,后来成为各方面的有名人物。

  李叔同的篆刻艺术,上追秦汉,近学皖派、浙派、西泠八家和吴熙载等,气息古厚,冲淡质朴,自辟蹊径。有《李庐印谱》、《晚清空印聚》存世。
  李叔同是卓越的艺术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相结合的优秀代表,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最杰出的一位高僧,又是国际上声誉甚高的知名人士。他在音乐、美术、诗词、篆刻、金石、书法、教育、哲学、法学、汉字学、社会学、广告学、出版学、环境与动植物保护、人体断食实验诸方面均有创造性发展。
日期:2009-03-25 13:49:08

  绘画
  李叔同擅长木炭素描、油画、水彩画、中国画、广告、木刻等。李叔同是第一个把西洋绘画思想引进到中国,启发了我国传统绘画需要改良的思潮。他是中国油画、广告画和木刻的先驱之一。他的绘画创作主要在出家以前;其后多作书法。由于战乱,作品大多散失,留存有《自画像》、《素描头像》、《裸女》以及《水彩》、《佛画》等。
  1905年李叔同赴日本,是年秋,在留学生所办《醒狮》杂志上,发表《图画修得法》、《水彩画法略说》等文章,向国人介绍西洋绘画。1906年,李叔同考入日本美术教育最高学府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指导教师为黑田清辉,成为中国第一批美术留学生中的一员。他得以大量吸收西洋美术理论,又受到东洋美术的熏陶。10月4日的日本《国民新闻》以《清国人志于洋画》为题报道了李叔同在东京上野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美术的情景,并刊登了他的肖像照片。报道是如此描写的:“喝了一杯‘涩茶’之后,他一面说明贴满壁上的黑田画伯的裸体画、美人画、山水画,中村及其他的画等,一面引我进入里面六叠的房间,得意地介绍了那就几上作画的苹果的写生。‘是潇洒的笔致啊!’我赞赏说。那位女佣听了从旁插了一句:‘那是早上刚刚一气画成的。’李君谦然地说:‘是,’露出了一排白齿。‘今后一定拜访贵社,《国民新闻》是很好的报纸。’”

  1911年3月,李叔同学成回国,先后在天津、上海等地任教,1912年被聘任为《太平洋》报文艺编辑,兼管副刊及广告。李叔同上任不久,副刊就出现了“西洋画法”专栏,连载木炭画、石膏写生教授法,大力推广西洋美术。注重传统文化传承的李叔同还将他收藏的大量碑刻中的《魏王僧墓志》刊登在画报上,并亲手题写“叔同藏”的题词。而他在《太平洋画报》曾经刊登的大量美术广告艺术作品使许多李叔同的研究者都视他为近代广告艺术的第一人。

  李叔同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执教6个年头。教学中,李叔同改变一味临摹的传统教学法,设立画室,画石膏像和模特儿,成为我国第一个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
  他率学生走出课堂,到大自然中去进行野外写生,也为全国之首创;教学之余,他领导学生成立了业余“乐石社”,学习金石、木刻等;他与夏丏尊担任指导,出版《白阳》艺术杂志,进行艺术启蒙教育,它成了我国近代最早的教育校刊。
  内山完造曾在《弘一律师》一文中评价他:“……直至今日为止,油画的造诣尚无出他之右者”。

音乐
  还在“沪学会”补习科时,李叔同就注意将民族传统文化遗产作为学堂乐歌的题材。他亲自创作并教学生唱歌,从《诗经》、《楚辞》和古诗词中选出十三篇,配上西洋和日本音乐的曲调,连同中国戏曲中两段昆曲的译谱合编成集,做成《国学唱歌集》,并于1905年编印出版,供学校教学所用。其中,他为学员作词配曲的《祖国歌》传遍了全国,成为最早的着名爱国歌曲。
  1906年,李叔同创办了我国第一部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创刊号是李叔同在日本东京编印后寄至国内发行的。该期除日本人所作的两幅插画和三篇文章外,封面设计、美术绘画、社论、乐史、乐歌、杂纂、词府各栏均由李叔同以“息霜”的笔名一人包办。创刊号发表有《(音乐小杂志)序》、《乐圣比独芬(贝多芬)传》、《近世乐曲大意》,及教育歌曲《我的国》、《春郊赛跑》,别体唱歌《隋堤柳》,杂感《呜呼!词章!》《论音乐之感动力》等十几篇稿件,其中乐歌《我的国》成为李叔同的又一首流传甚广的爱国歌曲。

  李叔同一生写了90多首歌曲,他创作的《春游》、《送别》、《悲秋》、《伤春》、《晚钟》、《西湖》、《落花》等数十首乐歌,在大江南北流行数十年,久唱不衰。
  李叔同是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所创作的《送别》,成为经典名曲。他的《春游》是我国最早的合唱歌曲。
  1927年年底,丰子恺、裘梦痕将老师弘一法师的名曲《朝阳》、《忆儿时》、《送别》、《悲秋》……等二十多首,选入《中文名歌五十曲》一书,作为国内各级学校音乐教材。
  李叔同作歌,讲求淡雅脱俗,追求意境,因而感动了大批青年学子。丰子恺在《中文名歌五十曲》序言中赞扬老师:“西洋名曲所以传唱于全世界者,因为它们都有那样优美的旋律;而李先生有深大的心灵,又兼备文才与乐才,据我所知,中国能作曲又作歌的乐家,也只有先生一人。”
日期:2009-03-26 14:42:53

  戏剧
  李叔同自小爱好戏剧。他9岁那年,第一次看到戏班的演出,随即激起他对京剧的兴趣。李叔同在天津时期,对戏剧艺术已发生浓厚的兴趣,他曾结识孙处、杨小楼、刘永奎等京剧名角,对梆子坤伶杨翠喜的演艺更是欣赏。他在上海南洋公学就读期间适逢上海兴起学生演剧活动,这对李叔同的影响很大。

  1902年11月,李叔同和许幻园、黄炎培等人成立了“沪学会”,开办补习科,举行演讲会,演出学生剧。李叔同曾主持演出了“文野婚姻”等四出新剧。他自己写作剧本,并作诗《沪学会〈文野婚姻〉新戏册撰成感赋》以资纪念。“文野婚姻”一剧可说是李叔同探索新剧的习作。1904年,李叔同在上海粉墨登场,参加演出京剧《虫八蜡庙》、《白水滩》、《黄天霸》等。李叔同在《虫八蜡庙》中既演过黄天霸,又演过褚彪。在《白水滩》中,李叔同扮演的是穆玉玑,这是一出打斗见长的剧目。从行当上看,前者是老生,后者是武生,显露了他在表演艺术上的才能。

  1905年,李叔同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美术学校攻油画,同时学习音乐,并与留日的曾孝谷、欧阳予倩、谢杭白等创办《春柳剧社》,演出话剧《茶花女》、《黑奴吁天录》、《新蝶梦》等,是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
  1906年冬,李叔同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春柳社。春柳社的诞生,受到日本新派剧的影响,新派剧是日本戏剧从歌舞伎到新剧(话剧)的一种过渡形式。倡导者把演剧作为宣传手段,直接宣传民主政治。这些对春柳社的诞生与演剧活动都产生了直接影响。春柳社成立时,正是清王朝面临崩溃、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
  1907年春,春柳社在东京骏河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礼堂演出了法国小仲马的名剧《茶花女》。这是中国话剧艺术实践的第一部,也是中国话剧史上记载的第一次正式演出。李叔同饰演茶花女玛格丽特,曾孝谷饰杜法尔,唐肯饰亚芒。演出是为参加日本东京中国青年会为国内徐淮水灾举行的一个赈灾筹款游艺会。因为是游艺会性质,又是第一次的尝试,只演出了该剧的第三幕,但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轰动效应。

  演出结束,日本戏剧权威藤泽浅二郎和日本戏剧评论家松居松翁当即到后台致贺。松居松翁后来在《芝居》杂志上发表的《对於中国剧的怀疑》一文中说:“中国的徘优(演员),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当他在日本时虽仅仅是一个留学生,但他组织的‘春柳社’剧团,在乐座上演《椿姬》(即茶花女)一剧,实在非常好。不,与其说这个剧团好,宁可说就是这位饰椿姬的李君演得非常好。……尤其李君的优美婉丽,决非本国的徘优所能比拟。”他还盛赞此举“在中国放了新剧的烽火!”《茶花女》片段演出的巨大成功,使日本人在赞扬之余,惊为创举。他们的演出“全部用的是口语对话,没有朗诵,没有加唱,还没有独白、旁白”。这种演出形态,可以说,已是话剧了。

  《茶花女》的演出,同样让中国人感到兴奋,许多人都以接近春柳社,认识李叔同为荣。后来成为戏剧表演大师的欧阳予倩,就是在观看了李叔同演的话剧《茶花女》后,惊奇地发现“戏剧原来有这样一种表现办法”,于是加入春柳社并频频粉墨登场。后来,欧阳予倩回国后积极参加话剧团体活动,编导演出了数十部话剧,成为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者、开拓者之一。

1907的6月,春柳社开始了称为“春柳社演艺大会”的第二次公演,演出的《黑奴吁天录》又一次造成了轰动。《黑奴吁天录》根据《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内容描写美国黑人在白人统治下所过的非人生活。剧本由曾孝谷根据林纾、魏易翻译的小说改编,李叔同负责舞台美术设计。日本新派剧演员藤泽浅二郎先生亲临排练场指导。李叔同在该剧中饰演爱米丽夫人及破醉汉两个角色。这场演出再一次在东京演剧界引起巨大反响,曾得到日本戏剧家土肥春曙和伊原青青园的好评。在伊原青青园写的20多页的剧评中,认为中国青年的这种演剧象征着中国民族将来的无限前途。(见日本明治四十年(1907)《早稻田文学》七月号《清国人之学生剧》)。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戏剧博物馆里,至今仍珍藏着这次演出的证明书《开丁未演艺大会的趣意》。

  据欧阳予倩回忆,李叔同演戏并不是为了好玩,他的态度十分认真:“他往往在画里找材料,很注重动作的姿势。他有好些头套和衣服,一个人在房里打扮起来照镜子,自己当模特儿供自己研究。得了结果,就根据着这结果,设法到台上去演。”他还特别喜欢扮演女角,在《茶花女遗事》中饰演茶花女,被日本戏剧界权威松居松翁赞为“优美婉丽”。他还在《黑奴吁天录》中饰演了爱美柳夫人。为了演剧,他还很舍得花本钱,光是女式西装,就置办了许多套,以备不时之需。

  春柳社的第三次演出是1907年冬天(一说1908年春天),地点是日本常磬馆,剧目是两个独幕剧,一个是李叔同主演的《天生相怜》,饰演的还是“旦角”,另一个是《画家与其妹》。李叔同对话剧十分投入,为了春柳社,他花掉了父亲遗产中的大部分款额。然而才气洋溢的他终于在演出《天生相怜》时扫了兴,有人评论他的扮相不好,春柳社里又有人与他意见不一致,他演戏的兴致便渐渐淡下去。

日期:2009-03-26 14:53:10

  书法
  李叔同少年时师从天津唐静岩,着力于习写秦汉三国时代的小篆碑刻和汉隶石刻墨迹,对《龙门二十品》、《张猛龙》等碑反复临习。他认为篆字是隶书、行书及楷书的基础,只有先学好了篆字才能知道中国文字一笔一划的来历。他主张的练字方法是:每天至少要写五百字,由篆而隶,再学隶入楷,楷成学草。李书同临摹的功夫非常深厚,达到了学什么象什么,结构、神态、章法、气韵无不神似的境地。他早期的作品多“凝重厚实,舒展劲健,笔意开张,多方折、侧锋、翻转。”

  李叔同习字虽重临摹,但并不因袭模为了博采众长,综合融会,“他请唐静岩遍书各体,以作李叔同学习书法始于少年,初学篆书,从津门名士唐敬严学习书法篆刻,打下了扎实的功底。再写隶书,后入楷、行、草诸体,尤对六朝碑版精心揣摩,认真临写,形成他劲健厚重的书风。
  书法是李叔同毕生的爱好,青年时致力于临碑。李叔同出家前的书体秀丽、挺健而潇洒;出家后则渐变为超逸、淡冶,晚年之作,愈加谨严、明净、平易、安详。
  李叔同皈依佛门后,彻底放下尘缘,超然物外,几乎搁置了所有的艺术专长,耳闻晨钟暮鼓,心修律宗禅理,艺术家的李叔同变成了佛教家的弘一法师。诸艺俱疏,唯有书法一事未能让弘一大师割舍(以书法表佛法),伴他直至圆寂于泉州不二寺。在弘一60余年的生命历程中,至少有50年的翰墨活动。
  弘一书法由在俗时的绚烂到脱俗后的平淡,是修心的结果,是大师心灵境界的升华。弘一在致许晦庐的一封信中曾说:“朽人剃染已来二十余年,于文艺不复措意。世典亦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况乎出家离俗之侣;朽人昔尝诫人云,‘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即此义也。”修身重于修艺,修艺赖于修身,弘一在其一生中,将人生、艺术、禅修,有机自然地统一起来,他的书法在心灵升华的同时亦得到了升华。

  叶圣陶在谈弘一晚年书法时说:“弘一法师近几年的书法,有人说近于晋人。但是,摹仿的哪一家实在说不出。我不懂书法,然而极喜欢他的字。若问他的字为什么使我喜欢,我只能直觉地回答,因为它蕴藉有味。就全幅看,好比一位温良谦恭的君子,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这段话道出了弘一书法所臻至的审美境界。

  马一浮在《华严集联三百跋》中说“今观大师书,精严净妙,乃似宣律师文字。盖大师深究律学,于南山、灵芝撰述,皆有阐明。内熏之力自然流露,非具眼者,未足以知之也。”“大师书法,得力于《张猛龙碑》。晚岁离尘,刊落锋颖,乃一味恬静,在书家当为逸品。”
  李叔同的弟子刘质平说:“先师的书法是一生艺术作品中最宝贵的结晶,达到返璞归真、炉火纯青的境界,其不可及处,乃在笔笔气舒,笔笔锋藏,笔笔神敛。写这种字必须要心神不乱有高度镇静的功夫,然后运之于腕,贯之于笔,传之于纸,才能有敛神藏锋的气韵。”
  李叔同把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推向了极至,“朴拙圆满,浑若天成”,他的书法被世人视为珍宝,在辗转相求大师墨宝的众人当中,不乏文化与艺术界的俊杰,其中有鲁迅、郭沫若、徐悲鸿。他的弟子刘质平更是将大师的书法视作生命,一纸一字都倍加护爱。抗战时为护大师墨宝,刘质平曾解开衣服用自己的身体伏在箱子上以避风雨,为此病的奄奄一息,以生命为代价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艺术和精神财富

逸事
  李叔同年少时喜欢猫,姜丹书在《追忆大师》中写道:上人少时,甚喜猫,故畜之颇多。在东京留学时,曾发一家电,问猫安否。
  百日维新时,李叔同赞同康、梁“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的主张,曾私刻一印:“南海康君是吾师”,被当局视为逆党,不得不南下避祸。
  李叔同在为名妓李苹香的传记所作的序中,表达了对乐籍的看法。在他看来,乐籍不但是近代文明发达的表现,而且是其动因之一:“乐籍之进步与文明之发达,关系綦切,故考其文明之程度,观于乐籍可知也。”又说乐籍之功用,“游其间者,精神豁爽,体务活泼,开思想之灵窍,辟脑丝之智府。”

  李叔同先生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任教时,担任图画和音乐的教学。这在今天看来无足轻重的两门副课,一经李先生执掌,变成全校最为看重的功课。学校内有特殊的设备(开天窗、有画架)图画教室和独立专用的音乐教室,并置有大小五、六十架风琴和两架钢琴。虽然课程并没有增加,但每到下午四时以后,满校都是琴声,图画教室里不断有人在那里石膏模型木碳画,光景宛如一所艺术学校,课余时间,但闻歌声琴声悠扬,假日里经常带领学生外出写生,为此,还闹过一个笑话。一天,李先生带着几个同学在西湖临摹写生。警察看了新奇,过来问道:“你们是哪里的?”

  “我们是东阳(浙江金华的一个县名)的”。一学生以为是问籍贯,就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东洋(日本)人?”警察们如临大敌,“哗啦”一下子,摆开了架势……好一阵子解释,警察依旧将信将疑、意犹未竟。
  丰子恺崇拜李叔同,两人的师徒之情天高地厚。李叔同温柔高雅,举手投足间有夺人心魄的宝相,这正是丰子恺崇拜他的意义所在。所以夏丏尊说:“子恺被李叔同迷住了!”
  丰子恺回忆:“有一次正在范奏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放一个屁,没有声音,却是很臭。钢琴,李先生及十数个同学全部沉浸在亚莫尼亚气体中。同学大都掩鼻或发出讨厌的声音。李先生眉头一皱,自管自弹琴(我想他一定屏息着)。弹到后来,亚莫尼亚气散光了,他的眉头方才舒展。散课以后,同学还未出门,李先生又郑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还有一句话。’大家又肃立了。李先生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说:‘以后放屁,到门外去,不要放在室内。’接着又一鞠躬,表示叫我们出去。同学都忍着笑,一出门来,大家快跑,跑到远处去大笑一顿。”

  李叔同先生平日里致力于演剧、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的文艺修养,更注重“器识”的修养。他常常告诫学生,“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他把“先器识而后文艺”,讲解给学生们听,并且说明这里的“显贵”、“享爵禄”不单纯的解释为做官,应该是道德高尚,人格伟大的意思。先“器识而后文艺”,更具体地说:“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个好人”。
  一天,李叔同把他的学生丰子恺等叫到房间,翻开《人谱》,指出其中一节读给学生们听:“唐初,王、杨、卢、骆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许其显贵,裴行俭见之,曰:‘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章,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也……’”李出家前,将《人谱》送给了他的学生丰子恺,可惜抗战时期,该书燹于兵火。
  夏丏尊回忆李叔同:“他(李叔同)的力量全由诚敬中发出,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举一个实例来说,有一次宿舍里学生失了财物,大家猜测是某一个学生偷的,检查起来,却没有得到证据。我身为舍监,深觉惭愧苦闷,向他求教。他指示给我的方法,说也怕人,教我自杀!他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作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说明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这话在一般人看来是过分之辞,他说来的时候,却是真心的流露;并无虚伪之意。我自惭不能照行,向他笑谢,他当然也不责备我。”

  李叔同任教于国民政府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他同校任教的日籍老师,教授图画手工,为人傲慢自负,根本不把自己的中国同行放在眼里,不过唯独对李叔同似乎是敬畏有加。有一次,几名学生找到本田老师,想向他求取几条字幅。不巧的是,本田的办公室中没有备好的笔墨,大家便建议他到李叔同的办公室中去,借用那里的笔墨。没想到,本田对这个提议很是谨慎,开始并不同意,直到有人说李叔同已经出校,暂时不会回来,他才勉强同众人到了李叔同的办公室,但还是专门安排人负责望风,并且一再叮嘱,只要李叔同一回来就马上通知他。大家都感到不可理解,问他为什么。本田一脸严肃的说:“李先生可是个艺术全才,书法、绘画俱佳,音乐也独具造诣,而且连日语都说得那么好,他的办公室我可不感擅入,笔墨更不能擅用了。”虽然他这么说,但学生们却不理解,因为在他们眼里,李叔同一贯温和友善,素来目中无人的本田更不应该这么畏首畏尾啊。本田的字幅才写完,外面忽然传来了喊声-李老师回来了,李老师回来了!本田闻听,慌忙扔下手中的笔,一溜烟地跑回了自己的办公室,负责望风的那个学生却一脸坏笑地走了进来。原来,李叔同根本没有回来,那个学生只是想开个玩笑。

  1918年,秋李叔同在杭州出家为僧,将十多种儿童玩具赠给在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任教的知交陈师曾留作纪念,陈于次年又将李的全部赠物画为一条幅,挂于自己的画室中。李叔同赠陈师曾的十多件儿童玩物,实都是中、日两国的民间艺术品,为李所藏存。计有泥马、竹龙、广东泥鸭、无锡大阿福(泥娃娃)、布老虎、日本的泥偶人和维纳斯石膏像等。次年,陈师曾又将这些赠品画成一条幅,题为“息斋玩具图”,挂于室内,以不忘旧友。据知,此图“将诸物布置满幅,色彩明丽(惟维纳斯石豪像用水墨),题跋的大意是:友人李叔同去岁出家杭州,以平日所爱玩之物,分赠纪念,因图其形象。‘上天下地,同此赏爱者,有几人哉!’”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陈的画幅和李赠的旧物,都毁失了。

  民国时闹了个笑话,北京有家寺庙请人讲佛法,布施四方僧众,当家和尚合计,拟定要请“弘一法师”,谁知去请的和尚搞错了,听成了“红衣法师”,正巧当时西藏的一个大喇嘛来到了北京,那和尚想:大喇嘛不就是身穿红衣吗?一定是他,结果恭恭敬敬请来,方丈和尚傻眼了。
  少年黄永玉曾有幸结识弘一法师。当时未满17岁的黄永玉在福建一座山庙前盛开着的玉兰树上摘花,弘一法师在树下问他:“嗳!你摘花干什么呀?”黄永玉年轻气盛,答道:“老子高兴,要摘就摘!”“你瞧,它在树上长得好好的……”“老子摘下来也是长得好好的!”“你已经来了两次了。”“是的,老子还要来第三次。”“你下来,小心点,听你讲话不像是泉州人。”黄永玉口里咬着花枝,从树上跳到了地上,弘一法师邀请他到屋里坐坐。

  屋内很简陋,弘一法师笑着问他:“平常你都干什么呢?……”黄永玉答道:“老子画画,唔!还会别的,会唱歌,会打拳,会写诗,还会演戏,唱京戏,嗳!还会打枪,打豺狗、野猪、野鸡……”于是二人聊了起来,谈美术知识、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四天后,弘一法师圆寂,他给黄永玉留下了一幅书法条幅:“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世人得离苦。”黄永玉在庙中嚎啕大哭。

性情
  丰子恺曾在《我与弘一大师》一文中回忆:“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纸去,请弘一法师写佛号,宣纸多了些,他就来信问我,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邮票去,多了几分,他把多的几分寄还我。以后我寄纸或邮票,就预先声明,余多的送与法师。
  早年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时,是一个驰名于沪的浊世佳公子;后去日本求学时,洋装革履,“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夹在鼻梁上,竟活象一个西洋人”;应聘到南高师任教以后,他又由留洋学生一变而为恂恂儒雅之士:灰粗布袍、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成黑的钢丝边眼镜。布衣布鞋的李叔同,与洋装时代、曲襟背心时代判若三人。

  李叔同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的时候,丰子恺是他的图画课学生。一日,一同学被某老师怀疑偷窃,正在拉扯之间,丰子恺出面抱打不平,情急之下给了某老师一拳,这在当时的中国不吝于欺师灭祖的大不道。学校教务会议上,被打的某老师坚持要把丰子恺开除,李叔同最后缓缓发言,学生打老师固然不对,不过老师也有错,说明老师没有把学生教育好。最后,在李叔同的努力下,丰子恺被记过一次,免于被开除的厄运。

  丰子恺回忆李叔同:“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吐痰在地板上,以为李先生不看见的,其实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责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这位某某同学只得站着。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某某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吧’。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带着难为情的表情(我每次在教室外等着,亲自看到的)。又有一次下音乐课,最后出去的人无心把门一拉,碰得太重,发出很大的声音。他走了数十步之后,李先生走出门来,满面和气地叫他转来。等他到了,李先生又叫他进教室来。进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向他和气地说:‘下次走出教室,轻轻地关门。’就对他一鞠躬,送他出门,自己轻轻地把门关了。……记得有一个最顽皮的同学说:‘我情愿被别的老师骂一顿,李先生的开导真吃不消,我真想哭出来’。”

  1917年,赴日学习音乐的刘质平经济拮据,向李叔同求援。此时的李叔同基本上靠薪金度日,因此,他从每月的工资一百零五元薪水中抽出二十元,寄往日本,资助过程直到刘质平学成归国。
  李叔同生平念念不忘的是《论语》中所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为他做人为僧之警语也。
  李叔同出家后,学生丰子恺仍跟他有来往。弘一法师曾到丰家,丰子恺请法师就坐。法师把藤椅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坐下去。多次如此后,丰问何故,法师答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动,突然坐下去,要把他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弘一法师日常以“习劳、惜福、念佛、诵经”为功课,以“正衣冠、尊瞻视、寡言辞、慎行动”为座右铭。
  弘一法师在温州庆福寺闭关静修,温州道尹张宗祥前来拜望。弘一法师的师傅寂山法师拿着张的名片代为求情,弘一法师垂泪道:“师父慈悲,师父慈悲,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妻子亦均抛弃,况朋友乎?乞婉言告以抱病不见客可也。”张宗祥自然只吃到了一道好不扫兴的闭门羹。
  弘一法师居青岛湛山寺,市长沈鸿烈要宴请他,他征引北宋惟正禅师的偈句婉言谢绝:“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仗又思惟。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
  弘一法师深恐堕入名闻利养的陷阱,他律己极严,从不轻易接受善男信女的礼拜供养,以免自己变成个“应酬的和尚”,因此每到一处,必定先立三约:一、不为人师;二、不开欢迎会;三、不登报吹嘘。
  夏丏尊这样描绘弘一法师:

  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小旅馆好,统舱好,挂褡好,粉破的席子好,破旧的手巾好,白菜好,莱菔(萝卜)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
  弘一法师言出必行,抗日战争爆发后,别人劝他离开青岛,他因答应别人,故信守诺言要等到中秋节后。而后随着战事发展,上海正是炮火连天,炸弹如雨,相比之下,青岛还算平静,夏丏尊写信给弘一法师,劝他暂住青岛。然而,大师是说到做到的决心依计划离开青岛。上海大场陷落的前几天,开明书店接到了弘一大师从新北门旅社打来的电话。当时夏丏尊没有在书店里,电话是经理章锡琛先生接的。章锡琛接到电话后,立即去看望弘一大师。夏丏尊赶到的时候已是夜间,由于大师已向章锡琛问过有关他的情况,所以见面时大师并没有问什么。几年不见了,彼此都已觉得老了。大师见丏尊的脸上有愁苦的神情,就笑着劝慰他说:“世间一切,本来都是假的,不可认真。前回我不是替你写过一幅金刚经的四偈了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现在正可觉悟这真理了。”

  弘一大师计划在上海停留三天,然后再回厦门去。第三天,夏丏尊又去看望他。大师住的旅馆,正靠近外滩,日本人的飞机就在附近狂轰滥炸。一般人住在里面,似乎每隔几分钟就要受惊一次。可弘一大师镇定自若,只是微动着嘴唇端坐念佛。此等风光,夏丏尊简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天中午,夏丏尊与几位朋友请弘一大师到觉林蔬食馆午餐,然后又要求他到附近的照相馆去拍了一张照片。第二年春天,夏丏尊把这照片寄给丰子恺一张,附信则言:“弘一师过沪时,曾留一影,检寄一张,藉资供养(师最近通讯处:泉州承天寺)。斯影摄于大场陷落前后,当时上海四郊空爆最亟,师面上犹留笑影,然须发已较前白矣。”
  弘一法师对重病视若无事,每天照常工作,并曾对前往探病的广洽法师说:“你不要问我病好没有,你要问我有没有念佛。”

 

贴一段黄永玉先生的自述:
  到了泉州,"战地服务团"倒有一个,只是从来没说过要招考新队员。这怎么办呢?两头被吊起来了。
  住在一个朋友家里,这个朋友是刚认识的,由另一个刚认识的朋友辗转介绍给他。对门是所大庙,深不可测,说是有一两千和尚。庙里还养着一个剧团,专门演唱佛经故事的。和尚是多的,来来去去都是和尚。为什么要这么多和尚?和尚多了干什么,谁也不明白。庙里有两座石头高塔,从南安洪濑再过来十来里地,就能远远看到它们高高的影子。庙里有许多大小院子和花圃,宝殿里尽是高大涂满金箔的闭着眼睛的菩萨。一个偏僻安静的小禅堂之类的院子,冲着门是用砖砌得漂亮之极的影壁,长满了厚厚的青苔。绕过影壁,原来是满满一院子的玉兰花,象几千只灯盏那么闪亮,全长在一棵树上。多走几回,胆子就大了起来,干脆爬上树去摘了几枝,过两天又去摘了一次,刚上得树去,底下站着个顶秃了几十年的老和尚。还留着稀疏的胡子。

  “嗳!你摘花干什么呀?”
  “老子高兴,要摘就摘!”
  “你瞧,它在树上长得好好的……”
  “你已经来了两次了。”
  “是的,老子还要来第三次。”
  “你下来,小心点,听你讲话不象是泉州人。”
  口里咬着花枝,几下子就跳到地上。

  “下来了!嘿!我当然不是泉州人。”
  “到我房间里坐坐好吗?”
  一间萧疏的屋子。靠墙一张桌子,放了个笔筒,几支笔,一块砚台,桌子边上摆了一堆纸,靠墙有几个写了名字的信封。床是两张长板凳架着门板,一张草席子,床底下一双芒鞋。再也没有什么了,是个又老又穷的和尚。
  信封上写着“丰子恺”和“夏丐尊”(裴按:“丐”字应为“丏”字)的名字。
  “你认得丰子恺和夏丐尊?”
  “你知道丰子恺和夏丐尊?”老和尚反问。
  “知道,老子很佩服,课本上有他们的文章,丰子恺老子从小就喜欢——咦!你当和尚怎么认识夏丐尊和丰子恺?”

  “丰子恺以前是我的学生,夏丐尊是我的熟人……”
  “哈!你个老家伙吹牛!……说说看,丰子恺哪个时候做过你的学生?……”
  “……好久了……在浙江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出家哩!”
  那是真的了,这和尚真有两手,假装着一副普通和尚的样子。

  “你还写字送人啊!”
  “是啊!你看,写得怎么样?”和尚的口气温和之极。
  “唔!不太好!没有力量,老子喜欢有力量的字。”
  “平常你干什么呢?……还时常到寺里来摘花?”
  “老子画画!唔!还会别的,会唱歌,会打拳,会写诗,还会演戏,唱京戏,嗳!还会开枪,打豺狗、野猪、野鸡……”
  “哪里人啊?多大了?”
  “十七。湖南凤凰人……” 跟老和尚做朋友的时间很短,原来他就是弘一法师李叔同。
  “老子爸爸妈妈也知道你,‘长亭外,古道边’就是你做的。”
  “歌是外国的;词呢,是我作的。”
  “你给老子写张字吧!”
  老和尚笑了:
  “记得你说过,我写的字没有力气,你喜欢有力气的字……”
  “是的,老子喜欢有力气的字。不过现在看起来,你的字又有点好起来了。说吧!你给不给老子写吧?”
  老和尚那么安静,微微地笑着说:
  “好吧!我给你写一个条幅吧!不过,四天以内你要来取啊!记得住吗?”

  去洛阳桥朋友处玩了一个礼拜,回来的第二天,寺里孤儿院的孩子来说:
  “快走吧!那个老和尚死了!”
  进到那个小院,和尚侧身死在床上,象睡觉一样,一些和尚围在那里。
  桌上卷好的条幅,其中一卷已经写好了名字,刚要动手,一个年青的和尚制止了。

  “这是老子的,老子就是这个名字,老子跟老和尚是朋友。”
  他们居然一说就信。条幅写着这么一些字:
  “不为众生求安乐,但愿世人得离苦。一音”
  虽然不明白什么意思,倒是号啕大哭了起来。和尚呀!和尚呀!怎么不等老子回来见你一面呢?
  老和尚跟孩子谈过一些美术知识,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基罗……
日期:2009-03-27 20:01:31

  乖僻
  李叔同性格乖僻,经常虚言家世或虚写地名。1906年10月4日日本《国民新闻》有记者访李叔同的《清国人志于洋画》一文,文中记者问:“您你的双亲都在吗?”李叔同答曰:“都在。”问:“太太呢?”答曰:“没有,是一个人,26岁还是独身。”其实那时李叔同的双亲皆已故世,他也早在18岁时跟俞氏结婚。

  李叔同在俗时的学生刘质平先生在《弘一上人史略》一文中也说:“所写地名、山名、寺名、院名,有曾住者,有未曾住者,有寺名院名臆造者,有全部臆造者,均与笔名同时决定。”
  李叔同在母亲的追悼会上自弹钢琴,唱悼歌,让吊客行鞠躬礼,便曾被津门的亲友称做“李三少爷办了一件奇事”。
  李叔同在出演了《茶花女》而名闻东京后,许多人都以为这样一个一身才气的人,必定风流倜傥,不拘小节,身具名士风范。但是实际上一些真正接触过他的人,却认为李叔同的性格,实际上是有些孤僻的。
  有一次,李叔同和欧阳予倩约好了早晨八点钟见面排练剧本。但是两个人的住处距离非常远,因此欧阳予倩因为赶电车,就迟到了十分钟。到了李叔同寓所,递过名片,欧阳就在门外等着。当时李叔同已经开始练琴了。看过欧阳予倩的名片,心里颇有怪意。于是,他慢慢走到窗边,推开窗门,看到欧阳予倩正在仰头向上,焦急等待。看到李叔同,连忙喊道:“叔同,叔同,是我,欧阳予倩!”李叔同并不作答,却反问道:“欧阳兄,我们约定的是几点?”“八点啊。实在对不起!我赶电车,老远跑来的,而且现在才刚刚八点过十分呢!”李叔同探出身来,一字一句的说,“欧阳兄,我们约定的是八点,你迟到了十分钟。按照我的计划,现在还要练琴。我没有工夫了,你明天再来吧。”然后也不看欧阳予倩,关上窗门,悠扬的琴声从屋里飘了出来。欧阳予倩吃了闭门羹,心下有些恼怒,却又深知李叔同的脾性,无可奈何的叹了口气,只得悻悻而返。

  另一位当时也在东京的留学生韩亮侯也有过类似的遭遇。他眼里的李叔同,也是有些乖僻的。有一次碰巧与李叔同一起参加音乐会,却见李叔同衣着不整,褴褛破败,却在一堆光鲜明丽的贵宾中坦然安坐。因此对李叔同的盛名就有些怀疑。但是音乐会后来到李叔同的房间,却发现环壁皆书,还有一家精美的钢琴,印象才大大改观。不久韩亮侯约了一位朋友去李叔同家,也是稍稍迟到片刻,就被李叔同毫不客气地关在了门外。众人因为了解了李叔同的处世风格,也只是讪然一笑,随即释怀。
刘质平在入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不久,创作了平生第一首曲子。他把作品拿去给李叔同看,只见先生表情为之一变,他以为先生要责怪自己急于求成,正在内疚之际,忽听李叔同道:“今晚8时35分到音乐教室来,有话要讲。”正值严冬,这天恰好又碰上狂风大雪。刘质平还是准时赴约了。当他走到教室跟前,发现雪地上已经有了脚印,但左右一打量,教室里漆黑一团,四周亦空无一人。于是刘质平就在廊前冒着风雪静静等候;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忽然,教室里的电灯通明,接着又走出一个人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老师李叔同。此时的李叔同,显得非常满意的样子,他说刘质平已经是准时赴约且又在廊前冒着风雪等候十余分钟,要他可以回去了。原来,这是李叔同在考验学生是否守时。此后,刘质平果真成了李叔同的得意弟子,在音乐事业上颇有成就。

  后来李叔同出家后谈到这段经历,曾经说:“弟子在家时,实是一个书呆子,未尝用意于世故人情。”
  还有一次是在李叔同和日本女子福基婚后,岳母过来探访女儿,临走时发现天正下雨,于是就向李叔同借一把伞回家。但是李叔同无论如何也不同意,还义正词严的说,“岳母大人,当初你答应把女儿许配给我的时候,我可没有答应将来下雨借给你伞。”搞得岳母哭笑不得,最后还是淋雨回家。
  但是随着岁月的磨砺,风流潇洒的纨绔子弟的不羁习气渐渐淡薄下去,李叔同那种狷介如同白鹤的真实性格开始凸显。他一生行事极其认真,而且律己甚严,由此也延伸到平时的与人交往上。况且李叔同不苟言笑,举止凝重恭严,常人看来,总是有些孤僻和怪异的。

 


杂谈 2013-11-28 21:5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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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2015/2/23 上午 08:59:48 | 暫無
永远怀念弘一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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