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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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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伦理学是一门以政治道德为研究对象的应用伦理学学科，是政治学和伦理学相互交叉渗透的产物，主要研究政治领域中各种道德现象的产生、本质、作用以及演变发展的规律，研究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和各种政治行为的道德价值与道德评价，内容涉及到政治道德的基本理论、道德与政治行为、德治与法治、权利与义务、政治道德规范、政府道德或国家道德、国际政治道德以及政治道德的评价、选择与教育、修养问题。政治伦理学拥有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源，西方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到近代洛克的《政府论》，直至现代罗尔斯的《正义论》，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国自先秦时代儒家的德治仁政、法家的法治、道家的无为而治、墨家的兼爱政治，到唐代吴兢编撰的《贞观政要》，再到近代胡礼垣、何启合着的《新政真诠》，刘师培《无政府主义平等观》，直到毛泽东、邓小平关于政治道德的论述，可谓源远流长。但是，作为一门独立化、系统化的伦理科学，政治伦理学则是20世纪晚期的产物。1952年，劳斯编的《政治伦理学与投票人》一书论及有关院外活动集团、压力集团、税收、立法者和投票者等方面的政治道德问题，可视为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伦理学的奠基之作。1964年理奇特出版的《道德政治学》一书标志着政治伦理学的诞生。此后，穆霍帕德希出版了《臣民伦理学》，雷甘出版了《政治中的道德尺度》等，将西方政治伦理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目前，西方国家的政治伦理学正在逐步发展并趋于完善。我国的政治伦理学萌芽于改革开放之初，形成于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的80年代中后期，在90年代以后得到迅速的发展，探讨了政治伦理和政治道德的诸多问题，而今已形成鲜明的特点和优势，展示出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和趋势。
一、我国政治伦理学的发展历程
我国政治伦理思想源远流长，但政治伦理学的研究起步较晚。虽然建国以后特别注意用政治的手段来推进道德建设，但对政治道德的研究却十分缺乏。政治伦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适应干部队伍“四化”及其建设的需要，同时也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的要求相适应，我国伦理学界开始了对政治与道德关系和对新形势下领导干部职业道德予以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对政治道德的研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道德问题和行政伦理、公务员道德、政府道德等进行研究，发表了不少论文，也出版了一些着作，使政治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在中华大地上传播发展开来。
我国新时期对政治伦理学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萌芽阶段、形成阶段和发展阶段。1979年至1985年为萌芽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法律与道德、政治与道德关系的研究方面，通过这种研究为政治道德和政治伦理学的研究提供了基础。1979年沙英在《光明日报》3月22日发表的《法制与道德》一文可谓新时期最早探讨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文章。同时，余先予在《江汉论坛》第四期发表的《社会主义法制与共产主义道德》一文在新时期比较全面地探讨了社会主义法制和共产主义道德的辨证关系，对二者的相互专用和相互补充作了较好的论证。此外，赵喜明的《法制与道德教育》，许启贤的《谈法制与道德》，舒炳麟的《道德教育和法制建设》等文也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作出了自己的探讨，有些还非常有见地。1981年后，讨论道德与政治关系的文章陆续问世，进一步深化了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讨论，同时也提升了道德与法律关系讨论的层次。1982年出版的《道德与道德教育》一书收录了李奇的《政治与道德》一文，该文系作者参加第一次全国伦理学学术讨论会的会议论文，从道德的特殊性角度探讨了道德与政治的关系，并对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1983年周原冰写了《论政治和道德的关系》和《再论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对如何正确认识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的基本观点是强调政治对道德的支配作用和道德对政治的制约作用，主张道德应为政治服务，政治也应为道德建设提供保证和支持。与此同时，研究领导干部职业道德的文章在1983年以后也开始出现，并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1986年至1992年为政治伦理学的形成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和干部“四化”建设被提上议事日程，伦理学界开始系统地研究政治道德问题，并出版丁多部干部道德概论和政治伦理学的着作。论及干部道德的着作有李权时、萧秀清编着的《干部道德概论》（工人出版社1986年版），梁宗常主编的《干部道德概论》（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裴烽等主编的《党政干部职业道德概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王春峰等着的《干部道德理论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版），杨华生、梁旭光合着的《社会主义干部职业道德》（山东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齐平、谢洪恩主编的《干部道德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温克勤等主编的《干部道德教程》等等。这些着作对干部道德的定义、本质和特征，干部道德的主要内容，干部道德的教育、评价、选择与修养，社会主义现阶段干部道德建设的紧迫性、必要性和长期性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刻而全面的论述，为政治伦理学的形成作了一定的理论准备。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政治伦理学研究政治道德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即是对干部道德的研究，因此研究社会主义的干部道德即是研究社会主义的政治伦理学。当然，社会主义的干部道德研究总体上看还处在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学的研究水平，同作为应用伦理学的政治伦理学还有一定的区别。政治伦理学除了要研究作为政治主体的干部道德外，更要研究作为客体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道德，研究公民的政治道德素质和培养，研究行政道德、司法道德和立法道德，研究国际政治关系道德和政治制度道德等问题。可喜的是，随着我国干部道德研究的深入推进，政治伦理学的研究被提上议事日程，1988-1989年，我国先后推出了多本政治伦理学的着作，一本是由杨丙安、唐能赋、李光耀合着的《政治伦理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该书可谓我国政治伦理学形成时期的代表作，全面深刻论述了政治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政治伦理学的基础理论、原则规范和行为实践，同时也对政治伦理学的历史发展作了一定的揭示，建构了一个政治伦理学的学科体系。胡原等主编的《行政道德学》（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是我国专门论及行政道德的功能、作用，行政道德的主要内容和行政道德实践的学术专着。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作为广义政治伦理学主要内容的司法伦理也得到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出版了二本颇有影响的司法伦理学着作，一本是史唤章主编的《司法伦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本是危周华、苏梅凤主编的《司法伦理学简明教程》（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二书均对司法伦理的性质、结构、特征和作用，社会主义司法伦理的主要原则规范和范畴，社会主义司法伦理的教育、修养和评价等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论述，可谓我国司法伦理学的创始之作。这一时期，公务员道德素质培训和廉政建设等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出版了一批关于公务员道德素质培训和廉政建设的着作或教材。
1992年以后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的政治道德建设面临着许多新的任务和挑战。如何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一个公正、廉洁、高效、务实的政府，推动我国政治体制包括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有效地惩处腐败，倡导廉政，转变政府职能和政府作风，以更好地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等问题成为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的重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构成政治伦理学发展阶段的鲜明特点和主要内容。在九十年代我国政治伦理学的研究中，始终把目光集注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道德建设，注重从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等方面探讨政治道德建设的新路径，强化建设社会主义的法制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将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充满着对世界政治伦理学优秀成果的吸收。在这一阶段，政治制度伦理和法伦理受到广泛关注，人们发表了不少有关政治制度伦理和法伦理的研究论文，对行政伦理和公务员道德建设也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认识突破。1998年孟晓主编的《政治伦理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建构了一个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伦理学新框架，成为政治伦理学发展时期的代表作。此后，吴灿新主编的《政治伦理学新论》和王伟主笔的《行政伦理概述》等相继出版，深化了我国政治伦理学的研究层次和水平。在这一阶段，法伦理学的研究也正由粗疏走向成熟，先后出版了《律师伦理学》、《公安伦理学》、《司法伦理学》和《法律的道德基础》等着作，推动了我国的政治伦理学研究。
进入新的世纪，适逢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之际，政治伦理学获得了空前良好的发展环境。目前，我国政治伦理学的研究正在日趋形成自己的特色，理论体系也不断完善，呈现出蓬勃的发展前景。
二、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伦理学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面临着许多敏感而棘手的问题，但还是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政治制度改革和政治道德的建设。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的内容非常广泛，就其引起了高度关注和社会影响而言，研究的内容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关于政治伦理的历史考察
在东西政治制度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有人提出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特点就是以道德感化取代政治运作。换言之，中国古代的政治是不同于法理型政治的伦理型的政治——政治伦理化以及伦理政治化，也有的学者将之称为政治道德化和道德政治化。有的学者甚至从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角度把伦理政治看成是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形式、是中国伦理实体的设计原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也是中国特色的文化原理与文化机制。
至于政治伦理的起源，有学者分析认为，我国政治的伦理化或政治的道德化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认识根源：在古代，由于时代和知识的局限，人们不能对国家的权力基础和来源以及国家的本质作出正确的解释，君权天授或君权神授的观点长期统治着人们的思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文化的提高、民智的开发，上天和神鬼的威摄力量越来越弱，于是统治阶级才借助于道德，把上天和神鬼变成道德的化身，从而造就了一种政治道德化的氛围。有的学者则认为，我国政治的伦理化或政治的道德化与我国传统政治的特点是分不开的：第一，传统政治植根于宗法血缘的土壤之中，以亲情内外相推构成了社会政治结构的伦理框架；第二，一切政治理论构想，都一无例外地带有道德人主宰的特性；第三，政治制度的选择者和贯彻者都渗透着伦理化的意识；第四，整个封建时代原中国政治机器的运转都是靠道德润滑的。具体到伦理化政治思想的提出和伦理化政治制度的建立，他们认为，我国的政治伦理发端于西周统治者总结夏与商灭亡的经验教训——西周统治者认为夏、商都是因为残暴的统治而亡国的，于是产生了以德化民、以德治国的政治思想。当时政治伦理的表现形式是天命与道德的结合。有的学者则提出，我国的政治伦理起源于西周的祖先崇拜：在宗法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对中国古代政治及其思想影响深远的君臣政治伦理，君臣政治伦理是政治伦理在我国的最初的表现。就政治伦理思想而言，人们大多认为，在中国系统的政治伦理思想的提出始于孔子，因而，孔子是中国政治伦理思想或文化的创始人。孔子是中国政治伦理的第一人，这一观点在学术界上被广泛接受。
（二）关于政治伦理与政治伦理学
政治伦理学是一门研究政治伦理或政治道德的应用伦理学学科，它以政治伦理或政治道德为研究对象，其使命在于以理论的形式再现政治伦理或政治道德。
关于政治与伦理的关系，有学者把政治与伦理的关系等同于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学者们一般都认为，政治与伦理或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是互动性质的。具体地说，有这样一些看法：道德始终反映一定的政治关系，为一定的政治服务，并影响和制约着政治；政治与伦理具有历史和逻辑的内在联系，政治蕴含伦理，伦理辅佐政治；政治具有伦理的意义，政治原理与伦理原理总是统一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结构和形态中，形成一种交互贯通的共生态。有学者研究了伦理与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法律之关系，指出，法律要依靠道德舆论的支持，它必须以道德为基础才能发挥其作用，法的尊严才能得到保障。如果离开了道德，人们就只知法的可怕，而不知犯法的可耻，法的效力就会大打折扣，而且法也会因此而失去其广大的群众基础；同时，道德的效力也同样需要法律的保障。政治与道德也有相区别之处：政治涉及的阶级之间、阶级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其核心是政权。而道德则主要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人们修养问题。
关于政治伦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多数学者都是从政治的伦理含义这一角度来探究政治伦理的。有的学者认为，政治伦理或政治道德是人们在政治领域从事政治活动时所应遵循的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它是基于一定的政治理想和维护一定的政治秩序的需要而对人们提出的道义要求，用以规范、调节人们的政治行为，调节人们之间及阶级、集团之间的政治关系。它在本质上是社会政治规范的一种思想意识形态，是民族、阶级、集团的基本价值观念和道德基本原则在政治活动领域的反映，也是政治行为的内在律法。有的学者则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来界定政治伦理：政治伦理一方面是指政治家在其政治活动中的职业道德规范；另一方面则从属于政治原则的，调节人们政治关系的一般伦理准则。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政治伦理根源于社会政治关系，是一定的阶级的基本道德原则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具体应用和展开，并反过来制约社会政治关系、指导政治活动的一种重要手段。他们还认为，现代意义的政治伦理主要体现在政治意识、政治行为、政治气魄和政治风度等几个方面。有的学者则仅从政治的内容方面来说明政治伦理：一种观点认为，政治伦理的内涵或原理主要包括：天下一家的理念、修己安人格局、人情主义的原理以及个体与群体相融摄的共生态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政治伦理的内涵主要体现在政治意识、政治行为、政治气魄及政治风度等几个方面。很显然，人们对政治伦理的研究还不曾涉及到关于政治制度伦理意义方面，而这应当是政治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不能不说是当前政治伦理研究的一大缺陷。
政治伦理学研究的对象。虽然，人们至今尚没有关于政治伦理学确切的界定，但还是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涉及到了政治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政治伦理学主要研究人的道德活动和政治活动对塑造人的道德品格方面的作用，也就是研究政治发展的道德意义。具体而言，包括理想人格与现实政治结构的矛盾以及政治结构与道德人格的互动关系两个方面。后者又包括政治发展对道德生活的影响和现实道德人格对政治结构的作用两个方面。也有的学者认为，政治伦理主要研究政治人在其政治职业活动中的职业道德规范和从属于政治原则的调节人们政治关系的一般伦理准则。
（三）关于政治伦理学的基本范畴、基本规范和基本原则
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政治道德基本原则的认识一直是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学的核心内容。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即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政治道德的核心原则。为人民服务要求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作人员把自己视为人民的公仆，驱除当官做老爷的传统消极观念的影响，自觉地把自己融入到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去，以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行为对错的标准，努力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为扞卫、维护和促进人民的利益作出贡献，付出代价，甚至牺牲生命。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的理论后，一些研究政治伦理学的学者认为，“三个代表”就是社会主义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此外，还有一些论者将政治伦理的准则概括为“平等的准则”、“公正的准则”、“民主的准则”和“为人民服务”的准则。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伦理规范，大家认为主要有尽职尽责、廉洁奉公、办事公道、务实高效等。也有人将社会主义政治道德的主要规范概括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依法办事，公正无私”，“敬业尽职，忠诚积极”，“实事求是，力戒浮夸”，“顾全大局，团结协作”，“廉洁清正，艰苦奋斗”，“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遵纪守法，率先垂范”等规范。
政治伦理的基本范畴是政治道德关系的必然要求和反映，并为政治伦理的基本原则和规范服务，主要包括正义、公平、民主、廉洁、务实、勤政、高效、任贤等。正义是政治道德的重要范畴，包括正义原则、正义感和正义行为三个层次，正义原则是对正义行为的理论抽象，是一种理性的东西，它对正义行为起着统帅、支配和引导的作用。正义感是在正义原则的激励、诱导下的情感反映，是一种情感的东西，义愤是正义感的初级表现形式。正义行为是正义原则的外在化和对象化，是一种客观的、感性的物质活动。只有通过正义行为，正义原则才能得到贯彻和维护，正义感才能得到表现。正义公平性、公正性和相对性、继承陛等属性。正义是政治道德的首要范畴，保障正义是国家和政府的义务和首要职责。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平衡器”，是社会成员行为的“校正器”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推进器”。公平与正义密切相关，它既是调节各种社会政治关系的准则，又是社会成员追求的核心价值目标，在政治道德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公平含有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关系，要求人们履行应尽的道德义务与享受应得的道德权利，二者对等相称。同时，公平还包含着社会关系的和谐和人类生活的优良与幸福。公平的实现是一个动态的、相对的发展过程。政治伦理所讨论的公平并不是一种绝对的静止的和平均主义的公平，而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和允许合理差别的公平。它要求机会均等和权利义务的对等，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民主是政治伦理的一个重要范畴，政治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形态，其次是以法制为保障的政治原则和程序，同时还是一种道德的品质和行为。廉洁是政治伦理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也是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具备的从政道德品质。廉洁即清廉、洁白之意，廉为不受贿赂，不接受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洁即不贪不图，不沾不污。廉洁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在政治活动中做到洁身自爱，不贪图别人的财货，不以权谋私，不化公为私。此外，务实、勤政、任贤等也是政治伦理的重要范畴。
（四）政治伦理建设的机制和对策
政治伦理建设就是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工作，使政治道德的主体自觉按照政治道德的原则规范去行为，创造性地解决现实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伦理道德问题、改善政治伦理状况。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建设，必须依托于制度化建设和特有的机制。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建设的机制是政治道德建设各个构成要素、组成部分的结构合理与配置相宜，是各个构成要素、组成部分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连接方式和运作方式，包含管理机制、激励机制、教育机制和保障机制。
加强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建设首先应当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力度，包括加强和改善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和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其次应当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改革用人体制、政治决策体制和政治管理体制，再次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把党风廉政建设与从政者职业道德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最后是强化公务员素质培养和公务员道德教育，培养造就社会主义“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即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政治伦理学还研究了法治与德治、政治制度道德、政治行为道德、政治道德评价与教育诸问题，并在上述问题的探讨方面均取得了相当的理论成果。如今，我国政治伦理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在推进我国政府职能的转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政治伦理学又有了新的发展，人们在学习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论述时，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和着作，并在法学伦理学、制度伦理学和行政伦理学底能够领域取得了一批标志性成果。
三、新世纪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展望
新的世纪随着民主政治建设的加快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政治伦理学将得到新的发展和完善，并成为伦理学研究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其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首先，政治伦理学理论体系将得以确立，科学化得以升华。与经济伦理学发展的状况和取得的成就相比，政治伦理学还是一门“幼稚的伦理学”。主要表现为科学形象尚未得以确立，科学性还不强。为了建树自己的科学形象，政治伦理学必须彻底摆脱左的和右的思想的干扰，破除姓“社”姓“资”的困扰，真正以科学精神对待一切政治伦理思想和政治伦理理论，实事求是地从各个时代、各种学派的政治伦理思想中吸取符合政治伦理现象和发展规律的认识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伦理学理论。同时，将在总结以往认识成果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建构起能够表明政治伦理学独立地位和理论优势的科学范畴体系。
其次，政治伦理学的现代化进程将会加快发展。政治伦理学现代化意味着它的理论必将最终摆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计划经济体制、非民主政治结构以及传统政治文化的束缚和限制，以现代化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理性文化为参照，反观、审视和检验既有的政治伦理观点和理论，实现政治伦理学的理论更新和变革。
再次，政治伦理学的发展将呈现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双向发展趋势。伴随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与其相适应的市场规则与市场组织也在全球化，由此，表述上述关系的政治伦理制度和法律规范也必然全球化。同时，全球化并不排斥本土化和民族化。中国要对政治伦理的全球化有所贡献，必须深入发掘本国政治伦理思想和制度的丰厚资源，以做创造性的转化，真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政治伦理学学科。
新世纪我国政治伦理学的研究除继续保持原有的发展势头外，还会出现一些富有特色和发展前景的新兴学科或研究方向。
（一）制度伦理学研究有望取得重大突破
伦理道德与政治制度是人类实现有序生活的两个重要方面。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制度之所以能够发挥长期的充分的和稳定的功能和作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成功地实现了伦理道德的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制度的伦理道德化。虽然这种制度伦理和伦理制度在后来产生了严重的偏弊，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将伦理道德与政治制度完全分割开来的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道德建设所面临的严峻课题和形势，又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失去政治制度支持的伦理道德的乏力和无助，以及离开了伦理道德制约和指导的政治制度的弊端和不合理性。凡此种种，都在新的时代和形势下提出了研究制度伦理学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问题，使制度伦理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发展开来。
制度伦理学是关于制度的道德性和制度伦理研究的伦理学，亦称体制伦理学。制度伦理学以制度伦理为自身的研究对象。所谓制度伦理即是人类道德生活中各种人伦关系与道德活动方式的稳定形式及规定规则，是与政治法律制度并存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强制性的道德法典。制度伦理包含了把一定伦理原则规范制度化和把一定社会制度伦理化两个方面。制度伦理化是人们从既定制度的本质规定和运作框架中引出道德价值和道德规范，或者把伦理道德作为一个尺度和标准，对一定制度作道德评价，因此制度伦理化实质是指伦理化了的制度或制度的合伦理性、合道德性。伦理制度化是指人们把一定社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规定为制度，用具有相当法律效力的制度来推行伦理道德。制度伦理大体可分为根本制度伦理、体制制度伦理和具体制度伦理三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层次。根本制度伦理鲜明地体现出制度蕴涵的道德价值理想追求即制度的应然特性，体制制度伦理兼具应然与实然两重因素，而具体制度伦理则大量地表现为实然方面的因素。制度伦理形成和作用的基础主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制度与伦理同构的价值基础，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管理活动是制度与伦理相互连接的价值中介，社会的道德建设是制度与伦理相互转化的价值媒体或桥梁。
制度伦理思想早在古希腊和中国先秦时代即已萌芽，但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则是20世纪的事情。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乌托邦》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制度伦理学的形成。中国伦理学界开展对制度伦理学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仍在探讨和发展中。新的世纪，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和道德建设的整体推进，必然要求制度伦理学做出回应和解答。新世纪的制度伦理学将着力探讨政治体制改革的道德基础和道德价值目标，政府工作程序和运行机制的道德要求，各级公务员的政治道德素质及其政治道德修养，政府在整个社会道德建设中的地位、性质、任务和作用，以及如何将伦理道德建设纳入国家制度建设轨道使其均衡持续发展等问题。相信随着人们对这些问题理论认识的深化和实践探讨的进步，一定会使我们社会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都能有一翻新的气象和景色，为社会的制度文明和道德文明建设增添新的内容和财富。
（二）法伦理学研究将跃上新的台阶和发展水平
江泽民在2001年初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他还认为，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德治与法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所以，我们要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重申了这一精神。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是公民道德建设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要按照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要求，把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些重要的论述，将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合整观，不仅是日益成熟的共产党人治国经验的总结和升华，而且也为法伦理学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法伦理学是法学和伦理学相结合的一门边缘学科和综合性学科，是以法伦理或法道德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以解决法和道德的关系问题为中心，研究在整个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护法过程中所包含和涉及的各种伦理关系和道德问题，揭示其本质和规律性，从而为法律的创制和实施过程提供价值评价的依据和标准。
法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中外法学发展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在西方法学史上它又表现为法和正义、理性及人性的关系问题，并以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为分水岭，演化形成了不同的法学流派。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礼法、德刑之争也构成了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基本内容，以至形成了礼治、德治和法治之间的长期争论。西方资产阶级法学中既有持法律与道德分离的，也有主张法律与道德融合为一的，还有主张将其统一起来的。但总体上是以强调分离为主的，在实践上始终消除不了资产阶级“法治国”的根本弊端，即伴随着资本主义法制和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却是精神文明的畸形发展，犯罪的频繁和道德的沦落。中国古代的德法之争以及礼治、德治同法治之争虽然纵贯整个发展历程，但因儒家学说被统治者所推崇，在法制史中所形成的则是德主刑辅的传统，给社会的发展也造成了严重的弊病和后遗症。中西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认识和实践上的误差，启迪人们必须正确认识和解决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将其辩证地统一起来，各扬其长而相促，各避其短而互补，真正实现在治国方略上法治与德教相结合，在社会发展战略上使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同步发展。这就需要加强法律与道德相互关系的研究，而法伦理则是法律与道德二者的联结点和结合部。加强法伦理的研究要求把法学和伦理学统一起来，从而必将形成—门新兴学科——法伦理学。
法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和内容即是道德立法和道德法律化。道德立法是指国家的立法部门将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为社会所必须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上升为具有国家意志性并以国家强制力保正实施的法律。其目的是促使社会成员更好地遵循道德原则和规范，以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道德立法的内容包括爱情、婚姻、家庭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和要求，职业生活领域中的道德规范和要求，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中的道德规范和要求，要使这三大领域中的基本的道德规范和要求上升为国家意志，具有法律的效力，以此确保道德建设的健康发展。道德法律化和道德立法本质上差不多，但道德法律化所包含的内容比道德立法更广泛，它不仅涉及到道德立法方面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到道德司法和道德守法等方面的问题。道德法律化是新世纪强化道德软约束的有效手段，有助于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促使个体善向群体善的转化，有助于强化新道德、批判旧道德，也有助于促进主体内在道德的对象化。从道德法律化入手，将抽象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的行为规范，是主体内在道德对象化的表现和实现。这种意义上的道德法律化避免了一般意义上不与法律相结合的道德教育的抽象性与空洞性，有助于清除道德主体在各种条件下因各种原因对伦理道德作各自随意的理解和处置，有助于减少道德实践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
（三）反腐倡廉伦理学研究将获得重大发展
当代世界范围内的反腐倡廉运动必然要求伦理学做出反映。事实上，反腐倡廉运动即是一场深刻的政治道德化和道德政治化运动，具有丰富而深厚的伦理道德意蕴。随着人们对反腐倡廉伦理道德问题研究的深化，必将形成一门专门研究反腐倡廉问题的伦理学。反腐倡廉是指反对腐败、倡导廉洁和廉政的举措及其运动。反对腐败和倡导廉洁与廉政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反对腐败必然要求倡导廉洁、推行廉政。当前我国腐败现象呈日趋蔓延之态势，表现在腐败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大案要案持续增长，顶风作案和案件复发性增强，“窝案”、“串案”现象突出，腐败现象向政治、文化、学术及其他领域延伸，并向群体化、公开化、法人化和合法化的方向发展，严重威胁和危及着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党的十五大把反对腐败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的高度予以认识，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加大了反腐倡廉的力度。反对腐败，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障，监督是关键。同时，反对腐败应重视教育，加大反腐倡廉的宣传教育，加强法制和政德或领导干部道德的宣传教育，提高政府官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反对腐败应大力推行依法治国，增进政务透明度，实现政治系统合理的新陈代谢，以法律和制度遏制腐败，尽快实现由人治体制向法治体制的根本转变。反对腐败也需要强化监督，把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人大监督与群众监督、司法监督与新闻监督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反腐倡廉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必须常抓不懈，才能够真正收到实效，也才能真正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如果说反腐或反对腐败主要应该动用法律的力量和手段，那么倡廉或倡导廉政则主要是一项道德建设的工程。廉政即廉洁的政府与廉洁的政治，要求政治体制清正廉明，政府官员廉洁奉公，不贪污盗窃，索贿受贿，不奢侈浪费，大吃大喝。廉政是相对于污浊的政治或乱政、败政而言的，强调政治应当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政府官员应当洁身自好，清正无私。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理应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使国家权力和各级政府的权力更好地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然而，在我国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及其他方面的原因，我国党政机关某些干部身上滋生了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声誉，妨碍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因此，加强廉政建设，对党政机关的干部进行清正廉明的官德或领导干部道德的教育，并从体制上建立高效廉洁的政治运行机制和管理机制，无疑是一件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
反腐倡廉伦理学在倡导廉洁、廉政的同时必然要求加强公务员道德建设。公务员道德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据政治伦理和行政道德及其法律法规等准则性文件所形成的旨在调整从业人员行为和利益关系的道德要求和道德规范的总称，是政治伦理和行政道德的主要担纲者或践履者，可分为领导干部道德、秘书办事员道德和相关工作人员道德等类型。公务员的身份和职业决定了他们工作和行为的为社会广大公众服务的性质，他们从事的是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和调节社会公众利益关系以使其符合社会公共秩序的要求。公务员职业和工作蕴涵了丰富而深刻的伦理道德目标和要求，公务员道德的本质是社会政治道德和公共道德的集中体现和反映，表征出社会政治道德和公共道德的风貌和水平。虽然公务员和公务员道德的概念是现代法制文明的产物，但其思想渊源可追随到遥远的古代。公务员道德是古代官德和政德在现代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不同的是它将道德要求和道德规范以比较明确的行为准则和制度化法制化的章程等形式表现出来，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等密切相关。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理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到清正廉明，公忠体国，办事公道，讲求效率，方便群众，决不能以权谋私，以位谋私或以职谋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务员道德体系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建设与发展，对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具有高效、勤政、廉洁的政府，具有十中南大学学报：社科版长沙551～558B8伦理学王泽应20052005我国政治伦理学萌芽于改革开放之初，形成于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的80年代中后期，在90年代以后得到迅速的发展。探讨的主要内容包括对政治伦理和政治道德的界说，关于政治伦理学的基本原则、规范和范畴的论述，政治伦理建设机制和对策的研究等。其发展趋势表现在理论体系将得以确立，现代化进程将会加快发展，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双向发展日趋明朗，研究的热点主要有制度伦理学、法伦理学和反腐倡廉伦理学等。政治伦理学/中国/回顾与展望《道教在巴蜀初探（上）》载《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5期。赵声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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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字冢繁体
＠②原字山下加豆右加页繁体
＠③原字般下加木 WANG Zhong-wu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Shandong,China王泽应，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 长沙 410081） 作者：中南大学学报：社科版长沙551～558B8伦理学王泽应20052005我国政治伦理学萌芽于改革开放之初，形成于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的80年代中后期，在90年代以后得到迅速的发展。探讨的主要内容包括对政治伦理和政治道德的界说，关于政治伦理学的基本原则、规范和范畴的论述，政治伦理建设机制和对策的研究等。其发展趋势表现在理论体系将得以确立，现代化进程将会加快发展，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双向发展日趋明朗，研究的热点主要有制度伦理学、法伦理学和反腐倡廉伦理学等。政治伦理学/中国/回顾与展望《道教在巴蜀初探（上）》载《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5期。赵声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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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原字山下加豆右加页繁体
＠③原字般下加木
网载 2013-09-10 21:5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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