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陳光甫洞觀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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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奇才陈光甫先生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民国时期最大的民营银行。其人在国内外的声望，也令他成为国共两党竭力争取的对象。
陈先生与当时及现今一般民营企业家不同，恪守“敬远官僚，亲交商人”的处世哲学，对权力若即若离，也不服从乱命。1927年北伐军攻占武汉，曾命令武汉银行界停兑现金，他为了维护银行信用，拒不执行。陈痛感北洋军阀腐败，又反对共产革命，仍选择了支持蒋介石，曾积极为之筹措军饷。蒋介石几次请他做官，却都被推辞了。
遇到关系国家民族利益的大事，陈光甫仍以大局为重。1935年国民党推行币制改革，恰逢国际市场白银价格猛跌。他应孔祥熙之请赴美，与美财长摩根韬谈判，签订“中美白银协定”，稳定了国内金融。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急需贷款购买军火，他于1938年接受蒋介石的使命再度赴美，与摩根韬谈成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解了燃眉之急。
1947年4月，陈光甫在蒋介石坚邀下出任新的国民政府委员。当时国一共一内战已经爆发，部分在野党派参加了国民党召集的“国民大会”，通过《中一华一民一国宪一法》，宣布结束“训政”，实行“宪政”。陈光甫和上海经济界都认为，“要解决当前紧急的经济问题，先得停止内战”，他抱着一线希望参加了政府。
陈光甫在日记中憧憬：“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中国“几千年来没有宪法这一回事，一向是以兵力争天下”，国民党执政20年，也是如此。如今提前实施宪政，原因有二：一是执政表现差;二是“受世界潮流所逼迫而不得不作还政于民的表现”。但又担心民主选举制度被滥用。
陈光甫三句话不离本行，调侃道：“政府比如银行，大股东一向是国民党，而蒋主席是董事长。银行闹恐慌，大股东急了，去找些人来帮忙，一面给他一个董事或监察人的名义，一面送一二十股的股票给他，算是参加的代价。”他分析：“既然有新股东参加，就少不得有新股东说话的权利”，“今天所成立的联合政府将减少国民党独裁的程度。”
1948年战局大变，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后，香港125位民主人士在一封公开信中说：“一年以前，都市里许多不关心政治的上层人物，表示并不反对国民党打共产党，但希望早一点打完共产党，快点给他们和平。现在呢，他们改变了，他们希望共一产一党早点打完国民党，快点给他们和平。”陈光甫也在日记中抱怨：“全国人民莫不要和，今日要打惟南京耳，此为吾在各地观察之结果。”(同上，1948年11月23日)
陈光甫判断出中共将胜，担心“一边倒”。1948年12月他抵达香港后，读到英文报纸上刊载的宣言，说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允许私人经营事业云云。陈已准备长住香港，此刻又觉似可不必：“一来搬家费事，二来共党政策不扰动做生意的人，不反对中外私人事业，不仿照俄国铁幕政策，我住上海，与香港有何不同?”(同上，1948年12月5日)他开始注意搜集中共政策，尤重经济政策。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引退”后，沪上各界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前往北平和谈，代总统李宗仁邀请陈光甫参加，被其婉拒。中共方面也期待他去北平，不断释放善意。毛一泽一东托人送来“毛选”一套，陈回赠以清人书法册页。老友章士钊、黄炎培、李济深等连绵劝归。1950年4月，中国银行在北京召开董监事会议，邀请董事陈光甫、宋汉章、张嘉璈、李铭、钱新之等出席，他们商之于杜月笙后，委托专人与会。此举引致国民党的紧张，加大了对去港经济界人士的压力。出于种种顾虑，陈一直称病观望拖延。
1950年6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总经理资耀华推动下，率先导入公私合营机制。陈光甫仍为董事长，但逐渐失去对银行的控制。他暗中抽走部分大陆资金，于1951年元旦在香港重新注册“上海商业银行有限公司”。1952年“五反”运动爆发，银行业即将全行业公私合营。陈要求资耀华去香港汇报，资未答复，旋即被隔离审查。随着经济政策的激变，他担心的苏俄魅影终于降临，20世纪中国民营银行的历史就此在大陆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