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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书屋》2005年第十期

   在绍兴看到大禹的陵墓，始而是奇怪：中原的大酋长何以会葬在东越的海滨？继而是信服：他经历了多少艰辛，才终于探索到这块东亚大陆上最低洼的地区！——无论多大的洪水，只要疏导得法，都会从这里入海——想必是夙愿已偿，一头栽倒在地上，便再也没有爬起来。老子说“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万物之牝”，意思是“下流（游）”是财富和机会会集之处，所以，“大者宜为下”。于是，在富庶的吴越的大地上也一度出现了渑池之会上被推为霸主的吴王夫差这流人物。然而，在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农耕文明的漫长历史决定了中原才是“群雄逐鹿”决胜的战场，吴国的称霸只能是昙花一现——它来得太远了。但正因为偏远，如果不觊觎最高的王权，吴越一隅的偏安却是比较易于实现的。在这里，撇开综合国力的比较，地缘政治的因素不容忽视，偏安，偏安，“偏”是前提，“安”是结果，只有“偏”，而后能“安”。

一

    吴越（江南大地）的偏安，始于三世纪初的孙权，这一过程，除了西晋短暂的统一（三十多年），一直持续到六世纪末杨坚灭陈，将近四百年之久。其间，这些偏安政权的领土大小有些变化，但其政治和经济中心都在吴越地区，为了权力向四周辐射的方便，统治者选择地接吴楚的南京作为都城。到了唐末，藩镇割据的政治格局带来了吴越地区的分裂：土匪起家的杨行密占据扬州，被朝廷任命为淮南节度使，势力扩大到整个苏北、皖南、赣东、赣南地区，而浙西、浙东两观察使的地盘则落在盐贩出身的钱镠的手中。杨行密的政权后来被徐温取代，成就了徐温养子徐知诰（李昪）南唐的基业，钱镠则建立了吴越国，于是，大吴越地区两大偏安政权并立。吴越国的建立，使杭州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地位日益凸显，奠定了日后杭州作为一代古都的精神和物质基础。

    钱镠这个人是很有些传奇色彩的，由于他小名叫钱婆留，浙江民间曾经流传不少钱婆留如何发迹的故事。他本是杭州乡下一名无赖，贩卖私盐也兼营些打家劫舍的勾当，精通武艺，且骁勇过人。黄巢大军入浙，钱镠被募为乡兵，他用计设伏，率二十名劲卒，奇袭得手，“斩首数百级”，从此名动一方，声势日大。后来他又布一疑阵，竟使黄巢部队绕杭州城不敢入而径直南下。黄巢一走，他拖出来的这支人马，很快控制了整个杭州地区。唐末时，谁有多大地盘，谁就有多大的官爵，钱顺理成章地被朝廷任命为权知杭州军州事兼杭州管内都指挥使。随着他的势力和地盘的扩大，唐昭宗又授他为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两浙安抚使，并赐给检校太尉、兼中书令、上柱国、彭城郡王一系列头衔。由于有这重“知遇之恩”，朱温篡唐，钱镠是十分不满的，但分析形势权衡利弊之后，他拒绝了部下起兵讨梁的建议。朱温当然也想笼络他，知道他喜爱玉带、宝马，便送他玉带一盒、宝马十匹，又加授他扬州大都督、淮南四面招讨使。淮南是杨行密的地盘，而杨是正面反对朱梁政权的，这个任命很明显是要挑起钱、杨两家的冲突。钱镠精明得很，礼物全收，扬州大都督、淮南招讨使的头衔可从不使用。后来，梁末帝又册封他为吴越王，吴越正式建国。

    不久，梁亡于唐，唐庄宗李存勖承认吴越建国的既成事实，并赐给钱镠玉册、金印等天子才能使用的物品。这时，西川王氏（前蜀）、扬州杨氏、南越刘氏、福建王氏都已先后称帝，这几家都极力敦劝钱镠也建帝号，送的送龙袍，送的送玉玺，钱镠一概谢绝，并笑对左右说：这几个小子自己坐在炉炭之中，不知其危，还想把我拉上去凑数。乱世能有这份明智，可算难得！这和他整个的气质修养是分不开的。比如他身居高位，却节俭一生，帐子破了都舍不得换。除夕家宴，奏乐数曲，就命令停止，说“别人听见以为我作长夜之饮”。又如他夜间睡眠极少（绰号“不睡龙”），最好与人议论史实、时政，也爱读诗赋，有时还写几句诗，画个墨竹之类。但所有文化类的活动都被他视为消遣，决不影响政事，有人曾向他转述李频的两句诗：“只将五字句，用破一生心。”他听了大不以为然，感叹道：一颗心什么地方不好用，破在诗句里，可惜啊！他的这些表现和他的出身经历很不协调，但惟其如此，才更增添了他个人的传奇色彩。

    钱镠活了八十一岁，统治吴越垂四十年，五代十国中，他创立的吴越国是蒙受战祸最轻的，这得益于他一贯执行的事大主义的政治外交路线。他临死前对儿子说：“子子孙孙要好好事奉中朝，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这就是他的政治遗嘱——不管中朝皇帝换了姓什么的，都要注意搞好关系。他的儿子钱传瓘和孙子钱弘佐、钱俶都是事大主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特别是钱俶，更是在这方面“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大国与小国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老子说：“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钱俶和中央政权的关系，正是这种“各得其所欲”原则的体现。到了赵宋时期，这一原则的体现达于极致：从吴越方面来说，事大主义路线走到头了；从赵宋方面来说，统一战线政策取得了最终的结果。于是，双方的对立完全趋于同一，和平统一终于水到渠成。

    钱接受过汉、周、宋三朝的册封，对中央，他始终把握两大原则，一是恭顺，二是大方。恭顺，就是要礼仪周到，服从命令。至于大方则无非是舍得“出血”。苏南、浙东，富甲天下，只要能换来安定，出点“血”倒也值得，最难处理的是朝廷每每向南唐用兵，总是要两地毗邻的吴越做偏师配合。钱俶当然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南唐一旦完了，自己就直接暴露在中朝的毂辇之下，其危殆不言而喻，然而，中朝之命又不可违，实在是进退维谷。后周攻淮南，吴越出了兵，但无功而返，战争以周唐划江而治告终。到赵匡胤打金陵的时候，形势就大不一样了，朝廷发来的诏书表明，这次出兵旨在彻底消灭南唐，吴越奉命出兵，则自身的独立或可再维持若干时日，如果抗命，则吴越的覆灭就在眼前。李煜写信给钱俶，说：“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但这个问题，钱俶早就想清楚了：“唇亡”固然“齿寒”，但“唇”到了不得不“亡”的时候，“齿”又何尝救得了它？而且，“今日”伐君，则“明日”、后日或还有我，“今日”不伐君，则“今日”我当与君偕亡。钱俶把李煜的来信呈交给赵匡胤，以示自己为王前驱的决心。

    吴越的五万大军从杭州出发，连克宜兴、江阴、常州等地，与宋军在润州（镇江）会师。赵匡胤并不是没有过乘胜直下杭州的念头，但吴越在配合作战中的卖力表现令他有了几分感动，怎么能够对一个心甘情愿效犬马之劳的小伙计突施杀手呢？他下了一道口谕，要钱俶到汴梁见面，领受封赏。钱俶毫不迟疑地奉诏入都，他想，李煜当初就是不想见，结果当了俘虏还得见，迟见不如早见，眼下正是论功行赏之际，总不至于马上翻脸不认人。进京朝觐的队伍很壮观，大船二十余艘，装满各色贡品，据记载，其中至少有白金三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乳香五万斤，另金玉宝器五千件、美酒数千瓶等。为了保证大型船队能顺利通行，朝廷还特地对古河道进行了大规模疏浚，而种种赏赐，虽然不及吴越供奉的丰厚，就中央方面而言，却已是史无前例的大方。特别是接待规格之高，好几次令钱俶感动得涕泗交流（当然也不排除表演的成分）。在赵匡胤对钱俶的优待诏书中，有两条是所谓“旷古少有”的恩典。一条是赐钱俶“剑履上殿，诏书不名”，这种待遇对于董卓、曹操之流，意味着向最高权力跨进的一大步，而对于统战对象的钱某，却纯粹是一种虚荣，双方心里对此都明白不过，而授予者的大度和领受者的感激却都要表现得十分到位。第二条是封钱俶夫人为王妃、王女为郡主，宰相们对此曾有异议，说异姓诸侯王妻从无封妃的典故，但赵匡胤说：“恩出自我，有何不可？”

    朝廷（宋）和地方割据政权（吴越）之间的这种关系，在历史上可说是十分少见的异数。赵匡胤死了以后，钱俶也许担心朝廷的政策会有变化，也许觉得割据已经没有意义，在赵光义（太宗）登基的第二年，他向中央交出了全部政权。这当然是事情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老子所谓的“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钱氏政权的事大主义政治路线所取得的最大成功，当然不是保证了钱俶能富贵终其一生，而是证明了它确实如吴越丞相所说的是“保族全民，唯一上策”。由于政权的和平交接，杭州在乱世里取得的十分难得的成长和繁荣，在大一统的新形势下，得以继续保持和发展，这是钱俶，或者说历史给予后人的一个有益的启示。

二

    杭州再次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是一百五十年以后的事了。开封沦陷，二帝被俘，北宋的统治在靖康之耻中结束了。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当时正在河北一带以兵马大元帅的名义组织部队，侥幸躲过了当俘虏的厄运。金兵北撤，伪皇帝张邦昌既无实力，更无人望，自愿交出政权，请哲宗的元佑皇后孟氏垂帘听政。这位孟皇后因宫廷斗争失利，曾两度被废（所以才未被金人掳去），政治经验是丰富的，她立即派人从济南把赵构接到南京（北宋的南京在河南归德），即了皇帝的大位。当时，以李纲、宗泽为代表的抵抗派，力劝赵构回都开封，可是他却和投降派大臣黄潜善、汪伯彦等伙同一气，决定迁都扬州。李纲宰相当了不过七十天就被免去，宗泽则忧愤而死。赵构朝廷的懦怯表现唤起了金人更高涨的南侵欲望，大军分三路南下，其中一路取徐州，渡淮水，直奔扬州而来。赵构朝廷只好仓皇逃往杭州。可是不到半年，女真军队又跨过长江进逼杭州。赵构放弃杭州，经绍兴、宁波跑到定海，心想再这么在陆路上跑下去，总难免要被追上，不是办法，于是把政府人员、档案及宫室、扈从等装在几只大船上，在台州到温州之间的海面游荡。女真骑兵不习海战，而且屡屡受到沿海地区民兵的袭击，最后决定大肆掳掠一番后撤军北还。撤军途中，在黄天荡被韩世忠的军队围截，受阻四十八天才得以通过。经历这番挫折，金兵从此未再渡江，赵构和他的朝廷终于在杭州安顿下来。

    杭州就这样成为南宋的京都。南宋是一个历尽屈辱的朝代，以屈辱始，以屈辱终，然而却维持了长达一百五十年的统治，而且在经济和文化方面还实现了高度的繁荣，真也可算是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正是这一奇迹成就了杭州六大古都之一的历史地位。这个史上绝无仅有的影响最大的偏安局面得以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还是要落实在“偏”而后能“安”这个命题上。建炎年间，金兀术进军江南，未能建灭宋之功，反而蒙兵败之耻，使金人深深体察到远涉江湖，征程险恶，而且战线拉得太长，后方又尚未平靖，用兵确为不易，所以虽然后来几次扬言要“问罪江表”，但究竟未敢再做过江的打算。1141年（绍兴十一年），双方停战媾和，以秦岭、淮河为界。二十年后，完颜亮野心勃勃，率六十万大军分四路南侵，赵构其时又想故伎重演逃亡海上，杭州百姓也已逃散一空，好在首战采石矶江面，金兵就被虞允文的水师击退，而此时金国发生内乱，完颜亮被叛军所杀，金人匆匆北撤。双方重新议和，依旧维持1141年时划定的边界。到1206年（宁宗开禧二年），南宋主动发起所谓“开禧北伐”，虽然以意料中的失败而告终，但在1208年议和时，边界却并无变化。金国人作为胜利者并未提出领土方面的要求，这表明金国已经无心而且无力再通过发起长距离的南征来扩大地盘并“混一天下”。在金与宋这一对矛盾中，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当金人格于自己的能力，或者说满足于自己中原上国的地位，决定与卑屈恭谨输诚纳贡的下国共存时，南宋的偏安便具备了首要的前提条件。

    （二）投降主义的政治路线始终在南宋朝廷占据着主流地位。靖康年间和建炎年间，女真的两度南侵，都是一种线状的进军，来势虽然凶猛，控制的地区却极为有限。黄河南北还满布着南宋官军和老百姓自发组织的“忠义民兵”，军心可用，民心可用，无论就军事实力、综合国力、人心向背任何一方面进行比较，南宋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可是，在赵构和他倚重的投降派分子的心目中，除了逃跑，便是议和，再无别的盘算。战争打了十几年，他们净干些亲痛仇快自毁长城的事：不仅不支持义军，而且不允许官军配合义军作战，致使华北战场上数以百万计的抗金武装，一股一股被敌人消灭掉；为了满足金人议和的条件，同时罢去岳飞、韩世忠、张俊三大帅的兵权，并设计杀害所向披靡、“大功垂成”的岳飞父子……，不胜枚举。南宋投降主义路线之所以能顺利贯彻，根子就在赵构身上，遭人唾骂的秦桧之流，虽然奸险，也不过是迎合了他政治需要的工具而已。赵构这个人，历代以来，人们对他谅解多于指责。《宋史》上说他“恭俭仁厚，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也”，对于他“偷安忍耻”的恶劣表现，只是轻描淡写地评价道：“克服旧物，有余责焉……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明代文徵明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赵构的投降主义路线是出于对自身利害权衡的结果，因为金人手里始终握着一张王牌——他们随时可以将赵构的哥哥钦宗赵桓遣送回来，这时赵构就会面临一个最可怕的问题：自己“往哪里摆”？开封的亲王何如临安（杭州）的皇帝，难道还需要问吗？在金兵已经接受南北共存这一事实的时候，赵构的政治选择必然带来屈辱的长期的偏安局面。

    （三）南北双方的社会发展所决定的统治者和民众的心理变化。金国建立了对华北地区的统治以后，将女真人大量内迁，建立所谓屯田军制度，侵占土地，盘剥汉人，时间长了，自身被高度汉化，游牧生活方式逐渐被农耕所取代，特别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统治者选择了全盘汉化的做法，尊崇儒学以施行教化。农耕社会远没有游牧民族那么强烈的通过战争进行掠夺的欲望和冲动，而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礼教的观念也限制了野蛮的风气。民众不再向往战争。同时，统治者也能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与其继续进行前景并不看好的南侵，还不如有效地维持对北方的统治更切实际也更为有利。至于南宋方面，由于南逃的贵族、官吏、商贾、富户带来了大量的财富、知识和经验，为南方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大面积地垦荒、兴修水利、改进和扩大手工业的技法和规模、发展内外贸易……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许多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不可能念念于投入战争去“解放北方同胞”，统治者中虽有人热衷于“光复旧物”，如宋孝宗、宋宁宗辈，似乎都做过振作有为的打算，惜乎壮志有余而实力不济，无一次不以失败告终，而和约的条件自然变得更为苛刻。一度掌权的抗战派首领韩侂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被投降派史弥远和杨皇后合谋杀掉以后，从此朝中再没有什么人唱“中原北望气如山”的高调了，偏安成为朝野一致的思维定势。直到后来元蒙灭金的时候，不少人还幻想从中捡便宜，通过结盟再与蒙古人来个南北共存，保持偏安局面。可惜蒙古人胃口比女真人大多了，硬是把南宋朝廷从杭州赶到海上，一路追击，最后在南海上将其全数歼灭。

三

    南北的长期割裂，对习惯一统的民族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因为在东方专制体制下，没有了国家的认同感，则民族反映在语言、文化甚至血缘方面的联系情感的纽带会变得很脆弱。经历了一百多年女真人这个少数民族的统治之后（部分曾经在契丹人统治下的地区时间比这更长），北方的汉族不可能把南宋视为自己的祖国，他们就是金国的子民，特别是在朝廷实行释放奴婢、鼓励通婚、尊崇儒教等政策以后，这种国家的认同感更得到了加强。蒙古崛起北方，尤其很注意争取汉族上层的支持。相当一批汉族的地方豪强，拥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而这些军队不少正是灭亡南宋的主力（蒙古骑兵投入南征的总数不过十余万而已），最着名的如灭金的史天泽，灭宋的张弘范，都是元朝数得着的开国功臣。肯定地说，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君上是异族人而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否则，张弘范也不会在崖山勒石纪功：“张弘范灭宋于此”。他们不是叛臣，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做过宋的臣民。

    蒙古人灭金以后，因为处理一系列内部问题，并没有很快向南宋发起进攻，相反甚至派出专使议和，以取得一个相对较长的战争准备期，而就在这段时期内，南宋朝廷在迅速地腐烂下去。昏庸的宋理宗宠信贾似道，让这个品行很坏的人控制朝廷大局。册立太子赵便是由他一手操作的。理宗死后，贾似道将赵扶上帝位（度宗）。这两君臣，堪称历史上数得着的昏君奸相的绝配，虽然一个昏聩，一个奸恶，但却一样的不知死活，一样的误国害民，特别是一样的沉迷女色。度宗曾创造过一项一夜临幸嫔妃三十余人的记录，这在中国甚至世界历史上应该都是独一无二的，而贾似道在杭州葛岭的“半闲堂”里也蓄养了数十名妾侍、娼妓和美貌的尼姑。度宗把政务全权委托给“师臣贾公”，而“贾公”十天才上一次朝，专心致志在家里斗蟋蟀，谁敢提意见谁就得死。蒙古派来议和的使臣，他不报告，不接待，也不遣返，扣押达十余年之久。襄阳被围五年，他也是既不报告，又不设法援救。扣押使臣后来成了忽必烈南侵的口实，襄阳失守则宣告了南宋末日的到来。

    蒙古人的军队从汉水入长江，然后顺流而下，势如破竹。南宋朝廷想继续维持偏安局面眼看是不可能了，太皇太后谢氏带着五岁的小皇帝赵见（此时度宗已死）向忽必烈求和，称臣纳贡，只求“保全社稷，以奉烝尝”。可是兵临城下，哪里还有议和的可能？碰了硬钉子以后，只好呈递降表，交出一切，只乞留命。但是南宋却并未就此灭亡，赵见的哥哥和弟弟先后在福州和雷州湾被立为帝，让忽必烈的南征拖后了三四年才得以完成。皇帝下了投降诏书，可是臣子可以不执行，这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它反映了文官制度对君权的制约作用，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暴君能够完全摆脱这种制约，这是儒家学说预设的一种政治运作机制，世界上其他的专制皇权体制都不具备，甚至没有进行过这种探索。

    蒙古军队进杭州，因为忽必烈有较充分的政治准备，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杀掠。他发出了一道安民诏书，对杭州地区（包括其他新占领区）军民人等公布了一个全面的施政纲领，具有极强的政策性。首先是宣布宋室已经投降，而“降王必有觐见之礼，已遣使特往迎致，尔等各守职业，其勿妄生疑畏”——先确立自己与南宋百姓之间新的君臣关系，接下来便是宽大的赦免政策：“凡归附前罪，悉从原免（不追究一切历史问题），公司逋欠，不得征理（取消一切公私债务），一应抗拒王师及逃亡啸聚者，并原其罪（抵抗分子也一律宽大——大概要以放下武器为前提）。”要求全社会“各宜安居”，保持稳定。此外，还有财产“权免征税”；收集礼器、图书及各种档案资料；保护文物古迹；救济“鳏寡孤独不能自存之人”等……俨然是一代新君要普施仁政的做派。

    忽必烈的这一整套安抚政策是他接受汉文化后在政治学方面交出的第一份较完整的答卷，对于蒙古人来说，这标志着思想观念的突破性的进步。蒙古帝国兴起的前期，铁蹄所至，掳掠不必说，动辄就屠城（西征时在巴格达一城就杀人八十万），其残忍简直史所未见。而这一次，杭州却得到了保全，当然这主要是由于杭州没有进行过激烈的保卫战（谢太后等人的投降既彻底又干脆），但忽必烈的反对盲目杀戮的指导思想还是起了作用的。他在对南征统帅伯颜授权时曾说：“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不嗜杀，是吾曹彬也！”但伯颜终究不是曹彬，杭州投降前，进行了坚决抵抗的常州也遭到屠城的命运。忽必烈未加深究，他认为，杭州投降以后，南方可以传檄而定，谁知道各地的抵抗竟比以往更加激烈，朝中有人主张重申禁杀令，以争取民心，有的主张大开杀戒，以收震慑之效。忽必烈沉吟两端，执行情况也就各地不一。如扬州、长沙，战况虽然惨烈，但最后降顺，杀得少；而静江（今桂林），军民至死不降，杀得一个不剩。杀战不杀降的政策还是有效的，地方性的抵抗越来越少，纷纷选择了归附之路。

    有远见、有抱负的武力征服者，都着力扮演仁义之师的形象，因为这最有利于争取百姓。在百姓眼里，仁义是“王师”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属性，而一旦确认为“王师”，便当然诚心归顺。有时，王者之兴还总要伴上某些奇征异兆之类神秘主义玩意。元军刚到临安时，宿营在钱塘江边的一片沙滩上，百姓以为，午夜涨潮，必定会将这些鞑子兵悉数卷走，谁料一连三天竟反常地不见潮水上溯，直到第四天，元军分散驻扎以后，潮水才上涨如故。素来相信天意的中国民众，不能不被这近于神奇的现象所慑服：不是王者之师哪能有如此的福分？但是两年以后，忽必烈委任极其宠信的吐蕃僧人杨琏真伽为江南释教都总管（这个职位很显赫，佛教在元朝享有国教的地位，其总管衙门总制院是和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平级的四大班子之一）。这家伙“怙恩横肆，穷骄极淫”，可说是坏事干尽，抢掠财物，奸淫妇女，无所不用其极。为了满足贪欲，他派人发掘了位于杭州萧山的南宋所有的帝后陵墓，取走财宝，把遗骨混杂在牛羊骨里面。这实在是太令杭州百姓伤心而失望了，可是在失去了反抗的能力之后，除了强忍悲愤还能有什么作为？

四

    杭州百姓不可能对南宋朝廷没有一点感情，因为在那一百多年里，他们曾经有过升平盛世的岁月。尽管国家处在屈辱的阴影之下，但在经济和文化生活中，他们所享有过的一切无疑是超越所有前人的。这既是物质和精神文明进步的结果，也是特定的时空环境（江南的富庶和百年的苟安）带来的恩赐。

    以杭州和开封作比较，当时人就说过：“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开封）其过十倍矣。”但在宋室南迁以前最繁盛的吴越时期，杭州也毕竟只是地方王国的都城而已，钱镠所筑的城周长七十余里，人口约一十七万。宋南迁以后，虽然不见重新筑城的记载，但实际市区面积却扩大了数倍至“十数倍”（见《都城纪胜》）。杭州为郡治时，钱塘、仁和两县“附郭”（县治设在郡城），南宋时，这两县原来所辖的一十五个市镇都被融入市区。市、郊连成一片，而扩大了的市区都在原来的城墙以外。市区空前膨胀的原因是“南渡以来，杭为行都二百余年，户口繁盛，商贾买卖十倍于前，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宋]吴自牧《梦粱录》）。从户口变化的情况看，也很说明问题。北宋时杭州从十五万人增加到约二十万人，南迁以后，孝宗乾道年间是五十五万，理宗淳佑年间增至七十六万，到了度宗咸淳年间达到一百二十五万。这些数字不一定很准确，因为第一，外来人口恐怕没有统计在内，南宋朝廷对首都居民有一系列优惠政策，外省人不得享受，所以户籍登记对两者肯定是严加区别的；第二，城乡居民（市民和郊县农民）在不同的统计中，有时含混不清。总之，当时市区实际居住人口决不会少于此数。

    在这座“人物繁盛，市井骈集”的大都市里，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两方面的需求都得到了哪些满足呢？先说物质方面，由于杭州是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全国乃至海外的商品应有尽有，各类不同的商品制作、供应及服务业共有四百四十行，而且各自相对集中（犹如今之“某某一条街”），百姓购物及享受各种服务之便利可以想见。至于吃喝玩乐，其场所之多，服务分工之细，简直令人生出今不如昔之感。饮食业中，有茶肆、酒肆、分茶酒店、面食店、荤素从食店等种类，营业内容各有区别，其中分茶酒店日常供应的菜式达上千种之多，面食店和荤素从食店的菜肴和点心也多达数百种。这些花色品名，至今尚留有记载，但许多已经无法猜度名之所指究竟是什么东西，更不知其具体的加工方法，只好给今日那些发誓要尝尽人间美食的巨颚老饕们留下永远的遗憾。然而，真正足以令今日高消费阶层感到欣羡和遗憾的，应该是当时娱乐业的空前发展。

    南宋杭州的娱乐业不可以称为“场所”，因为它表现为一种以表演业为中心的吃喝嫖赌一条龙服务的综合性产业，而表演业中又有几十种不同的形式，吃喝嫖赌各项也有更细致的分工，庞大的规模使它往往形成一个个的街区，像纽约的百老汇大街或四十二街，不过相形之下，后者虽然专业性有过之，综合性则似犹不足。这种街区称为“瓦”或“瓦舍”。瓦者，取“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意，谓其人员流动性大，易聚易散。杭州有多少“瓦舍”，其说不一，《梦粱录》说“城内外合计有十七处”，而《西湖老人繁胜录》称，仅城外便有二十处，城内尚至少有五处，即南瓦、中瓦、大瓦、北瓦、蒲桥瓦，以北瓦为最大。北瓦有勾栏（演出场所）十三座，其中除了两所专供说史书（评书的一个种类），其余各处勾栏演出内容各不相同，有的演员“一世只占一座勾栏，不曾去别瓦作场”，有的则流动演出。勾栏有大有小，大的可容千人，小的则只装得数十名观众。为这十三所勾栏配套服务的饮食店多达数家，大点的店子一天要用十头猪的肉，其消费规模大体可以想像得到了。杂剧是所谓教坊十三部中的“正色”，当时在各种演出活动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其余的音乐表演（如器乐合奏、鼓书、时令小唱（流行曲）等）、百戏伎艺（如评书、杂技、魔术、皮影、诨话等）便要低一个档次。瓦舍中有赌场和妓馆，因其时唱曲的和妓女并无明确分工，唱曲的或许有“卖艺不卖身者”，而妓女则一般都受过演唱方面的训练。大型演唱必须是在瓦舍“作场”，而所谓“小唱”（即浅斟低唱）则只宜在妓院酒楼，瓦舍里固然有，瓦子以外更有许多“私坊下处”，瓦舍只是综合性的娱乐城，而并非专业的红灯区。

    除了吃喝玩乐，杭州的市民还有许多大规模的观赏性活动。最具特点的当然是游湖和观潮。杭州所独有的西湖美景，前代即已驰名，南宋政府在开发和维护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设置了专职专人，净化水源，清除杂物，执行环保禁约，维持公共秩序，极见成效。着名景点的布局与建设也大体完成于这一时期。西湖中的游船，大者可容百人，次一等者也可容三五十人，游船中或湖上专营各种服务的小舟上，吃喝玩乐项目也是一应俱全。至于“豪家富宅”或“贵官内侍”，所用则是“装饰尤其精致”的私家船。千百年来，西湖一直实行开放型管理，南宋统治者应该说起了一个好的带头作用，当时如果把它定为皇家禁湖或者实行高价门票限入制度，以后的事情就真不好说了。钱塘江岸观潮声势更为浩大，小潮不足论，每年八月中旬，潮水最胜，“从十一日起便有观者，十六、十八日倾城而出，二十日则稍稀矣”。那几天，“江干上下十余里间，珠翠罗绮溢目，车马塞途，饮食百物皆倍穹常时”。弄潮儿的表演尤其刺激，因为危险，曾一度被官府所禁。此外，皇家的婚丧大典以及每年若干次的祭祀典礼，那种盛大豪华的场面当然也是生活在首善之区的杭州居民脑中无法磨灭的印象。即使在亡国以后，记忆唤起的辛酸中也会有一份自豪。

    杭州人决不只是片面地追求物质需求的满足。因为造纸术的进步和活字印刷的发明，南宋的出版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刻印书籍之多，技艺之精美，不要说前代没法比，就是后来的明清时期（直到现代印刷技术引进之前）也是难以超越的。而杭州正是当时全国甚至全世界最大的出版中心，这不能不说是文化高度繁荣的重要标志。南宋的教育事业也远比前代发达，虽然学术文化的研讨分散在各地的大型书院内进行，但最高规格的学校却理所当然地设在杭州。列于首位的是太学，校舍宏大，制度严格，师资优秀，学生约一千八百人（咸淳年间的统计），入学前都通过了严格的荐举和选拔，入学后一切费用由国家负担，待遇优厚。月季考试合格者，由外舍升内舍，再升上舍，升到了“养正”、“持志”两斋，根据皇帝的“特谕”，免去将来文解（地方解送参加科举）一次，省试殿试，还会受到特殊关照。与太学平级的，还有宗学（教育宗室弟子）和武学（培训军官），教学制度“一如太学例”，也是实行国家包干。等而下之的杭州府学同样由政府供给膳食（标准或略低于太学），而且连钱塘、仁和两县学，“生员日供饮食，月修课考，悉如州（府）学”。这样大的手笔，不仅需要财力和魄力，更需要对教育的深刻认识，南宋政府纵有千般的不是，光凭这一点就值得在历史上重重地记上一功。

    杭州的百姓还享受了一些首都以外居民无权共享的特殊优惠政策。从高宗时起，每位皇帝都有为杭州地区减免农业税和商税的政策出台，因为减免而造成地方财政的缺额，由中央政府定期给予贴补，以保证杭州市政开支的需要，这种做法，“历代所罕有”，“百姓商贾，莫不歌舞，感戴上赐”。这还不算，遇到朝廷大型庆典或者祷晴祈雨禳灾祛魔之类活动，还直接由皇帝颁旨，给百姓发现金、减免房地租。属于地方政府的“德政”，则包括更多的内容，如水火灾害，发放救济钱米；设置医药局，开展公共医疗；设慈幼局收养孤儿（民间愿领养者由政府拨给钱粮）；设养济院安置贫老；贫困死者的免费殡葬……还有较完备的优待军属、抚恤遗属制度等等。总之，民政工作的内容与规模，似乎并不落后于现代。而且，为了确保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当时还建立了很规范的巡警体制。“官府坊巷，近二百余步，置一军巡铺，以兵卒三五人为一铺，遇夜巡警地方盗贼烟火，或有闹吵不律公事投铺，即与经厢察觉，解州陈讼。”大致看来，军巡铺的职责与现代派出所差不多，只是规模较小，但密度很大，想必杭州的这支警察队伍数量可观，固然保了一方平安，但侵犯人权之类现象恐怕也少不了。杭州的市政管理还有一个亮点，那便是它的消防体制：机构健全（每坊界设防隅官屋，集中信息，统一指挥）；定岗定责（各处望楼值班朝夕轮差，专业救火队统一调度）；制度明确（统一号令，奖功罚过）；效率显着——一百五十年间杭州没有发生过重大火灾，作为一个特大的工商都会和政治中心，颇为难得。

    封建集权制度下，王国或帝国的都城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和依据，没有都城，权力无从扎根，也就得不到体现，所以对于每一个封建权力体系的确立，第一要务总是筑城。都城的繁盛或衰微和王国（帝国）的命运当然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都城的百姓必然最直接地分享王权之帜高张时的光荣和福祉，当然也最直接地承受王权崩溃时的痛苦和牺牲。这是一个规律，具体的情形千差万别，也就是说，所谓“光荣和福祉”、“痛苦和牺牲”，无论就一个朝代而言，还是朝代之间比较，孰轻孰重，都是各不相同的。在中国的各大古都中，杭州的百姓算是最幸运的。其一，南宋统治者的首都福利政策和历朝比较起来，是最到位也最实惠的，他们享有较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准，活得很潇洒（金、宋对峙时政治上的屈辱感一般百姓很少切身的体味）；其二，到了蒙元南下的时候，临安朝廷的投降，动作快，态度好，令忽必烈很满意，杭州全城因而得以保全——这一点尤其难得，试想在所有的古都中，哪一座没有在权力追逐者的杀进杀出中遭到屠戮和掳掠！？

雷池月 2011-04-11 20:2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