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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书屋》2004年第七期

 站在西安重新翻修的明代城墙上，曾有种“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觉——它并非兴亡所引发的感慨，而近于一种失望的落寞。西安在明初只是府治所在（虽说这里是朱元璋第二个儿子秦王的封地，但明代的藩王“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行省体制健全后，也不过所谓“省垣”而已，那规模和格局自然有限。唐代长安朱雀门的巍峨富丽以及从朱雀门直通明德门的朱雀大街的宽阔繁华，虽已灰飞烟灭无法比较，但北京的正阳门、德胜门都还在，相形之下，西安的“新”城墙真是让人平添一份遗憾。

    西安记忆里的辉煌决不在北京之下。从公元前11世纪周朝建都镐京到公元10世纪初（907）唐朝灭亡，两千年间，各大王朝都曾经在此定都，只是客观条件实在不许可时，才被迫移往别处。即使扣除掉都城他迁的时间，西安作为国都历史也在千年以上。

    古人为什么执意选择西安做国家的政治中心，甚至几次在废墟上重建，而到了最后却又不得不彻底放弃了它呢？为这个问题寻求答案的时候，你会发现，历史的前进是怎样被一种盲目的力量所左右，人类自我摧残和自我修复的能力，几乎像一种如影随形的本能，在时间的长河里重复着进化与退化之间永无休歇的轮回。那过程是非常残酷的，因为许多无辜的人们周期性地被推向毁灭，去承受失去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美好事物的痛苦，既不能预防，又无法逃避。

一

    关中地区独特的地理条件，构成了历代王朝选择在西安方圆百里之内建都的主要原因。所谓“独特地理条件”，概言之，一是享灌溉之利的肥沃农田；二是相对封闭的环境——西面和北面是干旱而人烟稀少的半荒漠地区，东面的黄河和南面的秦岭之间只有一条通向中原的道路，即深险莫测的函谷。函者，匣子也，山谷的形势像个匣子，你说险不险？何况这个匣子长达数十公里（从河南灵宝的崤山到陕西的潼关）。

    良好的农业生态加上安全的地理屏障，为世居此地的周部落提供了生息、发展的理想环境。周太王改造部落，使之粗具国家雏形。太王的孙子周文王姬昌更是个关键人物，他一手抓改革（推行劳动地租制度化），一手抓发展（吞并周围的小国和部落），使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增长。为了不触怒中原商王朝，他卑词厚赂，装疯卖傻，以牺牲尊严换取时间，为未来的决战积蓄力量。武王姬发完成了他父亲的宏愿，推翻了商朝，定都于镐（今西安的西南面），这就是西安建都的开始。过了两百多年，周幽王姬宫涅为了取悦美人褒姒，废掉申后和太子宜臼，激怒了申后的娘家，申侯联络犬戎和其他一些小国，于公元前771年起进攻镐京。幽王被杀，太子宜臼靠外公家的力量登了王位，是为平王。可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关中地区被犬戎军队尽情糟蹋，镐京不能呆了，只好迁都到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西安作为都城的历史告一段落。

    在护送平王东迁的路上，秦部落的首领立了功，被封为诸侯，在岐（今陕西岐山）以西的地方建立了秦国，国都雍（今陕西凤翔）。公元前350年，秦孝公把国都从雍迁到咸阳。这次东迁是秦国图谋向中原发展的信号。随着国力的增强，秦国成了所谓“虎狼之邦”。历史常常是服从“丛林法则”的，弱肉强食，虎狼当然具有最大的优势。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终于统一了中国。

    秦始皇在咸阳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是他首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态，从他以后，“百代都行秦政制”。这种“政制”对社会发展的破坏和阻滞作用，只能用罄竹难书来形容。就说文化吧，在秦之前，无论就文化的发展水平还是就活跃程度而言，中国都不会落后于同时代的欧洲（希腊），可是，在长期集权政策的作用下，社会文化环境的恶劣和民族文化质素的低下，是正如诗人闻一多所言：“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春风吹不起半点涟漪。”当然在某些人眼中，它始终是“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秦始皇的“业绩”留给后世的影响太大了，后代的帝王们，特别是那些想有所作为的，总多少对他心存敬慕，不过真正模仿的人却也不多，因为有着“张而不弛，圣人弗能也”的教训——如果不是太过分，秦朝那张弓怎么会十五年就拉断了呢？

    真正起来反抗秦朝残暴统治的，倒不是其根据地关中，而是被它征服的关东地区。反抗呈燎原之势，起义的军队不下数十支，真正有实力的当属刘邦和项羽为首的两支队伍。几经混战，刘邦的“义军”于公元前206年最先进入了咸阳。看到秦宫里豪华奢侈的设施和数以千计的美女，刘邦正想尽情享受，却被张良等谏阻。他清醒过来，把部队撤到灞上（位于西安东郊）。为了争取民心，他“约法三章”，使咸阳得到了保护。不久项羽的大军跟进关中，刘邦自知不是他的对手，乖乖接受了“汉王”的封号，带领部队撤往汉中。项羽进得咸阳，最迫切而又最快意的事就是点起一把大火，以发泄心中的国恨家仇。“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咸阳成了废墟。项羽泄完了恨，就带上掳掠来的财宝、妇女准备东归。当时谋士韩生曾建议他留在关中，说：“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地肥饶，可都以霸。”可是项羽答复他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他对关中不感兴趣，只想回江东去见“父老”，对他来说，面子比天下更重要。韩生献计不成，退下来发牢骚：“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这话传到项羽耳里，他把韩生下油锅炸了。

    刘邦先是烧绝栈道，麻痹项羽，当项羽大军远赴山东、河北征战时，他“暗渡陈仓”再入关中，逐步控制了整个陕西（含巴蜀）及陇西地区。他把这里作为后方基地，交给萧何管理（萧的任务主要是提供后勤保证），自己带着部队渡过黄河，到中原去争夺天下。公元前201年，大局粗定，刘邦曾一度决定在洛阳建都。胶东人娄敬远道来见刘邦，对他说：洛阳固然居中天下，便于四方朝贡，可是地理形势太弱，是所谓“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的地方。当初，周朝强盛，诸侯宾服，后来衰落了，“天下莫朝，周不能制”，这不全是因为“德薄”，而是形势使然。关中地方被山带河，四面屏障，膏腴之地，所谓天府。陛下入关而都之，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山东（中原）虽乱，秦之故地可保全。一番话说得刘邦动了心，便向群臣征求意见。所谓“群臣”，基本上就是他从沛县带出来的那些老伙计。他们心系故土，不想留在关中，他们争着发言：“周朝在洛阳王业数百年，秦在咸阳二世就亡了。洛阳东有成皋（今河南荥阳，有虎牢关）之险，西有崤、函之固，倍（背）靠黄河，地理形势也不差。”刘邦又拿不定主意了，便再问张良。张良态度很明朗，百分之百支持娄敬。张良是洛阳本地人，他的观点显然是客观可信的。于是刘邦决定建都长安，是为西汉。

    长安位于咸阳废墟的东北（今西安西北方向），几乎紧挨着渭河，是前一年（公元前202年）才设置的新县，一穷二白，什么也没有。先花了一年多时间，建了一座长乐宫，公元前200年10月，刘邦在这里第一次按照皇帝的标准举行朝会和庆典。“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莫不振恐肃敬”，敬酒的时候，以尊卑排序，进退行止，听口令，稍不如仪，就被拽到一边儿去，直到酒会结束，没人敢喧哗失礼。刘邦的感觉好极了，不无感慨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接着，在萧何主持下又建起了未央宫。那段时间，刘邦到山西跟匈奴作战，备极艰险（白登之围差点连命都丢了），回来看到富丽堂皇的未央宫，心理反差太大，受不了，把萧何骂了一顿：“天下汹汹，苦战数载，成败未可知，为什么修这么漂亮的宫殿？”萧何当然会拣好听的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免得后代再为建宫室劳民伤财）。”刘邦一听这话，高兴了。

    萧何的话还算准确，后来除了惠帝建城墙以外，吕后、文帝、景帝都没有再搞过大规模的基建。直到刘彻（武帝）当政，情况才有了变化。刘彻好大喜功，在位五十二年，折腾个没完没了。刘彻在京畿地区搞的大工程，除了宫室园林是出于满足个人的物欲，有一件却是造福百姓及后人的，即关中的水利灌溉网。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有力地保障了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关中（畿辅）地区的稳定和富庶，直到公元一世纪初，情况才发生根本变化。

    西汉的灭亡，并不完全是因为出了一个王莽，即使没有王莽，尖锐的社会矛盾也不可避免地要带来大规模的动乱。王莽是个有眼光而且有手段的野心家，早期曾为缓和社会矛盾做过不少努力，屡次捐钱献地，安抚贫民，甚至通过他的姑母孝元太皇太后的名义表示：王家的田产除了坟地以外全部分给贫民。同时他很注意笼络读书人，通过他们或上书，或献图谶、符命，制造汉祚将尽、王莽当称帝的舆论。汉平帝死后，王莽册立了一个两岁的小孩为帝（孺子婴），自己口口声声要学周公辅成王，后来又耍了许多花样，最后才打出“天意不可违”的幌子，就了帝位。因为是“禅让”，动静不大，长安城基本保持了稳定。但在全国各地，王莽的“篡逆”行为却成为矛盾总爆发的契机，各地的刘氏宗室、官吏和农民先后起兵，此伏彼起，越闹越凶。王莽执政十七年，打了十七年，从没消停过一天。

    公元23年，绿林军拥立汉宗室刘玄当皇帝（更始帝），打着光复汉室的招牌，于昆阳大捷之后，杀进潼关，攻克了长安。王莽被杀。

    刘玄因为起义资格比较老，又是汉室宗亲，具有特殊的号召力，所以被绿林军各路人马推举为皇帝。同在绿林军里，也属汉室宗亲的还有刘秀两兄弟，但这两人自己掌握着一支军队，而且野心勃勃，大伙不放心。刘玄没有兵权，人又平庸，当个挂名皇帝对谁都不是威胁。在军中被举立为帝的大会上，他“南面立……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实在不是一个当皇帝的材料。公元24年进了长安，刘玄看到除了未央宫被焚毁，王莽的各种享乐设施一应俱全，乐不可支。临朝那天，他先是扭扭捏捏，“俯首刮席不敢视”（低着头用手指刮坐席不敢看人），封完将相，他把政事交给岳父大司马赵萌，此后则“日夜与妇人饮燕后庭”。赵萌一伙把持朝政，滥授官爵，长安城里，常见地痞、奸商、屠夫、厨子，都穿戴着官服，骂骂咧咧地招摇过市，民谣说：“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出征的将领，各人随意设置地方行政机构，委派官员，以至“州郡交错，不知所从”。这样一个混乱而腐败的政权当然存在不了多久。

    一支起事比绿林军稍晚的队伍——赤眉军，在混乱中壮大起来。他们本来接受过更始（刘玄）的列侯封号，但因为受到排斥，索性树起了跟刘玄对着干的旗子。公元25年，三十万赤眉军进入潼关，做攻取长安的准备。这时，他们想到长安城里的刘玄早已即了帝位，要讨伐他，则自己方面也要立一个皇帝，才算是名正言顺。于是，大头领樊崇在全军搞了一次普查，查得军内共有刘氏宗亲七十余人，其中枝系较近的三人。为了昭示公平，特为这三人举行了一场抓阄大会。十五岁的牧童刘盆子中阄当了皇帝。

    “农民是天生的皇权主义者”。赤眉军有了皇帝，精神振奋，杀奔长安而来。长安城里的更始政权，这时已乱作一团。有些将领主张放弃长安，去河南依靠刘秀，实在不行，就回湖北水乡当强盗算了。刘玄不同意，部分将领就打算搞政变，不料计谋败露，于是一场内讧，打了个把月，叛军才被赶出长安。紧接着，赤眉军通过内应打开城门顺利进城。刘玄被迫投降，开始还得了长沙王的封号，后来赤眉军出于政治安全上的考虑，将他秘密处决了。

    赤眉军的成分比绿林军更复杂，因而风纪也更差。进了长安，各路人马大肆勒索掳掠，将领们则成天在会议上喧哗争功，每每闹到在朝堂上火并，局面混乱已极。刘盆子虽然年幼，也知道长此以往总有一天自己会死无葬身之地，于是在朝会上对头领们说：“军纪败坏，百姓怨恨，都因为皇帝‘立非其人所致’，请让我退位。”说罢痛哭，哭得樊崇等人都动了恻隐之心。可是辞职还是通不过。樊崇等人只是说：“臣等有负陛下，自今以后，不敢复放纵”，又把天子的玺绶硬塞进他怀里。刘盆子闹腾了这么一回，赤眉的风纪有所好转，但不到二十天，故态复萌，而且变本加厉，等到把城里的财物基本抢尽了，储粮也基本吃光了，一把大火烧掉宫室，队伍向西开拔。在西边各县盗掘皇陵，抢掠百姓，转了一圈，该糟蹋的全糟蹋了，又回到长安。经过赤眉军的如梳如蓖的扫荡，关中地区真是财尽粮绝了，出现了“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的景象。流寇的习惯意识是很难改变的，报复和掠夺是其最原始的出发点，如果这些欲望得到最基本的满足，他们就会觉得无所适从，关中既然已是这样一副光景，还留在这里等着挨饿吗？流寇何以要流？就是因为每到一地便肆意破坏，最后连自己的生存也受到威胁，不得不“流”。赤眉军被迫往东去寻求生存的机会。这番“东流”和前度西进时景象可就大不一样了，他们从进军陕西到撤出，不过一年的时间，整个关中被毁掉了，自己也拖垮了。进去时号称四十万之众，出来时二十万都不到，战斗力更是大不如前。队伍尚未走出崤谷，便遭遇了刘秀的征西大将军冯异，一场大败之后，继续南窜，却被刘秀亲率主力堵了个正着，真个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只好俯首投降。

    此时的刘秀已经在河北柏乡自立为天子，不久，定都洛阳，国号汉，表示自己是正统皇权的继承者，史称东汉。但既然自视为正统，为什么不还都长安呢？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关中的残破实在不足以支撑帝国首都的沉重消费。洛阳虽然也屡遭兵燹，破坏程度却不如长安惨重，而且位置较为适中，便于从其他地区调有余以补不足。政治中心虽然迁走了，但长安仍然保持西京的名义，在行政区划上，虽只相当于郡，却不称郡而叫京兆尹，和左冯翊、右扶风两郡仍共称三辅（意思是这些地区依旧被视为京畿，地位多少有些特殊）。此后的一百七十年间，整个关中的环境相对稳定，社会生产力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长安遭到又一次毁灭性的大破坏，是在公元195年——原由却要从公元190年董卓挟持天子迁都长安说起。董卓奉诏进了洛阳，大权在握，无恶不作，关东“各路诸侯”推袁绍为盟主，联兵讨伐。董卓为了争取有利的战略位置，决定挟持皇帝迁都长安。公元190年2月，号称百万之众的迁都大军（主要是被强行驱赶的京畿百姓）开始向长安进发。长安城内，西汉宫室被赤眉军焚毁后并未重建，最好的建筑就数供奉帝后灵位的宗庙和京兆尹衙门，君臣们草草安顿，景况十分狼狈。公元192年5月，董卓在王允策划的政变中被杀，长安的百姓“歌舞于道”，“市酒肉相庆”（有点儿像“四人帮”垮台时的景象）。

    董卓死后，关中地区爆发长年战乱，从公元190年春到公元195年冬，将近六年的时间，长安是东汉的国都。前面的两年半，董卓专权；后面的三年，李榷、郭汜胡搅。国家的混乱、纲纪的崩弛，真是史所仅见。最惨的自然还是百姓，董卓在时，关中就已被蹂躏得民不聊生，人烟稀少，到了李、郭战后，长安已是一座空城，“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经历了这样的惨重破坏，关中地区的地理优势已经全然丧失，后来的一百二十年间，再没有任何一个政治野心家敢拿自己的血本到这里来进行赌博。

二

    公元308年，匈奴人刘渊在平阳（今山西临汾）立国称帝，接着就对京城洛阳发起进攻。公元311年，洛阳被攻破，晋怀帝司马炽想往长安跑，动作太慢，出城不远就被匈奴人俘获，好在他有个侄子司马邺腿快，到了长安，被拥立为太子。公元313年，司马炽被处死，司马邺于是正式在长安即位，是为晋愍帝。公元316年，匈奴军队在刘渊的从侄刘曜率领下攻入了长安。司马邺被俘杀，西晋王朝就此玩完。东汉迁都到长安将近六年，够短的了，而西晋以长安为都四年不到，在所有建都长安的王朝中，时间最短。

    匈奴人刘渊建立的国家，原来国号为汉——自居为汉室正统以混淆民众视听。他是匈奴人，人所共知，怎么能是刘姓后裔呢？可是他有说法：“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民心。吾又汉氏之甥（说的是他祖先冒顿单于娶了刘邦宗女的故事），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从这一点，证明他很有政治头脑。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的皇帝，他的汉国也是非汉人在中原建立的第一个政权。他对汉文化相当熟悉，“随（何）、陆（贾）无武，绦（周勃）、灌（婴）无文”这样的名言就出自他的口中。既然是“汉帝”，他当然想建都长安，重振“祖宗”的辉煌，但当时没有条件，他的养子刘曜后来实现了他的这个遗愿。

    刘曜长期驻守长安，因为朝廷被权臣颠覆，作为刘渊的养子，他在长安宣布即皇帝位，起兵平叛。大局稳定后，改国号为赵。刘曜的赵国在长安维持了十年。这十年间，关中百姓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因为：一来刘曜用兵不断。他养父最亲信的一名将领羯族人石勒，原本和他关系不错，后来却反目成仇，刘曜刚即位不久，石勒就宣布独立，在山西襄国另成立一个赵国（后赵），从此双方一直打个不停。二来刘曜热衷于土木工程。如他为父亲和妻子修坟，“下洞三泉，上崇百尺，积石为基，周回二里”，用了六百万个工。为赶工期，用士兵迫督民工，日以继夜，“百姓号哭，盈于道路”。

    石勒在政治上比刘曜强，虽然自己出身低微，缺少文化，但却能倚重汉人知识分子，这项政策至少使他少犯许多错误，因此尽管同样是“胡人”军阀，他比刘曜却多得几分人心。加之他所占据的地区较为富足，战争中的财力支持也胜过刘曜，十年下来，他的地盘越打越大，刘的地盘越来越小。公元329年，刘氏政权彻底覆灭。石勒父子对关中、陇南没有多大兴趣，把俘获的人、财、物全部带回山西。长安经历了这又一次的折腾，陷入了一段荒凉和沉寂，直到四十年后，一个由氐族建立的政权（前秦）才使它再一次成为重要的政治中心。

    原籍甘肃天水的氐族豪强苻洪追随石勒灭了刘曜后，被封为流人都督，率领二万户氐人迁移到河南。他念念不忘三秦故地，临死前对儿子苻健说：“中原的局面不是你们兄弟对付得了的，我死了，你赶快入关（潼关）去。”苻健趁后赵在内乱中覆灭的时机，带兵进入潼关，并在长安建都立国，国号大秦。公元355年，苻健病死，皇帝只做了四年不到，接位的是他的儿子苻生。这家伙是个暴虐狂，而且从小就表现出变态的狂悖性格。苻生的残暴，在暴君迭出的中国历史上，也是屈指可数，即位刚满两年，就在一场亲贵和大臣共同策划的政变中丢了性命，而死到临头时，他还没有从宿醉中醒过来。

    政变的主持者是苻生的堂弟（叔父苻雄的儿子）苻坚，一个后来被称为一代明主的人物。政变上台时，他还只有十九岁，可已经“素有时誉”，即享有相当的政治威望了。掌权以后，他“举异才，修废职，课农桑，恤困穷，立学校，旌节义……”“秦民大悦”。在他统治的二十八年内，长安地区的百姓生活比较安定。由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中西交往也增多，史书上说那时“四夷宾服，凑集关中，四方种人，皆奇貌异色”——长安俨然是一个国际大都会了。苻坚的“德政”得力于他的好助手王猛。王猛是一个少见的政治军事奇才，虽是汉人，却受到苻坚的绝对信任。君臣相得的关系使王猛的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结果是使前秦成为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版图最大、国势最盛的政权。王猛只活了五十一岁，死前，他对苻坚的政治遗言是：“臣没之后，愿勿以晋为图。鲜卑、西羌，我之仇敌，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当时苻坚接受了这一战略意见，可是继灭了前燕、代国和前凉以后，北方已经全部统一，和东晋之间的决战就成为无可避免的事了。公元383年，苻坚发兵九十万，进攻东晋。兵虽然多，但成分复杂，不少是被征服后收编的其他民族部队，难免离心离德，加之指挥失误，淝水一战，几乎全军覆没。

    淝水之战的第二年，鲜卑慕容垂就在邺（今河北临漳南）恢复了燕的国号，接着羌人姚苌又在北地（今陕西耀县）自称秦王，是为后秦。后燕、后秦两股力量的夹击，将苻坚围困在长安城里，虽然拼死抵抗，但粮草不继，无法坚持。绝境之中，他将长安托付给太子，自己带领数百骑向西突围，在五将山遭遇了姚苌的军队，力竭被俘，被姚苌处死。

    苻坚死后半年，姚苌就进了长安，公元386年5月，他正式即皇帝位。朝会那天，君臣共饮，姚苌说：“各位都曾与我北面事秦，今忽为君臣，不觉得可耻吗？”大臣赵迁答道：“天不耻以陛下为子，臣等何耻为臣！”姚苌听了大笑。在权力和财产进行再分配的每一次社会“洗牌”结束以后，都能看到类似的场景。在对胜利的玩味中，暴赢者的得意嘴脸是不能也不想掩饰的。姚苌当了七年皇帝，战事不断。因为确实受过苻坚的恩宠，弑君的罪名常令姚苌隐隐不安，战事不顺利，自己差一点被箭射死，他怀疑是苻坚的阴魂不散，于是竟立了一座苻坚像，焚香祈祷，求苻坚别再跟自己为难。

    姚苌的儿子姚兴是个文人气质的君主，既好儒，又好佛，甚至亲自开坛讲经论道。国都长安在他治下的二十三年里，文化事业得到相当大的发展，学校生员经常多达一万余人。龟兹僧人鸠摩罗什被请到长安译经讲学，关中居民事佛者十占其九。姚兴还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如压抑豪强、放免奴隶、招引流民等等，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在政治方面，据说他还能经常性地“存问孤贫，举拔贤俊，简省法令，请察狱讼”，惩治贪残官吏也做得不错，总之，对长安百姓而言，他大约还算一个好皇帝。但他“文治”或许有余，“武功”却明显不足，处在动乱转型之世，很难逃脱被人吃掉的命运。

    姚兴病死的第二年，刘裕北伐，直入潼关，灭了后秦。东晋君臣本不打算把北伐进行到底，因为他们舍不得南方的财富和享乐。刘裕几个月后就撤军南归了，留下的将领又搞内讧，给野心勃勃的赫连勃勃带来了大好机会。赫连勃勃率兵赶走了晋军，在灞上筑坛，举行自己就皇帝位的仪式。这也是一个毫无人性的暴君，“视民如草芥”，对待臣下，“迕视者凿其目，笑者决其唇，谏者先截其舌而后斩之”。关中百姓在他治下可没少受罪。好在他始终把国都放在统万城（今陕西靖边）而不是长安。他的理由是：“统万离敌国（北魏）近，我远在长安，统万必危，我在统万，魏就不敢作渡河西进之想。”但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十二年后，夏国还是被北魏灭亡了。北魏的都城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后来孝文帝迁到洛阳），直到公元534年北魏分裂，鲜卑统治者没有过建都长安的计划。从政治中心的地位上退下来，这一百多年，应该说，长安得到了休整。

    6世纪20年代，北魏从动荡走向衰亡。公元534年，元修（魏孝武帝）在军阀高欢威逼下，往西投奔盘踞关中的宇文泰。当时有人指出，元修的西迁，“无异避汤入火也”。果然，元修在长安只活了几个月，就被宇文泰用鸩酒毒死。南阳王元宝炬被捧上台，成为西魏的开国之君，但权力却完全掌握在宇文泰的手里。宇文泰掌权时期，西魏的国力得到加强，公元553年，取得了四川，接着又进取江陵，对东魏和梁已形成压倒优势。公元556年，宇文泰死。第二年，他儿子宇文觉在堂兄宇文护的支持下，迫令魏恭帝元廓禅位，建立了北周。

    北周到武帝时，国势渐强。宇文邕（周武帝）的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有释放奴婢、尊崇儒学、改良兵制等等。他在作风方面也颇有可取之处，“性节俭，常服布袍，寝布被，后宫不过十余人。每行兵，亲在行阵，步涉山谷，人所不堪”。他十八岁登基，干了十八年，三十六岁就病死了。在他手上，北周的领土几乎相当于齐、陈两国的总和，财赋和军备也远在两国之上，可以说已经为后来隋文帝杨坚的统一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如果不死那么早，或者如果他的儿子能像他一样，那么统一中国的就将是周而不是隋。可惜，他的儿子偏偏是个混蛋。这家伙（周宣帝）当了一年皇帝，滥杀臣民，淫乱后宫，奢靡无度……坏事干尽。他死得很突然，可能也是中毒，死前已经哑了，没法交代后事。杨坚一伙秘不发丧，假传圣旨，控制了军政大权后，才由周静帝宇文阐正式宣布。宇文阐是个小孩，容易对付，不过半年，杨坚就要他把皇位禅让给了自己。

    至此，南北朝可以说已经结束，六年以后征服陈国只能算是长达三百年的这段分裂历史的一点余兴节目了。在这极其动荡混乱的三百年间，长安却没有再经历过西汉末年和东汉末年那样惨重的破坏。这个事实里包含一些重要的信息值得思考。首先，从公元195年东汉朝廷迁回洛阳到公元581年隋朝立国，近四百年间，前后虽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曾在这里建都，但时间总长不到一百四十年（最短如西晋，四年；最长如前秦，四十三年），而且，上述朝代都是分裂性的局部政权，这就意味着在这整个历史时期内，长安并不是全国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因而没有招致两汉末年政权更替带来的惨重破坏。其次，一百四十年里，苻坚、姚兴、宇文泰、宇文邕这几个比较清醒的人执政的时间占八十多年，他们对长安的建设和发展都有所裨益，而十足的混蛋加恶棍如苻生、宇文赟之流，都没有干多久，情节虽然恶劣，影响终归有限。总之这三百多年间，长安是处在上升和发展的通道里。“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合中孕育着分，合到极处，正是分的起点；分中孕育着合，分到顶点，就是合的源头。治和乱的交替，也反映着同样的逻辑，长安，西汉、东汉两度在秩序向混乱的转换中毁灭，而在三百年的分裂和混乱中，它却为在未来的统一和秩序中实现自己的辉煌准备下了基础。

三

    虽然历史本身已经具备了国家统一的条件和要求，但杨坚仍然表现出了他个人在统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是一个没有学问但工于心计的人，性格内向，外表沉稳，有头脑，有能力，是他结束了国家的长期分裂，而且为后来唐帝国的辉煌奏出了差强人意的序曲。史书评价他“薄赋敛，轻刑罚，内修制度，外抚戎夷，每旦听朝，日昃忘倦，居处服玩，务存节俭……虽未能臻于至治，亦足称近代之良主”。尽管爱惜物力，不好声色，但他临朝二十年，对于长安的基本建设却贡献很大。他在老长安的东南面筑了一座新城，周围城墙长三十六点七公里，面积八十四平方公里，这规模，当时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因为他在北周时被封为大兴公，于是把这座新城命名为“大兴城”。城中正北顶端是宫殿区，外筑宫城，宫城以外，加筑一城叫皇城，各中央衙署（政府机关）集中于此，皇城以外才是都城，即官吏和一般人居住及从事各种活动的地方。都城内，以南北向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以十四条东西大街和十一条南北大街构成经纬，将市区划分成一百零八个坊和两个市，中轴线两边，各五十四个坊和一个市。坊，是住宅区；市，是商业区。每坊四周都有高墙，自成一统，设有专人管理。城内街道整齐划一，秩序井然，堪称封建帝国首都的典范。唐代定都长安，只增修了宫殿区（在宫城北面），都城格局基本没动。修筑如此宏大的都城，投入自然不小，好在当时，“人庶殷繁，帑藏充实”，国力和民力还能承受得了。

    他的儿子杨广对长安一直兴趣不大，因为算命的对他说过：“陛下木命，雍州（关中）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而谶书上又有“修治洛阳还晋家”的话，当然，除了这些，也还有其他战略上的考虑。他曾指出，洛阳“水陆通，贡赋等”（位置居中便于各地运送贡赋）；而且，随着东南方面领土的扩大，长安“关河悬远，兵不应急”，洛阳则便于控制全国。果然，后来群雄逐鹿，矛头都对准洛阳，他自己困在江都，连长安也回不去了。

    李唐王朝无疑是长安历史荣耀的顶峰，但也正是随着李唐王朝的衰落和覆没，长安永久地退出了世界历史中心的地位。公元617年，隋炀帝还没死之前，李渊就控制了关中，炀帝一死，他便在长安称帝——不可能去别的地方，到处都是割据势力，需要逐个铲除。六七年后，形势稳定了，而关东地区已经被战乱摧残得不成样子，关中地区却没有遭受太大的破坏，建都长安自然是惟一的选择。此外，李渊出身陇东大族，关陇一带的人经过东汉以来数百年的民族大融合，血统混杂，李渊的母亲就是鲜卑人，而且他是靠母亲的关系（杨坚是他的姨父）发迹，不太愿意迁居中原。史书说李渊“倜傥、豁达、宽仁”，招人喜欢不假，政治才能可就有限，几个儿子似乎都比他强，他根本驾驭不了他们，正因为如此，酿成后来弟兄相残的悲剧，自己也被迫退了位。

    大约靠政变起家的人，总会为他的子孙树立一个坏的榜样。强大的唐帝国在宫廷政变方面也是首屈一指的。李世民在玄武门（从宫城通往西内苑的大门，那时还没有建大明宫）截杀他的两个兄弟时，心里痛快得很，决不会想到日后他自己的子孙互相杀戮的惨相。正如司马光所言：“……遂至喋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以仪刑也，彼中（宗）、明（皇）、肃（宗）、代（宗）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长安城的百姓在有唐一代目睹了太多这样的戏剧场面。李世民何尝不想选立一个好太子，但第一次立了骄奢淫逸的同性恋者李承乾，废了以后，诸子纷争，最后定下的是庸懦无能的李治，为武则天的专权篡国铺平了道路。

    从武则天退位到唐玄宗即位，八年半的时间里，一共发生了七次政变，换了四个皇帝。其中有两次大规模的杀戮。一次是中宗（李显）死后，李隆基（玄宗）和姑母太平公主联手，清除掌权的韦后集团，凡韦氏族人以及投靠韦后的官员，一律杀光，“襁褓儿无免者”；再有一次是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姑侄翻脸，最后太平公主失败了，凡属她这个集团的人也是基本杀光。

    四十六年以后，公元756年，李隆基自己也被迫放弃了帝位，没办法，权力和人望都在儿子李亨一边，不让位不行。他想继续住在他自己兴建的豪华舒适的兴庆宫养老，也没有获得批准（兴庆宫在城东，不与皇城相连，不便控制），只好迁入（实际上是押送）西内苑，在那里度过凄凉的晚年。公元761年，李隆基死了，紧跟着，李亨也病了，于是，又是一场惊险的宫廷政变。张皇后和两位皇子密谋设伏兵劫持太子，太子李豫在宦官李辅国、程元振协助下，抢得先机，杀了张后和越王、兖王二皇子，然后宣布肃宗的死讯，自己即了帝位，是为代宗。至于当时肃宗是怎么死的，还确实是一个问题。从李辅国开始，宦官成为唐朝宫廷政变的主角。顺宗以后的皇帝，基本上都是由宦官拥立的，其间好几个皇帝，如宪宗李纯和敬宗李湛还死得很惨。文宗李昂和武宗李炎，屠兄杀侄，才取得帝位，而且在火并后，失败一方的皇族、嫔妃、宦官全被处死。报应之说不足为训，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总而言之，事实是：祖先的血腥罪行让子孙付出了血的代价。

    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从安史之乱开始，随着唐朝国运的衰颓，长安也一天天失去了战略优势地位的光环。首先，作为一个大帝国的首都，它的地理位置有孤悬一隅之憾。唐王朝后期的一百多年，战乱不断，战场主要在今天的冀、鲁、豫、皖地区，后来又被黄巢扩大到浙、闽、粤、湘、鄂等地，长安真正面临“关河悬远，兵不应急”的情况，而此时，由于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淮南和江南已经成为国家财赋的主要来源，而钱粮的运转又必须从战区通过，局面的尴尬可想而知。中央指挥既不便，财赋又不足，藩镇的坐大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而藩镇越强大，朝廷就越无法指挥，财赋也更无保障。两者构成一种恶性循环，作为首都的长安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然是每况愈下，而且无力自拔。其次，它自身的安全也成为极其现实的问题。所谓“阻山带河，四面屏障”毕竟不等于万无一失，特别是在民心思乱、指挥不当、后方空虚等情况下，有限的地理优势起不了多大作用。安禄山起兵，一路顺风杀进了洛阳。李隆基派宿将哥舒翰率领从甘肃、陕北一线调来的军队镇守潼关。靠着老将的威望和地形的险要，双方相持了半年之久。李隆基命令哥舒翰杀出潼关去，收复洛阳。哥舒翰深知敌焰正盛，而自己这支部队成分复杂，守备尚可支撑，出击决无胜算，但君命难违，只能硬着头皮上，果不其然，一场大败，想再回潼关固守也不可能了。安禄山趁势进了长安，直到第二年（757年）郭子仪借助回纥的力量才把他赶走。有了一次，就有二次。公元763年，因为西北的军队都抽调到中原和史思明父子作战，吐蕃趁势攻入长安，代宗逃往陕州。好在吐蕃人在关中不服水土，掳掠一番之后撤兵回去了。二十年后，奉命去淮西前线解围的泾原（即今甘肃）兵路过长安时叛变，拥立朱泚为帝，德宗李适逃奔乾县，接着从河北调来“勤王”的李怀光又反了，朱、李二人联手，把德宗赶到了汉中。混乱的局面到两年后才结束。

    真正致命的混乱是发生在八十年后，黄巢的大军彻底捣毁了唐王朝政权的基础，而且也彻底摧毁了作为首都的长安生存和发展的活力，使那颗曾经在历史的天空光耀夺目的都城之星从此消隐。正如不能因为破坏性太大而不承认其他伟人的历史地位一样，我们也必须承认黄巢是个人物，要不然他不可能凭只手掀起那样一场惊天动地的风暴，“搅得周天寒彻”。黄巢出身于盐商，盐是国家专营的商品，贩运私盐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违法生意，除了自己要豢养一群壮丁打手，还必然和各方面的地痞流氓、亡命盗匪保持广泛的联系。而且，他又是个小知识分子，曾经多次应试不第，因而必然对现实社会极其不满。有了上面这两条，他只要碰到时机就会投身于推翻旧秩序的斗争。黄巢对长安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是因为他意识到京城是封建皇权的象征，是统治者维护权力的最中心的堡垒，要摧毁旧制度，他必须得到长安；要维持到手的权力，他必须占有长安。

    公元875年，黄巢部队出山东，经河南，直奔长安而来。然而，究竟是一群乌合之众，敌不住官军的四面夹击，被迫从洛阳南下江淮，又窜走浙江，还是站不住，开凿山路，进入福建，再往广东，占领了广州。这一路下来，停停走走，花去了四年时间（从公元875年到879年）。广州偏处岭南，朝廷鞭长莫及，呆下来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不是不可能，但人算不如天算，北方来的将士，不服水土，疫疾流行，减员严重，不能做长期滞留之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黄巢的眼睛始终瞄着长安，对其他城市（即对建立局部政权）没有兴趣。公元879年十月，他发表北伐文告，然后率兵北上。于公元880年七月，从采石矶过江，再度进军长安，十月渡淮水，十一月占洛阳，十二月攻潼关。由于找到了潼关旁边的“禁谷”（一条禁止通行的小路），部队绕到了潼关的后面，对潼关形成夹击，守军溃散，两天后，黄巢便终于实现了平生最大的梦想，以胜利者和主人的姿态进入了长安。

    初入京师，黄巢很注意约束部队的纪律，自己也努力表现仁厚的形象。他告谕民众：“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毋恐。”而且，他交代部下周济贫民，即使对唐王朝的官吏及眷属，也能注意保护（四品以下官员全体留用，民望较好的高官也动员他们参加新政权）。但所有这些政策都没有坚持多久。长期的流寇生涯养成了靠掳掠大户以筹集军需的习惯，而长安又是大户最集中的地方，庞大的后勤供应，不找他们要找谁要？旧例一开，便不可收拾，遇到反抗时，自然就要杀人。当时，长安被唐军包围，物资进不来，供应日趋紧张，黄巢只有下令加紧搜掠，救命的粮食，谁能轻易交出？于是先杀人再劫物的现象越来越多，起义军和百姓的关系逐渐恶化。中和二年（882年）二月，唐将王处存率兵在城外打败了义军，乘胜追击进了长安。黄巢猝不及防，东撤出城。长安的百姓以为官兵是自己的救星，雀跃欢呼表示欢迎，为他们提供各种方便，谁知道官兵与土匪如出一辙，进了城就抢财宝，掳女人，无所不为。黄巢没走多远，得知官军后续部队没跟上，进了城的则专事抢掠，忘乎所以，于是下令反攻，而且顺利得手，在城里的官兵一个个背着抢来的财物，跑又跑不动，丢又舍不得，十之八九被杀。杀人杀起了性，一时停不下手，黄巢想起长安百姓欢迎官兵的表现，气不打一处来，索性大开杀戒，下令“洗城”。用什么洗？用血，百姓的血。书上说“丈夫丁壮，屠戮殆尽”，“击杀八万人，血流于路可涉也”。

    黄巢想永远留在长安，但他也看到形势一天比一天险恶，不得不做出逃的打算。已经当了皇上，又要去做流寇，这种反差令人难以接受，他下不了决心。但是不走就必然被困死，突围是惟一的生机。长安是权力的象征，因而也是他心头的挚爱，当他意识到被这座城市抛弃已成宿命的结局时，他不理解，更不甘心，所有的爱转化为刻骨铭心的恨。和一切走向末路的利己主义者一样，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宁可毁掉，也决不让给别人。公元883年，黄巢撤离长安，临走的时候，再次下令进行大规模烧杀，接踵而至的李克用的部队“暴虐无异于贼”，于是“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唐僖宗在四川又住了两年多，长安的重建才算稍有眉目，谁知搬回来不过一年，又在军阀混战中被逼出走凤翔，本来只修复了一二成的长安，再次“为乱兵焚掠，无孑遗矣”。

    唐僖宗死后，末代皇帝昭宗李晔命运更悲惨。李克用、朱温都想把他控制在自己手中，公元900年李晔还一度被废，复辟以后，完全成了朱温的工具。公元904年，朱温逼李晔迁都洛阳。公元905年，朱温叫人把李晔杀了，并且一不做二不休，把九个王子一次杀了个干净。过了两年，朱温称帝，改国号为梁，把都城迁往开封，长安则从此被废掉了京师的称号。

四

    长安是以其在地理上的重要战略意义而被选为都城的，也是因为在不停的战乱中屡遭毁灭性破坏而最终失去了都城的地位。但是，任何破坏都是可以恢复的，为什么此后的朝代再也没有做建都长安的尝试呢？电视剧《关中匪事》里一个土豪似乎想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不是不想来，是他们来不了！”这真是典型的土财主的妄自尊大。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怎么就会来不了？是不能来了。两千年间热衷于权力的野心家们相互的厮杀已经使这里的生态环境趋于极度恶化。从西汉时期开始，长安的供应就要仰赖江淮，所以刘彻才有修漕渠的壮举。这项工程的前提是渭河和黄河必须有充足而稳定的水源。到了隋朝，这个前提没有保证了，于是，被迫实行分段运输的办法：从江淮启运的物资逆汴水而上，在洛阳上岸，视黄河水情另行装船西运，到了渭河河口，又一次在陆上卸货，根据渭水水情再重新装船，直达长安。正是出于这种转运的需要，才在洛阳修建了规模巨大的仓库——洛口仓。到了唐宋时期（特别是宋以后），北方的河流水量日益减少，而且出现季节性断流，航运功能不断萎缩，宋金对峙时，问题不突出，元代统一后，忽必烈就不能不大力修浚运河来维持漕运。北方的缺水并不是因为雨量的减少，而主要是由于对森林的过度破坏。中国人的传统建筑主要是木质结构，施工简便，造价较低，当然也易于破坏，所以每有战争和动乱，放火烧房必是重要手段，因为其威慑作用不在杀人之下。房屋烧了再盖，城市毁了又建，不难想象，这得用掉多少木材！由战争造成的对自然资源的毫无节制的糟蹋，最终导致了整个北方地区自然环境的恶劣，这个过程从陇右关中向晋、豫、冀、鲁逐步展开（只是靠着京杭大运河的输血作用，才维持了部分地区及京津的繁荣），因此，作为政治中心，最先被权力野心家们抛弃的就是西安。每一次遭到战乱破坏后的重建，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难度，原因是资源日益紧缺。早在安史之乱后，诗人杜甫有感于残破不堪的长安，在《秋兴八首》之六中写道：“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他似乎已有预感，战争的愚蠢和凶残，使这座记载了千年繁华的帝都，在不久的将来即将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

雷池月 2011-04-11 20:2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