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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3)03-0085-07
　　人们在审视赵树理小说创作时，很容易偏向对其“审美的意识形态属性”的过分强调——当然，纵观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赵树理接受史”的实际情形，无疑是有利于得出并强化这种印象和结论的。我们不否认在“社会历史学”的评价范畴里，任何作品都有多种理由被作为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表述来加以分析，尤其是当作者——像赵树理这样以连续性自白方式自我认定之后，这种情形便似乎变得很难改变。我们在此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想随意否认赵树理小说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而是恰恰起因于对他的不断“重读”过程中逐步发现了其“意识形态修辞”的“异质性”与基于某种深刻而巨大的困惑在具体的“修辞策略”上的顽强变化。我们知道，在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文化一统化、言说体制化的非常时期里，绝大多数作家与作品都呈现出主题(文本显性形态)与动机(文本暗示性内容)的相对同一。这种“一致性”，一方面说明个人与时代关系的“认同”状态(注：这里所谓的“认同”，是在现代修辞学之意义层面上来加以使用的。美国新修辞学领袖人物肯尼斯·博克(Kenneth Burke)认为，人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审时度势的，总是不断的对他周围的环境进行观察和判断。他会根据对有利和不利因素的观察和判断，权衡它们可能对他的行动带来的影响，选择适当的策略，采取必要的行动。他说：“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旧修辞学与新修辞学之间的区别，我将归纳为：旧修辞学的关键词是‘规劝’，强调‘有意的’设计；新修辞学的关键词是‘认同’，其中包括部分‘无意识的’因素。‘认同’就其简单的形式而言也是‘有意的’，正如一个政客试图与他的听众认同。……但是，认同还可以是目的，正如人们渴望与这个或那个组织认同一样。这种情况下，他们并不一定有外界某个有意的人物作用，而是他们可能完全主动地去为自身而行动。”)，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创作主体的“修辞行为”向时代靠拢的潜在意向，不能不指向对自己(也许这是一个“大”的自己或集体、阶级)有利的种种方面。这种情形告知我们，被主体充分修辞化的文本，不单单只有被时代阐释后又被当时的大多数人或权力、利益所认可那部分意义，也还包括文本中那些或被有意阉割掉的或被无意遮蔽去的种种“可能性因素”，简言之，修辞总是个人与时代双重选择、互文作用下的产物。赵树理创作的存在价值，一方面是那些已有化为常识的文学史叙述会经常提示着我们，同时也需仰赖我们不断地对其早已存在的种种“可能性”进行解读。我们认为，掘发其创作的“修辞性”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创新意义，是一项亟待展开的研究。
　　当有意把赵树理置于“现代修辞学”理论视野里加以观照时，我们看到，赵树理小说创作的“意识形态性”恰恰是我们进入其审美世界的一个相当方便的入口——当然，如果是从宏观与微观相融汇的角度讲又远远不只是这些。因为，修辞关注的不单单是已成“事实”的状态，而更多瞩目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实”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研究中对于“修辞动因”之于“修辞行为”、“修辞结果”之间关系的讨论，不能只是像过去所习惯的那样，只要“原因”可以在主体自身找到证据就算完成了，而是要探索修辞机制的超主体的作用性。我以为，就修辞行为的研究期待来讲，所要揭示的并不是“主体选择了什么”，而是“什么选择了主体”。进入一种修辞，实际上是进入了一种主体难以驾驭的“被运作”的状态。这大概应该算是关于文学文本修辞研究的难点所在。修辞并非是关于主体的“才质”或“想象力”的问题。问题的症结也许只是要求我们破解主体的修辞行为到底为怎样的因素所规约。我们意识到，被“群性”所涵育的“机制”，所能给与每一个个体的空间弹性并不是相等的，主体的任何自主性只能体现在被限定的“可能性”中。话语修辞的复杂性、丰富性正呈现在这里。
　　赵树理创作的修辞行为的选择意味，也许就体现于他在创作时一系列“自动”、“半自动”或“应征”、“半应征”的困惑与变化之中。
　　建国之后，从1950年至1954年的4年间，赵树理虽然只创作了4部小说作品，但《登记》与《三里湾》两度持续性轰动，其影响之大，应当说是超过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时期(注：据有关资料显示，对于《登记》的改编从1951年一直持续到1963年。改编中所涉及的艺术形式、式样有：连环画、评剧、秦腔、豫剧、越剧、粤剧、眉户戏、歌剧、沪剧、评弹等。其中，评剧有5个版本，沪剧有4个版本，秦腔有两个版本，连环画有3个版本，歌剧两个版本。《三里湾》在改编中也有连环画、评剧、粤剧等形式，除此以外还增加了湖南花鼓戏、电影、话剧等形式。以上资料可参考《赵树理资料索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在此之后，从1955年到1957年，小说创作是空白。1958年一长一短——《灵泉洞》显然属于“历史小说”，《“锻炼锻炼”》又是屡惹风波。1959——1960年的三年间平均每年只有一个短篇。1962年所写的三篇中，属于“历史”的三有其二，《互作鉴定》已带出明显的滞涩生硬。发表于1963年的《卖烟叶》，连赵树理自己都认为是一个大大的“败笔”(注：赵树理在《回忆历史、认识自己》一文中曾谈到：“《卖烟叶》，半自动写的，写一个投机青年的卑污行为，是我写的作品中最坏的一篇。”)。整整“十七年”，赵树理所发表的13篇小说作品，平均到每一年里还不足一篇。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戏剧剧本共写了5个，其中的《焦裕禄》还是个“半拉子工程”。赵树理平生所喜爱的曲艺，也只有5个长短不一的剧本，并且《小经理》类似《焦裕禄》，又是一个“见首不见尾”。就以上所列各文体创作情形比较而言，小说创作依然是他在“十七年”当中的主体文类。显然，包括所有创作在内，鲜明呈现出“一路歉收”的状况。从赵树理的研究历史看，已有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从中引伸出“十七年”里赵树理创作与时代“左”风日炽之间的相互消长的比例关系，几乎所有的结论都倾向于认为，赵树理创作数量的日渐减少，均是外部原因所致。我们认为，这些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尤其是关于“时代与作家”的关系方面。但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指出，这些结论之于“修辞”范畴，其作用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不仅因为“修辞”毕竟是以对作品的细读为基础，而更重要的是“修辞行为”研究的关注焦点的是分析讨论任何个体变化的“机制”作用。我们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些问题：赵树理在小说创作中的修辞动机、目的、行为、策略及对修辞效果的预期，是否全部被一步步“机制化”了?其“修辞”的个人性与时代性之间体现一种怎样的权力关系?或者说我们在讨论赵树理创作时如果有意放弃“权力”与“修辞”的相互指涉性，其修辞空间与策略是否可以在文本的细部因素身上被还原出来等等。
　　我们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加以讨论。
　　1，“新”与“旧”的关系呈现及其变化。与赵树理在20世纪40年代一样，他在50年代前期的小说创作，其修辞的统一性特征首先可以在人物被作为“符号”设计的意图与效果中体现出来。以《登记》、《表明态度》、《求雨》、《三里湾》、《“锻炼锻炼”》等作品为例来看，张木匠、小飞蛾、王永富夫妇、马多寿夫妇、袁天成夫妇、范登高夫妇、跪在龙王庙里“求雨”的“八个老头”、“吃不饱”、“小腿疼”，甚至包括那些已有明确“体制”身份的民事主任、王助理员、支部成员、党员等乡、村“大人们”，一律被那些具有未来代表性身份的青年视为“老脑筋”。这种是“老”便“坏”、是“小”便“好”的情形，在上述赵树理的创作中呈现为鲜明而整齐的对应状态。我们以为，这种看似简单的二元对立价值判断情形，一方面可以肯定是赵树理在小说创作之前自觉预置的修辞语境，但这种结果却并不能全部归咎于赵树理个人的理念作用。类似于鲁迅1927年之前以“社会进化论”来进行历史现实判断的状况，在赵树理身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其原因更多的产生在自20世纪40年代“延安艺术理性”统驭了时代的修辞语境之后，一种“集体修辞”的个人化体认与操作结果。当然，这是与时代在“生长期”里有意对“新生事物”分外关注、倚重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这实际上就已经内在地规约了“社会”或一个“政权”在生长期的期待欲望与全部的修辞要求。具体到赵树理的创作实践和文本实际操作中我们看到，显示这种“好坏”分野的修辞环境，总被设计为所有人物对“新事物”的态度、判断及最后的归属。因为作者的倾向性很容易在“叙述”的所有关节与细节中看出，所以这样被预设的“修辞环境”，使得置身其中的读者的判断结果，只能是毫无选择的认同。“新”就意味着更合情、更合理、更人道也似乎更符合人性要求，从而使主体的“修辞预置”具有了无可怀疑的“合法性”。上述几篇作品有这样几个细节值得我们分外注意：《登记》的最后，区分委书记在“结婚典礼”上的一番话，实际上是为赵树理的这种“修辞行为”作了最权威的肯定；《表明态度》的结尾是“思想”“病”了几天的王永富，在“先进群体”的帮助下，“过了几天，永富能走路了，就去找支部书记谈思想去。”《三里湾》里最顽固的马多寿，其最终“转变”的“可能性”也是在村干部们集体精心编制的“圈套”里呈现为作品所预想的生活现实。《“锻炼锻炼”》中杨小四作为干部解决问题的方法与《三理湾》是类似的。无论是“软”是“硬”，赵树理在“解决问题”情节过程中所显示的“修辞行为”，总是指向“新”的存在，并直接依靠“权力”或“体制化”力量最终指认其“合法性”。从中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赵树理笔下的“新”的东西的存在状况，总是“政府”或使读者可以轻易感觉到的具有体制外形的“权力”所提倡的，并且往往以依附于“权力”的本质属性方式显现出来，作用于现实。其文本中，人物对“新”的“事物”的看法及其所引起的一切行动，不但规约着他们“好”“坏”的路径走向，而且也是作品的“价值”所在。这实际上又透示出另一种类型的人物与“权力”的关系——“新”的“事物”在主体创作之前的“修辞预设”里，所担当的既可以理解为约束主体与时代关系的监控角色，又是修辞目的在读者这里被接受呈现的效果的检测者。从这个意义说，赵树理面对“权力”对自我审美智慧越来越强大的覆盖性，巧妙地借“矛盾设置”(新与旧)和“人物设置”(老与少)，从而使他的“权力修辞”既绕过了直接宣传的陷阱，又以充分生活化的情节内容不断强化着修辞过程的老百姓式的趣味。可以说，完全实现了其“政治上起作用，老百姓喜欢看”的修辞目的。主体在“权力修辞”过程中的伦理化情怀及对百姓疾苦的一以贯之的真情关注，又以一种始终与“权力”相抗衡的生命意识、情感力量和人格精神，一路见证了主体与“体制权力”保持“疏离感”的不和谐过程，并以结构性因素促使其“修辞”不时走向非权力化状态。这在赵树理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此点若放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发展的历史中来考察，可以说是相当罕见。
　　2，“现实”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如果我们从“是非”与“利害”的双重视野分析，“现实”与“历史”之于“权力”的存在状态，它们在很多时候都以一种“可能性”因素呈现自己。一般而言，因时空关系，“现实”在更多的时候不得不隶属于“权力”，而“历史”常常容易被排除在“权力”大门之外——除非“权力”在现实语境中受到大规模质疑从而必须借助于历史重建自身威信的关键时刻。“历史”及其所有具有“历史属性”的存在，不但经常处于“非权力”状态，更为重要的是它对“现实”或“权力”的作用总是以“对立”性的比照物形态而实现的。这便涉及到文学文本中人物的时空属性和价值属性。就“现实”的权力属性说，“现实”的权力拥有，不但可以在“现实”与“权力”的利害关系里得到说明，尤为重要的是，“现实”的所指维度在修辞上早已指涉到“未来”，即在“权力”的惯常视野与价值判断中，“现实”常常等同于“未来”。无论在怎样的语境里，只要“权力”与“未来”的依附关系不被质疑，主体的“想象性”空间就会被“现实”(“未来”的替代物)锁定。当这种时代语境一旦作用于审美创造时，任何大胆与狂放、乐观与喜剧，都会被当作“真实”的生活予以接受。深有意味的是，上述这样的分析还能给我们一些另外的启示：“权力修辞”对创作方法的选择，是通过“历史”“现实”与“未来”三者之间、尤其是后两者的“合法化”的逻辑置换巧妙完成的。
　　“历史”与“现实”，我们认为可以被看作是赵树理小说文本中构成其修辞环境的两个重要因素，不过，在他这里更多地体现为以“现实”为主。我们之所以把赵树理文本中的这种设置看成是一种修辞的权力化安排，原因是创作主体早已赋予它们以特殊的意义性和价值性。在赵树理的小说文本中，“历史”与“现实”不单是对立的，而且在情感范畴限定了它们被读者接受的可能性。即人物面对“历史”“现实”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不仅意味着“是非”，更关涉到“利害”。创作主体对于“历史”与“现实”的先期体认(即对“历史”与“现实”象征性的体认与分类)，在其文本操作中便有多种可能被挪移为修辞的“目的”与“动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修辞的目的与动机并不都是会以“作者自白”的方式表现出来，就赵树理而言，则体现为一种在文本中无处不在的叙事功能与影响全局面貌的结构。
　　在赵树理的小说文本世界里，“历史”与“现实”至于人物设置的对应性体现为，“老”的属于“历史”或者是具有“历史属性”的存在(当然，其正面的共产党人形象可以另外加以看待——即使是这样，像《表明态度》中的王永富、《三里湾》里的范登高、袁天成、甚至他在1959年创作的《老定额》中的林忠等，也都是在不断的被改造中才有可能继续保持了某种“先进”身份)。由于时代与“新”在内涵上的某种人为地“亲缘关系”，其所造成的时代语境又暗示着对“历史”的放逐意味。时代对于“新”的大规模的群体性崇奉，不仅形成了新的权威话语，而且其又能够随时随地的借助于“权力”从而引领着时代的选择判断与价值导向。在这样的语境之中，任何存在的“历史属性”，一方面在与“现实”的对立中获得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则被创作主体作为一种修辞策略运用到对于人物的结构功能调动上。“老”与“历史”的不可分割性，不但预示着此类人物走向“坏”的全部可能性，而且亦为读者的这种价值判断与理性接纳提供了全部的“合法性”。这实际上在另一重意义上暗示着主体，无论如何做都不过分。与之相对的另一极——“少”(青年)则只能以“现实”或“未来”的体现者进入修辞环境。他们可以完全蔑视“历史”及由此形成的传统，他们可以更“人性”的生活(文本中以自由恋爱、自主婚姻来表示)，甚至只要他们乐意，他们完全可以把“想象的可能性”作为自己期待的生活目标。不过，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这一切又都与他们所拥有的独特优势密不可分：与“新”结缘的时代权力每时每刻都在为他们的所有行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同理，与时代权力一样占有着“现实”与“未来”的“少”(青年)，其行为的“合法性”则由此得到最充分的认可。由此我们就应当清楚了，以《登记》、《表明态度》、《求雨》、《三里湾》、《“锻炼锻炼”》等为主的赵树理在58年以前创作的小说文本中，其修辞行为里面的“权力化因素”，就是以“老”“少”“权力”三者之间巧妙的价值对应被隐藏在作者那不动声色的叙述之中。这其中，所谓的“合法性”，也同样来自于“历史”、“现实”与“权力”的关系。实际上在这样的关系之中，“权力”始终操纵着对“历史”和“现实”的价值界划。
　　以上的分析如果从目的上看，无疑体现为赵树理在小说创作过程中的“修辞原则”；要是考察他的动机，这些又可以被看成是“修辞策略”。“原则”与“策略”的共同作用牢牢定位着赵树理的全部修辞行为。其实，在这样的修辞行为中，诸如“歌颂”、“批判”、“讽刺”、“调侃”等等酿制意蕴、趣味的方方面面，都只不过是一种“技艺”而已，而难以被认作是“风格”的标志性产物。有关“风格”是如何形成的一类话题，可以在“修辞行为”的研究中被彻底破解。
　　3，话语与象征的关系。20世纪西方现代修辞学研究的重点是文本中“话语”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而沟通二者之间联系的最重要的因素，是赋予“象征”以新的含义。在他们看来，“象征”远不是一种只限于“语言技巧”层面的存在，而是“意义”与“价值”之源。在这样的层面与范畴中，“象征”就是“修辞”，“修辞行为”从预设、展开、完成直至检测，都不仅指向“象征”，而且以完成“象征”为目的。在创作主体这里，“象征”往往被用于对已有“思想意图”的掩藏与遮蔽，当然，这样做仅仅只是为了使审美性显示出最大的力度，而不是真正走向消解或退隐。“思想意图”的审美显现，常常是作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而在读者这里，对于“象征”的逐步破解，恰恰是“意义”与“价值”的复显过程。从修辞行为的预设性和恒定性来看，“象征”的意蕴生成不能不被“历史”、“现实”、“未来”在“权力”统驭下的价值指向所规约。赵树理文本世界中的“象征”，从其表面上看并不是都鲜明地指向“未来”，而是以直接指涉“现实”的方式内在的完成对“历史”“未来”的判断，并在这一过程中有意强化其文本的世俗化氛围。比如《表明态度》中的王永富，作为一个老党员与“集体化”的对抗，作者并没有让他的对立性性格在所谓“典型环境”里展开，而是有意让他与不识字、无理想、纯粹生活化的老婆合而为一，把冲突的尖锐性置于家庭成员之间的日益不和谐因素方面，彻底让主人公的选择单一化、极端化，为修辞目的的顺利实现只留下唯一的可能性。其他如《三里湾》里马多寿的转变，也是在家庭成员众叛亲离的“孤独”状态下实现的。《“锻炼锻炼”》中杨小四对“落后妇女”的“整治”方式等都是基于同样修辞目的下相似的修辞策略。“权力”效应的充分生活化、世俗化，使得赵树理作品的“意义与价值”，既具有了意识形态主流话语的色彩，又成为百姓日常生活在走向未来的必然性归宿。因为我们看到，赵树理作品的“意义与价值”，毕竟是在“歌颂”与“批判”两个层面上生成的，始终没有走出“权力”的覆盖。主体与“权力”两者分别在对文本的意义、价值的认定上，并不具有相同的起点和空间。
　　不仅仅赵树理的作品是如此，恐怕所有的作家都会遭逢到这样的境况：“话语”与“象征”之间的复杂联系，只能是借主体对于“现实”“历史”“未来”在“权力”赋予下的不同的意义、价值的体认来完成。回到赵树理小说上来看，如果说“老”与“少”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中各自具有相对于“历史”“现实”“未来”的象征性能指，那么，“话语”就可能在“象征”趋于“完型”的状态中走向修辞，即话语的全部修辞化。
　　总之，在这一时期里，赵树理小说文本的修辞可以看成是一种基于自觉选择、深有意味的“权力修辞”，因为其全部的修辞行为始终与时代的权力化价值观保持着一致性。
　　从1959年赵树理创作发表《老定额》开始，他在创作过程中的修辞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显然与赵树理在1959年的“不寻常”遭遇有关[1]。时代权力对于“历史”、“现实”、“未来”的意义强化，在原有的基础上日益趋于“乌托邦”式的极端化。在此语境中，赵树理由原来的认同者逐步转为质疑者。“老”之于“历史”、“少”之于“现实”或“未来”的相互关系的恒定性被自觉打破。其在前期所惯常使用的修辞预设——诸如“历史”或“历史属性”的存在等同于“没落”、“不合时宜”、“少”(青年)则可在“新”的招牌掩护下为所欲为的观念等日趋淡出，并在作家的自觉反拨中显现出荒谬性。赵树理这种修辞行为的自觉调整，不仅意味着以人物为主体的作品结构的巨大变化，而且显示着赵树理毅然与自我创作历史中那些已根深蒂固的“权力化修辞传统”所进行的大胆告别。在《老定额》、《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杨老太爷》、《张来兴》、《互作鉴定》、《卖烟叶》等一系列作品组成的赵树理当代后期创作中，“老”与“少”各自在意义与价值的拥有上的位置完全被颠倒，如“已经是76岁的老人”的陈秉正、“56岁的”潘永福、“75岁”的张来兴、旧社会就给人当过“长工”的县委王书记、“六十四五岁”的李光华老师等，他们都代表着务实、肯干、认真、负责、乐于牺牲、道德完善并容易与集体相整合，体现出生活中的“善”的一面。在作品的叙述中，这些人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和处世原则，总是以“掌握着真理”的“少数人”精英姿态，以默默的“对抗”和胜利的最终获得者而赢得自身的价值。
　　而“少”(青年)则与之相反——表现了对自我的体制化现实社会角色与身份的不认同、不安心。在赵树理的这一类叙事文本中，他们往往被刻画为有文化但无理想或者是纯粹的个人主义理想；其精神心理方面不自觉的又是非常顽强的向外宣泄着苦闷、盲目、好高骛远、讨厌农村、轻视体力劳动及向往“知识分子生活”状态等等弱点——而且这些“弱点”并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些特征在《互作鉴定》、《卖烟叶》两部作品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刘正、贾鸿年等甚至成了赵树理声色俱厉地加以批判的对象，作品中连一丝幽默也没有了。赵树理有意识地把刘正、贾鸿年描写成不但完整的接受过中学教育、而且是被“知识分子性”毒害至深的一类。这种情况，如果从他在建国以后创作的两个阶段对照来看，似乎呈现为前后“修辞行为”的否定过程。但当我们结合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陆语境中对于知识分子日益强劲的否定趋向就可以明白，此时赵树理在修辞行为自觉变化之中却又不自觉地于另一方面被时代的“权力话语”所覆盖。我们在此所要认真鉴别的情况是：这是否意味赵树理又一次对于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威的自觉认同呢?答案是否定的。当赵树理在此类作品的修辞预设中已经把刘正、贾鸿年等判定为“土地”观念体系的“背叛者”角色时，他们就自然成了赵树理情感厌恶的对象。如此说来，刘正、贾鸿年等人的知识分子身份，只是赵树理为了顺利完成其修辞目的的“策略”而已。几年以后他曾非常冷静地专门谈到“我与青年”的“问题”：“和我接触过的(包括通过信的)青年分为两大类：一是要学习文艺写作的，一是农村中升学的初中毕业生。现分述如下：文艺这一行，在某个阶段(特别是革命取得政权之后)说得过火一点，可以叫做‘名利行’，而且好像没有个深浅。不像数学、物理等学科学会多少，就是多少，没有学过的在事实中冒充不过去。过去，我对一些有名利思想表现的青年非常敏感，具有深恶痛绝之意。文艺界每谈到发动青年写作，以培养接班人，我也感到重要。可是一遇到上述那些青年来信来稿的钻营乞怜之语，我便觉怒不可遏。不过我对他们的态度仍以说服教育为主，所复之信，也不发表。”“收入《三复集》的《答夏可为的信》是《人民文学》编辑部和我商量了发的。我把原信给了他们，并写好了信封，贴了邮票，嘱他们发表时勿提‘夏可为’之名，而以‘XXX’代之。发表之后，代我把原信发出。可是后来还是把夏之名登出来了。……好在我于这封信中虽对夏有些批评，却无失礼之处。就在此信发表之后，同情夏的人来信百余封，对我兴师问罪。‘罪’倒判得不够准确，却把他们自己的名利熏心的思想暴露无遗。所以我又写了个极不平静的总答复——那种态度是错误的，总不如平心静气的讲使人易于接受。”“其次，每逢青年请我讲创作方法、创作经验时，我往往只讲学习政治、学习文艺、深入生活三个要素，而且劝其安心于业余化，听的人往往趁兴而来，败兴而返，对我讲的十分不满意。我接到他们的讽刺信甚多，像‘我顶不了你’、‘你的经验准备带到棺材里去吗’……之类的话就不知有多少了。”“其次是对农村的初中毕业生，他们的家长有一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以为中学毕业后的前途就是离开农村到外边找事，以为那才是正经出路，在家种地是大材小用，是没有出息、不会找门路的孩子。我对这些孩子讲话，要讲大道理，他们听不进去，常是我讲我的，他们互相讲，他们的讲完了散会。1957年(或者56年)，《中国青年》约我写一篇批评上述思想的文章，并给了我几封有这种思想代表性的青年来信作为资料，我便先后写过《出路杂谈》、《才和用》两篇文章，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也引起过一些学生来信谩骂。……总之，我对要求学习文艺的青年常劝其学习政治、学习文艺、体验生活，并决心从业余上打主意；对其他农村知识青年，常劝其安心农业生产，从发展农业生产上消灭三大差别，而不要利用三大差别去找便宜的主意。”[2](P1825～1837)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意识倾向”，只能算是与时代意识形态话语价值趋向的一种“耦合”结果。我们在深入细读他的这些作品时还思考到：刘正、贾鸿年等作为“修辞化”的人物形象，是否暗含了赵树理在面对50、60年代国家急于工业化过程中农民利益被日益削弱而产生的十分痛苦的情感反应?如果这样的分析可以得到证明，那么，赵树理在这一阶段里“修辞行为”的巨大转变，则意味着他与时代所倡导的大行其道的审美的“权力修辞”风气在进行着痛苦而又顽强的剥离与告别。简而言之，在赵树理这种“修辞行为”的前后“翻转”里，从根本上说修辞语境并未改变，但其修辞策略作了有意味的调整。人物的“修辞性”发生了巨大变化。“历史”与“现实”作为直接影响价值判断的重要因素，在文本修辞中的作用发生了明显位移。修辞目的中的批判性指涉不再是瞄向“历史”，而是明确地指向“现实”的某一方面。
　　此外，赵树理全部小说创作中的“干部”与“群众”在修辞意义上的复杂而有趣的变化，也是值得细说的话题。我们将在另文中予以讨论。
　　收稿日期：2003-01-06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福州85～91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席扬20032003以1959年为界，赵树理在解放以后的小说创作，其修辞行为呈现为前后否定的状态。“现实”“历史”与“权力”是构成其修辞语境的三个重要因素。赵树理在其小说文本中，通过对这三者在修辞预设与动机、修辞语境与策略、修辞效果与检测等方面作用的不断调整，使其主体性始终贯穿于修辞全程中。赵树理创作的独特性，在其修辞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交织状态里，被体现得极为明晰。赵树理/小说创作/修辞行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席扬(1959—　)男，山西绦县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作者：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福州85～91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席扬20032003以1959年为界，赵树理在解放以后的小说创作，其修辞行为呈现为前后否定的状态。“现实”“历史”与“权力”是构成其修辞语境的三个重要因素。赵树理在其小说文本中，通过对这三者在修辞预设与动机、修辞语境与策略、修辞效果与检测等方面作用的不断调整，使其主体性始终贯穿于修辞全程中。赵树理创作的独特性，在其修辞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交织状态里，被体现得极为明晰。赵树理/小说创作/修辞行为

网载 2013-09-10 21:4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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