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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古音研究进展概述
　　上古音研究在汉语音韵研究中是相当早的。因为我国历来重视先人典籍，鼓励读经，读经第一步就要求念出字音。而时移音改，用后世音读常觉ｈàｎ＠①格不通，解经者想给读者或生徒解释这些现象，自然要研究古音。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前人无法正确掌握古音，往往以歪曲的形式表示。汉人的“读为、读若”，唐玄宗的改《书·洪范》“（无偏）无颇”为“无陂”，梁人沈重的“叶句”、隋释道骞的“协韵”、宋人朱熹的“叶音”，都是这种表现。至明清，古音学者除分古韵韵部外还用今音比况，直音以注其所拟古音，如明人陈第说：母读米、马读姥、京读疆、明读茫、福读ｂī＠②、丘读欺、家读姑、瓜读孤；顾炎武友人用顾氏古音拟读打趣，把“天明了”说成“汀萌哉”之类。它们是不正确的，但隐含着一定的合理成分。清人苗夔《歌麻古韵考》中说的“河古读若怀；何古读若回；坷古读若魁；那读若内平声”等，虽混开为合，但隐含歌部字古音有-i尾，则是不错的。由于缺乏科学标音工具，明清古音研究的成果也只能以划分韵部为主，并非没有拟音，而是不可能准确拟音。所以只能是考古功深，审音功浅。
　　怎样克服汉字长于表意而拙于标音的先天局限给古音研究带来的困难呢？西方语言学因植根于拼音文字土壤里，恰在表音方面有优势，所以总能以不同视角对汉语音韵学领域送来重要借鉴而予以促进。汉唐梵文悉昙的学习即曾促进反切、韵图的产生。而在怎样克服反切长于表音类而拙于标音值的先天局限对古音研究所造成的困难方面，也有赖于本世纪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音系描写方法的输入，而改变面貌、带来生机，使我国古音研究走上科学的道路。尤其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法国汉学家马伯乐等的研究成果影响最大。他们的研究建立于汉语方言、与朝日越等域外汉字音比较的基础上，使长期囿于古籍内打圈的国内学人耳目一新，引发了林语堂、李方桂、王静如、罗常培、赵元任、钱玄同、魏建功、曾运乾、王力、陆志韦、董同ｈé＠③、周法高、俞敏等一批优秀学者参与研究，各取得不同的成就。其中董同ｈé＠③、陆志韦四十年代便已形成自成系统的上古拟音体系。王力于五十年代、李方桂于七十年代初也完成了拟音体系，而且成为近年来海内外最有影响的体系。
　　高本汉的中古拟音成就较大而上古拟音问题太多，他自己说过有些问题有待汉藏语言比较研究的进展来解决。五十年代以来，随着汉藏比较及梵汉译音研究的深入，汉语古音研究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西方学者法国奥德里古、俄国雅洪托夫、加拿大蒲立本、美国包拟古等成就最为巨大，许多古音难题已被突破，汉语上古音拟音面目一新，能够与汉藏兄弟语言接轨了。可惜因历史条件因素，不能及时输入国内，直至改革开放后，方加强了学术交流。八十年代以来，自1980年10月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成立，更推动了古音研究，近十年尤为突飞猛进。依不完全统计，单1987至1993这前七年里我国上古音研究及汉藏比较有关论文即达288篇（参考张谓毅的统计，再添有关论文50篇）：
　　年分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篇数　22　　33　　45　　48　　61　　36　　43
　　这里头既有我国音韵学者自身的努力，也与五六十年代海外学者巨大成果重新输入有关。其中最重要的为以下诸家：
　　法国奥德里古(A.G.Haudricourt)1954的《越南语声调的起源》(JA242)和《怎样拟测上古汉语》(Word 10)。前者有冯蒸1986译文，见《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7(1986)；后者有马学进译文，见幼狮月刊社《中国语言学论集》（1977台北）。主要成就是论证了越汉两语声调的发生发展。
　　俄国雅洪托夫(S.E.Yakhontov)《上古汉语的韵母系统》(1959)、《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1960)、《上古汉语的唇化元音》(1960)、《上古汉语的起首辅音L和R》(1976)、《上古汉语的起首辅音W》(1977)等重要论文1986被唐作藩、胡双宝选编入雅氏《汉语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主要成就是论证了：二等带l（1970改r）；s-和响辅音（鼻流音）结合的复声母变出诸母；歌元、文侵各部合口有唇化主元音韵如or、on，ur、un、um；拟云母为w声母。
　　加拿大蒲立本(E.G.Pulleyblank)《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1962-63,AM9)，《关于汉语词族的一些新假设》(1973,JCL1)，《上古汉语的韵尾辅音》(1977-78,MS33)。最有影响的是第一篇，它有力地论证了去声古带-s尾，上声古带-＠⑩尾；同样得出二等带-l-（后改r）、有圆唇化元音韵母on、un、om、um；最早提出来母在亲属语带对r-，而喻四对l-（开始拟＠⑾，1973改拟l），及圆唇喉牙音，送气鼻流音。又设想三等舌面介音部分后起，来自介音l或前重型长元音。潘悟云有译本，尚未公开出版。
　　美国包拟古(N.C.Bodman)《汉藏语中带s-的复辅音声母在汉语中的某些反映形式》(1973)，《原始汉语与汉藏语》(1980)、《上古汉语中具有l和r介音的证据及相关诸问题》(1985)等重要论文1995由潘悟云、冯蒸译编为《原始汉语与汉藏语》，中华书局出版。中间一篇（46-241页）最重要，主要论证复辅音结构Cr变二等而C-r变来母，l变定母、喻四而C-l-变端透定。设想三等j介音有原生性、次生性两种，前者在藏缅中就有，后者是汉语发展过程中后起的，从而形成AB两类音节。所引诸多亲属语同源形式足资参考，白氏强调重视“比较构拟”，即拟音与亲属语形式密合才可信。
　　瑞典高本汉(B.H.Karlgren)总结其古音构拟的《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1954,BMFEA26)，聂鸿音1987译本、齐鲁书社出版（五十年代周达甫已译、北大油印，张洪年亦译，在台湾出版，皆流传不广）。其上古音字典，着名的《汉文典》（Grammata Serica 1940,BMfEA12；修订本-Recensa 1957,BMFEA29），1941北京影印时称《中日汉字形声论》，但后曾被国内学者称为《中国文字学》、《汉字谐声谱》等，六十年代周法高等始一致定称为《汉文典》。此书汉字的GS编号常被国际汉学界引用为汉字代码。八十年代中，在复旦张世禄先生主持下，潘悟云、杨剑桥等编译了本书修订本，书中瑞典方言字母改国际音标，现代音改标汉语拼音，补出书证，加单字索引，质量更为提高，1997终于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注意此书分26韵部，但后来《纲要》分35韵部。）
　　还有美国白保罗(P.K.Benedict)《汉藏语言概论》（1972剑桥大学出版社），《再论汉藏语系》(1976,JAOS96)，《上古汉语声母》（1987，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英文卷）。前二种1984由乐赛月、罗美珍合译为《汉藏语言概论》（署：本尼迪克特着，马提索夫编，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出版）。其中39-48节讲汉语，因原稿写于四十年代，古音大抵用高本汉旧说，但在汉藏同源比较及形态学（前缀、后缀、交替方面）常有创见，并深刻影响杨福绵s-头系列复声母研究（他俩并合编《上古汉语词汇》）。
　　附图　
　　法国沙加尔(L.Sagart)《论去声》(1986,JCL11.1)，1988郭建荣有简译，见《语文研究》该年3期。1990以后有系列论汉语与南岛语关系的论文：先是1990年23届汉藏语言学会议论文《汉语南岛语同源论》，邢公畹先生于1991年《民族语文》上分3、4、5期摘要予以述评补证，其后为91年第6届国际南岛语言学会议论文《汉语与南岛语间亲属关系的证据》(JCI21-1,1993)，1995郑张尚芳、曾晓渝译为《论汉语、南岛语的亲属关系》（见石锋编《汉语研究在海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又93年《汉语上古音新见》(Diachronica10-2)、94年《上古汉语与原始南岛语》(OL33.2)，95年《关于汉语源流的意见》（JCL单刊8），又《藏缅语*MLIY的汉语同源词》(1985,CLA014-2)等尚未译介。主要观点为：在同源词中汉语音节与南岛语单词末尾的重读音节相对应，建立南岛语-s与汉语去声、-q与汉语上声（-b、-d、-g与鼻尾韵上声）的对应关系，又提出一些介音可能与中缀有关的设想。
　　美国柯蔚南(W.S.Coblin)《说文读若声母考》(1978,JCL6)，《东汉音注的声母系统》（1977-78，华裔学志33），《汉代佛经方言》（1981，台湾，中研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西汉音注的声母系统》（1982，台湾《清华学报》14-1,2），《东汉音注手册》（1983，香港中文大学出版），《汉藏语系词汇比较手册》（1986，华裔学志丛书18）。李玉译了第二篇，刘宝俊译了末一种的导论及原始汉藏语音系两部分，分别刊于《音韵学研究通讯》4与19-20。主要论证了上古音晚期的汉代音系复辅音，及依李方桂，白保罗及个人比较，重建原始汉藏语音系，后者提供不少比较语例，但将腭介音分为y、j是对蒲氏、白氏A、B音节的改制（实质倒退）；又在r、l中分出r、＠⑿以表示在汉语不再保持r、l的部分，虽然多数语例已随近年学界认识到李氏上古音体系中r、l应该互易而失其区别意义，但*＠⑿变d（牒甜）、*h＠⑿变th（舔）之类的设想则别富启发性。
　　海外华人学者的着述也相继传入：
　　周法高《论上古音》(1969)，《论上古音和切韵音》(1970)，《上古汉语和汉藏语》(1972)，先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1，3-2，5-1期，后合编为《中国音韵学论文集》（1984，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上古音韵表》（1974，台北，此表为周氏领导其学生张曰升、林洁明合编，1980，京影印）。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台湾，清华学报新9-1，2），《几个上古声母问题》（1976，台湾中研院蒋公逝世周年纪念论文集）等，商务印书馆1980年合编为《上古音研究》一书，在北京出版。李氏论证了只出现于三等的声母皆后起；有成套清鼻流音hN，二等有r介音（皆从雅洪托夫）；三等j四等i介音；又有圆唇舌根音韵尾（取日本赖惟勤说）；以x、h分别作上声去声标记（部分吸取奥德里古氏原始汉越语声调标志），融合新旧成果，建立了一个四元音、三复元音的拟音体系。
　　张琨《原始汉语韵母系统与切韵》（1972，史语所单刊A26），《汉语*s-鼻音声母》（1976，史语所集刊47-4）（皆与夫人张谢蓓蒂合着），张贤豹译编的《汉语音韵史论文集》（1987台北联经出版公司，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即以上述前一种为主，强调古音研究中要注意方言差异。后一篇1985刘宝俊曾节译，刊《音韵学研究通讯》7。
　　余ｎǎｉ＠④永《上古音系研究》（1985，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以金文为主要材料研究上古音，他以＠⒁、v、l、来改李方桂阴声韵尾g、b、d，以o来改、以e来改ia、以u来改ua等，成立五元音体系。
　　梅祖麟《中古汉语的声调与上声的起源》(1970,HJAS30)，《四声别义中的时间层次》（1980，中国语文6），《跟见系字谐声的照三系字》（1982，中国语言学报l），《说上声》（1982，台湾清华学报14-1，2），《上古汉语s-前缀的构词功用》（1989，中研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等。首篇有1974黄宣范译文，刊幼狮40-6，见幼狮月刊社《中国语言学论集》1977，（其余篇为中文），主要论证了奥氏蒲氏去声为-s、上声来自＠⑩的理论，尤其对上声为-＠⑩了有力论证（梅氏自说其论述也受美国汉学家罗杰瑞的影响）。
　　海外学者往往在方法上及汉藏比较方面具备优势，国内学人在国学功底和熟悉本语言方言有优势而且也有重视汉藏比较的。他们发挥各自优势对前人的拟音系统作出改订，提出新的构拟系统。据美国白一平(W.H.Baxter)教授《汉语上古音手册》813页注4所例举，对高本汉上古中古拟音作出修订的14家，依音序为：董同ｈé＠③、雅洪托夫、李方桂、李荣、陆志韦、梅祖麟、蒲立本、薛斯勒、邵荣芬、斯塔罗斯金、王力、余ｎǎｉ＠④永、郑张尚芳、周法高；当然还要加上白氏他自己，也包含他的老师包拟古(N.C.Bodman)，他俩体系大体相同。丁邦新《汉语上古音的元音问题》（1994，收《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1998北京）一文除董同ｈé＠③、陆志韦外，又列表比较了“有代表性的”8家系统——李方桂、周法高、张琨、蒲立本、余ｎǎｉ＠④永、郑张尚芳、B.B（包拟古、白一平），即将包氏白氏合列为B.B一家。以上白、丁二位所列，除李荣、邵荣芬二氏偏重中古外，其余十四家中薛斯勒(1987)、郑张尚芳(1987)、斯塔罗斯金(1989)、白一平(1992)的拟音体系则是近十年上古音研究中引起海内外同行注意的最新成果。较之旧体系，这些体系有好些共同的新拟构，例如都采用-s表去声而-＠⑩或-'表上声，-r-表二等，以r-表来母，而以l-表喻四及定母（郑张用l'）等。各以新材料论证并达致共识。
　　薛斯勒(A Schuessler)(1987)是夏威夷大学出版的一本《早周汉语字典》，概括了他1974以来系列论文的观点，如1974《上古汉语的-l尾》(JCL2-1)，《上古汉语的R与L》(JCL2-2)，《上古汉语的前缀》(ZDMG124)，1976《原始汉语的词缀》（柏林MOS18辑），1985《早周汉语去声的功能》(PL,C87)等。主要论证了二等有-r-，四等有-l-，来母为r而喻四为l，歌微脂部收-l，及前后缀问题。所论l至汉变＠⒀甚有见地，但四等有-l-介音证据薄弱。
　　斯塔罗斯金(S.A.Starostin)《古代汉语音系的构拟》(1989)是莫斯科Nauka出的一本728页的巨着，分绪言及“中古音系”，“上古晚期声母系统”（联系原始闽语）、“上古汉语声母系统”（有谐声及藏缅、卢舍依、等语例证）、“上古韵母系统”、“上古汉语史的语音变化分期”等五章，附录上古诗歌的押韵、上古音节构拟比较表二种，后者含前上古，上古早期，西汉、东汉、上古晚期，中古拟音、现代音，及高、董、周、藤堂等家拟音。依韵部分列，依等各举例字。斯氏除吸取其老师雅洪托夫学说精华外又有独创发展，他从库克钦语言（卢舍依等）比较中独立得出的三等古为短元音，一二四等为长元音，与郑张尚芳(1987)不谋而合，柯蔚南说是国际学界殊途同归的妙例。斯氏比较范围广博，他相信汉藏语与叶尼塞、北高加索语言间有亲缘关系，发有多篇论文。又他相信罗杰瑞原始闽语构拟，因此所拟全次浊音声母都分不送气、送气两套，比较复杂（但罗氏构拟不能解释也有相似现象而字分布不同的徽语，所以应是后来历史层次变异而不是上古语的，郑张1992-1993指出闽语“来”母“以”母读s应是r、l→z→s常见音变，也属白读历史层次变异，清化是后起而非上古的，见《汉语方言一些语言现象的历史解释三题》（首届国际汉语言学会议，新加坡），《古来母以母今方言读擦音塞擦音问题》（七届方言学会论文）。该书第一章的“中古音系的介音和长短元音的对立”部分已有谢纪锋译文，刊于《民族研究信息》1994年3期。
　　白一平《汉语上古音手册》(1992)是柏林、纽约Mouton de Gruyter出的一本922页巨着，总括其1977以来系列论文成果，尤其《汉语上古音的几项建议》(1980)，《上古汉语拟构——包拟古、白一平体系》（1984，17届汉藏语会议），《上古汉语新韵部》（1986，19届汉藏语会议）等，本书分“绪论”，“中古音系”，“古韵分部证据”，“上古音节概貌”，“辅音声母”（单复声母），“介音与主元音”（一四等零，二等r，三等j，rj），“韵尾（j、w、m、n、η、p、t、k、wk）及后韵尾（s→H去声、＠⑩→X上声），”“新的上古韵部”等九章，附录有“上古至中古音韵的演变”“诗经韵谱”“诗经韵字”（依今音音序排）三种。白氏除汲取其师包拟古学说又有独创发展，并汲取其他多家新成果。其重纽三等带rj介音的新见，受到包括其师包拟古在内的肯定和引用。白氏体系跟郑张最接近。1982第15届汉藏语会议他们会晤时，郑张送1981-1982论文与白氏交流，彼此都惊异共同拟音见解之多。但白氏因没有在体系上很好处理汉语原生j与次生j，因此有些同音类而演变异常的只好用大写字母作形式上的区别；如kj腭化为舌面音照组的用Kj表示，不腭化的用kJ表示，ja只表变鱼韵[io]的，而变麻三昔三的另用jA表示。这在郑张取消次生三等j介音，只保留照三组及麻三昔三原生j后已不成问题。（白氏1995也已着文宣称放弃三等j介音而采用郑张次生j来自短元音说）。白氏此书是近年海外影响较广的书，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惜国内尚未译介。
　　郑张尚芳(1987)：《上古韵母系统和四等、介音、声调的发源问题》（温州师院学报87-4，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1988-1），是作者三十年古音研究一个小结，总括《汉语上古音系表解》（1981浙江语言学会首届论文，1982修改油印，杭大《语言学年刊》(1982)选载了其《古汉语流音系统与汉藏比较举例》部分），《上古音构拟小议》（1983北大上古音讨论会书面发言，刊1984语言学论丛14）等论文，及六十年代八十年代与王力、李方桂先生通信商榷的成果（王氏采纳歌部拟ai、赞赏喻四拟＠⑾拟＠⒀的意见）。文章主要论证如何填补王、李二氏系统中的空档，论证了一个长短六对元音系统。指出四等韵是一等韵的前元音部分、二等是一四等带r部分，它们同来于长元音；而三等韵则是与其相对的短元音；重纽四等是三等的前元音部分，重纽三等及庚蒸等是其带r部分。从而解释了四“等”及介音的来源，r和l介音出现的条件。又分出一种塞化性质的l（开始写'l，后改为l'）用以解释Kl'、Pl'变端知组的现象。该文汲取新知加以自己研究成果，异于旧说22处。丁邦新(1994)说“郑张和Baxter各自的结果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尤其在离析韵部方面看法非常一致，而两人的论据却不相同，很值得重视。”声母方面另为一篇长文《上古汉语声母系统》（1995，ICCL-4/NACCL-7论文，威斯康辛大学，见会议论文集），其纲要已见上文的79页及《语言研究》1991年增刊的《上古声母系统及演变规律（摘要）》。主要论证复声母的结构及演化规则；限定垫介音为j、w、r、l(r'l')。
　　由于本文重点在说明上古拟音系统所取得的新进展，故要对上述几家新系统着重介绍。还有俞敏、严学ｑúｎ＠⑤、邢公畹、喻世长、黄典诚、邵荣芬、郑再发、丁邦新、龚煌城、竺家宁，何九盈、李新魁、潘悟云、杨剑桥、麦耘、施向东等先生对拟音的贡献，国外富励士、罗杰瑞、滕堂明保、赖惟勤、平山久雄等先生的拟音成就，在下面分论中还要介绍到。要特别指出的是，俞敏氏的构拟建立在梵汉对音与汉藏对比基础上，尤值得重视，只是散见在《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1984《中国语言学论文选》，东京，光生馆），及《汉藏同源字谱稿》（民族语文1989-1，2）内。
　　近十来年所出上古音专书中有几本较重要：
　　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将王力先生拟音落实到八千字上，只是未用王氏新拟歌部改ai，声母则已将喻四改＠⒀。
　　向熹《诗经古今音手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方便于检索诗经古韵。
　　陈复华、何九盈《古韵通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其中重点是“古韵三十部归字总论”，已发于1984《音韵学研究》第一辑（中华）。还有何氏的上古韵母构拟系统，提出改王力主元音介音e为I的主张。何氏1991还有《上古音》（商务）较普及。
　　李玉《秦汉简牍帛书音韵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对战国至汉的简帛通假异文统计分析甚详，发现汉代复辅音从有趋无的变迁迹象。并认为汉代仍有31韵部，而非罗常培、周祖谟的27部。
　　杨剑桥《汉语现代音韵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十二章近一半篇幅说上古拟音新进展问题。
　　　　　　二、声母系统与“介音”
　　上古音研究声母一直是个薄弱环节，所以近十年来这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特别令人振奋。过去声母研究材料少，只在谐声，假借、通假，异文、异读这个范围内转，现在随着汉藏语言比较的进展，同源词形比较扩大到藏缅、侗台、苗瑶、南亚、南岛等语族，眼界大展，了解到它们中复声母分化的多种形式及国内方言如粤语、晋语一个半音节的本质。此外郑张还强调开发“转注字”即同源字（同一字形的变形分化字，如“史吏使、荼茶、益溢、老考”等）研究在本研究中的作用，增添一类新的材料。
　　上古声母系统应包括组成单声母和复声母的辅音种类，复声母的组合成分及其配合关系，结构方式和类型，及与中古声母的对应转变关系。
　　（一）先说单声母，也即基本声母。
　　高本汉、王力都是拿中古36声母往上推，上古声母几乎是中古的翻版。只是高氏将章昌船日上古音拟为t类，并匣于“群”，这样较中古音省5母，而另加不送气浊音5母来表以禅两母及部分邪母，故为34母。王力则减去不送气b、dz、d、g，却不规则地保留d表喻四（后改拟＠⒀），船匣仍同中古作，故为32母。整体看跟中古差别太小，对z、d等为何不拼无j介音韵母的空档现象提不出解释。李方桂把高氏34母中分别特殊、受限制（限出现三等j介音前）的十五母划出，认为非上古声母而是后来分化的，从而留下19母（匣群合并为g），这就与黄侃的古本声十九纽看法基本相似。又认为喻四来自舌尖闪音r，因此是二十声母。
　　附图　
　　十九纽中“帮滂并明、见溪群疑、端透定泥、心”13母上古属基本声母并同中古，大家没有分歧，“影晓喻来”的音值，“匣与群、喻三”的分合，“精清从”是否早有，则是近年上古声母讨论中抒发新见的要点，下面分叙这些问题及喻四、圆唇喉牙音、清鼻流音研究进展情况。
　　1.来喻邪——来母在高、王、李的系统中都跟现代、中古一样拟l，似乎几千年不变，但这不能解释闽北s、乡话z、dz都属r母变化的常见现象而非l。古汉越语也是r而非l。
　　高氏用一套不送气塞类音表示喻邪（g喻三［王］，d、b又z喻四［“榆”d“聿”b“羊”z］，dz邪，另禅），但这套音只拚细音，洪音全成空档。王力保留d而取消g、b、dz、，这又出现四个声母空档，（为了消除不系统现象，以后才改用＠⒀表喻四）。李方桂指出它们应为闪音，改以r表喻四、rj表邪，改变了这一面貌。蒲立本(1962)虽也拟来母为l、喻四为＠⑾，但指出汉藏对应上看“来”母多对r而喻四多对l，薛斯勒(1974b)专文肯定来母r→l、喻四l→j，雅洪托夫(1976)，包拟古(1980)，梅祖麟(1981)，郑张(1981-2,1983-4)都论证肯定这一拟音，梅祖麟在《方言》(81-3)文中明确提出喻四应改l，邪母应改lj，也就是说李氏拟音中r与l的拟音应互换。这目前在新起诸家已成共识。龚煌城(1990)也专节讨论来喻二母，肯定r、l要互换，说明在李氏系统影响最广的台湾学者中也对此取得了共识。
　　王力先生看到郑张(1981-2)后曾致函作者，为作者放弃喻四＠⒀的构拟而采用l表示惋惜（作者六十年代初拟喻四为＠⑾，后改rj、＠⒀，也曾蒙王氏函许），其实作者并非放弃＠⒀，而是认为＠⒀应为上古后期之音，即l→＠⒀→j（郑张1983-4:46）。这可以解释东汉译经中喻四对梵文清浊硬颚擦音的现象。斯氏(1989)喻四有部分字拟为，那其实也是对这类后起音变的反映，不是最早的。
　　附图　
　　因此郑张提出流音分塞化不塞化说，像闽语那样塞化的l'变定母，而一般的l则变＠⒀→j为喻四。塞化l写作l'或ll，郑张说由于重读，潘悟云(1998)解释塞化来自同部位前冠成分重合融成，即Cl·l→cld→d故认为ll合理，杨剑桥曾设想用rl表示）。
　　2.影晓匣喻（云）——这喉音四母高氏拟＠⑩x、gh、g。李氏改为＠⑩、h、g，匣云与群并而为一。这引起很多冲突（“狂王”难分；“琼荣”同音）。蒲氏早说匣母要分g、＠⒁。丁邦新《上古汉语*g、*gw、*＠⒂、*＠⒂W》(1977-78,MS33)专文提出将部分匣母及云（喻三）另拟为＠⒂/＠⒂W，喻世长《用谐声关系拟测上古声母系统》（1980-84，音韵学研究1）意见相同，但无详细论证。邵荣芬《匣母字上古一分为二试析》（语言研究91-1）提出据谐声、梵文对音和方言，匣母古应分g、＠⒂二类，分别与群云二母洪音相当。郑张（1990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研讨会论文，刊1992山东教育出版社的纪念文集）也分匣母为二类：g、gw及＠⒁（乎兮协号）、＠⒁w（华缓萤），后者与云母互补相配，又雅氏斯氏主张云母为单w。
　　影晓两母拟＠⑩、h（或x）好像没争论，王力“影”拟元音起首的零声母，也还属喉音系统（虽然作元音起首便当归次浊，与影母属全清不合）。但“景”分化转注为“影”，“关”通转为“弯”（弯弓），说是k、＠⑩互变，音总嫌远一点。上声韵尾-＠⑩沙加尔考论有-q来源，那么声母＠⑩-是否也有q-来源呢。蒲氏举过汉代“影云”译q-例；潘悟云《喉音考》（1997，《民族语文》5）提出“影晓云”三母应来自上古小舌塞音*q-、*qh- *G，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建议，并很好解释了“云”母既与“群”母纠缠又有区别的问题，解释了“熊”，朝鲜借作kom，“右”泰文作khua之类云母塞音化现象的来历。李新魁《上古音“晓匣”归“见溪群”说》（1963，学术研究2）提出见晓两系古音，所举事实也可由潘氏新拟得解。潘文发表前已向笔者提出这一建议，故郑张(1995)说声母系统已吸收了潘氏这一新说，在上古声母中添上小舌音一系。
　　3.大家都认为中古塞擦音章组后起，而精ts组好像自古就有，因藏文也有，张均如《壮侗语族塞擦音的产生和发展》（1983，民族语文l）则证明台语ts组后起。李方桂1976论证了精组有些字从s-加塞音变来，包拟古(1980)也举了不少。郑张(1995)指出精组是上古后期才增加的，除s-塞音外主要由心母及sl、sr后的l、r塞化，加清浊喉音作用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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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蒲氏李氏构拟一套圆唇喉牙音，肯定上古只限喉牙声母才含w成分。这非常对，跟今粤语、温州老派方言尚合。新起各家一致采纳了。但藏文、缅文、泰文等同语系古老拼音文字都以j、w、r、l作为声母后置辅音处理，用一个后置w表一套圆唇喉牙音，从音位角度看可大大减省声母总量，因此基本声母表可把圆唇不圆唇喉牙音合为一套，不另标名，但可明确规定w只在喉牙音出现，即只有舌根、小舌、喉音才有带w的复声母。
　　5.清鼻流音——高本汉为“黑悔”设xm、为“慝叹”设thn，都不成系统，董同ｈé＠③改xm为清鼻音m很有见地，但仍不成系统，即其他清的鼻音皆表现为空档。雅洪托夫(1960)把两类合一，假设它们都来自s-头的鼻流音：xm来自sm，thn来自sn，育场表示m、n、w、r、l等。指出hl是“獭、宠”等等，同蒲氏lh而与雅氏sl有异。但李氏演变规则不统一，显示实有两类：
　　变擦音h、с的——hm　hη　hnj　　变送气塞音th的——hn hl
　　尤其hn、hnj声干同为n而变化方向差异如此之大，不可解释。张永言《关于上古汉语的送气流音声母》（1980-84，音韵学研究l）指出变擦音h的自成系列，清化由送气造成，故写作：
　　mh悔　nh叹　nh＠⑦　ηh许　lh胁　dh史
　　但“胁虎”等定作lh-变h，而“史飒”等写h变s规则仍然不一。郑张(1981-2,1983-4、1995)指出前述清鼻流音实应分两套：
　　A.送气的变送气塞音：mh抚　nh帑　ηh哭　lh胎　rh宠
　　B.带有h冠音的变h：hm悔　hn汉　hη谑　hlｈāｉ＠⑧　hr罅
　　A类属基本声母，王力《同源字典》指出“抚摸、抚怃”同源；而“帑”（藏金帛ｂì＠⑨室，家人妻儿）与藏文naη（内室、ｂì＠⑨室、家人、妻婢）同源，“哭”（从狱得声）与藏文ηu、缅文ηou“哭”同源，其m、n、η显为基本单声母。B类是带前加音的复声母，冠音会吞没浊声干，因此只留下h。hnj“恕摄”变书母则属于hj→c的后起变化，“sl飒、sr史”另为一套。这样，结构与演变规则都较清楚，能解决问题。（待续）
古汉语研究5长沙11～17H1语言文字学郑张尚芳19991999郑张尚芳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研所；邮编：100732 作者：古汉语研究5长沙11～17H1语言文字学郑张尚芳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4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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