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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妄论古今
由于主张非暴力,老人晚年对“文化大革命”那种祸及全国的广泛暴力,是十分愤慨的。有次我不小心多说了一句话,惹得老人动了痰气。
那天正与康老及罗仪凤谈论社会上种种无法无天的乱象,老人激动起来,说:“我要写信问问毛主席,这样搞下去,国家会成什么样子?你要打倒刘少奇,是你们两个人的事,不要害得全国老百姓跟着遭殃!”她又用手指遥点壁间的画像道:“什么万寿无疆,我看是万代为殃!”
康同璧说出这等惊人之语时,那种气雄万夫、为民请命的神态,仿佛回到了乃父“公车上书”的时代。当时若被外人听见,肯定够得上“现行反革命”资格。我见罗仪凤紧张得直吐舌头,便劝止说:“这信您还是不要写了。”“为什么?”老人瞪着眼睛问我。“写了人家也不会理你。”我脱口说了句大实话。
老人勃然变色,目光犀利,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我几乎不认识的人。她停顿了一下,面色由红而紫,由紫而黑,哆哆嗦嗦地抓起茶几上吐痰用的雪花膏瓶子,啐出一口浓浓的白痰,然后伸出食指,上下抖动地点着我说:“你奶奶(指她自己)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
这句话她盯着我连说了两遍。我知道自己闯了祸,一时不知所措。罗仪凤连忙过来用广东话打圆场,扶老人回卧室休息,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发愣。
过了好一阵,老人又慢慢从内室踱出来,脸色变得平和了。她坐到沙发上,望着我说了第三遍“你奶奶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接下来又把当年毛泽东接见自己的情形,重新讲述了一遍,便云收雨霁了。
罗仪凤悄声向我解释:“跟我母亲说话,你只能顺着她。”此刻心中聊以自慰的是,一直没见过隔辈亲人的我,突然有了一位“奶奶”。与儿孙远隔重洋的老人,已将我视同自家小辈,否则也不至于发这么大的脾气。
对于周恩来,康氏母女心中敬意犹存。虽不至于像不少中老年女同志那样,一提到美男子周总理就热泪盈眶,但罗仪凤常说“总理太不容易了”,康老也认为“我们现在只有靠他了”。
有天我陪父亲拜望过康老,回家的路上问他:“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了,中国今天会是什么样?”“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父亲回答说:“君主立宪是虚君共和而不是专制独裁,自然有它的道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国内动乱了四十年,最后不得不把王室从国外请回来。清末是改良与革命赛跑,改良太慢,才发生辛亥革命,我也跟着参加了。建立民国之后,袁世凯、蒋介石还不是搞独裁。接下来又搞革命,一直革到现在,还在‘不断革命’,结果又能怎样呢?我看改良的代价或许要比革命小得多。”“那我们今天会不会还留着辫子?”我那时是个顾影少年,无法想象自己拖辫子的怪模样,心中琢磨着见康老或许还要下跪。父亲说:“那也未必,日本明治维新就改穿洋服。为政之道,就应该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不为百姓所好的体制和习惯,总有一天会被淘汰。”
◆ 珍藏一瞥
康老藏书不少,但在我认识的前辈中,算不上大藏书家。不过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家中能存下几架线装书,已经是个异数了,这也是吸引我经常去她家的原因。
老人客厅里的《花间集》和荣宝斋水印的《芥子园画谱》,是我经常翻阅的。不过对于《毛主席诗词》以及当时各种剑拔弩张的“壮词派”作品,我已经有些承受不起,更喜欢“花间派”的婉约。有次找到一本民初女诗人吕碧城的诗集,里面还有吕氏身着欧式淑女裙帽的玉照,以及她与胡木兰(胡汉民之女)等女界先驱的合影,使我第一次见识了民国才女的文采风姿。这位吕碧城显然是康老的朋友。
书架上陈放着康老编纂的《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是上下两册的油印本。还有一部多卷本的《万木草堂遗稿》,此书编成后交付出版,出版社认为康老的绪言对乃父评价过高,倔强的老人坚持一字不改,僵持数年之久后撤回,仍旧摆回书架。
但客厅里存放的只是康老的常用书。一次罗仪凤要我帮忙整理库房,才见到了她家的拱璧珍藏。
这是一间宅院夹道加顶改成的密室,与卧室相通。里面布满蛛网和厚厚的尘土,看来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打扫过了,只有康氏母女及其信得过的人才能进去。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只黑猩猩的标本,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有几分诡异。
以前罗仪凤曾特地给我看过一张老旧的彩色明信片,上有这只黑猩猩身着海军衫帽的留影,颇为调皮可爱。此乃其父罗昌做新加坡总领事时的宠物,十分聪明伶俐,会算术写字,号称新加坡第三十六景。说到此罗仪凤苍白憔悴的脸上,竟露出顽皮天真的灿笑,仿佛在向我介绍一位她童年的朋友。但笑容一掠而过,她的面容重新被伤感占据,说后来黑猩猩被客人喂食冰激凌,不幸腹泻身亡,被制成标本带回国,作为永久的纪念。
动物明星木乃伊现身密室,我小吃了一惊。但真正令人震撼的,却是贴着封条的楠木书箱,箱上用墨笔写着“大藏经”三字,这就是康有为生前从陕西运回的那部《大藏经》了。康氏此举曾惹起陕人的抗议,甚至有人骂他“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⑤。不过“康圣人”声明,因为藏经所在的寺院保管不善,他才将经书运走的,待修补装订之后,仍将送归陕西。除此之外,还有一只木匣,上标“大同书”字样,至于内中装的是否康有为手稿,就不得而知了。
罗仪凤让我帮忙把一些家具抬入库房后,将门小心锁上,由于灰尘的刺激,出来时我身上已开始起风疹块。我们当时都没有谈论藏书的事,事后罗仪凤有意无意地向我提及,母亲已经许诺,自己百年之后,将《大藏经》等收藏捐献给国家。
据康有为晚年办天游学院时的弟子任启圣记述,南海先生的“手稿计有五、六箱,经天游同学刘蠖庵整理年余,成目录四本。《大同书》经钱定安校订出版,诸天书经唐以修校订出版。所抄之副本由徐勤带至天津,原拟交梁启超整理,时梁在病中,遂存徐家。⑥今康同璧所存之遗书,即由徐家取回之抄本也。”《大同书》手稿,原系康同薇收藏,现分别藏于上海博物馆和天津博物馆;康同璧收藏的乃父遗书,逝世后尽归北京市文物局。
我至今还记得,康家老宅的东墙边有两间小屋,原先大约是给管园人住的,后来也作为库房使用。私房产权交公之后,街道居委会向罗仪凤提出要征用,她不敢违抗,只好听任蚕食。罗仪凤带我去腾空房屋时,我发现糊窗户的纸张,全部是贵胄名流们给康老祝寿的寿幛,其中资望较低的,是一幅原东亚毛纺厂总经理宋棐卿的字。那时批判刘少奇讨好天津大资本家,指的正是此公。这些寿幛的书法水平,有不少还高于当今名家墨宝或领导题词,但在康家只有做糊窗纸的资格。
◆ 寿宴奇谭
乱世之下,康家往来的客人已经不多,多属世家旧交。这些人谈吐风雅,礼貌周全,悄然而来,蹑步而去,如章诒和文章中提及的张沧江、黄万里等,记得赵君迈也曾去走动。但除非罗仪凤自己介绍,否则我是从不打听客人来历的。
曾几次见到一位关汉光老先生,偕同贤淑貌美的中年夫人及小儿子来看望老人。某日罗仪凤托我给关先生送东西,其家在西四大木仓,是一处很有规模的回廊庭院。抄家后一家三口挤住在一间小偏房内,家徒四壁,但关氏夫妇安贫乐道,过得其乐融融,不似其他落难人家那样悲悲切切,给我印象至深。
客人中有一位外国女士,是罗仪凤的大学同学,北京话讲得很地道。她很担心丈夫哈尔维的病情,向罗讨教如何调节夫君的饮食。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月,敢在家里招待洋人,本是极其稀罕的事,弄不好会担“里通外国”的罪名。但康家一向好客,远亲近朋只要敢来,总是不亦悦乎地热情招待,惟当时来客谈论家常居多,敢涉及时政的,只限于极小的圈子。
康氏母女待客,多上红茶,平日英式的下午茶也是必喝的。罗仪凤煮红茶用的是熬中药的提梁式砂锅,她认为味道比金属容器煮出的要纯正。在我看来,这个没落中的贵族化家庭,有两件用具最奇怪,一件是康老吐痰的雪花膏小瓶,另一件就是这个砂锅。吃茶的点心是永远不变的槽子糕(又名鸡蛋糕),据父亲分析,过去康老待客全部是精致西点,现在改用这种粗点,老先生的手头一定是相当窘迫了。
日常的菜肴也十分简单,一般三菜一汤,口味清淡。厨子二陈和男佣老郭,都是年届七旬的老仆,两人的邋遢程度也不相上下。油烟尘垢把厨房熏得一片漆黑,似乎有十年以上没有清扫过了,与康氏母女一尘不染的居室,形成极大的反差。主人的洁癖和教养,阻挡不住岁月的侵蚀,更无法逆转老宅的衰败。不过到了正式宴请的场合,仍能折射出往日的容光。
康老请客,往往是根据不同对象,分批举行。记得那年老人生日前夕,罗仪凤托我向父亲发出邀请,只请我一人作陪,而且是正式的生日晚宴。赴宴前父亲颇费踌躇,那时每月200元的生活费,被造反派扣得只剩50元,时值月底,给老人祝寿又不能空着手去。最后只好买了一斤切面,用瓷盘装好,吩咐我用篆书在一张红纸上写了个“寿”字,盖在上面,提着去了康家。对曾身为银行家和政府部长的父亲而言,这大约是平生所送寿礼中最菲薄的一次。我对送此薄礼于心不安,他安慰我说,礼轻心意重,康老不会计较的。
康老见到父亲,果然十分高兴,还夸奖我的“寿”字写得好。她对父亲说:“令郎是个很有才情的孩子,他的诗做得不错,书画方面长进甚快。”父亲说:“是康老教导得好。”康老又发感慨:“可惜时世艰难,我又太老了,帮不上孩子什么忙。我在他这个年纪,已经孤身远行,去海外省父了。令郎旧学功底不错,若能出洋留学,融会中西,将来必成大器。”在那个闭关锁国比大清朝还严密的年代,出国留学是做梦也不敢想象的事。
入席之后,罗仪凤来回张罗着,一道一道地上菜。这顿晚宴全部是精致的广东菜,餐具也比平日用的要讲究得多。康老一面品尝一面说:“二陈的手艺本来是不错的,现在他也老了,有心脏病怕油烟,有些菜就做不成了,还得Andy亲自下厨。”
老人平日已不饮酒,这次特地开了一瓶茅台,父亲举起杯,和我一起祝她健康长寿。干了两杯之后,老人显得有些兴奋,又开始发议论:“章先生,‘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古人云‘寿则多辱’,我活到这个岁数,总认为健康比长寿重要。如果疾病缠身,‘万寿无疆’也是活受罪,不如‘永远健康’实惠。我若是毛主席,就一定和林彪换一换祝词,不要那个‘万寿无疆’……”
这又是个没法深说的话题,罗仪凤最怕老人聊这些。我有了上次惹发痰气的教训,不敢插嘴。倒是父亲很从容地顺着话头,与老人谈论起气功和养生,两人聊得很开心。传菜数巡之后,又上罗仪凤亲手做的萝卜糕,最后是我们送的那盘寿面,被做成一盆雪菜肉丝汤面端上。
餐后还有罗仪凤手制的广式甜点和水果,她真不愧是燕京大学家政系毕业,一切安排都完美如仪,连送寿面的那只瓷盘,临走时还装上点心作为回赠。父亲告辞时对老人说:“康老,你要保重好身体!现在我们都只能当观众,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看到戏收场!”老人连连点头称是。
对于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父亲是“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坚持把戏看到终场才阖上双眼;而康老早在1969年就撒手人寰,撇下了孤苦伶仃的罗仪凤。
◆ 家史秘辛
进入1968年,社会上按照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大搞“清理阶级队伍”。董竹君、秦德君两位女政协委员以及唐生明夫妇等均已被捕入狱。罗仪凤没有任何单位,“清理”她的大权便落到“小脚侦缉队”手中。一天她悄悄把我叫到一旁,说是街道要她交待与司徒雷登的关系。
那年头经毛泽东在《毛选》中点名批判的外国人,除了马歇尔、艾奇逊之外,就数这位前燕大校长了,而且是有《别了,司徒雷登》的专文加以痛斥的。罗既是司徒门生,在“小脚侦缉队”眼中,分量自然非同一般。掂量着这位以前住在深宅大院、衣着典雅的女人,多年积蓄的醋意,终于有了整治的机会。罗仪凤这头弱小的羔羊,无论平时如何驯服和低调,国家机器的基层组织已经张网以待。
关于罗仪凤的个人经历,我从来是不问的。以往只听父亲说过,她与罗隆基有一段情愫,但努生(罗隆基字努生)是名士风流,只恋爱,不结婚,辜负了仪凤。她曾将与罗隆基的哀怨史写成一篇文字,给父亲看,意欲公开,被父亲劝止了。此外康老曾向我谈起,日本占领时期,罗仪凤因与司徒雷登的师生关系,被关进沙滩日本宪兵队(原老北大红楼)的地下室里,老人辗转请托,才保了出来。一个弱女子,在那种地方受了什么样的刑罚和侮辱,我不敢问也不忍知道。
心力交瘁的罗仪凤,给我看一份她写的交待材料,并可怜巴巴地说:“我早已是惊弓之鸟,一向不问政治,外边的事情一点都搞不懂。她们要我交待,我从来没写过这种东西,也不知该怎么写。小东(我的小名),你得帮帮我。”
我仔细读了一遍,这实际上是一篇家史,其中有几件不为人知的佚闻。一是她的外祖南海先生,是被国民党下毒害死的(康有为猝死青岛之谜,至今众说纷纭)⑦。二是她青年时代的男友,被国民党逮捕,死在狱中。这段埋藏心头多年的隐痛,罗仪凤似乎从未对人提及。她还谈到了她的父亲,在日本强占胶济铁路时,罗先生是中方的外交交涉员。他只身站在路轨上对日军军官说,除非强行从我身上踏过,否则休想前进一步,日军行进因此受阻。
罗仪凤用不少的篇幅,强调母亲为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这也许是她心目中唯一能够摆脱灭顶之灾的稻草,但对大字识不了一箩筐的“小脚侦缉队”而言,又算得了什么?保皇党人是国民党的政敌,用肉体消灭的手段当然狠毒,如今已改朝换代多年,敌人的敌人能放过康有为一个与世无争的后代吗?
我细心地帮罗仪凤改了一遍,自认为可以抵挡一气,她感激万分地收好了。回家与父亲谈起此事,父亲感慨地说:仪凤命苦,没人能够帮她。过去我们这些朋友私下议论,觉得康老把仪凤留在身边不嫁出去,是否有些自私?后来她和罗隆基相恋,大家心中都祝福她将有归宿,但康老是离不了仪凤的,成亲之后如何安排生活?罗隆基若娶了仪凤,可能会多活几年,但要遇上“文革”这样的冲击,还会牵连到康老,这三个人能挺得过来吗?幸亏此事中断了,母女俩得以活到今天,否则作为罗隆基的丈母和夫人,不知要受怎样的挫辱?其实仪凤最担心的事,还是康老百年之后。失去了母亲的庇护,她的命运会怎样呢?
◆ 不幸言中
此后不久,我在学校被“群众专政”,1969年春匆匆看望了康同璧和罗仪凤一次,就踏上逃亡之路。谁知这一去竟是永别,我还清晰地记得康氏母女目送我远去时,那忧郁凄楚的目光……
父亲的担心,果然不幸言中。七十年代初的某一天,我已沦为“反革命”阶下囚。某日突然来了两位外来的干员提审。与平日狐假虎威的审问者不同,他们十分有礼貌,态度也前所未有地客气,一看就知来自高级部门。问话的中心意思,是罗仪凤的历史与现行言论。还问及父亲写的《七十自述》,曾有一份副本交给了罗仪凤的事。
我心头一紧,那时已知道康老不在人世,难道罗仪风的问题也从街道“升级”了?人家一直怀疑她是“美国特务”,莫非来提审的真是反间谍机构的人员?弱不禁风的她还要重受缧绁之苦,我无论如何想不通。对这个政权而言,她从来就是一个无害之人。
我应对危局有两条原则:一不诬陷自己,二不攀扯他人。过去罗仪凤代表康老(她模仿其母字体几可乱真)给父亲写的便函,信封落款“内详”,内容极其简单,署名处向来是“知名不具”。父亲所写的回忆录,往往会誊写数份,分别交给我和几位至亲好友保存,意在流传后世。但罗仪凤胆小,无论什么文字到她手里,读完统统“付丙”,绝无证据留存。因此任凭二位如何盘诘,我只说曾向康同璧请教诗文书画,与罗仪凤很少交谈,其他一概不知。
几年之后,又来了两三位高级提审员,其中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我那时被押数载不见美女,得此机会可享受一下“养眼”之福。来人再度命我交待罗仪凤的情况。我仍按上次的模式应付,他们很不满意,提示了一些内容,说是罗自己交待的。我想她一定是被逼供,无奈之中才说了一些东西,如果再从我这里得到证明,罪名就坐实了。于是回答这几位,事隔多年,一概想不起来了。最后他们将问题一一罗列,责令我写材料。
我词斟句酌地写成一篇文字,自承因父亲关系与康氏母女相识,并大谈其家世、藏书和教养,如何令我感兴趣,故乐于与之往还云云。至于责令交待的问题,却一字未写。
交卷之后不久,他们再度光临。那位漂亮姐儿声色俱厉地申斥我:“这就是你写的交待材料?实质问题一点没写,还替你老子和这些牛鬼蛇神评优摆好!”在那个年月,女士一沾“革命”,无论多么美丽,都不像女人了,至多勉强算作“中性”,有的比男人还要霸气,鄙人见识多矣!正关得苦闷压抑无处宣泄,我有意挑衅一下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丫头,便用记录速度一板一眼地说:“算不算牛鬼蛇神,那可不一定。”“你这是坚持反革命立场!难道还想变天吗?”“不敢不敢,历史当然是由胜利者写的。不过是非自有公论。”我仍旧不紧不慢地回答,态度淡然。“那咱们就走着瞧!你以为……”她被我挑逗得气急败坏,正在大肆发作,还是旁边那位中年男士深谋老算,示意中止了无谓的叫板,不给我继续借题发挥的机会,又正面“教育”了几句,便草草收兵。
想不到事隔数年,罗仪凤居然仍在受审查。司徒雷登赏识过的学生,肯定不止她一个,其中还有共产党人。日本宪兵审了个把月也就完事了,到了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羁押起来反倒没完没了。这几年她究竟是怎么活过来的,我简直不敢想象。
◆ 遗爱人间
“文革”结束后平反释放回家,章伯钧和父亲已先后作古有年。我去看望章夫人李健生伯母,与小愚姐劫后重逢。我向章伯母询问罗仪凤下落,得知她受尽磨难后出狱,现已不在人世,相与唏嘘不已。
一天章伯母通知我去她家,同搭全国政协的车前往西郊福田公墓,参加康同璧、罗仪凤母女的安葬仪式。同行人中有康氏世交张沧江教授、全国政协的一位女干部及一两位康家故旧。那位寄居康家多年的神秘林女士也来了,她已白发苍苍,背也比以前更驼。小愚姐似乎是去了四川,没能给康氏母女送行。章伯母和我一路上沉默着,种种回忆沉浮于脑海……
到了福田陵园,只见满园都种上了果树和葡萄,俨然已成果园。里面没有一座墓碑,据说在“文革”中全部推倒了,现在还没有恢复。比起青岛人将康有为的墓地掘开,将带有白发的头骨游街示众,这里的“破四旧”还算是文明的。墓地工作人员已挖开一个坑,说这就是康家早年订下的两个寿穴之一,因下面已有她夫君罗昌先生的棺木(原墓碑已不知去向),坑挖得很浅。张沧江和另一故旧步测了一下,认为定位准确,就开始落葬。
陪伴罗仪凤到临终的林女士,颤巍巍地打开一个绸布包袱,两只骨灰盒显露出来,我的心一下子揪紧,难道这就是十一年来反复思忆的老人和她的爱女?康老的骨灰盒较大,罗仪凤的很小,入穴之后,静静地偎依在母亲旁边,令人不胜伤感。我立在穴旁仔细端详,镶在盒上的两张小照片,康老仍是那样慈祥而从容,罗仪凤则露出平素难得一见的笑靥,是我所见照片中最美的一张。才情绝代、相依为命的两代名媛,就此长眠地下,与千年黄土为伴了……
填土之后,窄薄粗糙的小碑立起。这不知是从哪座荒坟上扒来的一条残石,连毛背和残边都没有修整,就在正面草草刻上“先 父罗昌 母康同璧 之墓 儿罗荣邦敬立 一九八○年七月”字样,权当作墓碑了,上面竟没有罗仪凤的名字。据张沧江说,一直在美国加州大学任教的罗先生现已风瘫,无法亲自前来为母亲和妹妹安葬。
由政协女干部唱仪,全体人员“向康同璧委员三鞠躬”,礼成。章伯母取出事先备好的两束鲜花,与我一同献上。张沧江将墓碑拍照,说要寄给康老的儿子。他对墓碑的粗陋表示了不满,要求重新换过。我注意到,女干部自始至终没有提罗仪凤的名字,仿佛她根本没有存在过。
1949年鼎革以来,万象更新。但不知何故,无论生人死者,等级反倒更加森严细密。大凡有些政治名分的,夫妻如不在同一行政级别,即便是全到马克思那里报了到,也无合葬之礼,子女就更不必说了。据说李大钊之所以没有移葬八宝山,就是因为合葬的夫人赵纫兰女士是位家庭妇女。罗仪凤没有任何行政级别,这次附葬入土已是网开一面,虽碑上无名,总算是照顾到了母女之情。我自问从来不是一个守旧之人,此时反觉封建礼教也有合乎人情之处。
归途中张教授谈锋甚健,但内容大多与亡人无涉,章伯母与我依旧沉默着。望着窗外飞快掠过的绿树青山,往事又一幕幕闪回眼底,不禁想起前人诗句:“日暮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尘归尘,土归土,亡者已矣,生者还得面对解读不完的人生……
行文至此,悲从中来,抓起电话欲向小愚姐诉说,只说了一句便泣不成声……电话那头只听她说:“我写每个人都要哭上好几回,哭出来就好多了……好人都走了,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
◆ 物是人非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半个多世纪过去,康同璧等当年大声疾呼保存下来的文化古都,已经物是人非,老城墙拆得只剩下短短两段。八十年代初我曾到北新仓康氏故居前凭吊,院内住的已是一位开国元勋的亲属,门面也比以前气派多了。近年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四合院破坏殆尽,勋戚也已辞世。近日又去寻访那个花木扶疏的古老庭院,只见冰冷的水泥森林中,有一片未竣工的工地……
就在本文行将杀青的2003年12月13日,我和小愚姐专程前往福田公墓,凭吊康同璧母女。二十三年过去,荒凉的墓园已修葺一新。附近极不协调地矗立着十几座卫星接收装置,仿佛要用这现代化的科技,建立一条与在天之灵对话的通道。
年轻的公墓业务小姐,茫然不知康有为及康同璧是何许人。经她热心帮忙用电脑检索“罗昌”,我们在墓地沟北五组“称”字区,好不容易找到了当年那块小墓碑。在成片规制宏大、做工考究的丛冢辉映下,越发显得弱小孤伶,类同荒冢。这就是当年出力保护过偌大一个北京城的人——南海康有为先生之女康同璧女士,偕同夫君罗昌先生以及爱女罗仪凤小姐的长眠之地。
姐弟俩含泪用纸巾擦拭着蒙尘已久的碑石,这也许是我们作为那个时代的幸存者,所能给慈爱的老人和苦命的仪凤姑姑的一点点报答,尽管她们留给人世间的爱,是那么深厚无私……
墓的左侧还有一块预留的空地,查阅当时的登记资料,罗仪凤早在1956年就买下了两个墓位,一个作为父母合葬的寿穴,另一个显然是留给自己的,也许还包括她未来的夫君,那时她对自己的生活一定还存着某种企盼。不幸的是,她还没来得及享受个人的幸福,就被一个时代碾得粉碎,甚至未享受到预定的安息权利。而是作为一个没有姓名的女孩,和慈爱的父母相拥在一起入睡了……
事隔多年,罗仪凤为自己预留的墓穴,早已因欠缴国家的土地使用费而收归国有了。仅存的这块墓地,由于罗氏在国内没有后代为之续费,合法性也岌岌可危。我和小愚姐向管理人员提出,愿代为缴纳积欠的费用,使长眠的逝者免受打扰,他们深表同情。但由于我们不是亲属,能否如愿,尚有待于请示领导。
康同璧是历史名人的后代,她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半个多世纪前,她和其他社会名流们,曾努力保护过北京这座历史名都;她贡献给这座城市的,还有自家的恒产和收藏。我不知道,作为中华民族博大文明代表的北京城,可否容得下这家人最后的埋骨之地?
康老生前,常常会和女儿一同背诵一首散曲,记得最后几句是:“五百年后修仙入道,还要那才子佳人,世世把香烧。”多少年来,康氏母女落葬的一幕始终萦绕心头,骨灰盒上的照片仍在对我微笑……香消玉殒之后,那里已是最后的魂居之所,但还有谁记得她们,会献上一瓣心香祭奠斯人呢?
我不时遐想,也许某个寂静无人的时刻,母女俩会出现在墓地的林间月下,相对品茗吟诗,笑看红尘,回忆着太平花开放的时节……
2004年2月25日 风雨读书楼
⑤ [此联]内嵌“有为”二字,寓意“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老而不死是为贼”。据说被梁启超改为“国之将亡必有忠臣,老而不死是为人瑞”。。
⑥ 任启圣:《康有为晚年讲学及其逝世之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第244页。
⑦ 关于康有为之死有三说:一病故;二被前清慈禧太后生前所遣杀手下毒;三被国民党特务下毒。前一说为正史说法;第二说理由未必充分,盖康氏晚年支持清室复辟,戊戌变法时的恩怨已发生变化;第三说迄今未见任何史料记载,但因系康氏后人自述,值得重视并有待史家考证。
作者简介:
章立凡 1950年生,近代史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北洋军阀史、中国党派史、中国现代化问题及知识分子问题等。
撰有《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北京政变》、《先父章乃器往事闻见录》、《风雨沉舟记——章乃器在1957年》、《章乃器与中共领袖们》、《西学的第一次冲击》、《毛诗漫品》等;合着有《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变迁》、《七君子传》、《民国着名人物传》、《中国大资本家传》等,曾长期参与多卷本《中华民国史》的撰稿;编有《章乃器文集》(上、下卷)。
本文转载于陶世龙先生个人主页五柳村
章立凡 2011-04-11 17:5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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