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石小說：革命時代的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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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石的文学创作，从1923年开始，到1930年创作长诗《血在沸》，前后只有短短7年，而他真正成熟的作品直到1926年才出现。1928年后，他连续发表《人鬼与他的妻的故事》、《旧时代之死》、《三姐妹》、《二月》、《为奴隶的母亲》等小说，成为当时左翼文坛的一匹黑马，受到读者的关注。然而，有意味的是，柔石的这些小说，无论是主题还是题材，都与左翼文学初期的主流作家如蒋光慈、洪灵菲等人的创作有很大的差别，在他的笔下甚至没有一篇小说与当时革命加爱情的流行小说模式相似。我们认为，柔石的小说代表作品从写作尤其是发表的时间来看，已进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但是从这些作品的思想与艺术形态看，却与五四启蒙文学有很明显的血肉联系。这一特点，正是形成柔石小说创作独特的思想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的重要因素。
    　　　　一
    柔石的小说从题材上区分，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展示处于新旧文化冲撞与交融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态与心态，另一类真实描写下层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现状。但是，不管哪一种题材，柔石的创作视角与五四作家普遍采用的文化视角基本一致。
    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进入文化转型期，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从无奈被迫到主动接受西方先进文化，期间经历了十分痛苦的磨合。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敬告青年》一文中，把“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作为对青年的六点希望之一郑重提出来，标志着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已经具备了自信的开放心态。以《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仿佛打开了一扇通过西方文化的窗户，加速着古老中国的文化转型。我们注意到，在这场文化启蒙运动中崭露头角的新文学作家，通常都是从文化的视角展开对现实生活的描写，着眼于文化启蒙或表现青年人的文化觉醒。鲁迅的小说揭示了长期处于封建蒙昧中的人民大众的国民劣根性，以及新生代知识分子如何在新旧文化的夹缝中徘徊的情景；郁达夫、郭沫若的小说通过主人公性的苦闷和生的苦闷的展示，重在表现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如何挣扎在封建文化的如磐黑夜中。考察柔石的小说创作，在创作视角上与上述五四作家非常相似。
    《旧时代之死》是柔石唯一一部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它描写一位名叫朱胜ｙǔ@①的青年，在守寡的母亲艰苦支持下，勉强读到大学二年级，终于失学就业。后来又受不了老板的专横气势，辞去了C社书记的职务。对社会的强烈不满与放纵狂饮，加重了他原来就有的肺病。而他的母亲，又早为他说下了一门亲事，正逼着他回家完婚。小说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展开情节。我们看到，失学、失业、包办婚姻、信念危机等，这些在五四小说中常常出现的小说题材，构成了《旧时代之死》的主要小说要素。这部小说描述的重点是主人公的心理，是主人公遭受一系列的生活打击之后的心理反应，那种颓废、狂放的知识分子形象特征，与郁达夫、郭沫若的小说主人公形象有许多相通之处。柔石在小说的《自序》中这样说明他的创作目的：“这部小说我是意识地野心地掇拾青年的苦闷与呼号，凑合青年的贫穷与忿恨，我想表现着‘时代病’的传染与紧张。”(注：转引自郑择魁、盛钟健：《柔石的生平和创作》，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53页。) 柔石所谓的“时代病”，是指“五四”高潮过去之后，由于个性解放的理想化成泡影，又找不到反抗黑暗社会的有力武器和出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普遍产生的一种苦闷和仿徨。这样的写作动机，我们可以在很多五四作家中找到，郁达夫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名作家。抒发主人公的苦闷情怀，表现他们由此而生的颓废和变态的心理言行，从而揭示出一种“时代病”，是郁达夫抒情小说的基本特征。郁达夫对柔石的影响很大，郑择魁先生就指出过这一点：“柔石当时对郁达夫等作家十分崇拜和仰慕，他写成《生日》后，就寄给郁达夫请求教正，他的作品明显受了‘身边小说’这一流派的影响。”( 注：郑择魁、盛钟健：《柔石的生平和创作》，第104页。)
    柔石的另一部名着《二月》，虽然创作的时间要比《旧时代之死》更晚，但仍然与五四启蒙文学有着明显的精神联系。这部由于在20世纪60年代初被改编成电影《早春二月》而家喻户晓的小说，其艺术成就为广大读者所公认，但如果拿30年代革命文学的标准去衡量它，你却可以在作品中找到很多“不足”，如作家没有为主人公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主人公人道主义的软弱无力，作品没有反映20年代中期后中国广大乡镇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和日益激烈的政治斗争，等等(由谢铁骊导演的《早春二月》1963年刚摄制完成，就被作为“大毒草”遭受批判，其重要原因是小说在上述方面的“先天不足”，它明显存在不符合革命文学基本要求的“不良”倾向)。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有人这样评价：“由于他(柔石)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对于革命也没有深刻明确的认识，因此在《二月》中留下了不健康的东西，这主要表现在对于人物的态度上。柔石不能比自己的主人公站得更高，尽管他认识到萧涧秋的道路是错误的，但是他对于这样一个人物的风度、情调、姿态……是偏爱的，他自己在感情上和这个类型的知识分子有共通之处。因此，他不能对萧涧秋的性格采取更严格的批判态度，对他性格中消极的一面：如软弱、悲哀、虚无之感……也往往是抱着欣赏的甚至是玩味的态度。 ”(注：见北大中文系1956级鲁迅文学社《柔石的创作》，转引自杨东标《柔石二十章》，宁波出版社，2002年，第241页。)这样的观点在左倾思潮横行时很有代表性，但《二月》受到这样的批判是极其不公正的。如果我们把这部小说放到与五四启蒙文学的精神联系中去考察，上述种种指责便都将无法成立。在我们看来，这部小说表现的仍然是文化转型过程中新旧文化的冲撞与交融。与早期五四启蒙作家相比，柔石似乎更关注新文化从大都市向小城镇和乡村的濡染与扩散。远离大都市的芙蓉镇，仿佛一口平静的池塘。萧涧秋和陶慕侃的同学李先生参加北伐英勇战死，在这小镇上也只是激起一点小涟漪。然而，曾在杭州、北京、上海等都市生活过的萧涧秋的到来，却在这座小镇中激起了大波澜。首先兴奋的是陶岚，这位对生活充满着浪漫的渴望，任性、大胆的女性，被萧涧秋的谈吐、阅历、学问和见识所折服，特别是萧涧秋的大都市生活与学习的经历，在文化学意义上对陶岚有很强的震慑力。萧涧秋对文嫂的真诚的援助，在小镇中也引发了不小的震撼。虽然文嫂丈夫的牺牲以及此后孤儿寡母的凄惨前景，引起过镇里人的同情，但似乎并没有人给予她多少实质性的帮助。充斥着小镇的，还是鲁迅揭示过的国民性弱点，愚昧、自私、麻木、人与人之间的冷淡，甚至有咀嚼他人的痛苦为消遣的，至于用淫秽的想象去探索别人的隐私，更是一些人酒足饭饱后的余兴。所以，萧涧秋的无私帮助，让文嫂一家获得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但也引发了对萧涧秋不利的小镇舆论。这种舆论，可能有一部分来自钱正兴(谁让萧涧秋“横刀夺爱”呢)，但大部分来自于鲁迅所深恶痛绝的面目不清的“庸众”。中国自古就有“寡妇门前是非多”的“格言” ，你在大城市可以实行“人道主义”，可以自由恋爱，在芙蓉镇却必须遵守祖宗创下的规矩!在小说中，流言蜚语犹如风刀霜剑，把孱弱的文嫂逼上了死路，也把异己的萧涧秋赶出了芙蓉镇。萧涧秋在这个小镇上成了众矢之的，面对的是整个传统社会的挑战。这简直就是一幅文明与愚昧的搏斗图!在强大的传统文化的压力下，他不落荒而逃才怪呢。虽然有陶岚这样的同盟军，但最终失败的，仍然是势单力薄的萧涧秋。鲁迅评得准：“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注：鲁迅：《柔石作＜二月＞小引》，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 81年，第149页。)
    《为奴隶的母亲》是柔石短篇小说创作的高峰。这篇小说创作于1930年1月，这时候，左翼作家已经开始对标语口号式的“革命文学”进行反思，例如潘汉年1929年就在《现代小说》三卷一期上发表题为《文艺通信》的文章，说：“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普罗文学的题材，何如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一切的事物来做题材呢?至于是不是普罗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普罗生活为题材而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注：转引自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第140页。)决定一部文学作品是不是革命文学，不是题材，而是作品的主题。其实，早在两年前，鲁迅就说过这样的话：“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 ’。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注：鲁迅：《革命文学》，见《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44页。)4年后，他在回答沙汀、艾芜关于小说题材的提问时，又一次表达了同样的看法。鲁迅与潘汉年的观点，实际上是对初期革命文学的批评。柔石创作《为奴隶的母亲》时，与鲁迅已经有了很紧密的接触，同时又参与了组建左联的工作，在思想上易于与党的领导干部(潘汉年当时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左联是他代表党中央竭力促成下创建的)相一致，所以，把《为奴隶的母亲》列入革命文学的范畴是不成问题的。柔石的战友林淡秋曾经有一段回忆，有一次，柔石对林淡秋说：“过去我的作品不是革命的，现在我决计转换内容了。”( 注：参见杨东标：《柔石二十章》，宁波出版社，2002年，第156页。)从这个材料推测，柔石显然对自己以前的创作与左翼文学的差异有了一种新的感悟，他是把《为奴隶的母亲》作为革命文学来创作的。
    的确，这篇小说突出地表现了作家挣脱知识分子的一己悲欢，把创作视野转向底层劳苦大众的努力。小说发表时，《萌芽月刊》在《编辑后记》中这样写道：“柔石先生的《为奴隶的母亲》，作为农村社会研究资料，有着极大的社会意义，请读者们不要忽视此点。”其实编辑的担心有点多余。在革命文学方兴未艾之际，作品又发表在左翼色彩浓郁的刊物上，读者是不会忽视这篇小说的社会学意义的。我们以为多年来被忽视的，恰恰是小说的文化学意义。与其它同时期的革命文学相比，柔石的这篇小说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作家仍然采用了与他以前创作一致的文化视角，小说的情节主线是当时普遍存在于浙东地区的一种野蛮风俗——典妻。所谓典妻，就是穷人为生活所迫，把妻子像物品一样典当出去，租借给他人生育孩子。在这一过程中，女性只是一种生育工具，完全失去了“人”的独立与尊严。许多学者指出，这种社会畸形现象在旧中国的很多地方存在着，尤其以浙东地区最为严重。五年前，同为浙东作家的许杰就写了《赌徒吉顺》予以揭露，只不过柔石这篇小说写得更生动、更详尽罢了。郑择魁先生曾指出：“作者通过‘典妻’这一事件，揭露了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的罪恶，并展示了造成悲剧的社会原因。在黑暗时代的浙东农村里，‘典妻’这种残酷的人肉买卖公开‘合法’地进行着。人们司空见惯，不以为怪。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影响下，没有子嗣的中农也会做‘典妻’这样的事。正如小说中所写的那样：媒婆、轿夫以及探头张望的妇人，都把这看作是极平常的事。”(注：郑择魁、盛钟健：《柔石的生平和创作》，第130 、277页。)在这篇小说中，造成春宝娘悲剧生涯的原因，首推经济的重压，但也不能忽视文化的作用。这种文化的作用，既来自中国传统封建道德的影响，如郑择魁先生所指出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道德，也包括区域文化的因素。越地远离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女性的贞操观相对薄弱，在人的生存发生危机时，出卖女性的身体换钱养家便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有意味的是，这类行为在当地逐渐演变成了风俗，成为一种合法合理的事，所以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都不以此为异。把这篇小说的主题归结为表现当时中国农村的阶级压迫自然不算错，但总让人觉得有些粗疏，没有完全说到点子上去。从客观上说，这篇小说的确反映了当时农村中贫苦农民破产的惨象，但是考察作家的写作动机，我认为柔石是站在以人为本，尊重人，重视人，特别是尊重女性的现代文化的立场上，揭露与批判“典妻”这种反人性的地方文化恶习。在这篇小说中，我们能看到鲁迅《祝福》的深刻影响。与鲁迅一样，柔石既同情女主人公，但对她不思反抗的心态，也有着“怒其不争”的批判的一面。
    　　　　二
    从文化的视角展示生活，有利于更全面、更深刻地写好“人”。鲁迅的《呐喊》与《仿徨》就是以现代文化为武器，从文化的角度认识、描写社会，高度凝练地、本质地描绘出辛亥革命至五四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撞击、融合的“完整性、独立性的形象。所以，鲁迅创作小说虽然有很强的社会功利目的，即他所说的“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注：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11页。)，但我们今天读来仍然觉得韵味无穷。柔石的小说也是如此。
    柔石的创作正处于中国现代文学从第一个十年向第二个十年的过渡期，几位激进的年轻作家与文学理论家已经在为“革命文学”摇旗呐喊，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与“进步”，作为五四文学的代表作家鲁迅与郁达夫也受到他们的无情批判与否定。写过《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丁玲，在革命文学的热潮中创作了《水》这样的“速写”式小说，以表现底层人民行将爆发的革命热情。蒋光慈更是这种革命文学的代表作家。然而，这种文学作品，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茅盾在为阳翰笙的《地泉》写的序《＜地泉＞读后感》，就借批评《地泉》说了他对这类革命文学的看法：一是“缺乏社会现象全部的非片面的认识”，以至“严重的拗曲现实”；二是“缺乏感情的地去影响读者的艺术手腕”，而没有用那种“精严而明快的形象的言词来表现那‘深入’‘转换’‘复兴’”，作品“ 只是‘深入’‘转换’‘复兴’等三个名词的故事体的讲解”。(注：转引自赵遐秋、曾庆瑞编着《中国现代小说史》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1页。)在茅盾看来，早期革命文学的突出缺点，一是作家对生活缺乏正确的把握，二是表达上的公式化、概念化。
    柔石并没有赶这个时髦，他仍然按照自己对生活和文学的理解扎扎实实地创作着。他的小说难以让人一眼就读出慷慨激昂的革命主题，他尊重生活的逻辑，不为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随意拔高人物，不塑造突变式的英雄，也不去寻找或编造革命、反抗的故事。柔石以自己熟悉的生活为题材，真实地表现这人生。所以，他的萧涧秋只能从芙蓉镇落荒而逃；春宝娘生了秋宝后，也会产生在秀才家多留一些日子的念头。这种写法，在当时颇为一些革命文学理论家所不屑，但是，隔半个多世纪后读这些小说，我们却能够感觉到作品中人物的鲜活和内涵的丰富。就如鲁迅为《二月》所写的小引中所说：“我从作者用了工妙的技术所写成的草稿上，看见了近代青年中这样的一种典型，周遭的人物，也都生动，……大概明敏的读者，所得必当更多于我，而且由读时所生的诧异或同感，照见自己的姿态的罢?那实在是很有意义的。”(注：见北大中文系1956级鲁迅文学社《柔石的创作》，转引自杨东标《柔石二十章》第241页。)何止当时的读者能够照见“ 自己的姿态”，就是今天的读者，也能够从中照见自己。因为小说中的人物并非作家观念的产物，他们来自奔流激荡的生活，有着时代与文化的鲜明印记；也因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撞击与交融，至今仍在进行着，小说中的人物与故事，仍然能够激起我们的共鸣。
    除了表现新旧文化的冲突与交融，柔石小说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继承鲁迅先生的国民性批判。柔石曾在1923年2月16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军阀专横于朝，贪吏欺诈于市，而一部分人民有愚焉不敏，甘心于自苦，辗转于水深火热，互相嘲弄，全不知自拔!”(注：见《柔石日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3页。)芙蓉镇的流言和春宝娘的忍辱偷生，正是柔石这段日记的形象写照。我们可以在柔石的许多小说中找到有关这个主题的证明。如在《三姐妹》中，柔石对男主角章先生的讽刺性的描写；《希望》的主人公李静文为换一个美艳的新夫人，竟然希望家父的来信内写有“汝妻不幸，一产病故!”在《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中，人鬼的妻的悲剧，一半来自人鬼，另一半来自村里的流言蜚语。她死后，天赐和人鬼同去送葬，竟然“路旁有人冷笑说，‘她倒有福，两个丈夫送葬。’”《没有人听完她的诉说》里，在北风中乞讨的老婆子面前，所有人在满足了他们的窥私欲之后，无一人肯对这位可怜的老妇施以援手，这种人性残忍的描写揭示了人们普遍性的卑污阴暗的心理。
    　　　　三
    柔石文学创作中的文化视角十分明显，构成了他的小说思想与艺术的基本特点。要探讨的是，作为一名坚定活跃的左翼作家，柔石如何能够在革命文学逐渐成为主流文学的 20年代末坚持和发扬了五四作家的文化视角呢?我们认为，造成这种创作现象的原因有三点：
    第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新青年》发动新文化运动时，16岁的柔石刚进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这所学校的校长经亨颐，当时正着手进行教学改革，在夏丐尊、李叔同等着名教员外，增聘了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等具有革新思想的教员。“一师风潮”后，继任校长姜琦又聘请朱自清、俞平伯、刘延陵等新文学作家担任国文教师。整个五四时期，浙江一师校内的空气极为活跃，不仅《新青年》、《星期评论》、《新潮》等刊物在同学中间广泛传播，省内新办刊物《浙江新潮》、《钱江评论》等刊物也拥有很多读者。在当时，浙江一师就是浙江的“北京大学”。一师校内学生中有很多是文学爱好者，他们于1921年10月成立“晨光文学社”，潘漠华、冯雪锋负责，除柔石外，汪静之、魏金枝等人都是重要成员，他们还聘请了叶圣陶、朱自清、刘延陵为顾问。生活和学习在这样的氛围中，青年柔石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十分密切。虽然当时柔石一心想做学问家和文学家，对政治活动不怎么热心，但以文学革命为中心的文化启蒙运动对他的影响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鲁迅的身传言教。鲁迅与柔石同是浙东人，柔石在浙江一师读书时就很崇拜鲁迅，阅读过鲁迅的许多作品。1925年在浙江一师毕业后，柔石曾去北京大学做旁听生，选修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和“文艺理论”，亲聆鲁迅的教诲。“据吴文钦回忆，柔石在北大读书时，曾经写信向他述说了鲁迅讲课后的兴奋心情：真是平生之乐事，胜过了十年寒窗!”(注：郑择魁、盛钟健：《柔石的生平和创作》，第29页。)1928年柔石离开宁海到上海，不久就与鲁迅联系上了，他此后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活动，都在鲁迅的关怀下进行。鲁迅自打发表《狂人日记》后，在他的身边总是围绕着一些热爱他、崇拜他的青年作家。如五四时期的许钦文、台静农、许杰、孙伏园、川岛等，左联前期的冯雪锋、柔石、殷夫，左联中后期的张天翼、沙汀、艾芜、巴金、胡风、萧红、萧军等，这些青年作家在成长过程中，都受到过鲁迅的关心和帮助，他们也自觉把鲁迅作为学习的榜样。有学者曾把这批作家命名为鲁迅派，柔石就是鲁迅派作家中的重要一员。鲁迅派作家与鲁迅的交往经历，有的通过书信(如鲁迅与沙汀、艾芜之间的着名文艺通信)，更多的是用回忆录的形式(鲁迅逝世后上述许多作家撰写了回忆与鲁迅交往的文章)保存了下来。然而鲁迅与柔石之间因为交往密切，并无书信交流的必要，又因为柔石先于鲁迅逝世，他也不可能写下与鲁迅交往的回忆文章。幸运的是，柔石写了有关日记，让我们约略知道一些两人交往的情况。另外，鲁迅在柔石壮烈牺牲后，也曾有几篇文章写柔石(如《为了忘却的记念》、《柔石小传》等)，冯雪锋等人也写过回忆鲁迅与柔石交往的文章，从中我们知道，柔石敬重鲁迅，鲁迅也很看重柔石的为人与才华，他们在1928 年至柔石被捕前交往十分密切，情同父子。(注：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郑择魁、盛钟健的《柔石的生平和创作》上编第六、七、八节有比较详尽的介绍。)因此，可以推断，在这段日子里，柔石曾多次当面向鲁迅讨教过文学创作的问题，鲁迅也一定像回答沙汀、艾芜的提问那样，细致深入地与柔石探讨过这类问题。柔石开始文学创作较早，但是他的真正成熟的作品，均发表于1928年之后，这与鲁迅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第三，越文化的熏陶。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文化熏陶对一个作家的深远影响，已经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而在这种文化熏陶中，区域文化的作用十分重要。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里回忆柔石时说过一句很有意味的话：“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注：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82页。)鲁迅指出柔石的性格是硬气而又有点迂，而造成柔石这种性格特点的主要原因，则是区域文化即越文化的影响。自从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以来，学术界对越文化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越地因为处于东南沿海，与中原主流文化存在着相当多的差异。与以“仁义”为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越地重“智”，重商，重变通。近代以来，其面海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发达的交通，又使其成了文化革新的重镇。浙江人重文化革新，而非政治革新，这是清代三百多年来浙江学术发展的成果，也是清末民初浙江与两广、湖南等地知识分子之间的最大差别。这种思想文化上的特点，自浙东学派——章太炎、王国维、蔡元培——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代代递传，形成越文化的一个强大的文化传统。(注：关于这一点，可参看彭晓丰、舒建华：《“S会馆”与五四新文学的起源》，第一章、第二章，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正如越文化的“ 石骨铁硬”的性格特征对柔石有强大的影响，越文化重思想文化革新的思路对柔石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柔石在1928年12月23日的日记中曾记载自己与鲁迅先生的谈话，他这样写到，“以后又谈起中国人素来没有信仰的，从来没有宗教的战争，道士和和尚，会说三教同源，哪里有什么信仰。都是个人主义，要个人活下去就是。中国革命之失败，就在这一点。”(注：见北大中文系1956级鲁迅文学社《柔石的创作》，转引自杨东标《柔石二十章》，第106页。)这一话题，显然是鲁迅从留学日本开始就一直在思考的中国国民性问题在第二个十年的继续，即探讨如何在文化上改造中国社会。从柔石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与鲁迅在这方面见解完全一致。其实，柔石重思想文化革新的思路早在浙江一师时期就显示了端倪。他虽然来自农村，对当时的社会有十分强烈的改革欲望，也对俄国十月革命表示欢迎。但是，对“当时以政治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学生运动，并不特别热心。”“尽管他在五四运动里接受过各种新思潮的影响，对社会问题有自己的思考和评价，但对于具体的政治活动，却并不积极参与，而把全部精力放在攻读学业上。据魏金枝回忆：‘那时，柔石拼命读书，弄得两眼非常近视，他的目的是想成为一个学问家。’”(注：郑择魁、盛钟健：《柔石的生平和创作》，第12-13页。郑择魁先生认为这是柔石身上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上的通病所致，我则认为这与越文化对他的影响有关。)不能把他的这种表现简单视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通病，这也不是个人的兴趣好恶问题，从深层意义上看，这都与越文化的思想传统有关。
    　　　　四
    重视柔石小说与五四启蒙文学的精神联系，对于认识柔石的作品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就柔石的小说来说，这样的研究视角，有助于去除笼罩在作品之上的意识形态遮蔽，还柔石小说的本来面貌，使我们的阅读能更切近作者的创作初衷。同时，也有助于揭示，为何柔石的小说要比当时许多所谓的“革命文学”更有艺术魅力。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这样的定位，让我们能够更真实地认识和审视文学发展的历史。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一点基本上达成了共识：新文化运动是一个不彻底的文化启蒙运动。由于北洋政府的压迫以及20年代政治形势的迅速变化，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文化启蒙运动在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之后就走向低潮，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国内的革命中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中国现代史把此时界定为五四时期的结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开始。然而，当时实际的文学创作并没有如此简单地转型。在30年代，左翼作家之外但深受五四新文化熏陶的一部分进步作家，仍然延续着五四启蒙文学的轨迹进行文学创作。老舍、巴金、曹禺、王统照、许地山的作品，就闪耀着文化启蒙的光辉。在左翼作家内部，也有类似的创作出现，如张天翼、沙汀、艾芜、萧红以及稍后的路翎等人的作品就呈现着同样的色彩。当然，这些作家的作品与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有着一定的区别，但我认为这种区别主要是时间性的，在文化启蒙的创作内在动机与作品艺术效果上，两者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柔石正是这些作家中的重要一员。
    文学史在宏观地描述文学历史方面，有其必不可少的功绩。但是，这种描述，往往化复杂为简单，突出作家们的共性而遮蔽他们的个性，从而多少歪曲了历史的真实。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现象都是复杂的，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也是如此。柔石，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柔石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一位英勇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但他的小说创作，从作品主题到创作视角，既深刻体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又与五四启蒙文学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不注意这一点，恐怕难以完全读懂柔石的文学创作。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浙江学刊杭州117～122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陈建新/孙晓菲20042004柔石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一位英勇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但他的小说创作却处于五四文学向三十年代革命文学的转型阶段，从作品主题、题材、人物形象到创作视角，柔石的小说都与五四启蒙文学有着明显的精神联系。我们在解读左翼作家柔石时，不应该忽略他与五四启蒙文学特别是鲁迅的精神联系。启蒙/文化/小说/解读基金项目：浙江省2000～2003年社科规划课题(编号：M95H15)迈夫段俊晖，男，四川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On the Latent Intention of Antagonism in Zhang Ailing's Literary Style
   LIU Yong
   Wuhan Institute of Industry,Wuhan 430023,China陈建新，男，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孙晓菲，女，浙江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杭州　 310028) 作者：浙江学刊杭州117～122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陈建新/孙晓菲20042004柔石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一位英勇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但他的小说创作却处于五四文学向三十年代革命文学的转型阶段，从作品主题、题材、人物形象到创作视角，柔石的小说都与五四启蒙文学有着明显的精神联系。我们在解读左翼作家柔石时，不应该忽略他与五四启蒙文学特别是鲁迅的精神联系。启蒙/文化/小说/解读基金项目：浙江省2000～2003年社科规划课题(编号：M95H15)迈夫

网载 2013-09-10 21:4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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