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20日在山西大学商务学院的讲座提纲

   一、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为什么要联系世界的历史发展？

1911年辛亥革命的发生，不仅是中国社会自身矛盾发展和激化的表现，还有着明显的国际背景，与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对中国的影响密不可分，是世界潮流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掀起的一场政治大革命。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的国门越来越被打开，随着西方国家的商品越来越涌入中国市场，西方国家的商品、文化及其政治制度对中国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继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之后的辛亥革命，固然同国内的阶级和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直接相关，但也是西方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强化的必然结果。如果没有这种影响，萌芽于夏商周、建立于秦始皇并且已经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皇权至上和君主专制不可能被废除，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也就是“中华民国”不可能建立，而只能是两千多年来一再重复的那种王朝更替。
因为，两千多年来在以孔孟之道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里，从来就没有“民主”、“共和”这样的思想基因，这些思想都是鸦片战争之后从西方国家逐步传播到中国来的。鸦片战争失败是中华民族的巨大屈辱，但这场战争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现实状况，将中国被迫地卷入到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潮流中来了，这大约也是“因祸得福”吧。
马克思、恩格斯1847年在《共产党宣言》里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它“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就面临这样的命运。
对于中国在世界文明影响下必然要发生的政治革命，马克思曾作过非常精辟的预见。他在1851年写的一篇文章里说：“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8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到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马克思的这个预言，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起码是在形式上实现了。
既然辛亥革命的发生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紧密相联，那么，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就应该了解100年来世界历史的发展状况，了解100年来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对当代国人肩负的中华崛起历史使命，都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孙中山在100年前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现在，这个道理仍然适用。

二、辛亥革命后100年间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什么？

辛亥革命100年来，世界上有代表性的社会思潮及国家制度主要有四种。他们性质不同、作用不同、发展轨迹不同，历史命运也截然不一样。
第一种，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对传统资本主义进行改良的思潮及其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率先推行社会改良政策，1935年美国又开始实行罗斯福“新政”。他们的主要做法：1、发展工会，协调劳资关系；2、广泛推行社会保障制度；3、用政府“有形的手”补充市场“无形的手”；4、企业股份化，所有权社会化；5职业经理阶层取代资本家的管理权力。这些措施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因素和色彩，在相当程度上缓解和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弊病，大大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此，王震80年代初访问英国时曾大加赞赏。他说：“你们如果再有共产党的领导，那就是共产主义了”。
第二种，以西欧、北欧许多国家社会党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及其制度。其主要特征是，在经济上发展市场经济，在政治上实行议会民主，在文化上提倡思想自由，在社会上推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计划。这种思潮和制度的长期推行，已经将欧洲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逐渐变革为统一货币、统一议会、边境开放、和平发展的区域经济政治联盟。这是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史上的一大创新，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思想真理性的实践证明。
第三种，以德国纳粹党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思潮及其制度。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纳粹”乃“国家社会主义”或“民族社会主义”的音译）实行高度集权的国家垄断和以恐怖手段作后盾的独裁专制，对内搞种族迫害，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给人类带来严重灾难，很快就被世界历史所唾弃。
第四种，“苏联模式”的所谓社会主义思潮及其制度。其主要特征是，在经济上实行全面国有化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政治上实行一党专政、领袖集权，在思想文化上搞舆论一律、垄断意识形态，在对外关系上输出革命，搞冷战对峙。这种模式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和基本人权丧失殆尽，而执政党的领导集团则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成为社会的特权阶层。这样一来，党内国内的政治危机越来越加剧，最终在1991年以亡党亡国的“大失败”而宣告结束。
纵观世界历史在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发展，明显地表现为三大趋势：
其一，从战争与革命走向和平与发展。在这100年中，前50年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许多国家发生了暴力革命和政权更迭；而在后50年里，世界上只有地区性的局部战争，处于相对和平的发展状态，特别是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促使世界历史跨入了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发展新阶段。
其二，从专制与野蛮走向民主与文明。专制与民主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形态。以国际公认的“通过公正、诚实和定期”的选举”选出国家政权机关及两个具体指标（一是是所有候选人都可以自由竞争选票，二是所有公民都有权利参加投票）来定义民主，可以看到，辛亥革命100年来，世界性的民主化浪潮越来越高涨，民主国家越来越多。仅在1972年到1990年的“第三次民主浪潮”中，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就从44个增加到了76个。从1991年到2010年，世界上又增加了40个民主国家，总数达116个之多。如果把像俄罗斯那样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政党竞选但一党独大、没有真正反对党的“准民主国家”也算在内，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还要多出不少。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北非和中东地区的一些专制政权相继垮台，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又增加了好几个。100年来全世界的民主发展浪潮，的确是一浪高过一浪。
其三，从资本主义独霸天下走向社会主义愈益发展。资本主义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由资本家私人占有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的基本诉求，就是要将资本家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转交给社会，建立“个人所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化。辛亥革命100年来，无论是英国和美国推行的社会改良，还是西欧和北欧社会党执政国家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都在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保障劳动者权益方面取得了显着成就。
此外，从对国家机器的态度来看，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机器只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不得不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必须由社会对其进行监督并将其逐渐收回；国家占有生产资料，只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起点”。
100年来，欧美各国在制约国家权力方面成效显着，像猛兽一样的统治者“被关进了笼子里”（小布什语）。但是，苏联模式将国家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主体乃至“高级”形式，明显背离了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的社会主义大方向。由执政党垄断的国家权力，也根本得不到真正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种逆历史潮流、逆人民意愿的制度和模式，必然要被历史所淘汰。苏联模式的“大失败”，从反面证明了违背社会发展规律者必然要遭到历史的惩罚。
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趋势，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党特有的“专利”。看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搞的是不是社会主义，不能看他喊的什么口号、打的什么招牌，而要看它是否在促进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化，是否在维护和实现普通劳动者的权利和利益。卡扎菲时期的利比亚号称“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实际上却大搞家族统治、财富垄断和恐怖恫吓，甚至用飞机扫射游行示威的民众，这哪有一星点儿“社会主义”气味？
总之，尽管辛亥革命100年来世界历史的发展艰难曲折，但就总体而言，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的趋向越来越明显，普通劳动者的权利和利益越来越得以维护和实现，这是一个不能不承认的客观事实。而与此历史潮流背道而驰者，如希特勒、斯大林、卡扎菲之流，已经并将继续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箱里。

三、怎样看待辛亥革命100年来中国的历史发展？

辛亥革命100年来，中国的历史发展大体上呈现为一个“W”状态。
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无疑是一个很好、很高的开端，但此后的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军阀混战，显然是走了下坡路；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的30年间，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尽管几经曲折，但总体趋势是向上的，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不是完全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的基本统一（不是完全统一）；
但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由于执政党指导思想发生明显偏差，没有切实执行作为建国大纲的“共同纲领”，而是按照苏联模式搞所谓“社会主义改造”，进而又发生了“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左”的严重错误，将中国历史发展一步步地推向了灾难和低谷；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坚决纠正执政党长期以来在指导思想上“左”的严重错误，开辟了改革开放新时代，中国历史又重新呈现为蒸蒸日上的发展趋向。不过，30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显着弊病，也积累了愈益严重甚至达到恶化状态的社会矛盾。如果这些矛盾在较短时期内得不到有效缓解和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很有可能面临又一个向下滑行的历史拐点。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辛亥革命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的主体内容，一是“争取中华民族真正自由和独立”的民族主义，二是“使人民真正管理政权”的民权主义，三是“以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来改善民众生活”的民生主义。辛亥革命迄今100年的中国历史，就是中国人民为完成这三大历史任务而不断探索和奋斗的历史。100年来，这三大历史任务完成得怎么样呢？
在民族主义方面，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日本在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同时，中国参与发起成立联合国并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进一步实现了国家在大陆地区的完全统一。这表明，“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欺侮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三民主义关于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
在民生主义方面，1949年迄今，尽管执政党在指导思想上有过“左”的严重失误，致使人民生活曾经非常困难，但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由于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1990年基本解决了老百姓的温饱问题，2000年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近10多年来又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现在，虽然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的问题很严重，普通民众在就业、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仍然存在很大困难，但就总体而言，近30多年来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改善无可否认。从一定意义上说，孙中山当年提出的“改善民主生活”的历史任务，现在也算是基本上完成了。
在民权主义方面，较之于“民族主义”、“民生主义”的历史任务业已完成或基本完成的成就，“民权主义”所面临的形势依然相当严峻。“主权在民”和“权能分立”是孙中山民权主义的重要原则，这两个原则要求国家的“政权”即“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必须掌握在人民手里，由人民选举政府并授予政府“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等五项“治权”，以人民的“政权”来管理政府的“治权”。只有人民切实掌握了“政权”，政府有效行使了“治权”，“民权问题才算是真解决”。令人遗憾的是，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旋即被复辟帝制、军阀混战的乱局所淹没。1927年以后蒋介石实行的“一党专政”，使得“中华民国”成了徒有其名的空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相继制定的四部宪法均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迄今为止，宪法赋予人民的包括选举权在内的各项政治权利，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远没有得到真正履行；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机关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只是一种程序性、仪式性的“橡皮图章”，在实际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这表明，“使人民真正管理政权”的民权主义历史任务，现在仍然非常严峻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能否尽快完成这个任务，将直接决定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列宁说,对伟大革命的最好的纪念，就是继续完成革命提出的历史任务。我们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也应该顺应世界历史潮流的发展大趋势，把辛亥革命已经提出但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任务义不容辞地肩负起来。孙中山在临终前的遗嘱中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继续努力”。他这一句话，也是对我们现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谆谆告诫和强烈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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