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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少有长篇叙事诗，这已为学术界所共识。那么，现代中国诗坛是否仍然如此？已出版的许多《中国现代文学史》对此语焉不详。是的，从绝对数目考察，任何时候都是短诗多于长诗。但是，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长篇叙事诗实在不少。据不完全统计，从1940年到1949年这10年内，出版或发表的700行左右以及700行以上的长篇叙事诗估计在40部以上〔1〕。茅盾在1937年1月写的《叙事诗的前途》中说：“这一二年来，中国的新诗有一个新的倾向：从抒情到叙事，从短到长。二三十行以至百行的诗篇，现在已经算是短的，一千行以上的长诗，已经出版了好几部了。”〔2〕茅盾认为， 最可注意的是田间的《中国·农村底故事》、臧克家的《自己的写照》和蒲风的《六月流火》。从茅公写此文起到1939年年底， 千行以上的长诗， 还有张泽厚的《旷野》（1937年5月出版，约2000余行），蒲风的《可怜虫》（1937年12月出版，约2000余行），梅英的《北国招魂曲》（1938年6月出版，约1000行），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1938年10月出版，近1000行）等。
　　我之所以讲当年长篇叙事诗的出版情况，意在修正不少同志的一个误断：中国现代长篇叙事诗不发达，数量很少。
　　四十年代，中国先后经历了两次战争：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人民历尽艰辛、困苦、牺牲，也品尝了胜利的喜悦，翻身的欢欣，特别是抗日战争中沦陷区的中国老百姓，就像亲历了《神曲》的地狱一般。因此，四十年代的长篇叙事诗39首中有23首描写抗日战争，就完全不会令人感到意外了。此外，有13首写阶级斗争，写劳动生产的4首， 写解放战争的4首，由于有的诗涉及两个方面或多方面的题材， 我分别作了统计，因而总数超过了所列作品数。
　　中华儿女在抗日战争中，以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大无畏的气概，前赴后继，与强大的侵略军作殊死的搏斗；许许多多手无寸铁的国民，在敌人的刺刀枪口下，宁死不屈。他们的动人事迹不胫而走，有口皆碑。诗人们在这样的氛围中，在创作长篇叙事诗时，很自然地将描写、歌颂民族英雄置于最重要的位置。《伊兰布伦》、《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花与果实》、《古树的花朵》、《小蛮牛》、《静默的雪山》、《岁寒曲》、《柴堡》、《英雄的草原》、《捧血者》都突出了威武不屈、百折不挠的民族英雄气概。尤为可贵的是，《伊兰布伦》、《英雄的草原》表现了兄弟民族中的抗日英雄。中华民族的这些优秀儿女，都爱国爱家爱亲人，但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舍家为国，投身于反侵略的战斗中。《古树的花朵》中的山东聊城地区专员范筑先，年届六旬，犹英姿勃发，从无到有，组织十万大军，抵御日军，最后以身殉国。《小蛮牛》中的少年，也同仇敌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朝野上下，如果这种精神很淡薄，即使一时无外敌入侵，也是衰败的先兆；相反，如果相当多的国民具有这种精神，即使暂时被强敌打败，也必将有复兴之一日。鲁迅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3〕中华民族的国民性有不少痼疾， 但这个民族历数千年仍在前行，足见其是伟大的。
　　日本侵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残暴凶恶程度，可以说已达极致。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在中国沦陷区普遍进行的奸淫掳掠，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在以抗日为题材的长篇叙事诗中，我们应感激《她也要杀人》、《静默的雪山》、《小蛮牛》、《花与果实》、《灾难》等诗的作者，他们在作品中，真切地表现了侵略者的暴行，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仇恨。实际上，日本法西斯较之德国法西斯，有过之无不及。笔者1945年4 月下旬在家乡——湖南邵阳县亲眼见到：中国人民家中财物，全被洗劫；家畜家禽，全被宰杀；妇女除老太婆和幼女外，凡被日军发现者，或被强奸，或在逃命时被枪杀，无一幸免。现在日本有少数人企图否认侵华罪行，无数历史史实是铁证，《她也要杀人》等叙事诗也可以作证。
　　这39首长诗，写真人真事或以真人真事为主的有《古树的花朵》（范筑先的事迹），《吴满有》（吴满有的事迹）、《红日初升》（郑信的事迹）、《戎冠秀》（戎冠秀的事迹）、《劳动英雄刘英源》（刘英源的事迹）等。
　　从艺术流派角度观察，《伊兰布伦》、《英雄的草原》、《奴隶王国的来客》等带理想主义色彩，有宏大的气象，奔放的热情，传奇式的英雄。《我站在地球中央》、《火把》、《要太阳的人》整体构思带有象征意味或寓言诗特色。《英雄的草原》，《复活的土地》偶或融化着现代派手法。其他几乎都是现实主义的。
　　就形体看，《吴满有》、《戎冠秀》、《王贵与李香香》、《艾艾翻身曲》、《苦尽甜来》、《赶车传》、《漳河水》、《鸳鸯子》采民歌体。《金刚坡下》系诗剧，《岁寒曲》为朗唱诗，《剑北篇》近似鼓词，《劳动英雄刘英源》介于说书、鼓词之间，既有道白又有唱词，其余作品，大多是自由体长篇叙事诗。
　　以上情况表明，四十年代的长篇叙事诗，并非清一色的某派某体，而是百花竞放。
　　文学首先必须是文学。诗，必须首先是诗。长篇叙事诗有自己的特殊艺术问题，论长篇叙事诗必须论及这些问题。
　　几十年来，我们要求诗人“叙人民之事”。作为一个号召，一个口号，对此不可厚非。然而作为一种理论，一个观点，将它推向极端，甚至认为，不是人民，就不能作为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因而将人民的对立面人物排斥出叙事诗主角行列，这就很不科学了。40年代诗人的实践表明，如《王贵与李香香》、《射虎者》、《奴隶王国的来客》等以人民中的个体作为诗的主人公，艺术上很成功；而《大渡河支流》、《外祖父的天下》以人民的对立面为主要描写对象的长篇叙事诗，也并非平庸之作。冯雪峰同志在为《大渡河支流》写的《序》中，称赞作品“是一篇史诗”。这评价是否过高尚可商榷，但他敢于如此肯定并非以人民为主人公的作品，所表现的文学理论家的眼光和勇气是令人钦佩的。作品所着力刻画的，是地主山耳的“自私、卑怯、阴险和毒辣”，这和别的作品并无不同，但它正如冯雪峰《序》中先后六次所强调的：“山耳的性格和心理是极自然的”，“非常自然而真实”……这才是《大渡河支流》艺术上的独特贡献。《外祖父的天下》叙述的是另一种地主的典型的故事，蔡玉山出身于破落家庭，原欲通过辛勤的劳动摆脱贫困而不能，改走投机之路致富，性格和品质也异化，自私、吝啬，先与官府勾结，日军入侵后作日伪的顺民，抗日战争胜利后，当地解放，他怀着忧虑和恐惧病死。以外孙的口吻诉说，叙事视角新颖，艺术上不落俗套。这些并非“叙人民之事”的作品，艺术生命力比一般化的“叙人民之事”的叙事诗长久。
　　作为叙事诗，其叙事不同于通讯报导，不同于小说，它是诗的叙事，必须遵循诗的规律与诗的其他成分和谐有机地统一。叙事又是臻于诗境的途径和手段，叙事而无诗意或少诗意，不是叙事诗的叙事。在部分诗人中有一种误解，以为生活中充满着诗意，真实地记录生活中的人和事，就是诗。这不是简单化的理解，就是艺术懒汉的遁辞。“流水账”式的叙事，本不是诗人、艺术家份内的事。但我们有不少诗人、艺术家或乐于如是（这样简易），或不得不如是（以免受到“非大众化”的责难）。四十年代的长篇叙事诗中，不乏这类作品，且不说那些写真人真事的，即使是以事件为题材的《桂林的撤退》和《溃退》，也都是单线顺序叙述故事。除“流水账”式外，还有一种流行的叙事模式，即堆砌苦难。这类作品较典型的要数《灾难》，诗中叙述了一个无名女性的遭遇，她小时候就不曾得到爱抚，苦活累活大人命她干。长大出嫁后婆婆嘴多尖刻，“小姑姑是难弄的人”，不久，丈夫被抓走当兵在军阀混战中身亡，她生下遗腹子。接着遭土匪抢劫，婆婆被打伤后死去。家里的锅灶要修，田里的重活要做，请邻人帮忙，却受其家人的侮辱。儿子被人打得头破血流。儿子长大成了家，遇上了旱灾，接着是涝灾，卖掉了家畜和部分田地；第二年又遭蝗灾，儿子患病，借钱治好病，继而洪水冲走了一切。好不容易熬住了这些劫难，儿子又被中央军抓去当苦力，回家不久日本军来了，奸淫烧杀，儿子被打死。灾难一个接一个。虽然诗人为了使读者透过气来，中间也插入二三段女主人公能活下去的描写。但不少“灾难”描写并无特别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是的，生活中也有人所受折磨比《灾难》中女主人公所受的还要多，还要严酷。不过，文学艺术作品妙在“以一当十”，主要不靠“材料”多。对文学作品来说，用加减办法成效甚微。叶绍钧先生说：“我只想诗大概是这样一件东西：独立的，浑凝的，取材于物而不粘滞于物的。”〔4 〕诗重在“象外之旨”，事不管作品写多少，都是有形的也是有限的，而诗意有时具有丰富性甚至是无限性。叙事诗的叙事，应该如此。就整体构思而论，《火把》、《伊兰布伦》、《王贵与李香香》、《大渡河支流》、《奴隶王国的来客》、《射虎者》等较为出色，特别是《火把》，其中的核心情节和诗中的核心象征形象——火把，内涵是丰富的、多义的，如果细细地阐释，可以写成一篇长文，但我不主张坐实；过于具体的说明，往往反而缩小了诗的巨大包容性。在这里，火把，是光明的象征、团结的象征、大集体的象征、抗战的象征、进步的象征。诗中的情节既有社会价值层面的意义，也有人生哲理的意味。《奴隶王国的来客》中的“来客”——“漂泊汉”，“故乡有不是天灾的奴隶死亡的灾难，亲人友朋，全被埋葬了”，所以他来到了崇山峻岭中的还处在部落、氏族社会阶段的土司统治的地区，因为偶然，也出于对公主雅娜孤独处境的同情，和异性美妙歌声的吸引，遂相爱结为夫妻。为保卫土司的权威，他打败了邻近与之对立的部族。漂泊汉身为驸马，又英俊勇敢，聪明过人，名誉、地位已达到顶峰。在一次狩猎中，他开始是打狼，狼受伤仍与猎犬搏斗，猎犬屈服了，他憎厌猎犬的行为，开枪打死了猎犬。从这，他联想到故乡奴隶们的战斗，想到自己现时的作为，与猎犬无异，他被沉重的负罪感所笼罩，为两难的处境而痛苦，既不愿背叛与公主相爱的誓言，又耻于背叛故乡的受苦的奴隶，内心经过几度搏斗，走进了“长征人马的行列”，而公主则用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作品艺术整体显示的，主要是：奴隶即使爬上了奴隶主的位置，也逃不脱人民叛徒的罪责。但不止于此，它还引导读者思考：美丽、善良、深情的公主雅娜忠于爱，忠于誓言，她的死，是谁之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爱和美的化身，因此，她的死可以说是爱和美的毁灭，也可以说是爱和美的涅ｐáｎ＠①。《伊兰布伦》艺术构思所显示的并不止是爱国和恋爱，读者可联想到很多，特别是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射虎者》大量的篇幅抒写祖先们的血和泪的生活，和射虎者要子孙复仇的遗嘱，但这诗不同于一般的诉苦作品，它的真义在提出这一问题：“我们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复仇的武器？”诗人高明之处也在于，他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去寻找答案，而不是不相信读者，越出诗人的职责，象政治家一样去回答、去宣传。〔5〕
　　遗憾的是，遍览四十年代长篇叙事诗，“不粘滞于物”的作品不是很多，而且没有一首诗的象外之旨进入闻一多先生在《宫体诗的自赎》所说的“宇宙意识”境界。闻先生认为，《春江花月夜》将“有限”与“无限”，“有情”与“无情”有关的神秘问题倾吐出来，“有的是强烈的宇宙意识，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又由爱情辐射出来的同情心，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6 〕可能由于四十年代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搏斗并在搏斗中求新生的烽火连天的时期，现实和良心驱使诗人们“站在本体旁边凌视现实”，也可能是由于这时写长篇叙事诗的诗人们还缺少形而上思考的素养与习惯所致。我并不以为作形而上思维表现宇宙意识的诗都是上品，也不希冀每个诗人每首诗都如是，但整整十年的几十部长篇叙事诗中，几乎完全未进入这一层次，不能不说是一个不足。
　　叙事，一般是有情节的。情节在叙事诗中的地位不必赘述。四十年代的长篇叙事诗，情节安排和处理多种多样。从情节线索的数量来考察，有单线条的，有双线条的，也有多线条的。《火把》、《古树的花朵》、《她也要杀人》等基本是单线索；《伊兰布伦》、《王贵与李香香》、《奴隶王国的来客》大体是双线索；《大渡河支流》、《漳河水》也许可归入多条情节线索之列（《漳河水》有单线也有多线）。各类诗都有上品和平庸之作。似不可以情节线索的多寡繁简作为评价作品高低的标准，主要应视其艺术处理而定。
　　叙事诗在诗中的特殊性之一是它的叙事成分。它与小说同属叙事类作品，它的特殊性之一是诗，它必须有诗意，虚的成分较多，实中必有虚。可以说，叙事诗的情节必然是跳跃性的，只有在个别情况（如陡转和突变不细针密缝则会使读者难以接受）下例外。叙事诗中的虚，一是表现在抒情成分中，一是由读者在阅读中自己去再创造。《灾难》这一类叙事诗之所以给人以材料、情节堆砌过多之感，原因之一在于虚太少而实过多。而艺术上较为出色的《射虎者》写“我”的祖父从少年到壮年的经历，只用了很少的笔墨：

　　　　他给别人造着大屋　　　　却只把黑暗的茅屋造给自己　　　　当他早该做爸爸的时候　　　　还是把斧头当作爱妻　　　　他像有遗恨的摔下大斧　　　　也抓起了镰刀和锄头　　　　走向茅草与森林的海　　　　寻觅未开垦的处女地　　　　一年以后，他找到了两个恋人　　　　一个是每季可以收割一石谷的稻田　　　 另一个是：那刚满十四岁的　　　 看来像他自己底女儿的未婚妻

　　由于作品意在表现先辈们为探寻生活之路所经历的种种艰苦，故对这些历程不作细细铺陈。在这里，以诗的特有方式叙事，精粹简约的笔墨和跳跃的情节，非常适度，看似平常，实际上达到了诗艺的精美境界。这种叙事诗的情节，并无传奇性。
　　另一种叙事诗，情节具有较强的传奇性，《奴隶王国的来客》较为典型。作品中的男主人公漂泊汉一出现，就带几分神秘性，偏僻荒山中小河旁的水碾坊，水碾坊的老人，以及河对岸荒凉山谷回荡着的姑娘的悲凄的歌声，更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整个作品从始至终，情节都带有传奇性，有些情节的处理，如漂泊汉后来想杀死心爱的雅娜以断绝与王府的感情联系，不忍心而未刺，最后是雅娜用漂泊汉丢下的短剑，“插向自己的胸口”，并挣扎着“向她的叛逆，挥摇着血染的落红的手巾”，表示不绝的深深的爱恋。这也许有外国古代诗剧的影响，不过，连结局也不一般确是这首长诗的特色。
　　长篇叙事诗中的叙事与抒情的融合，是所有作品不可回避的问题。有的学者将叙事诗中的叙事分为客观性叙述与主观性叙述，为了分析某一作品的特点而作这样的区别是必要的，不过，不管是客观性叙述或主观性叙述，都不能不含有抒情因素。王国维说，诗词“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采。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7〕这里说的“无我之境”，实际上是融我于物，物我一体。这种艺术手法，在四十年代长篇叙事诗中，只是偶一为之，并不常用。抒情和叙事结合得较好的作品，主要有《火把》、《奴隶王国的来客》、《王贵与李香香》、《射虎者》、《古树的花朵》、《伊兰布伦》等。《火把》、《奴隶王国的来客》、《王贵与李香香》、《伊兰布伦》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抒情，一是诗中人物的自我抒情或对话或对唱，二是诗人自己径直在作品中出面，或是超越人物和事件的叙事人吟唱抒情。前者如《火把》中李茵和唐尼的对话，《奴隶王国的来客》中漂泊汉和公主的对唱和对话，《王贵与李香香》中王、李这对恋人的对唱，《伊兰布伦》中喀尔格巴图和伊兰布伦的对唱，有着多种艺术功能，它是叙事的组成部分，是抒情的表达方式，是袒露人物心灵和刻画人物性格的手段……在民歌体新诗中，人物情感世界写得丰满而又意味深长的是《王贵与李香香》，而此诗最精采的部分，是几段王贵与李香香的对唱和合唱，如二人新婚别，香香送王贵到沟底：

　　　　湾沟里胶泥黄又多，　　　　挖块胶泥捏咱两个；　　　　捏一个你来捏一个我，　　　　捏的就象活人托。　　　　摔碎了泥人再重和，　　　　再捏一个你来再捏一个我；　　　　哥哥身上有妹妹，　　　　妹妹身上也有哥哥。　　　　捏完了泥人叫哥哥，　　　　再等几天你来看我。

　　且不说这是从古代词曲抑或民间歌谣化出问题，就诗论诗，它将二人如胶似漆的缠绵恋情表达得很传神。《奴隶王国的来客》多次用漂泊汉和公主雅娜对歌的形式，抒发人物的痴情，例如第3章第4节写道：

　　　　“我祈求你，放下那　　　　压肩的重负　　　　前面，你不要怕　　　　如果你怕寒冷　　　　我将抽一根筋骨　　　　给你作照路的火炬　　　　如果你怕虎狼　　　　我曾经作过万众的保卫人　　　　请靠近我，请贴近我的胸”　　　　………………　　　　雅娜拭着眼泪　　　　委婉地剖开她的心　　　　“不管怎样，你的话感动了我　　　　就是它是谎，也很美丽　　　　就是你专为了欺骗我　　　　才说出，我也要相信”

　　这一节，二人的对歌长达百行，这既是抒情，又是情节发展所必需，或埋下伏线，为后来情节的发展特别是陡转作铺垫。
　　至于诗人径直出面或由高居于作品中人物、事件之上的叙事人所作的抒情描写，在四十年代长篇叙事诗中更是常见，如《奴隶王国的来客》漂泊汉成为驸马后，有深深的内疚和负罪感，心里矛盾重重，作品写道：

　　　　只有雅娜常青的柔情　　　　可以瞬间地荫庇和遗忘　　　　而女郎，她头顶着王冠　　　　除了温淑的心　　　　除了甜蜜的言语　　　　她不能理解　　　　他困惑的感情　　　　甚至还嗔怪他　　　　从爱情分心只是愚蠢　　　　司命鸟的歌喉喑哑了　　　　不同的梦，象黄昏后的夜色　　　　他不相信誓约　　　　也不相信温淑的心　　　　被雅娜时刻所祝福的心　　　　他关闭着，建筑着高墙

　　这些诗句，看似平常，却把漂泊汉的感情微妙变化和雅娜对他的不理解、隔膜，表现得很真切。诗人直接出面或由高居于作品中人物事物之上的叙事人所作的抒情描写，在具有一般化毛病的叙事诗中，往往只是为了向读者“说明”情况，表明诗人的感情倾向。这就等于使诗情中断。——《木匠王小山》歌颂新四军，谴责不抗日的国民党大军时这样写道：

　　　　像这样的队伍不打胜仗　　　　等着叫那些吃屎的大军来闻日本佬的屁股不成

　　实在是太急于表现作者自己的感情，既不是诗的语言和诗的表现法，也无助于激起读者对于应该憎恨的对象的憎恨。应该说明，即使在讽刺性的叙事诗里，也不宜于多用类似直露、表面化的感情表现方式。
　　尽管长篇叙事诗多种多样，尽管对文学艺术谁也不应作划一的某种规范，但不能忽视对人物独特性格的刻划，则是长篇叙事诗的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奴隶王国的来客》、《火把》、《古树的花朵》、《王贵与李香香》、《伊兰布伦》等在这一方面，艺术成就最为突出。《奴隶王国的来客》在人物思想性格刻划上，很有特色，它将看似矛盾的东西巧妙地融合在漂泊汉身上。漂泊汉，既有儿女情长，又有英雄气概，灵魂既孤独寂寞，又至性至情。这位反叛的奴隶在逃离家乡来到偏僻的荒野，除碾坊的慈父般老人外，无人交谈，极度孤独。而土司的公主雅娜，因邻近土司的威胁，无人敢爱她，虽然她美貌多情，又善于歌唱。漂泊汉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境中，突破了阶级的樊篱，不顾个人安危，投入爱河。作者并不回避人物的本能的冲动和奔放的情欲的描写。在雅娜即将见到漂泊汉之夜：

　　　　黑夜，是如此之长　　　　神秘的呼吸　　　　又是这般的强烈　　　　她浸在颤抖的等待里　　　　坐卧都不能安宁　　　　心脏仿佛有什么在燃烧　　　　想撕毁锦绣的花衫　　　　赤裸着肢体　　　　她突然，狂热的　　　　亲吻着绣花的长枕　　　　又立刻，如少妇般　　　　对着明镜，梳理着　　　　青丝的发鬓　　　　并且扮演着婚礼　　　　…………　　　　她不宁的悸动着　　　　羞惭地拭去眼泪　　　　象受伤的小鸟　　　　疾走过含嗔的花丛　　　　沿泥泞的小道　　　　走近临河的山崖漂泊汉每晚和未见面的雅娜对歌时，更是心绪不宁：　　　　每天，他守候着落日　　　　象囚徒在黑暗的牢狱　　　　等候着铁窗外的光明　　　　他迎着黑夜　　　　象老战马听着军号　　　　满怀胜利的希望跑到河边　　　　大眼睛投射着彼岸　　　　让流水的歌声滚过榕江　　　　而当唱和的歌声消失　　　　水面落下一片哀静　　　　他心底象白雪　　　　铺盖了路面　　　　发抖自己的空洞　　　　于是他耐着锥骨的冷冻　　　　徒步涉渡那浅滩的江水　　　　在歌声所回荡着的　　　　古树的浓荫下　　　　徘徊了又徘徊　　　　乞望着橘红的灯光　　　　神往于常青藤萝的窗户……

　　我们从人物的这些纯情的火花中，感觉到他们的真心，流淌着生命之流的河，和内蕴的须与其他描写联系起来才能感觉到的人物的独特性格。
　　这里，有一点不能不说明，由于种种原因，在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和创作中，曾经出现过一种偏向，即认为人只有阶级性，因此不敢写对美对异性爱的神往。闻一多在《〈冬夜〉评论》中说：
　　严格的讲来，只有男女之间恋爱的情感，是最烈的情感，所以是最高最真的情感。〔8〕鲁迅在《十二个·后记》中说：
　　呼唤血和火的，咏叹酒和女人的，赏味幽林和秋月的，都要真的神往的心，否则一样是空洞。人多是“生命之川”之中的一滴，承着过去，向着未来，倘不是真的特出到异乎寻常的，便都不免并含着向前和反顾。〔9〕强调写出“真的神往的心”和人物的复杂性——“向前和反顾”。四十年代长篇叙事诗中人物性格表现得较为成功的，都选择了最能突现人物性格最真最复杂的言行细节。《火把》中写唐尼，选择了这样一个细节：

　　　　“你跑那边去找什么？　　　　找什么？唐尼！　　　　你的粉盒　　　　　　压在《大众哲学》上　　　　你的口红　　　　躺在《论新阶段》一起。

　　生动地表现一个生活优裕、思想倾向进步、感情复杂的知识女性的内心世界。《古树的花朵》中的抗日老英雄范筑先将军，有几个场面给人印象很深，一是他勉强遵韩复榘之命南渡黄河，心情沉重地到了黄河边，才下决心违命抗日；二是他自己充当机关枪手，和部下一起打败了日军；三是只身去会见土匪栾省三，使对方折服，把他视为自己的老父亲；此外，最后以身殉国的壮烈之举，也极感人。《王贵与李香香》较之其他民歌体叙事诗刻划人物略胜一筹之处是，它的对人物感情的表理更细腻更深更耐人寻味，如第二部第四章《自由结婚》，先是警言得体，后是情意缠绵的捏泥人的入神比兴描写，这一段的结尾两行，“捏完了泥人叫哥哥，再等几天你来看我。”看似平常，实则余味深长。精彩的细节描写，使人物的思想性格有厚度与深度。
　　长篇叙事诗刻划人物，较之短小的抒情诗可供选择的方法更多。这里，没有必要与可能一一论及。但如何处理人物性格的轮廓的勾勒与生动的细节描绘，是所有长篇叙事诗都难以回避的问题。《奴隶王国的来客》中的漂泊汉与雅娜，《火把》中的唐尼，《古树的花朵》中的范筑先，《王贵与李香香》中的王贵、李香香，都是塑造得相当成功的艺术形象。诗人既注意表现人物性格的轮廓，又特别重视通过生动的细节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生动的细节描写，似万绿丛中的一支花，辽阔湖面上的涟漪，深山密林里小鸟的歌声，不仅使人物顿增生机，也使整个作品添彩。四十年代长篇叙事诗中大多数作品失之一般化，即使象《伊兰布伦》这样很有特色的作品，其中的女主人公伊兰布伦，具有很强很浓的蒙古族抗日爱国青年英雄的刚烈之气，但笔墨过粗，缺少精美生动的细节描写，因而影响了人物的血肉丰满程度。
　　长篇叙事诗对语言的要求比其他诗体似应更高。这里要消除一种误解，即以为篇幅长的叙事诗语言的精炼程度可以低一些，实则大谬不然。因长篇叙事诗的篇幅长，故语言不能拖沓、散漫，否则就不能吸引住读者；既长达近千行甚至万行，故语句结构应更其多样，词汇应非常丰富，节奏和格律也不宜单一。在我所见的长篇叙事诗中，语言方面艺术水平最高或最富特色的是《火把》、《古树的花朵》、《王贵与李香香》，《奴隶王国的来客》等。《火把》既是真正的口语，又是诗化了的归真反朴的自然语言，诗共18节，其中1至3节、10至18节全用戏剧化的对话写成，只有4至9节是以火炬游行中的“我们”的口吻抒写。对话中富言外意、潜台词，省略、跳跃都在无形中进行和完成，如唐尼问克明，写了三封信给他，为什么不理，克明说正在忙着筹备今夜的大会，而且，你并没有什么要紧事，接着写道：

　　　　“而且，　　　　你正忙于交际呢！”　　　　“什么意思？”　　　　“这只有你自己最清楚。”　　　　（人们在她和他之间走过　　　　又用眼睛看看他们的脸）　　　　“明天再好好谈吧　　　　或者——我写一封长信给你　　　　播音筒已在向台前说话”　　　　（一个声音在空气中震动）　　　　“开会！”

　　看似任意闲谈，实则表明：这语境，唐尼不应在此时此地纠缠这一问题；克明已有点不满于她这时来分散他的精力，但又不愿使唐尼不高兴，只好如此应付。而用“开会”结束他们二人的谈话，也蕴涵着丰富的弦外之音和富有戏剧性。艾青的长篇叙事诗的语言，是不易学的，稍一不慎，则画虎不成反类犬，流于淡而寡味。
　　臧克家的《古树的花朵》基本保留着诗人一贯的语言风格，精炼，在形容比喻和动词上安上诗眼，使诗活起来，如写冬末春初：

　　　　在枯树条上　　　　作虎啸的朔风　　　　死了。　　　　尘沙的面纱　　　　从人的脸上　　　　揭去了。　　　　冬——　　　　挥起冷酷的鞭子，　　　　驱着霜雪的车　　　　把艰辛，　　　　　战栗，　　　　　死灭　　　　一齐载走了，　　　　把时间的岗位　　　　让给了　　　　司春的女神。

　　这些地方，臧氏那严谨的诗风隐约可见，不过，诗人这时已有意转变：
　　为了紧张的场面叫起来的不羁的情感，为了使气势不受窒息，字句就不能太局促于谨严的韵律和韵脚下了，因此，在格调上，这个诗篇也就有些不同。同时，意识和材料也在压迫着我试探改变自己的风格，使它更恢廓些。〔10〕有一利必有一弊。在我看来，臧先生诗的长处也是别人所不及处，是他的严谨的诗风，和诗中浓缩了深厚的生活。《古树的花朵》恢廓了，但有的诗句不免有些不够精美之处。
　　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的语言，是民歌风的诗的语言。其中虽不无化用民歌之处，更主要的是诗人的创造。仅从1946年9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版本与经过多次修改的1952年3月定稿的版本比较， 也可看出作者所花的心血。如原来是：

　　　　“老狗日你不要耍威风，　　　　不过三天要你狗命！”后来改为：　　　　“老狗你不要耍威风，　　　　大风要吹灭你这盏破油灯！”

　　第一行只改了一字，但去了鄙俗气；第二句将直露的粗糙的语言，改成了略有诗意的语言，且与全诗的语言较为和谐统一，也比较精美。李洪辛的《奴隶王国的来客》别具风味，以娓娓动听的多变的节奏和美丽的诗句，叙说着故事：

　　　　自从守碾人说出了　　　　那榕江周知的故事　　　　比梦想还美的幻影　　　　以不可抗拒的柔丝　　　　象ｙáｎ＠②下蛛网捕捉了飞虫　　　　漂泊汉潦倒的心境　　　　投进了苦闷的罗网

　　诗中并无粗精混杂和可有可无的句子，它象是同一山谷顺流而下的溪水，象同一个泉眼里淌出的清泉，少有杂质，没有涩味，不时给人以鲜美之感。
　　四十年代的长篇叙事诗，部分作品有一种通病。在强调“通俗易懂”口号下，诗中充斥着非诗的大白话，这类作品的语言直露，一览无余，读者确实易懂，但无诗味。请允许我随意摘引几段：

　　　　年年中秋人团圆，　　　　富贵人家喜欢连天。　　　　李德全回到红桃园，模样干渴穿着破衣衫。

　　　　　　　　　　　　　　　　　　　　　　　　《苦尽甜来》
　　如果说得尖刻一点，那么，这种无味的一般化的语言，即使作为日常用语，听多了也令人厌烦。《灾难》用的是爱唠叨的老婆婆的语言，一句话掰成几句说，纠缠不清；它的诗句比散文式或小说的语言还要呆板，缺乏艺术活力。
　　诗的语言，应是所有文学形式语言中的最精美最富张力者。每一个真正的诗人，都是语言的创新家，是高级语言魔术师，长于熔铸新词新句式。
　　从中国现代长篇叙事诗的历史实践观察，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五言或七言句式诗有成功之作。田间屡有试作，然而无一差强人意。相反，从四十年代较为成功的长篇叙事诗看，基本上都是没有严格规范、长短不拘的自由体。每行字数大多在八个以上。我想，这与现代汉语随着社会发展，多音节词的增加有关。如果是五言诗，如果一个词就占4字，诗人只能在一个字上做文章；如果是3个字一个词，诗人只能在二个字上求变化，回旋余地很小，句数一多，就不免呆滞，重复。七言略好一些，但局限仍很大。
　　对四十年代长篇叙事诗，我还感到有一点遗憾，就是没有发现真正可以称之为史诗的作品。三十年代的叙事诗，有人曾说，孙毓棠的《宝马》是“史诗”；朱自清称许孙大雨的《纽约城》、杜运燮的《滇湎公路》，“可当‘现代史诗’的一个雏形看”。如果我们将现代史诗定几条规范的话，例如表现重大事件，塑造现代英雄，笔墨大开大阖，既有宏大场面的展示，也有生动细节的精雕细刻等等，那么，我以为上述三十年代的几首诗和《火把》、《古树的花朵》、《奴隶王国的来客》、《伊兰布伦》、《王贵与李香香》等都有史诗的成份，但还不足以称为史诗。
　　　　　　　　　　　　　　　　　　　　　　　1995.6.7.
　　〔1〕　我所见到的有39部：1.《伊兰布伦》，斯因着。1940年4月成都西部文艺社出版，约1200行。作品写蒙族英雄喀尔格巴图抗击日寇，不慎失败，恋人伊兰布伦对他发生误会，最后二人牺牲。2.《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柯仲平着。1940年7月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约3000行。仅出版第一章，余未完成。叙述郑州车站党领导的工会负责人阿根团结黄色工会头目，组织铁路工人反对国民党投降派，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故事。3.《我站在地球中央》，杨刚着。1940年7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约800行。作品虚拟华族的灵魂同自私、残暴、贪虐、强横、懦弱、虚伪、仁爱、正义、理想、自由十所门的守门人对话。这诗“算是一种政治的讽刺“。4.《木厂》，邹荻帆着。1940年3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约1800行。写一个木工儿子痛苦的生活经历，最后他告别了木厂，怀着希望，去寻找新的生活。5.《火把》，艾青着。1941年6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约1000行。写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在一次火炬集会游行前后的思想感情变化。将宏大的场面与个人活动、时代潮流与个人感情融为一体表现。6.《萧》，伍禾着。1942年3月文献出版社出版。约1100行。写革命者萧的一生。7.《金刚坡下》，胡危舟着。1942年5月桂林诗创作社出版。诗剧，根据郭沫若同名小说改编。作品写一少妇因家乡沦陷逃亡到后方。8.《剑北篇》，老舍着。1942年5 月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出版。约6000行。长诗写从蓉城出发，先后两次往返西安时沿途所见所闻。9.《花与果实》，张泽厚着。1942年10月新艺书店出版。约7000行。第一部通过吉林密山抗日英雄卢迪元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经历、见闻，表现了东北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第二、三部未完成。10.《古树的花朵》，臧克家着。1942年12月东方书店出版。约5000行。写山东抗日英雄范筑先在日军压境时，组织十万大军与敌奋战，直至牺牲。11.《小蛮牛》，雷石榆着。1943年4月文化供应社出版。约1400行。写农村少年小蛮牛如何成长为英勇的骑兵战士。12.《静默的雪山》，臧云远着。1944年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约1400行。作品写农民王老和村民与日寇在山洞进行殊死搏斗，除两个小孩外，全部牺牲。13.《岁寒曲》，瞿白音、周钢鸣作诗，瞿白音、周钢鸣、樊赓苏、舒模、赵华作词，舒模、孙慎、费克、草田作曲。1945年8月重庆进修出版社出版。写一位素负盛名的将军，在对日作战中，虽屡战屡败，但仍坚持苦战。14.《吴满有》，艾青着。1946年4月作家书屋出版。约700行。记叙了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的苦难过去和翻身后的动人事迹。15.《灾难》，胡考着。1946年8月山东新华书店出版。约2000多行。以小车子的母亲一生为情节主线。在苦难中她频遭天灾人祸，小车子也死于日军枪弹之下。16.《红日初ｓｈēｎｇ＠③》，方徨着。1946年9月山东新华书店出版。约900行。诗集封里副标题为“写劳动英雄郑信的事迹”。17.《戎冠秀》，田间着。1946年9月东北画报社出版。约700行。写着名拥军模范戎冠秀的事迹，系真人真事。18.《王贵与李香香》，李季着。1946年9月《解放日报》连载。约700余行。19.《她也要杀人》，田间着。1947年2月海燕书店出版。约900行。写一位勤劳善良的中国农村妇女白娘，房屋和财物被日本侵略军烧光，儿子被烧死，自己被一群日寇强奸。仇恨、痛苦和羞愧使她发狂，高呼“我要杀人”。20.《要太阳的人》，罗迦着。1947年4月上海翻身社出版。约1000行。叙写太阳被皇帝夺去了，山城人民陷入黑暗和苦痛中。经过斗争，人民获得了新生。21.《锻炼》，鲁藜着。1947年9月上海海燕书店出版。约700行。写一个革命知识分子被日军逮捕后，坚贞不屈，最后被群众救出。22.《大渡河支流》，玉杲着。1947年10月建文书店出版。约2000行。写地主山耳残忍、阴险，不仅凶恶地剥削和压迫农民，而且奸污儿媳，杀死亲生女儿。23. 《桂林的撤退》，黄药眠着。1947年10月群力书店出版。约1800行。抒写桂林从“无忧之城”到溃退的经过。24.《柴堡》，方冰着。1947年11 月大连光华书店出版。约1000行。主要写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平定县某区区长郝正光的事迹。25.《英雄的草原》，唐ｓｈí＠④着。1948年5月星群出版社出版。约7000行。写两个有世仇的原始民族，因爱情而合并成一个国家，在外敌入侵时，合力战胜侵略者，使人们过着和谐幸福的生活。26.《捧血者》，辛劳着。1948年5月星群出版社出版。约1200行。抒写一个青年逃离被外来强盗侵占的家乡，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故事。27.《溃退》，黄宁婴着。1948年6月香港人间书屋出版。约2000余行。叙事主人公是一位战地记者，具体描绘了1944年日军进犯湘桂黔时，国民党军队闻风而逃，扰民害民的情景。28.《黄河西岸的鹰形地带》，侯唯动着。1948年7月东北书店牡丹江分店出版。约2400行。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武装农民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斗争为背景，描写英雄李逢春的方方面面。29.《艾艾翻身曲》。刘洪着。1948年9月大众书店出版。约4000行。叙述艾艾和陈家庄农民解放翻身的故事。30.《苦尽甜来》，刘艺亭着。1948年11月冀东新华书店出版。约800余行。写农民四牛的悲欢离合故事。31.《奴隶王国的来客》，李洪辛着。 1948年11月上海交通书店出版。约3500行。写一漂泊汉在家乡参加反抗统治者的战斗失败后，逃到远方深山并爱上了土司的女儿。婚后他仍思念故乡，后和故乡来的长征队伍一起“开向北方去战争”。32.《外祖父的天下》，丁耶着。1948年12月正风出版社出版。约1200行。以蔡玉山的一生起伏为线索，叙述他的一生。33.《木匠王小山》。陈牧着。 1948年12月“诗号角诗丛”出版。约1000行。写华东农村东村木匠王小山的所见所历。34.《射虎者》，力扬着。1948年12月新诗歌社出版。约900行。以射虎者及其家属的生活为题材，写他们坎坷不平的人生和思考。35.《复活的土地》，杭约赫着。1949年3月上海森林出版社出版。约900行。抒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的猖狂和覆灭，战后帝国主义又制造战争，但世界的舵，已由人民掌握。 36.《赶车传》，田间着。1949年5月天津新华书店出版。约800行。作品主要写赶车人石不烂和他的女儿兰妮的生活遭遇，解放前后的变化。 37.《漳河水》，阮章竞着。1949年5月《太行文艺》刊载。约800行。写漳河边上三个姑娘在旧社会因包办婚姻受尽了苦，解放后，都获得了自由。38. 《鸳鸯子》，楼栖着。1949年6月人间书屋出版。约1400行。 写主人公鸳鸯子的革命经历，她不屈不挠，终于获得了自由和个人幸福。39. 《劳动英雄刘英源》，侯唯动着。1949年哈尔滨光华书店出版。叙说工人刘英源解放后，在党的培养下成长的历程。系说唱体长诗，每节都是一段说书加一段唱词。
　　我见到的虽只39部，但肯定还有我所未见的。同时，还应说明，我所用的“叙事诗”概念，是宽泛的，故将《我站在地球中央》、《火把》、《复活的土地》列入。但彭燕郊的800 余行长诗《春天——大地的诱惑》，我还是将它作为抒情诗对待，未列入。
　　〔2〕　原载《文学》8卷2号，1937年2月1日出版。
　　〔3〕　鲁迅：《坟·论睁了眼看》。
　　〔4〕　叶绍钧：《水晶座·序三》，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出版。
　　〔5〕　 鲁迅在《坟·娜拉走后怎样》中说得好：娜拉“走了以后怎样？伊索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无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伊孛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
　　〔6〕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宫体诗的自赎》。
　　〔7〕 王国维：《人间词话》。
　　〔8〕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冬夜〉评论》。
　　〔9〕　鲁迅：《集外集拾遗》。
　　〔10〕　臧克家：《古树的花朵·序》。＊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般下加木
　　　＠②原字为竹加詹
　　　＠③原字为曰下加升
　　　＠④原字氵加是
　　
　　
　　
文学评论京5-15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陆耀东19961996 作者：文学评论京5-15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陆耀东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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