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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03)03-0029-03
　　米兰·昆德拉是以小说创作蜚声世界文坛的一位当代旅法捷克作家。其代表作品主要有《玩笑》、《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生活在别处》、《不朽》和《为了告别的聚会》。华盛顿邮报盛赞他的作品“奠定了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在世作家的地位”[1]。法国总统特别授予他法国公民权。作为一个有着极强的人文主义情怀的作家，米兰·昆德拉有感于“存在的被遗忘”，立志作一名“存在”的勘探者。他认为“一部小说不断言任何东西。一部小说探寻和提出问题”[2]。他正是以探寻、提出和质询问题的态度或原则与人的“存在”相遇，为我们展现了“存在的版图”：媚俗、遗忘、强权主义和抒情态度成为人类境况必不可少的组成成分……但他认为更重要的是探索“被抛入这一境况的漩涡里的人，理解他的动作和态度”。小说应“让我们看见了我们是什么，我们能够干什么”。[3]昆德拉的小说正是如此，在剖析了人类存在的基本状况的基础之上，他把关注的笔触最终落在了人自身上。他以其独特的沉思之笔在他所发现的独特的存在的版图中勘探了人的行为选择以及这种选择的结果，为人的可能性画出了一个轮廓。
　　一、背叛——陷阱里的挣扎
　　在昆德拉笔下有这样一组人物形象，他们是有着清醒的自我意识和个体意识的知识分子，都有着极权统治下屈辱经历的深切体验。强权与既定价值的结合构成他们独立个性的巨大威胁，于是他们义无反顾地踏入了背叛者的行列。“背叛就是走出自己所处的地位，走向未知”。[4]他们中的典型有萨宾娜、雅库布、塔美娜等。
　　萨宾娜的背叛是一种强力的背叛，她背叛的不仅仅是政权、秩序、观念，而且几乎是一切价值观。特立独行是萨宾娜的旗帜，一种极端与绝对的自由才是萨宾娜追寻的家园，为此，她迷上了背叛。她不断地探寻未知的领域，在背叛中走出人生的牢笼，在背叛中实现自己生命的渴望，在背叛中追求着自由。她从布拉格到日内瓦再到巴黎最终到纽约遍寻自由，然而每一次似乎刚要触摸到的“自由”，转瞬又会成为束缚她的镣铐，旋即她又重新踏上寻找的征途。她的这种追求和背叛是极端的，甚至背叛本身己成为她的“追求”，结果她的一生成了无休止的背叛的一生，每一次背叛离最初的背叛越来越远。
　　雅库布的背叛是要有意识地走出相互迫害、相互复仇的怪圈。这位曾遭牢狱之苦的受害者，不仅经历了而且目睹了过多的人间悲剧，在恶与善的两极中间，他发现许多既是受害者又是迫害者的芸芸众生，发现许多旁观者向迫害者的不由自主的转化，但他始终保持着一个思想者的操守。可是这位查拉斯图拉式的超人，却也正像尼采笔下的查拉斯图拉无法永久地隐居在他深思冥想的山中。当他不得不重新走向人类，做出某种行为选择时，他却不知不觉地以某种方式与这个嘈杂、污浊的世界认同了。奥尔加，她那精心设计的将他们温馨的父女般的关系改变为性伙伴的关系，改变了他施爱者、拯救者形象，而茹泽娜的死最终使他由坚贞的殉道者和推己及人的慈爱者堕落为这个融迫害者与受害者为一体的世界的同谋。作品所讲的告别，对于他是具有双重寓意的。在生活里，是他与朋友，与故国的告别；在他的思想天地里，是与他的超人生涯，他的特立独行告别。
　　塔美娜的背叛是要在普遍的遗忘中力图保持自己的记忆。保存自己的记忆对塔美娜来说意味着生命和自我的完整，所以她要找回信件，那里记载了她和亡夫的爱情。没有这些信件意味着她是一个没有过去的人，意味着她本人和她的过去一起萎缩、解体、消失。所以她拼尽全力去寻找信件，甚至不惜出卖肉体。但是这个冰冷的世界需要她付出的代价却是她的精神世界：她的爱情、记忆和自我，而这正是塔美娜誓死保卫的。塔美娜终究没能找回她的信件。塔美娜的结局很悲惨，她有如生之悲的化身，不再抱任何希望，深深地沉浸在遗忘的痛苦自责里。冥冥之中流落到一个愚昧、荒芜的儿童岛溺水而亡。可以说塔美娜是在普遍的遗忘中力图保存自己的记忆，却终于绝望地沉落了的一个悲剧人物。
　　萨宾娜、雅库布、塔美娜这些背叛者们在一连串的背叛之后，又回到了原来背叛的起点，他们似乎只能绕着圆边转了一圈又一圈，但却永远无法从这个圈中逃脱。在一切背叛走回起点时，他们只能选择忍受和屈从。的确，他们的勇气惊人，他们的命运却十分可怕。
　　二、拒绝——走向虚空
　　面对客观性和必然性的秩序，人的行为是什么?人能说“不”吗?人能在重压之下气喘嘘嘘地生活吗?人要放松自己，让自己享受甜美之轻，就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纾解必然性对人的挑战，“拒绝”因之成为人性生活中必不可少又不得不进行的一种选择。
　　拒绝的方式多种多样，在昆德拉的小说里，主要呈现的是游戏式的拒绝、破坏式的拒绝和逃避式的拒绝等。这些拒绝以人的特殊情境作为背景，折射出人拒绝必然的本性。
　　在《永恒欲望的金苹果》中，马丁以游戏式的拒绝寻求个性的张扬与超越，他试图在必然中为自己找到一个出口。他说：“一切都取决于你抵抗法律的能力，我所说的法律主要不是指国家的法律，而是指普遍的法律——如生物学或时间的法律”。马丁游戏的方法是永远追求女人。对于马丁来说，“女人本身已经变成了次要的东西，更为重要的却是追求本身。”。这时，马丁无论在精神还是在肉体上都与这些女人没有真实的关系，他怀着紧迫感匆匆上阵，在强烈的追求欲中拒绝着必然与宇宙秩序对人的生命的无情掠夺，他对女人的追求变得无害了，游戏式的态度既不违背他对妻子的爱，又能使他的追求成为生命充实的手段，更能使他在游戏中拒绝必然和秩序本身对人的消磨。
　　《不朽》中阿汶奈利厄斯教授的拒绝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破坏欲。这是一位善于思考的知识分子，他意识到这个世界已经成为“恶魔”世界，人不过是恶魔的玩偶，人们任何稍有反抗的行为最终只能沦为“恶魔行径”。他决定不再企图改造世界，而是把世界当成一个寻开心的玩具。他开始了带有破坏性的抗拒：那就是半夜跑出去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大刀轧轮胎，甚至有一次被误以为强奸犯险些去蹲监狱，他也不愿意停止这一寻开心的破坏行为。正是在这种行为中，他才找到了自己的主动性，才能避免被这个恶魔世界吞没。
　　阿格尼丝的逃避式的拒绝更多的是出于无奈。她像是一位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圣女被抛掷到了这个世界。她的妹妹——劳拉作为现实丑恶力量的一种象征紧紧地追随着她。劳拉是一个不生活在别人的思想中就会成为行尸走肉的人，她竭尽全力地挤进阿格尼丝的动作中、个性中、思想中、隐私中和生活中。姐妹俩的关系就象是一场追逐：“阿格尼丝跑在前，妹妹紧跟在后”。阿格尼丝发现，她既无法选择妹妹也无法选择现实世界，妹妹与现实世界是她生活中的常数。在她与追逐者之间无法建起保护的屏障时，她只想软弱地逃避：“离家出走”，到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地方过离群索居的生活。但是在出走的途中，阿格尼丝于意外车祸中丧生，这反映出阿格尼丝逃避的有限性。
　　无论哪种方式的拒绝，主人公们果真纾解了外界对自身的界定吗?在拒绝之后，生命的意义和目标又在哪?虚空扑面而来，只有不能承受之轻飞舞着生命的全部份量和价值。
　　三、幻想——理想的沉沦
　　人的存在总是经历各种各样的幻想，在幻想中，人超越了自己的现实，超越了历史的现实，也正是在幻想中，人找到了自己，更使自己的主体意识不断更生和昂扬。幻觉像一个越吹越大的气球，升到了空中，远离大地，远离人生的现实，变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抑或飞离了人生的视野之外，或在中途突然崩碎。雅罗米尔、雅罗斯拉夫和斯克雷托便是在幻想中找寻着自己生活的价值和意义。
　　雅罗米尔是在浪漫梦想的支配下追求的，对于他来说：“梦想就是现实”。但是现实却是残酷的，庸俗的社会意念改变了他追求的方向，使他完全成了一个被荒谬的理念和责任所操纵着的偏执狂。在“革命责任”和爱情之间，他从来没有感觉到两难选择的困惑，他把神圣的爱情绑赴市俗的刑场，让责任的庄严产生于爱情血淋劈开的头上，却还以为在维护崇高。这位充满诗人气质的理想主义者，向往美好与崇高，唾弃庸俗和丑恶，而这种无根浮萍的理想窒息了他许多本质的东西，把他异化成为一个社会思潮的盲目庸俗的追随着。雅罗米尔曾发誓要永远效忠于这个世界的根本改变，但最后还是成了庸俗的原有世界的卫道士，以崇高始，以堕落终。
　　斯克雷托则是一个20世纪的堂·吉诃德。他认为政治被人们通常以为是社会活动的中心，其实不过是“浮在表面上肮脏的泡沫”，生命的创造才是切切实实的生活中心。于是这位妇科医生用自己的精液为那些来求医的不孕妇女授精。宗教所宣扬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斯克雷托虔诚地去实行它了，“我总在梦想着一个世界，在那里，一个人将不是生在陌生人中间，而是生在兄弟间”。这位被现代医学武装起来，为实现新的乌托邦而奋斗的堂·吉诃德以天使的形象创造生命奇迹，他的乌托邦给许多人带来幸福，却又似乎总是潜藏着一种神秘的暗示，在他的圣洁背后，是否也有一种强权主义——生命的强权主义呢?所以雅库布视斯克雷托为正在建立自己的殖民地的“上帝”。谁能预料，当这块殖民地建立之后，真的就可以摒弃政治的泡沫吗?更新的生命价值就真能给人以无限的自由吗?
　　雅罗斯拉夫是一个生活在过去的保守的理想主义者。雅罗斯拉夫对民俗非常热爱，因为他在这里看到了人的尊严、个性和纯真的感情。于是他孜孜以求地试图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过去的梦。他组建了一个民间音乐演奏团体，以图扩大过去在现在的范围。然而在一个什么都要被组织起来的社会，充满了生命力和创造性的民俗文化成了虚假和僵化的代名词。雅罗斯拉夫的努力是徒劳的，诚如卢德维克所说，“仅仅使一个失去的过去复活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朝后看，我们就会像圣经中的罗得之妻那样完蛋”。雅罗斯拉夫最终因无可挽回的过去伤心而至重病。自此过着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一种没有激情的奉献，一种在死神窥视下的生活，“雅罗斯拉夫的命运已告结束了”。
　　这三位人物燃烧在理想中，但是他们的理想，这昂扬不羁、执着向上的力量在突然的爆碎中无力地落下，飘回大地，把人生的幻想与现实扯在一个点上。雅罗米尔的理想是向前的，雅罗斯拉夫的理想是后顾的，他俩一个成为罪恶，一个成为牺牲。而斯克雷托的理想是未知的，但谁能说在他的背后隐藏的不是无限的深渊呢?
　　四、盲从——格式化的人生
　　人的境遇被固定，人的“可能性”亦如此。从家庭到社会，个性的独立仍然是一种不可企及的奢望。社会要求人们作一个“模范”的公民，让人们不是去实现自我，而是去实现别人，不是造就自己，而是复制别人。在统一的范式中，人变成一个模样，形成排山倒海、步调一致的虚幻错觉，这种感觉既欺骗了别人，更欺骗了自己。在统一的背后，生命力被泯灭了，人像机器人一样被预先编制好的程序“格式化”，人只能以这种格式行为和思考，并按照这种格式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实现社会所认定的价值目标。盲从在存在境遇的格式中成为人的可能的归宿之一。
　　盲从的表现多种多样，有亚历克夏愚昧的盲从，有泽曼尼克随大流的盲从，还有科斯特卡嫁接在福音书上的盲从。其中，亚历克夏的盲从达到了极致，人在这种极致中失去了一切。
　　亚历克夏因为父亲所谓的间谍活动而被送到了惩戒营，为了划清界限，他毅然与父亲脱离了关系。他以绝不背叛秩序的态度，怀着极大的热忱投身到劳动改造当中，成为格式化的范本。可悲的是他仍然被宣布为阶级敌人。但他痴心不改，认为“一旦党把一个人赶出它的队伍，这个人就没有理由再活下去。”这个年仅二十岁的青年以自杀了结了党对他的清算。浑浑噩噩的盲从终于把他从存在的世界中一笔抹掉。惩戒营如同一个巨大的工厂，人在这个工厂里被无情地格式化，抹掉自己的个性，成为社会意识和观念的一部分，于是人的存在才会成为一种可能，如果一个人抗拒的话，他就会象亚历克夏一样，被当作垃圾处理掉。
　　《玩笑》中的泽曼尼克则显得圆滑得多。既然改变不了社会，那就改变自己。他不停地转换，只要社会需要，他就会成为其中的一种，根本不问事情的是非曲直，把生命完全定位在盲目的追随上。他的盲从积极、主动，是一种毫不犹豫的认同，因而他在时代中总是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在革命年代，这位“时代的宠儿”把持“敌对意识形态”的老友驱逐出了这个社会；当主流意识形态成为落后的代名词时，他又开始为“敌对的意识形态”摇旗呐喊了。所以老友的复仇变得软弱无力，毫无价值，泽曼尼克的“盲从”则似乎更加有滋有味，不管革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只要紧紧跟随，就会有所收获。
　　既是科学家又是牧师的科斯特卡是一位特殊的盲从者，他对世界有极深的洞察力，是一位清醒的智者。然而面对暴力世界，他的行为选择是什么呢?
　　科斯特卡是一位大学教授，虔诚的基督徒，但是处在一个要求人人是无神论的社会，他只得顺应秩序的要求。面对暴力，他从不辩护，从不抗争。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一只被上帝遣入罪人中的“羊”。这位饱受暴力世界摧残的牧师就是这样以宗教热情为世界开释，向秩序认同。可是智者的心灵同时又使他洞察自身：在与露西的关系中，他把自己树成拯救灵魂的天使，而实际上不过是她的另一个引诱者而已；他把针对场长的政治阴谋解释成上帝的旨意，可是他又似乎听到自己内心怯懦的声音，他不禁反诘自问“我是多么自欺欺人”。他的盲从借助了上帝的衣钵，昆德拉称他是“嫁接在福音书”上[5]的盲从者。
　　人类无法逃脱格式化的人生。这时，无论人想做什么，他最后要做的只能是，如何使自己机械地服从社会的需要，如何在盲从中达致生命的和谐和价值的同一，而不是在个性的追求中获得共性的发展。现实的存在把共性无限放大，把个性无限缩小，当共性成为每一个人不得不遵守的价值取向时，个性只能成为一个存在之梦，在盲从的可能中追求生命存在的依据。
　　无论是背叛、盲从、拒绝还是幻想，人的选择越来越少，人的可能性也日益缩减，在现实的境况中，不管人朝向哪个方向，人都无法回避堕入陷阱的厄运。昆德拉以存在的疑问透析人生，在人的存在境遇中勘探人的基本可能，发现了人不可避免的现实宿命。
　　尽管昆德拉的小说以否定性的方式揭示了人类存在的宿命，流露出浓重的悲剧性色彩。但是，他对悲剧的展示不像有些西方现代作家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绝望或施舍廉价的人道主义关怀，而是彻骨地撕开包装现代人灵魂的漂亮外衣，逼真地展示出人类生存的窘境。同时，在悲剧深处也隐含着昆德拉巨大的愤怒与抗议和对人类的热切关注与良好愿望。在《不朽》中，昆德拉为人类寻找到“违抗造物主的电脑”的途径——爱。“生命并非总是可贵，只有让你获得了爱，生命才有价值。你所爱的人比上帝的创造物、比生命本身价更高”。虽然，昆德拉的努力是软弱和消极的，也无法使他走出现代人存在的困境。但是，他是以小说来唤起人类对自身生存境况的警醒，而“我们有理由不会在他的困惑中停下步来”。[6]
　　收稿日期：2003-03-20
大连大学学报29～31J4外国文学研究车莉20032003在欧美当代小说家中，似乎没有谁比这位睿智的米兰·昆德拉更为自觉地关注并探究“存在”了。他的作品为我们敞开了一个向存在置疑，充满诗情与沉思的艺术世界。本文旨在探讨在昆德拉所勘探的“存在的版图”上，人类可能具有的四种行为选择及选择的结果，即背叛、拒绝、幻想和盲从。存在/可能性/行为选择及其结果/being/possibility/options and results foractionMan's Possibility　　——On Kundera's exploration of being　　CHE Li　　College of Humanity,Dalian University,Dalian 116622,ChinaThe writer Milan Kundera pays attention to and explores “being”moreconsciously than other contemporary writers of Europe and America.His novels show us a poetic and meditative world which express doubt to being.Thispaper expounds man's four options for action and their results which Kundera examines,that is,betrayal,refusal,fantasy and blindness.大连大学　人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车莉(1970-)，女，大连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作者：大连大学学报29～31J4外国文学研究车莉20032003在欧美当代小说家中，似乎没有谁比这位睿智的米兰·昆德拉更为自觉地关注并探究“存在”了。他的作品为我们敞开了一个向存在置疑，充满诗情与沉思的艺术世界。本文旨在探讨在昆德拉所勘探的“存在的版图”上，人类可能具有的四种行为选择及选择的结果，即背叛、拒绝、幻想和盲从。存在/可能性/行为选择及其结果/being/possibility/options and results foraction

网载 2013-09-10 21: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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