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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政策的决策和执行过程可能存在动态不一致性。如果中央银行预先公布了保持低通胀的最优货币政策，但在随后的执行过程中，企图利用公众已经形成的低通货膨胀预期，执行完全相机抉择的政策，那么公众的理性选择是根据中央银行的最优化问题，重新确定自己的预期通货膨胀，使中央银行的决策环境恶化，结果导致通货膨胀偏差。自从提出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问题以后，不少研究人员从理论上分析了约束中央银行实行相机抉择货币政策、降低动态不一致性货币政策产生的通货膨胀偏差的各种方法。
　　　　一、降低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的若干理论方法
　　1.中央银行的声誉约束。如果政策制定者的任期超过一期，中央银行本期（或以前）的政策信誉将影响公众下一期及以后的预期通货膨胀，那么政策制定者就必须权衡意外通货膨胀的收益及未来更高的预期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损失。声誉模型有完全信息模型和不完全信息模型两种。
　　Barro and Gordon(1983)首先分析了完全信息的声誉模型。假设中央银行和公众互相了解对方的偏好和策略集，在中央银行与公众之间的无限期重复博弈过程中，中央银行的声誉对于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具有制约作用。公众根据中央银行宣布的货币政策形成预期通货膨胀后，中央银行可以采取“欺骗”或“守信”两种策略。相机抉择的“欺骗”策略虽然通过制造意外的通货膨胀提高了本期的产出，但损害了中央银行的信誉，公众会提高以后的通货膨胀预期“惩罚”中央银行，增加其未来的损失；正是这种“惩罚”迫使中央银行为避免未来的损失而选择“守信”的策略，从而保证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在子博弈中都是纳什均衡，避免货币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但是该模型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1)在现实中，由于货币政策决策者的任期是有限的，公众的寿命也是有限的，因此无限期重复博弈的假设与现实不符；(2)无限期重复博弈模型要求公众能实现合作，以取得一致的通货膨胀预期“惩罚”中央银行，但公众预期通货膨胀的持续期限本身就可以有无穷多的选择，使模型存在多重均衡，不能依据模型为现实的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均衡解。
　　为了克服上述缺点，Barro(1986)提出了不完全信息声誉模型。该模型假设政策制定者的任期是有限的，他可能是坚定反通货膨胀的“强力决策者”，也可能是放纵通货膨胀的“疲弱决策者”，但公众不能彻底了解政策制定者的类型，而只能依靠中央银行执行的货币政策来推断中央银行的偏好。强力决策者肯定是守信的，而疲弱的决策者为了平衡未来高通货膨胀的损失，在开始的时候不得不执行低通货膨胀政策，以此向公众传递自己可能是“强力决策者”的信息。因为公众总是不能了解政策制定者的类型，“疲弱决策者”必须不断地向公众传递这种信息，才能保持自己的“声誉”，所以政策制定者（疲弱决策者）更着重未来时期的社会福利，而且在位时间越长，它就越看重自己的“声誉”，这种“声誉”对其相机抉择倾向的制约就越大。不过，声誉对于“疲弱决策者”的约束可能瓦解，特别是在最后一期，政策制定者为提高产出，可能利用已经建立的信誉而采取相机抉择的“欺骗”策略。
　　由于不完全信息的声誉模型把政策制定者当做一个任期有限的中央银行决策人员代表而不是一个决策机构，这就必然导致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和易变性。而且如果政策制定者确实是“疲弱决策者”，其偏好是错误的，那么与其让公众求解一个博弈问题的惩罚策略来制约政策制定者的错误动机，还不如从优化货币政策的决策机构入手，减轻货币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后一种研究思路集中体现在货币政策的委托代理模型和最优激励合同模型中。
　　2.委托保守的中央银行家来执行货币政策。用委托代理的方法降低货币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首先由Rogoff(1985)提出。Rogoff的模型说明，如果政府任命“保守”的中央银行决策者，尽管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仍然是动态不一致（执行相机抉择的政策）的，但因为“保守”的决策者更加重视通货膨胀导致的成本，必然执行“保守”的货币政策，对外部冲击的干扰只进行比较小的逆向调整措施。只要公众确信决策者是保守的，那么公众的预期通货膨胀将降低，从而使中央银行能降低通货膨胀的偏差，使实际的通货膨胀与最优通货膨胀更加接近。
　　Rogoff的理论模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为在许多国家，中央银行对政府具备一定的独立性，而且在低通货膨胀国家或者在低通货膨胀时期，人们通常将实现低通货膨胀目标的成就归功于反通货膨胀的“保守”中央银行。
　　3.具有免责条款的委托代理模型。与固定规则的货币政策或者声誉模型一样，在Rogoff(1985)的委托代理模型中，保守的中央银行也不能有效地抵消意外事件的干扰。因为保守的中央银行的低通胀偏好是固定不变的，如果经济发生了意外事件，比如发生了不利的供给冲击，那么保守的中央银行执行的低通货膨胀政策就会造成产出更大的波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Lohmann扩展了Rogoff(1985)的委托代理模型。在Lohmann(1992)的模型中，政府不但有权选择保守中央银行的决策者，而且还保留了特殊情况下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否决权或者更换中央银行决策者的权力，因此这类模型被称为具有免责条款的委托代理模型。政府行使否决权或者更换中央银行决策者需要付出成本，因政府决策程序（如多数票原则等）和中央银行制度设计（中央银行的预算自主程度，复杂和神秘的决策程序，以及中央银行决策者的任期等等）不同，这种成本可具体表现为不同形式，比如决策讨论的时间，以及政府本身的信誉等。政府保留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否决权，而且行使否决权要付出成本的制度安排对政府和中央银行双方都产生约束力，前者迫使中央银行在特殊情况下更加偏重产出波动，后者使政府不能随意地行使否决权，避免政府实行完全相机抉择的策略，随意选择不同偏好的中央银行来实现其短期的最优目标。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政府、中央银行和公众三者博弈的均衡结果是，政府通过选择最优的保守中央银行和否决成本，诱导中央银行决策者采取非线性的政策规则，政府、中央银行和公众三者都能实现各自的目标最优化。在正常情况下，外部冲击位于适当的范围内，中央银行根据自己的偏好执行相机抉择的政策，中央银行实行保守的货币政策对产出的方差不会超过政府行使否决权的成本，政府不会否决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但在特殊情况下，如果发生了很大的外部冲击，超过了正常的范围，中央银行过于“保守”的政策可能导致产出大幅波动，中央银行决策者为了避免被革职，就不得不暂时放弃自身的低通货膨胀目标，转而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降低产出波动，以适应政府的目标。因此Lohmann(1992)将这种制度安排称为“部分独立的中央银行”。
　　4.设计最优激励合同。Walsh(1995)从最优合同理论的角度分析了货币政策委托代理问题。政府与中央银行签订合同，这种合同可以是明确的，如将中央银行决策者的工资与货币政策效果挂钩；也可以是隐含的，比如将货币政策效果与中央银行决策者未来的升迁相联系。政府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成果进行评价，并承诺据此给予中央银行奖励。在这种合同的约束下，即使中央银行实行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政府也可以通过最优的奖励方式，将奖励与政府可观察的变量如货币供给、通货膨胀率或产出等相联系，促使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消除相机抉择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偏差，这种均衡结果与有承诺的货币政策是相同的。
　　5.最优通货膨胀目标制。最优通货膨胀目标制是消除中央银行相机抉择政策通货膨胀偏差的另一种方法。一般而言，最优通货膨胀目标制也是委托代理方法，即政府或者相关的机构为中央银行确定具体的损失函数，如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的偏好，以及具体的通货膨胀目标和产出目标，并委托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操作，要求中央银行实现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政府不干预中央银行的具体操作，这种制度使中央银行在选择货币政策的具体操作方面具有独立性，但是货币政策的目标不具有独立性。Svensson(1995)说明只要确定了适当的通货膨胀目标（中央银行的目标可以同时包括通货膨胀目标和产出目标），中央银行的相机抉择政策也能消除通货膨胀偏差，实现与最优合同制度以及有承诺的相机抉择规则相同的均衡结果。
　　　　二、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中央银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以上种种解决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的理论方法，比如委托保守的中央银行家、与中央银行签订责任明确的通货膨胀控制合同、最优通货膨胀目标制等等，都要求中央银行能独立地执行货币政策，这就说明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偏差。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央银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如Grilli、Masciandaro和Tabellini(1991)根据不同国家的法律规定，从15个方面来衡量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这15个方面可以分为四大类：(1)中央银行行长的任命、解职、任期；(2)对货币政策执行部门与中央银行之间的冲突如何解决，中央银行是否参与预算过程；(3)中央银行的最终目标；(4)政府向中央银行借款的法律限制。根据各国这15个方面不同的状况，赋值1或0，然后加总得到该国中央银行独立性指标。Alesina和Summers(1993)计算了中央银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的平均值、以及通货膨胀的变动方差、产出的平均值、产出的变动方差之间的关系。这些实证分析说明样本期限内平均通货膨胀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动方差都与中央银行独立性指标成负相关。
　　但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的实证分析存在不少疑问，M.Gabriel(1998)分析了各种独立性指标的一些缺陷。首先，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衡量指标的构造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因为，指标都是根据大量特征综合起来的，在编制这些指标时，确定参数的标准是主观的，根据这些标准如何对不同的法律规定赋值是主观的，最后加总的权重也是主观的。正是这些主观判断的差异，使得各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显示不同的顺序。其次，中央银行独立性提高能消除通货膨胀偏差的结论建立在提高独立性能增加货币政策可信度的基础上，但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提高是否一定能提高政策可信度，很多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实证分析并没有做直接的验证(Posen,1998)。
　　实际上，现实的中央银行制度和各国的运行情况千差万别，用一个独立性指标很难完全真实地反映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状况，而且，通货膨胀可能受到总需求冲击、总供给冲击（进口产品价格等）以及货币流通速度等等因素的影响，因此，简单地把中央银行独立性作为通货膨胀的主要解释变量，自然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实证结果。
　　通货膨胀是个复杂的问题，中央银行的相机抉择政策导致公众产生通货膨胀预期仅仅是一个可能的原因，而且中央银行是否执行相机抉择的政策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事实上，只要中央银行认识到相机抉择政策可能产生的危害，中央银行也会自觉地抵制完全相机抉择的政策，从而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前美联储副主席Blinder(1997)指出，“动态不一致性问题是一个被纯学术界过分渲染的领域，当然中央银行家可以从中吸取许多有用的教益”，但对文献中提出的诸多降低通货膨胀偏差的方法，Blinder认为对于实际操作来说是“咬错了树干”，没抓到主题。他指出，只要中央银行家明白“失业率不可能长期维持在低于自然失业率的水平，否则将造成通货膨胀”这一基本原理，就可以基本解决通货膨胀偏差的问题；中央银行家有自己的责任心，也没有必要去找一位真正的“保守”的中央银行家，因为有“责任心”的中央银行家会把自己的偏好放在一边，而采纳能实现其责任的参数。McCallum(1997)认为增加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制度安排，并不一定是约束中央银行必须服从政府的目标，而是通过这种制度安排，明确了中央银行和政府双方的责任，公众可以更清楚地观察中央银行和政府的行为并进行监督，提高了政策的透明度，这就增加了政府在失业率较高时实行扩张性政策的约束力，使中央银行能更有效地实现自己的货币政策目标。另外McCallum(1997)指出，只要中央银行充分意识到利用公众的预期来实现自身的短期目标这种完全相机抉择的政策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充分认识到约束自己不去利用公众暂时的预期将更有利于实现长期目标，中央银行就可以有意识地自觉地抵制完全相机抉择的政策。
　　另外，虽然理论上提出了不少降低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的方法，但实践中被采纳的似乎只有通货膨胀目标制。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少国家实行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改革，而且基本实现了预定的通货膨胀目标，但目标的实现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三、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经过了1985、1988、1994等年度的通货膨胀，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引起了学术界和决策机构的重视。谢平(1996)从货币政策自主权、中央银行与财政部、中央银行与其他部委以及地方政府的关系、中央银行的预算管理体制、人事管理、职工待遇等角度考察了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基本判断是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水平较低。1993年中国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专门承担国有商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大体上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环境，其中的一些具体规定如确定“稳定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为中央银行的最终目标、禁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向中央银行直接借款、设立货币政策委员会等，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尽管如此，从货币政策的决策程序、国有商业银行的主导地位、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等方面来看，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还是比较低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目前还只是个“咨询议事机构”，重大的货币政策决策必须通过国务院审批；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实现利率完全市场化还需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还不可能完全依靠公开市场业务实现；国有商业银行位居绝对垄断地位，货币政策实际上主要依靠国有银行的信贷渠道传导，国有商业银行的内部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这些方面比较严重地限制了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灵活性和前瞻性，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效应。因此，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从国际发展趋势来看，虽然不少国家采用了通货膨胀目标制以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但由于通货膨胀目标制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具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对于中国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可能性，大多持否定态度。主要原因是，考虑到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可能受到政府的干扰，不大可能明确地以低通货膨胀为政策目标；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施还受到其他方面的干扰，特别是政策工具还没有市场化，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仍然过度依赖信贷渠道，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独立性受到客观环境的极大限制，即使确定了通货膨胀目标，也不能保证中央银行一定能实现目标；不能实现预定的通货膨胀目标也不完全是中央银行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要人民银行一家独自承担控制通货膨胀的责任是不现实的，除非在人民银行独立性问题上作出比较大的改革。
　　不过，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问题的解决方法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践至少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信息，即长期稳定的通货膨胀是重要的，长期稳定的环境有利于经济增长，所以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应该是货币政策中长期的首要目标。
　　关于货币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如果短期内不能推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在体制上作出预防性的安排，那么重要的是让决策者（包括中央银行和政府）理解动态不一致政策的危害，从而自觉地加以抵制，不追求超过潜在增长速度的高增长，通过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和对于中央银行自身的约束力，使公众能相信政府是抵制通货膨胀的。另外，在当前的体制安排下，能够作到的、而且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发展金融市场特别是货币市场，提高货币政策操作工具、操作目标以及中介目标变量的市场化程度，使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以及货币政策传导不过度依赖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渠道来传导，提高中央银行的操作独立性。
经济学动态京F62金融与保险汪红驹20032003汪红驹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作者：经济学动态京F62金融与保险汪红驹20032003

网载 2013-09-10 21:3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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