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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降，随着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后，人们惊呼文学处于边缘化状态；进入90年代后，随着社会的全面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初步确立，文学市场化、商业化特征的凸现，人们又一次断言，文学边缘化的程度在加剧；与此同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影视艺术等为代表的视觉文化成为艺术大家庭的新锐，人们再一次断言，我们步入了读图时代，视觉文化必将代替以语言为中介的文学艺术。在他们看来，文学正在边缘化，甚至文学行将消亡。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认为，文学在现代社会的边缘化只是一种假象。由于时代、社会、现代科技等诸多因素的深刻变革，文学相应地体现出种种新变与发展态势。其中，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社会生活领域的文学化、文学的产业化、文学的媒体化。
　　　　社会生活领域的文学化
　　文学正在打破原有疆界，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呈现出泛化的趋势。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学化，一是社会生活的文学化。自20世纪以来，在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下，哲学、历史学、人类学、新闻学等学科都力图借助语言学模式来研究各自学科领域中的问题，认为文学是语言特性充分显现的领地，可以通过理解文学而把握语言，由此理论家们发现了无所不在的文学性。换言之，文学性不再被看作“文学”的专有属性而是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和理论自身的属性，凡此种种皆显示了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学化。
　　现在我们处在“消费”控制整个生活的境地。与生产性社会相比，在消费社会，文学的用途与意义都发生了变化。所谓的生产性社会是指，这一时期的生产相对不足，而商品短缺的社会必须限制消费鼓励生产，否则过度消费会导致扩大再生产的难以进行；与之相反，消费性社会则是指生产相对过剩，需要鼓励消费以便维持、拉动、刺激生产。在生产性社会，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产品的物性特征、使用与实用价值；而在消费性社会，人们则更多地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文化精神特性与形象价值。因而，文学化、艺术化成为消费时代衡量生活质量的尺度与杠杆。从家居、购物环境、饮食、服饰到家电、汽车乃至大型社会活动都处在文学化的运作方式中。比如，“广告”将虚构、隐喻、戏剧表演、浪漫抒情等文学手段运用得淋漓尽致，“把珍奇异宝、欲望、美、成功、共同体、科学进步与舒适生活等等各种意象附着于肥皂、洗衣机、摩托车及酒精饮品等平庸的消费品之上”，即使是“新闻报道”也是文学化编码的结果，其中有作者意图、材料剪接、叙事习规、修辞虚构和表演等主要文学性要素，这些都说明了文学化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无处不在。
　　如果说，在生产性社会中，我们往往强调的是文学的生活化，在强调文学与生活联系的同时，更多强调的是文学与生活的分离，文学对生活的“超越与理想化”，追求一种文学逼近而超越生活的艺术境界；那么，在消费社会，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即生活的文学化，在这一新的关系中，强调的是文学对生活的“进入与现实化”，追求一种生活酷似文学的人生境界。实际上，文学的生活化与生活的文学化是文学与生活两者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表征，二者从深层上是有机统一的。社会生活领域的文学化成为当今人们一种自觉的生活追求，这说明诗性的、温馨的生活就蕴涵在日常起居中，人们不再到虚幻飘渺的乌托邦中去寻找精神的家园与心灵的居所；这说明当下方方面面的生活已变得更富有诗意、更加人性化。因此，我们不仅在用诗人的眼睛去看世界，不仅在用诗人的心灵去感知世界，而且在用诗人的双手装扮世界、建设世界，这样的生活是一种文学性弥漫的生活：人在更加诗意地栖居！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一方面凸现了其人学的本质内涵，强化了文学的人学品格，另一方面文学突破了原来的疆域，拓展了自己的领地，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文学非但没有边缘化与碎片化，反而提升了自身的功能与地位。
　　　　文学的产业化
　　文学的产业化是文学进入市场后必须应对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它关系到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与计划经济时代把文学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不同的是，在消费社会，文学被市场化、产业化，它们成为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新意识形态，成为制约或推动文学发展与繁荣的重要力量。如果说，以往强调的是文学的事业化、人民性，如今则突出了文学的产业化、商业性。
　　比如，从文学的市场化、产业化这个角度看，写作活动不是反映，不是表现，而是一种生产。文学作品一旦成为商品，它就要服从市场行情与商业原则的调控，这种情况既给作者带来诱惑，也给他造成许多焦虑。与计划经济时代的革命化写作、文学体制及运作模式相比，这种写作模式体现出新的特征：审美创造个性的受限性与写作活动本身的商业性。由于作品要直接面向市场、面向受众，写作活动就要充分考虑到受众的接受心理与审美期待，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审美价值与经济效益不可调和的状态下，审美价值要让位于经济效益。
　　在艺术的生产过程中，作家的艺术个性与文学的市场化并非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组合，两者之间存在着可以相互融合的广阔空间：艺术的个性需要通过市场这个平台来最终实现，而市场的繁荣与兴盛也需要艺术的个性来保证。换言之，文学的探索性与商业性构成了文学的矛盾张力体，是确保文学保持活力的内在机制：“每一种体裁都趋向于分为两个市场：一个探索的领域和一个商业领域，应该避免在两个市场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限，这两个市场是两极，在同一空间的对立关系中并通过这种关系被确定。”（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第11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由于文学目前正处于方兴未艾的文化产业这一链条中，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这些新特征还将体现得更加明显。需要处理好事业与产业、人民性与商业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而不能把两者人为地截然对立、割裂起来。
　　　　文学的媒体化
　　在生产性社会中，人们的文学消费还基本处于一种选择的自主性、审美的自由性这种状态中；到了消费性社会，个人的这种选择权和自由度越来越小，越来越受制于弥漫在社会中的各种消费信息、宣传广告，对文学的选择不再来自内心的渴望，而成为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一种意义符号和身份标志，因此这种消费其实是一种强制性、压迫性的。伽达默尔区分了后工业社会的三种强迫类型：重复强迫、消费强迫、舆论强迫。在三者之中，舆论强迫最为严重。一部新作问世之前与之后，为了获得预期的社会反响与经济效益，无孔不入的大肆渲染与媒体炒作，对公众产生一种难以有效抵御的诱惑力，文学的媒体化特征也浮出水面。这种宣传本身借助现代传媒具有一种内在的强制力：“在消费强迫背后还有一种更为深层的强迫，我认为是最严重的强迫：舆论强迫。它并不产生于命令，相反被信息政策甜蜜的礼物蒙上了一层好看的色彩。今天所有人都总是处于一种我们不可能避免的信息洪流之中……这种情况的后果就是舆论强迫，因为信息不是直接地，而是借助于其他手段传递过来，信息并非由我和你之间的谈话传播，而是通过有选择的组织：报刊、书籍印刷、广播电视。”（伽达默尔“现代社会的消费类型”，《赞美理论——伽达默尔集》，第131页，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大众传媒对文学与公众的影响力日益凸现，成为促进或阻碍文学发展与繁荣的不可忽视的核心因素之一。
　　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发展就体现为由主流意识形态制约性向技术意识形态操控性的转变，即由政治意识形态到媒介意识形态的转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文学的发展与繁荣除了以往所注意到的诸多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而又被忽视的因素，这就是权力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掌控下的文学体制的功能对文学的巨大影响。文学体制包括文艺政策、文学领导机构，文学媒体以及评奖制度等，主流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主要通过它们来实施自身的意图。在这种文学体制的运作模式下，文学首先要处理的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文学的政治化自然就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特征。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环境的整体变化，文学的意识形态性逐渐淡化，文学的商业属性逐渐强化，原有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文学体制也难以发挥其有效性，代之而起的是市场化、商业化的运作模式。
　　国家尽管在1983年底就曾发文要求绝大多数刊物“自负盈亏”，但直到1992年后才作为一项文化政策全面开始实施。作家、文学刊物、出版机构原则上不再依靠国家资助，都要进入市场，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这样，文学从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都要通过市场来运作，其商业性特征就开始突显出来。大众传媒与文学出版机构在这种市场化力量的驱策下，就由原来的“幕后”走到了“前台”，自身的主体性得到了空前加强，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并以此来影响文学的发展。比如《山花》主编说：“策划的导向作用贯穿于组稿、选稿、发稿的全过程。可以认为，对刊物创新的成功策划是编辑创造性精神活动的重要成果”；《青年文学》主编说：“我们根据读者的要求，主动找作者并引导他们创作。杂志体现的是办刊人的想法、理念和品位”；《收获》编辑说：“90年代以来的小说写作的繁荣是一种极其虚假的现象。主要是话题的繁荣，而非小说写作的繁荣。我了解文学杂志的‘行规’，杂志需要制造一些话题来扩大自己的影响。话题的影响力往往大于小说作品本身的影响。同样，作家的名气有时会被人们看得比作品本身的名气更重要。”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大众传媒与现代出版机构直接介入和参与甚至“制造”文学现象及文学思潮，比如，新写实文学思潮、女性文学思潮、网络文学思潮等都体现了这个特点。在全球化时代，现代传媒业的高度发达，更促成了它在现有文学活动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与功能。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不仅作家需要包装，作品需要包装、宣传、炒作，而且也要充分调动读者、引导读者。无疑，大众传媒已渗透到了文学活动的各个层面，对文学的影响力也日渐壮大。
文艺报L京③J1文艺理论张永清20032003 作者：文艺报L京③J1文艺理论张永清20032003

网载 2013-09-10 21: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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