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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哲学诠释学探讨了真理的属人性、价值性与无限丰富性，深刻揭示了主体认识真理的动力机制，包括一系列理性因素（逻辑、作品、本文、语言、对话等）和非理性因素（体验、移情、先见、传统、权威等）的协同参与。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真理主体性问题的研究。
　　关键词　哲学诠释学　真理　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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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诠释学从问世以来，经历了神话形态、技术形态、一般形态和当代哲学形态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对真理作了各具特色的诠释：“赫耳墨斯之学”对真理的神秘化诠释；技术诠释学对真理的世俗化诠释；一般诠释学对真理的普遍化诠释；哲学诠释学对真理的主体性诠释。分析和总结诠释学对真理诠释的得失，对于深化真理问题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本文着重分析当代哲学诠释学对真理主体性的诠释。
　　　　　　一
　　19世纪以后，狄尔泰将施莱尔马赫的一般诠释学发展成为体验诠释学，标志着哲学诠释学的形成。以后，诸如海德格尔的此在诠释学，伽达默尔的语言诠释学等，都属于哲学形态的诠释学，并都从不同角度对真理作过不同程度的诠释，而其共同之处是突出了真理的主体性研究。
　　在狄尔泰看来，实证主义对诠释学的批判是没有道理的。实证主义的立论根据是自然科学，它要求理论的严密、明晰和合乎逻辑，这固然不错，但其适用范围仅限于自然科学，若将它运用到性质迥异的精神科学，就会导致谬误。为此，他以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对象为基点界定了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自然需要解释，人则必须理解”。〔1 〕在自然科学中，人作为纯粹的主体观照着外部客体，旨在获得不为主观因素所歪曲的客观知识。这个客体可以是自然现象，也可以是人，不过仅仅是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其研究方法是通过“解释”（Erklaren）达到致知致真的要求，揭示出自然科学真理。而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是指向人自身的，即指向那实证主义视野之外的“生命的意义”。它力图透过具体的、个别的、历史的“生命”之“陈述”，揭示生命意义本身的多义性和晦暗性。这是一种本质上不能被解释的东西，只有通过“理解”（Verstehen）才能获得，才能把握人的精神现象和历史意义， 解开历史和生命之谜。与自然科学通过解释发现真理不同，理解在本质上是创造的，理解的过程是一个创造真理的过程。在理解过程中，不断地渗入个人的主观性，理解便偏离了理解者的初衷，他追寻着“原义”，而得到的总是不同于原义的新的意义，或者说是在原义中融入了新的意义。所以说，意义世界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故理解的真理具有相对性，它是非确定的、不断流动的、多义的。这便是理解理论的独特的真理论。
　　那么，为什么不能被解释的东西却能被理解呢？理解的机制是什么？关键是“体验”。狄尔泰继承和发展了施莱尔马赫将理解的任务规定为主观心理重建客观过程的思想，认为理解是理解者通过自身对作者心理过程的“体验”来重建这一过程，以实现对本文的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理解理论才被称作“体验诠释学”。与施莱尔马赫将理解看作是在“你”中认识“我”的认知方式不同，狄尔泰的体验诠释学则强调理解者的切身体验来理解本文。“欲知本文，先问本人”，可视为他的“移情”理论的通俗说明。人类主体间是相通相融的，即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历史之谜”的谜底是人，“我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存在物。探索历史与创作历史是同一个人”。“在我们成为历史的观察者以前，我们首先是历史的存在物，而且只因为我们是历史的存在物，我们才成为历史的观察者”。〔2〕这样，由于体验的介入， 形成了被体验的经验与体验者之间的统一，历史与当代的统一，全部人类文明与历史联结为一个统一整体。
　　狄尔泰的体验诠释学思想，固然成功地抵御了实证主义的攻击，有效地纠正了精神科学无真理的偏见，拓展了真理的领域，但是，他的历史理论是建立在心理体验基础之上的，立足于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的移情，依赖理解者的心理认同，虽然方便，又会产生理解的多义性、不确定性，失去客观性，甚至误入相对主义歧途。而一旦以相对主义作为理解和认识的基础，必定影响真理的质。狄尔泰只提出而并没有解决解释和理解的关系问题。他将解释和理解视作两极对立的见解，已明显暴露出其不合理性。他和施莱尔马赫在对真理的诠释中注意到了心理、体验的重要性，使真理带上了主体性色彩，但还很不充分，还未抓住理解对于人的生命的意义。
　　　　　　二
　　海德格尔的“此在”诠释学是在纠正前人的偏失中提出、并完成了理解理论的本体论变革，从而把真理的主体性推向极致的。他认为，施莱尔马赫以来的诠释学仅把理解看作是理解他者、历史的工具，而忽视了理解对于人的生命自身的意义，用他的话说，传统哲学遗忘了本体论，忘却了存在者的存在，而将理解与“此在”联系起来，将真理与人联系起来，认为“此在”即人是真理的基础：“唯当此在在，真理才在。”〔3〕纯粹的外部世界的实在性问题是没有根据和意义的， 它只是作为“此在”生活在其中的“周围世界”而被赋予意义，构成“此在”的“在世之在”之环节。尽管海德格尔所讲的“此在”也是客观存在的存在者，但他具有展开的性质，能在自己显示展开自己存在的同时，在在世中揭示其他世内存在者的存在，使其处于无蔽状态，即达到真理。“此在”在他的存在论上具有优先地位，就是说，“此在”由其自身可以通达真理，其他世内存在者则只有通过“此在”才能通达真理。“此在”的真理是第一位的，其他世内存在者的真理则是第二位的。“真理本质上就具有此在式的存在方式，由于这种存在方式，一切真理都同此在的存在相关联”。〔4〕他将“此在”的存在提高到真理的根据的地位，认为人在生存过程中具有一种去蔽而达到无蔽的性质，所以也可以说，“此在”在真理中。此在就象光亮一样能使一切存在大白于天下。“真理的存在源始地同此在相联系。只因为此在是由展开状态规定的，也就是说，由领会规定的，存在这样的东西才能被领会，存在之领悟才是可能的”。〔5〕如无“此在”在， 则世内存在者的存在就得不到揭示，达不到真理，所以“此在”是真理的基础，并被提升到本体论地位，这也同时意味着真理的主体性被强调到了无上地步，甚至被绝对化了，以至得出“此在根本不存在之前，任何真理都不曾在，此在根本不存在之后，任何真理都将不在”的结论，并以此来否认真理的绝对性，这就叫人难以苟同了。可见，将真理的主体性绝对化也会导致相对主义。
　　海德格尔有效地赋予了诠释循环以合理性。他把理解本身确定为理解理论的核心，并通过理解的循环而使诠释循环获得了完整的、积极的意义，成为通向真理的正确方式。首先，他在“此在”的基础上填平了被狄尔泰硬性割裂的“解释”与“理解”之间人为造成的鸿沟。认为理解与解释是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对领会有所助益的任何解释无不已经对有待解释的东西有所领会。”〔6〕就它们与“此在” 的关系而言，它们都是“此在”的规定性，理解展示了“此在”的意义，解释将此在意义昭显于世。以此观之，自狄尔泰以来被视为精神科学唯一出路的理解原则，显然有失偏颇。就是说，“解释”不应再被排斥在人文科学之外，而应当与理解一道加入着名的“理解的循环”，从而也找到了一种克服精神科学“不精确”之缺憾的方法。
　　接着，海德格尔还从“此在”出发，进一步揭开了自施莱尔马赫以来一直困扰着诠释学家们的“诠释循环”之谜。在海德格尔看来，过去的分析仅限于对理解循环的现象描述，未能揭示出循环存在的根据及其运行机制。他指出：“领会中的‘循环’属于意义结构。意义现象植根于此在的生存论状态，植根于解释的领会。为自己的存在而在世的存在者，具有存在论上的循环结构。”〔7〕这个循环结构表现在， 理解从一开始就置身于一种前拥有（Vorhaben）、前把握（Vorgriff）、前见解（Vorsicht）的境域之中，这就是理解的前结构。这是已往理解活动的终点，又是新的理解活动的起点，理解过程便是不断地超越自身的前结构，最终又凝结为新的前结构，如此循环不已。因此，理解中的循环不是根据个人的好恶可以被任意取舍的理解方法，而是理解的现实形式和运作机制，所以，“决定性的事情不是从循环中脱身，而是依照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8〕严格地说，按照海德格尔的一贯思想，此处不应该说“进入”循环，因为我们只要在理解，就已经被“抛入”循环之中了。循环的作用不仅使理解成为可能，而且保证了精神科学理解活动的科学性，理解的循环也因此获得了建设性的积极意义，成为通向真理的正确方式。我们应当“从事情本身”来对待诠释循环，不要为“流俗之见”所蔽，一定要找出谁是“第一推动”，一切都是相互作用的具体表现。循环本身是动态的平衡与统一，是历史自身的活动形式，和谐才是循环得以顺利进行的标准。海德格尔对理解循环前结构的揭示，实质上是他对真理进行主体性诠释的继续。
　　　　　　三
　　伽达默尔以他独特的方式诠释了真理。他的代表作《真理与方法》指出，“本书的研究是从对审美意识的批判开始，以便扞卫那种我们通过艺术作品而获得的真理的经验，以反对那种被科学的真理概念弄得很狭窄的美学理论。但是，我们的探究并不一直停留在对艺术真理的辩护上，而是试图从这个出发点开始去发展一种与我们整个诠释学经验相适应的认识和真理的概念。”〔9〕
　　伽达默尔把艺术经验真理问题作为深入理解精神科学和真理的出发点。他的艺术经验真理具有浓厚的主体性特色。在他看来，艺术的真理问题并不孤立地在作品上，或在作为审美意识的主体上，而在审美意识与作品相互交融的具体理解活动中。他强调作品对特定现时的从属和依赖于观者的参与，把作品放在变动的历史演变中去考察其真理问题，从而使他的艺术真理论在具有主体性特征的同时，又孕育了相对主义的因素。他认为，在具体的艺术经验活动中，每次感知都是特定的、相对的、艺术的真理或意义，在艺术经验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主体。他的游戏概念恰好充分体现着他对艺术真理问题重新审视所提出的原则：它既不依赖于客观对象，也不依赖于主体意识，游戏的真正主体就是游戏活动本身；游戏也是游戏活动者的自我表现，主体参与着作品的意义；同时，游戏还是依赖于观者的。游戏作为创造物能使人于他者见出自身，具有一种独特的愿望的真实性，是一个无限的意义整体。这样，他强调观者的参与作用，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是承认了多元理解的合理性，而忽略了作品本身的确定意义，带有主观主义唯心论的倾向性，潜伏着滑向相对主义的危险。
　　伽达默尔对精神科学的突出贡献，是他对诸如成见、权威、传统等“似非而是”东西的大胆肯定，实现了一次“纯粹真理批判”。他没有停留在讨论诸如“真理是什么”这一层面上，而是深入地追问：真理何以可能？我们凭借什么能力和条件把握真理？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他反对抹煞“自我”而追求所谓纯客观的理解，从而使他的精神科学真理论具有更为鲜明的主体性特征。在传统的诠释学中，理解是一个以理性消除前见、达到客观的历史真理的过程。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不应该去做那不可能做到的事，而是“要在流传物中发现对于人们自己有效的和可理解的真理”。〔10〕这就是说，知识和理性并不是最基本的东西，在它们之外、之先还有制约和决定者，这就是传统的历史性因素，它们在理解中起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理解的历史性含义之一，就是要求认识论放弃追求超越人的历史存在的不带“先见”的历史真理，因此，传统不仅不是迷信，而且还是我们新的历史的出发点，是滋养新的文化的土壤，并将我们引导到新的真理的大陆。为此，伽达默尔竭力为“成见”正名，为传统和权威辩护。如果传统毫无意义和价值，那么，甚至连怀疑它也是一种浪费；反之，如果传统是我们无法避免和抛弃的东西，那么，它自有我们无法拒绝的真理在。权威和传统一样，都“是真理的一种源泉”。它们是在历史发展中被人们有选择地保存下来的，本身也是理性的产物，并构成了理解的视界，不管人们意识到这种历史文化的惯性与否，每个诠释者只要在理解，他就已经置身于传统之中。所谓视界主要的指人的前判断，即对某种意义和真理的预期。每一种视界都对应于一种前判断体系，人的前判断变了，视界也就变了。试图摆脱传统纠缠只能是幻想，意欲不带偏见正是最大的偏见。人在先见中存在，在先见中理解，先见是人向世界开放的基础。先入之见不是理解活动中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理解活动的前提，决定着理解的方向，因而是诠释学经验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构成人的本质的重要内容。人的认识从来不是凭空出现的，总是在某种类似于世界观之类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伽达默尔写道：“我要用它来把一个肯定的成见概念恢复到它正确的位置上，这个概念被法国和英国的启蒙运动从我们的语言用法中驱逐了出去……实际上，我们经验的历史性使成见在其字面意义上构成了我们全部经验能力的最初方向。成见是我们对世界开放的倾向性”。〔11〕这末句中的“成见”，是指认识的前结构，包括传统、权威、历史文化、语言等因素在诠释者思想上的积淀；这里所说的“对世界开放”，包括理解和认识活动对过去、现在、未来，向作者、作品、读者等最大限度地、全方位地开放。人的理解释放了传统的潜在能量，从而使过去的传统与今天的现实血肉相连，不是传统需要我们来延续，而是我们需要传统来维系。每一代人对过去传统的回眸，在某种意义上都蕴涵着一种对当今现实的渴望，都同时又是一种对新传统的开辟。人的理解与人的对象世界是相互拥有、相互塑造的。他的“视界融合”、“效果历史”概念，就是对上述“开放”的结果的理论概括。区别仅在于，视界融合侧重于共时性，而效果历史偏重于历时性。
　　从历史时性角度说，“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12〕“效果历史”概念深刻地揭明了历史总是未完成的，不完整性是历史的基本特点之一。“历史的存在意味着人关于自我的知识永远不能够是完全的。”历史的不完整性保证了它的不封闭性，它的价值和意义都有待于后人去接着完成。历史的不完整性也给历史真理的性质作了限定，历史真理仅是历史含糊性的部分澄清，它也永远是未完成、不完全的。历史真理的不完全性包含了自身变化的可能性。人们不可能一下子占有绝对的历史真理，只能理解他们所能理解、应该理解的那一部分，否则，历史真理的生命也就停止了。他写道：“我们处在历史的变化之中，不知目前发生些什么，只是事后才把握发生了些什么，这就是历史永远要被每一个新的现在重写的缘故。”〔13〕“同样的过去，永远被不同的现在和将来理解成不同的过去。”
　　从共时性角度说：“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14〕伽达默尔是借助于他的对话理论或“问和答的逻辑”到达于“视界融合”的，并且从中对真理作了进一步诠释。现实的对话呈现为“提问——回答”式结构模式，即使在纯粹阅读中，也要把被阅读的本文（艺术作品、历史、文献等）当作对话的一方，一切理解都是在“提问——回答”，“谁想理解，谁就可能如此强烈地对于所意指东西的真理犹豫不决。”〔15〕这种犹豫不决就是既有所问，又有所答。提问——回答结构确保了对话双方的主题一致性，这是理解成为可能的重要前提。因为唯有对话双方在谈论同一的事情时，对话与理解才能顺利进行，这样的理解才会因避免了主观任意性而具有客观意义；对话本质上是平等的，它要求任何一方都不能拘泥于自己的成见来倾听对方。要使对方的体验进入“我”的体验之中而成为“我”的理解的重要方面，并由于这种互渗而使各自的视界不断趋向融合，这就是“视界融合”。在视界融合中，历史和现在、客体和主体、自我和他者构成了一个无限的统一整体，从而达到“效果历史”。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效果历史意识具有开放的逻辑结构，开放性意味着问题性。理解不是某种主体的行为向着所设定的客体运动，不是主体作为纯粹的帝观者去认识特定的外在客体，而是借助对话通向效果历史的运动。这就意味着对传统诠释学主张的“原义说”的否定。他曾明确指出“一切修复之无效”，指责施莱尔马赫试图重建历史原本的原来的条件以修复历史原本的想法“无意义”，“鉴于我们存在的历史性，对原来条件的重建乃是一项无效的工作。”〔16〕同理，古今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作品与读者的关系，只不过是古代的作品与今天的读者的关系罢了，脱离前者和后者内在联系而追求前者自身，所得到的只能是空洞的抽象之物。可见，完全恢复和重建历史事件原来意义是不可能办到的。进一步说，孤立的现在视域和孤立的过去视域都是人为的抽象。现实的、真实的历史视域只能是融合古今的统一整体，是将现在视域与过去视域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大视域”，“一种唯一的视域。”〔17〕它超出了现在的界限而上溯到过去，不会发生“以今度古”的主观主义偏见；它也超出了过去的界限而延伸到现在，过去的东西的真实意义要在后来和现在中展开和显示出来。“本文的意义超出它的作者，这并不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18〕借用海德格尔的话说：“人人随时都在与前人对话，但也许以一种更隐蔽的方式更多地在与后人对话。”〔19〕后人比前人更能理解前人，读者比作者更能理解作者。如：从孤立的过去视域看，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罢侯置县，他的原意是出于个人统治的需要；汉武帝遣张骞出使西域，本意是为寻求珍马。〔20〕单就本人当时意图目的而言，皆微不足道，无大意义。但放在历史流变的整体这个“唯一的大视域”中看来，则秦始皇促进了国家的统一，汉武帝促进了东西方交流，都具有历史意义。伽达默尔还指出，这种通过对话通向效果历史的运动，也是不断获得真理的过程。他在《真理与方法》最后说：“在精神科学的认识中，认识者的自我存在也一起在起作用，虽然这确实标志了‘方法’的局限，但并不表明科学的局限。凡以方法工具所不能做到的，必然并且能够通过提问和研究的学科来达到，而这种学科可以确保获得真理。”〔21〕真理既不是某种超验的神秘之物，也不是随意设定的绝对精神，它只存在于对话双方的关系中。真理不是被发现的，而是借助对话发生的过程，是理解的主体“参与”的结果，包括读者参与作品，观者参与游戏，今人参与传统，诠释者参与本文等。由此可见，对话不仅甄别真理，而且参与着真理的形成，这无疑凸现了真理的主体性，坚定了人们把握真理的信心。
　　不过，伽达默尔在对真理的主体性诠释中又隐含着相对主义因素或成分。在他看来，真理表现为一个在对话中显示自身的无限过程。“经验的真理始终包含一种朝向新经验的倾向。”这种过程永无终点。在对话中，主体的参与“既不是一个个性移入另一个个性中，也不是使另一个人受制于我们自己的标准，而总是意味着向一个更高的普遍性的提升，这种普遍性不仅克服了我们自己的个别性，而且也克服了那个他人的个别性。”〔22〕这里的“更高的普遍性”是他所说的“大视域”，而不是指理解的进步和发展的观点，不是指认识不断接近“绝对真理”的过程。当代哲学诠释学对进步观持否定态度，甚至视相信“人类进步”的哲学是一种“坏的形而上学”。伽达默尔从未将一般意义理论的理解与进步相联系，而是认为每一时代理解都各不相同，但没有一个时代有权说他们自己的理解是更好的，“真理可能性仍处于悬而未决之中——进入这样一种悬而未决之中，就是提问的特有的和原始的本质。”〔23〕甚至说，“我们只消说，如果我们一般有所理解，那么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这就够了。”〔24〕这种只承认理解的差异却不区分理解优劣的说法，就带有浓厚的相对主义色彩。事实上，理解的优劣是客观存在的。当年希特勒从种族差异中得出种族歧视、甚至灭绝所谓劣等民族的法西斯主义，是一种理解；如今德国政府和人民对那场侵略战争表示忏悔，这也是出自一种理解。这两种理解孰优孰劣，难道不是很清楚吗？
　　诠释学对真理诠释的每一次主题转换，都对真理问题研究深化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哲学诠释学对真理所作的主体性诠释，体现了当代气息。最初狄尔泰在对真理的诠释中就注重主体心理体验的重要性，从而使真理带上了主体性色彩而开始对原义说提出质疑。海德格尔认为，此在是真理的基础，“唯当此在在，真理才在”，“真理的存在源始地同此在相联系；”人在生存过程中就具有一种去蔽而达到无蔽的性质，即达到真理。他对理解循环前结构的揭示，实质上是对真理主体性的充分肯定和对原义说的根本否定。伽达默尔通过对游戏依赖于观者的个案分析，形象地说明艺术真理的主体性；他还把海德格尔的前结构分析扩展到对成见、权威和传统等这些“似非而是”东西的大胆肯定，实现了一次“纯粹真理批判”，彻底否定了抹煞“自我”而追求所谓纯客观理解的原义说。他的“效果历史”、“视界融合”概念及对话理论分别从不同角度诠释了主体对真理的参与作用。总之，哲学诠释学不仅探索了真理的属人性、价值性和无限丰富性，而且深刻揭示了主体认识真理的动力机制，包括一系列理性因素（逻辑、作品、本文、语言、对话等）和非理性因素（体验、移情、先见、传统、权威等）的参与等。这些成果都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记取。＊
　　注释：
　　〔1〕〔2〕《狄尔泰全集》第7集，第278页。
　　〔3〕〔4〕〔5〕〔6〕〔7〕〔8〕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76、273、276、186、188、187页。
　　〔9〕〔10〕〔12〕〔14〕〔15〕〔16〕〔17〕〔18〕〔21〕〔22〕〔23〕〔24〕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9、390、385、393、481、219、391、380、11—12、391、481、381页。
　　〔11〕伽达默尔《哲学释义学》，转引自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6—177页。
　　〔13〕伽达默尔《诠释学的挑战》，转引自黄美来主编《现代西方哲学思想述评》，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八章。
　　〔19〕海德格尔《走向语言之途》第117页。
　　〔20〕王船山《读通鉴论》卷3。
　　　　　　　　　作者单位　诠释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陆广品　
　　
　　
　　
安徽师大学报：哲社版芜湖155-160,192B6外国哲学与哲学史魏名国19961996 作者：安徽师大学报：哲社版芜湖155-160,192B6外国哲学与哲学史魏名国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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