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主题的转换和哲学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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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基本问题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人们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现代哲学已出现了新的主题,基本问题已经消失。笔者认为,哲学主题可以变化,但哲学基本问题不会消失。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但其表现形式却可以多样,可以表现为关于存在的本体论学说,也可以表现为认识论,不同的时代会表现为不同的主题。
  哲学的主题是指在某一具体的时间内,某些哲学想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因此,哲学的主题,既有变换的东西,也有其不变的方面,从具体的哲学主题来说,必须会随着时代主题的变换而变换,因为哲学不过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有人认为西方哲学可分为四个阶段,它们有不同的主题,“第一个阶段是崇拜世界的阶段或者叫本体论的阶段”;“第二阶段是崇拜上帝的阶段或者叫神学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崇拜心灵的阶段或者叫认识论阶段”;“第四个阶段是崇拜语言的阶段或者叫语言哲学阶段”;(注:陈亚军:《哲学的改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由此可见,哲学的主题可以随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一个主题消失或被另一个主题所取代,是时代的反映,但不管如何变化,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表现,为了充分论述这一问题,笔者准备从哲学史的发展来作一阐述。
  一
  在古希腊,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使一大批思想家脱离了形象的思维方式,进而思考起世界是什么、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等一系列抽象的问题。他们不满足于神话中关于世界形成的拟人化的想象,而是从事物之中去找出一种或多种元素或物质作为世界的本质,或构成世界的要素,由此哲学开始形成。当有些哲学家凭着他们的天赋加上他们的经验,用水、气、火等物质元素来作为世界的本原时,也许自己还未曾意识到,他们正在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然而事实上却正是如此。同样,当有些哲学家用数、理念等事物的属性或共同本质来说明世界的本质时也是在解决这一问题。当然,解决的方法、途径是不同的。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哲学派别——米利都学派,是以唯物主义的形态出现的,即用唯物主义的态度来回答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他们用物质的具体形态来说明世界。毕达哥拉斯学派则是以唯心主义的形态出现,他们以“数”作为世界的本质。“数”本来是客观事物的属性,不能脱离客观事物,但毕达哥拉斯学派却把“数”独立化,然后实体化进而本原化,使之成为唯心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两个学派所开创的两条哲学路线以后分别被它们的后继者所继承,直到亚里士多德建立了庞大的充满矛盾的哲学体系。在他的体系中,两条哲学路线都得到了再现,当亚里士多德认为实体是个别事物时,他继承的是唯物主义的路线,当他认为实体是形式,一般,神时,他又陷入了唯心主义路线。
  古希腊哲学家在回答哲学基本问题时直接以本体论的形式,即回答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围绕着哲学基本问题,哲学家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分为了两大阵营。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的发展、逻辑的必然。
  中世纪是神的时代,是神的世界,所有的学科都不如神学,哲学同其它科学一样,都是神学的婢女,因此,研究论证上帝的存在、神学的合理性是整个中世纪哲学的主题,然而就是这一主题,也是哲学基本问题的具体表现。我们知道中世纪哲学的基本形态是经院哲学。总的来说,经院哲学是为神学作论证,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实际上在中世纪,哲学基本问题就表现为世界同神的关系,是神创造世界、决定世界。就是在这种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中,也存在着互相对立的两派即实在论和唯名论,而“中世纪唯名论者同实在论者的斗争和唯物主义者同唯心主义者的斗争具有相似之处。”(注:《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5页。)尽管唯名论和实在论在总体上都属于神学唯心主义世界观,但唯名论具有某种唯物主义倾向,因此,唯名论和实在论的斗争,实质上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哲学路线在中世纪的特殊表现。
  近代欧洲哲学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断言的是围绕着哲学基本问题而展开的。但是近代哲学的主题却是认识论,即以认识论形式展示了哲学基本问题。这一主题的转换,首先是由于时代发生了变化,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一方面直接产生了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资产阶级,而新哲学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它同旧哲学主要是天主教神学、经院哲学进行着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也大大推进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而这也对新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起着全面影响。其次,这一主题的转换也是由于哲学本身的发展,在古希腊,人们往往自觉地关心着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这类问题,但是不同的哲学家面对着同一个世界却会作出截然不同的回答,有人认为是物质的具体形态,有人认为是事物的某种属性以及事物的共性、一般。面对这种差异,人们不禁要问:是世界变了吗?答案是否定的。显然问题出在主体身上,因此有必要对主体进行反思。于是,下列问题就成了哲学的主题:人能否认识世界?如果能认识世界,那么依靠什么方法进行认识?认识的真实性靠什么来得到保证?我们认识到的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不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都要回答这些问题。正是它们的回答构成了近代哲学的主题——认识论,但是它们的回答也体现了哲学基本问题。因此,哲学主题虽然从古代的本体论转换为近代的认识论,但哲学基本问题却没有改变。
  二
  现代西方哲学人物众多,流派纷呈,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思潮,一是人本主义,即以人为研究对象,研究人的本质,价值、地位等问题,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另一思潮是科学主义,主要研究科学的方法论,科学知识的基础和逻辑结构。
  一般而言,人本主义者大都关心哲学基本问题,但他们的关心是通过本体论这种形式。他们把意志、生命之流、人的存在作为本体,作为世界的本质,而意志、生命之流、人的存在等等都着重指的是意识之类的东西。唯意志主义的意志是一种盲目的、不可遏止的冲动,而“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事物,都是这个意志的表现,客观化,世界只是这个意志的一面镜子。”(注:转引自刘放桐主编《现代西方哲学》,第72页。)生命哲学的集大成者柏格森也明确地论述了思维与存在这一问题。他哲学中的基本范畴是“绵延”和“生命之流”,从他对这些基本概念的解释中,体现了他从主观唯心主义向客观唯心主义转化的特征。他在《时间与自由意志》中,把“绵延”等同于“自我”、“自我意识状态”。他说:“唯一实在的东西是那活生生的,发展中的自我。”(注: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20页。)这种自我是“我们通过深刻的内省”达到的,“这番内省使我们掌握我们的种种内心状态,并使我们把它们当作活生生的、经常在变化着的东西。”(注: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58页。)至于“自我”以外的东西,则是“被纯粹绵延投入空间之无声无嗅的一种阴影”。(注: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59页。)显然这里表现出柏格森的主观唯心主义。而在《创造进化论》中他着重阐述了“生命之流”,他认为“生命是心理的东西”,“意识,或毋宁说超意识,是生命之源。”(注:转引自刘放桐主编《现代西方哲学》,第197页。)可见他把生命之流当作意识的东西,而把这种意识的东西当作本原、世界的本质,但他有时又把“生命之流”称作上帝。“上帝与生命是一个东西”,上帝“就是不断的生命、活动、自由”,“当我们自由地活动时,我们就能亲身体验到这种创造。”(注:柏格桑:《创造进化论》,纽约1946年英文版,第218页。)这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就从主观唯心主义向客观唯心主义转化了。
  作为人本主义第三代的存在主义,其基本范畴是“存在”,但这个存在既非指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也不是指黑格尔式的客观精神的存在,而是指人的存在。那么,人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存在主义的先驱克尔凯廓尔关于人的一段论述:“人是精神。但是精神是什么呢?精神就是自我。自我又是什么呢?自我是一个与自我本身发生关系的关系,也就是说,在自我所处的这种关系中,自我与它自己发生了关系;因而自我不是关系,而是一个关系把它和它自身联系起来了这一事实。”(注:《致死的疾病》,载《克尔凯廓尔选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15年版,第340页。)显然这种“人”就是一种主观精神式的孤独个体,是一种非理性的主观心理体验。这一含义奠定了存在主义关于“存在”这一概念的基本含义。
  海德格尔是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他的基本本体论着重讨论了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此在的基本结构就是“在于世中”(Being-in-the-world),通过对这一结构的分析,他得出结论:世界是人的世界,是人所揭示出来的世界,是人赋予意义的世界,而此在与世界是不可分的。存在主义另一位代表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把存在分成“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两类。前者指的是偶然的、荒诞的、混沌的外部世界,后者则指的是人的意识。他认为只有自为的世界才是真实的,自在的世界只能作为自为世界的“阻力”而存在,只有通过作为自为世界的人的存在,才有意义。可见,这两种存在关系也表述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从上可见,人本主义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态度是明确的,他们都直接关怀着思维与存在问题,而且这种关怀直接表现为本体论。不论是唯意志主义,还是生命哲学,或者是存在主义,都有着明确的本体,或是意志,或是绵延,或是存在。因此,在人本主义思潮中,哲学基本问题就鲜明地表现为本体与现象,本体与世界的关系。
  值得我们仔细分析的是科学主义。因为科学主义思潮中的许多哲学流派都打着拒斥形而上学的旗号,回避哲学基本问题。事实果然是这样的吗?
  科学主义的第一个流派是以孔德、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实证主义的特点,首先是反对形而上学。他们把以往探讨世界本质和基础的哲学,不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均当作“形而上学”来加以反对。他们认为,关于世界的本质和基础的问题是人的认识能力所不能解决的。哲学只应研究世界“是什么”,不应去追问世界“为什么”,也就是只研究实证的事实、知识,而不问这些事实、知识的根据。其次,把人类的知识局限于现象(经验)范围。他们以现象论的观点为出发点,认为现象即实在,一切知识都是对现象的描述,现象是一切认识的根源,否认现象之外的存在。这两个特点,表面上是否定了哲学基本问题。但是仔细分析就可看出,他们走的是从休谟到康德的道路,都把人类知识局限在经验世界之内,以主观经验来解释一切,衡量一切,凡是符合经验的,就是真的,反之则是假的。这不是经验主义的老调吗?经验主义不能否定基本问题,实证主义也不可能离开基本问题。
  孔德、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开创了科学主义的先河,他们反对形而上学的做法,得到了后来科学主义流派的遵循,不论是马赫主义还是逻辑实证主义(新实证主义),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拒斥形而上学,否定自己的哲学是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但是,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老牌的实证主义未能离开哲学基本问题,新的实证主义也不可能离开这一基本问题。
  在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中,语言哲学影响甚大,可谓是异军突起,它强烈地冲击着西方哲学中对传统哲学问题的研究,引起了整个西方哲学格局的变化,产生了语言哲学研究的热潮和基本趋势。无论是人本主义思潮还是科学主义思潮,无论是分析哲学还是现象学或存在主义哲学都重视对语言的研究,正如利科所言“这种对语言的兴趣,是今日哲学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注:利科主编:《哲学主要趋向》,第337页。)伽达默尔也十分肯定地指出:“毫无疑问,语言问题已经在本世纪的哲学中获得了一种中心地位。”(注: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页。)人们把这一哲学发展的趋势与哲学史上所发生的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向相类比,认为是一次“语言的转向”,在这次“语言的转向”中,分析哲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马当先,他们把哲学的任务规定为对科学语言进行逻辑分析,认为传统哲学的问题主要是语言表达上的问题,只要建立一套人工语言,建立一整套规则,就能解决哲学问题。因此,哲学问题就是语言问题。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意义问题,他们把命题的意义与外部的可观察事实联系起来,并以之作为判定意义的标准,在这一基础上,又有许多哲学家展开了各自的论述,有些甚至走到了研究具体语言的应用,从而偏离了哲学的方向。
  语言哲学人物众多,思想复杂,一般而言,他们大都否定哲学基本问题,把哲学基本问题比之为无意义的假问题。事实上,他们同样无法回避哲学基本问题。哲学基本问题在语言哲学中,具体表现为指称与意义的问题。指称就是指词语与外部实在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指称问题上,不同的哲学家持有不同的观点,如弗雷格和罗素持“摹状词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名称都有内涵和外延,名称的外延即名称的所指是由名称的内涵所决定的,名称的所指是根据对象是否符合名称所包含的摹状词或描述内容来确定的;与此理论相对立的是克里普克、普特南等人提出的“历史的因果命名理论”,克里普克认为名称是借助于某些与这个专名有关的历史史实而去指称某个特定的对象,一个特定名称是沿着一条历史之链而一环接一环地传递下去的,从历史的传递过程中掌握特定的名称的人就可以用它来指称某个对象。但是,不管哪一个理论,都强调指称与对象的关系。意义则是指我们用语言表达思想,描述事物或事件。关于语言所表达的意义是什么这一问题,现代的哲学家也有不同的观点,主要有意义证实理论和意义用法理论,但不管是哪一种理论,都是指语言的内在思想。因此,指称和意义就是哲学基本问题的具体体现。
  综上所述,现代西方哲学,不论是人本主义还是科学主义,尽管它们中的许多人打着拒斥形而上学的旗号,拒绝回答哲学基本问题,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只是随着人类研究方向的转移而表现为不同的主题,有的表现为本体论,有的表现为认识论,也有的表现为语言哲学,它们都在阐述着哲学基本问题。
  三
  现代西方哲学发展到20世纪50~60年代,出现了一股反现代的哲学思潮——后现代主义。由于后现代不仅是作为哲学思潮,而且是作为更广的文化思潮出现,因此具有一些新的、不同于以往哲学的特征,如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表象主义以及反理性主义,甚至出现了反哲学的趋势。那么,在后现代主义中,哲学基本问题是否还存在呢?
  在此我们必须注意“反哲学”和“反大写的哲学”之间的区别。如果是反哲学,即取消哲学,把哲学既不作为世界观,也不作为方法论或认识论等等,哲学等同于无,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基本问题当然也不存在。如果是取消“大写的哲学”,即否定、消解、解构一切终极真理,终极本质,把高高在上的哲学加以取消,那么,哲学的主题还是有的,这个主题也还是必须表现哲学基本问题。我们在考察后现代主义时,不是指前者而是指后者,因此,哲学基本问题还是存在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的一种否定,其否定的核心是哲学的基础主义,这种基础主义主要是指笛卡尔、洛克、康德以来西方近代或现代哲学。其哲学主题,一是关于心与身的关系问题,二是关于知识“基础”的问题。这些“基础主义”正是现代西方哲学中哲学基本问题的表现。后现代主义就是从反对这些基础主义着手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可见,正是哲学基本问题构成了后现代哲学的出发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哲学也离不开哲学基本问题,只不过是通过否定这一形式来展开哲学基本问题,正如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是对近代唯理论哲学的继承一样。近代唯理论强调理性,把理性作为认识的出发点,作为检验认识真理的标准,然而在人本主义哲学中,理性往往是作为非理性因素的工具,表现出强烈的非理性主义色彩,但哲学界大多同意人本主义是近代唯理论的继承者,正如科学主义是经验论的继承者一样。
  第二、在后现代哲学中,主要可分为两大形式,即激进后现代主义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前者表现为解构、摧毁、否定的形式,代表人物有伽达默尔、保罗、利科、福科、德里达、利奥塔等人;后者的建设性向度表现在对现代世界观的超越上,主要代表人物有大卫·格里芬、小约翰·科布等人。这两种形态表面上也对哲学基本问题进行了否定,实质上并未取消哲学基本问题。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发展过程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在新解释学和后结构主义之中这种否定、解构、摧毁表现得非常强烈。罗蒂的思想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先是反对传统哲学、消解哲学基本问题,具有解构性,这个思想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一书中表现得相当突出。但是,他的解构并不是目的,而是旨在建立一种贯穿美国实用主义的新的哲学——后哲学文化,试图以“小写的哲学”取代“大写的哲学”,在后现代哲学下重塑哲学的形象。他的《后哲学文化》体现了这一点,书中认为哲学还是应该存在的,其主题是实用主义,但不排斥对世界的认识。这一发展过程说明,尽管后现代主义一直在反对哲学,否定哲学基本问题,但最后还不得不承认哲学是应该存在的,哲学的主题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是用“纯粹经验”或意识来说明世界,是哲学基本问题的具体体现。
  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则不同,它直接关怀着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当然是后现代的世界观,格里芬指出:“这类后现代思想的建设性活动不仅局限于一种修正的世界观;它同样是与一个新的世界观互倚的后现代世界,一个后现代世界一方面将涉及具有后现代精神的后现代的个人,另一方面,它最终要包含一个后现代的社会和后现代的全球秩序。”(注:格里芬:《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页。)而且这种世界观、宇宙观对我们的生活和理想起着决定作用。“后现代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重新发现了如下事实:我们的宇宙观、世界观必然决定着我们的伦理观和生活方式。”(注:格里芬:《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
  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不仅关怀着世界观这一哲学基本问题,而且直接就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展开论述。格里芬的“后现代精神”主要有四条原则:“(1)精神能量的首要性;(2)具体化的精神;(3)作为精神的外化的自然;(4)作为自然精神的人类扩展的社会。”(注:格里芬:《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这四条原则的核心还是在论述哲学基本问题,只不过是以精神作为第一原则。而且,作为后现代精神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强调把人与他人、人与物的关系当作是内在的、本质的、构成性的关系。格里芬指出:“与此相反(指现代精神——引者注)后现代作家们把这些关系描述为内在的、本质的和构成性的。”(注:格里芬:《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2页。)从上述引文我们可以认为,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非但没有否定哲学基本问题,而且时时关怀着哲学基本问题,时时讨论着哲学基本问题,只不过把这个基本问题具体化为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问题。
  总而言之,从古代哲学经过近代、现代一直到后现代,西方哲学的一条主线是相当清楚的,那就是哲学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表现为不同的主题。任何哲学家,你可以讨厌它,也可以拒斥它,但它始终都存在着,不以任何人的意志而存在着。
《江海学刊》南京107~111B1哲学原理陈向澜20012001陈向澜,1957年生,现为苏州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作者:《江海学刊》南京107~111B1哲学原理陈向澜20012001

网载 2013-09-10 21:3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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