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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科斯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什么理论上的渊源关系，他们的方法更多的是新古典的。D.诺思也说过：“（制度变迁理论）放弃新古典理论无异于放弃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注：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宣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然而，诺思最近又说：“自计量史学革命开始，经济史研究一直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分析方法…但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融入一个使我们能分析经济结构历史变迁的一般框架，而这正是经济史的全部内容”。（注：诺思：《交易成本、制度和经济史》，载《新制度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怎样看待诺思看似前后矛盾的观点？笔者认为，80年代后诺思思想的变化导致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方法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因而才出现看似前后矛盾的观点。
　　　　　　一、早期制度变迁理论（1961－1980）：新古典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从学说史的角度看，制度变迁理论既继承了历史学派的历史分析方法和制度学派制度分析、结构分析方法的传统，同时又吸收了新古典的逻辑推理、抽象分析方法。早期制度变迁理论在新古典的“需求—供给”框架下采用均衡分析方法展开对制度变迁的研究。然而80年代以后，他们明显地感到新古典方法在分析制度变迁时的局限性，因而引进意识形态、国家和路径依赖等更多的解释变量。所以，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和历史一制度主义的综合，这种综合有一个有趣的特点：早期偏重运用新古典方法，到了研究的后期（80年代以来）逐渐地感觉到新古典方法的局限因而又跳出新古典传统的禁锢，表现出向历史一制度学派的回归。
　　在60－70年代的着作《美国从1796－1886年的经济增长》、《西方世界的兴起》和《制度变迁和美国经济增长》中，诺思运用经济人的概念，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和均衡分析方法，提出了一个比较成形的制度变迁理论框架，确立了新经济史学。其后，V.W.拉坦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和戴维．菲尼的《制度安排的需求与供给》提出了制度变迁的供给——需求分析框架。
　　受新古典传统的影响，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从经济人的成本——收益比较角度来解释制度变迁的需求和供给。诺思认为，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主体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其基本模型是：在初始制度均衡中，由外部性、规模经济、风险和交易成本所引起的潜在收入增加时，就会使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成本，形成了制度的非均衡，从而发生制度变迁，形成新的均衡。换句话说，只要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大于成本，就会出现制度变迁的需求。这个模型运用的正是典型的新古典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和均衡分析方法。
　　制度变迁的早期理论运用新古典的基本分析方法，将制度变迁看作是最大化的个人追求效用（收益）最大化的行为的自然结果，并将视野扩大到引致制度非均衡的供求方面的许多因素，在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框架内，分析了制度均衡和非均衡的条件，对历史上的许多制度变迁案例作出了较为完美的解释。这也正是新制度经济学不同于旧制度经济学而能与新古典理论融为一体的原因。
　　　　　　二、后期制度变迁理论：新古典传统的突破
　　建立在新古典分析方法上的早期制度变迁理论无法解释下列三个问题：（1）制度变迁中的集团行为和（2）非理性行为，（3 ）制度变迁的动态性。80年代以来诺思等大师们逐渐意识到这三个问题，因而突破了新古典传统的禁锢，在其模型中纳入了更多的因素，以求能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制度变迁过程。
　　1.国家理论和大集团行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否发生，取决于个别创新者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的比较。但制度变迁收益是一种公共产品，因此存在着外部性和搭便车的问题，必然导致制度供给的不足。同时诺思认为，新古典理论无法解释历史上无效率产权的长期存在和国家的内在不稳定性，这就需要一个国家理论。诺思的国家模型是：国家为获取收入，以一组服务——保护与公正做交换。国家提供服务的目的是租金最大化和社会产出最大化，但两者不完全一致，其矛盾是社会不能持续增长的根源。而统治者界定清楚产权会增加交易费用，利益集团的竞争压力则会限制统治者对有效率的产权结构的选择。
　　如何评价诺思的国家理论呢？很明显，他将国家看作是一个最大化的个人，国家之所以进行制度创新，是因为国家从制度创新中获得的潜在收益大于其成本。就其对国家行为的分析来说，这是典型的新古典式的。但是，新古典理论基本上未涉及国家或政治因素，国家外在于经济发展过程。而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他们把研究国家在产权的界定和强制执行中的有效性作为核心问题之一，因此，单纯从制度变迁理论将国家“内生化”，强调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这一点看，就是对新古典传统的突破。
　　近来，新制度主义者对上述“统治者”的国家模型逐渐表现出不满，开始研究国家的背后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国家的行为。他们认为对“国家”、“政党”和“社会”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对其个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分析上。诺思将国家行为建立在利益集团上。他认为，分工和专业化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且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这些利益集团将努力取得政权，取得政权后就通过国家来改变产权、限制市场竞争等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利益集团的行为是怎样形成国家的行为呢？诺思分析了代议民主制中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和合作是怎样形成制度规则的。这些努力，虽然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但在新古典框架中纳入了更多变量，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的内涵，丰富了对制度变迁中人和利益集团行为的理解。
　　2.意识形态理论和制度变迁主体的行为。诺思认为，新古典的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假设不能充分解释人们的利他主义行为，这只能借助于意识形态理论来解释。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也是寻求社会稳定性的灵丹妙药，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而人们的地理位置和职业经历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意识形态。
　　实际上，人们的经济决策常常是在缺乏信息、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进行的。新古典的完全信息下的经济人的完全理性是不切实际的。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思引入意识形态理论来解释新古典理论无法解释的“非理性行为”，但并不成功，因为如果个人受意识形态影响，那么个人就不可能成为传统的新古典的最大化者。只是到了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讲演时他才清楚地指出，“有必要废除作为经济理论基础的理性假设”，认为人的行为依赖的是经验学习，是依赖惯性行动，而不是靠计算能力。至于这种学习能力能进行到何种地步，还得受制于社会价值、常规、信仰、习惯等所谓信仰体系。诺思的信仰体系类似于凡勃仑的制度的价值结构，它导源于社会的文化认知模式。个人通过实践获得的学习方式不同会产生个体认识的差异，一个社会的共同文化遗产，有助于减少社会个体认知模式上的分歧。“在现代社会之前，文化学习是内部沟通的工具，它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关于直接经验以外现象的共有解释，这些解释是以宗教、神话和教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信仰结构不限于原始社会，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研究文化、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如何演化并影响人的选择，比单纯的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更现实更具有说服力。
　　3.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的动态理论。新古典理论假定技术和制度不变，本质上是静态的，缺乏长期动态分析。而经济史上的制度变迁却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这样新古典理论就失去了解释力。因此，在研究制度的长期变迁时，诺思不得不求助于历史的制度的分析方法，引进了“路径依赖理论”。
　　在经济发展中，为什么有的国家制度变迁能获得加速发展，而有的国家则长期徘徊不前呢？诺思认为，决定不同国家的不同制度变迁轨迹的是两个共同因素：一是制度给人们带来的报酬递增，二是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一方面上述两种力量和偶然因素决定了变迁路径的多样性，另一方面，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大量非绩效的制度变迁陷入“锁定”状态而长期存在。路径依赖理论通过引入制度和时间维度把握了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诺思还强调了这一动态过程中的制度和组织的连续的交互作用。现有制度框架提供竞争激励，迫使人们和组织进行学习，获得技术和知识以求生存；而这些技术和知识与组织取得这些技术知识的方法将逐渐地改变现有制度。
　　如果将路径依赖理论与凡勃仑的理论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凡勃仑的“累积因果原理”包含有报酬递增和路径依赖的思想：制度变迁是一个历史的进化过程，制度变化作为历史事件在下一步如何发生关键取决于事件现有状态的细节，这些细节反过来是从前状态的结果，最初状态的微小差异能形成更大差别的结果，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开放性演化的过程。从这一点上说诺思似乎正在抛弃最初他坚定信奉的新古典方法，日益靠近旧制度经济学的范式。
　　一个社会的组织的状态深刻地影响着制度引起的报酬递增状况，从而决定着制度变迁的轨迹。然而，这些组织都是存在着自身利益需要的集团。正是这些利益集团的矛盾提供了制度变迁的动力。一种社会制度之所以长期处于均衡状态或陷入非绩效的锁定状态是因为各种政治利益集团的力量处于相对均衡状态，或是因为占统治地位的集团竭力维护现有制度，并反对各种企图进行制度路径替代的其他利益集团的活动。因此，笔者认为路径依赖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是利益因素，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要设计充分考虑利益集团的行为、博弈者的理想改变和形成其最终选择集的方式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政治模型，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注：诺思：《对政治和经济的历史发展的交易成本分析》，载《新制度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
　　制度变迁理论之所以能跳出新古典传统的禁锢，表现出向历史一制度学派的回归，除开单纯的新古典方法无法完全解释历史上的制度变迁这个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与诺思作为一个经济史学家有关。从经济史中他看到了更多的冲突、混乱和非理性行为；看到了阻碍经济增长的低效率产权的广泛存在；看到了意识形态和信仰体系对历史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这些基于经济史的观察，使他认识到制度变迁不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导入的某种均衡的最优的路径的过程，踏上了一条把制度变迁看作是进化的、路径依赖的更靠近旧制度学派的道路。
　　　　　　三、制度变迁理论进一步发展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制度变迁理论成功的原因在于他们综合了历史——制度学派和新古典的分析方法，把按照理性选择概念来分析经济人的过度简化的理论和从制度和历史方面来分析结构的因果推断理论结合起来，用制度分析来改进经济人分析，用经济人分析来改进制度分析，大大加深了对制度及其变迁的理解。但是由于新古典的分析方法的内在缺陷，制度变迁理论还需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精华，综合、创新，形成一个统一严密的解释力更强更宽的理论，这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新动向，也是它的发展的方向。笔者认为，在这一综合一创新的过程中，以下几个问题也许是取得突破的关键。
　　1.强调对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人（和集团）的行为分析。历史毕竟是一个个单个的个人的历史合力创造的，制度变迁理论在加强对人的行为的分析时需要对新古典理论的经济人的假设进行修正：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修正完全理性，把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财富最大化行为引入个人的效用函数，建立更复杂、更接近于现实的人类行为模型。意识形态、环境、历史和制度是通过改变人的偏好、人的行为，从而改变对制度的选择，现有的制度变迁理论对这个过程的研究有待加强。现实中的制度变迁不是单个个人而是在单个个人组成的利益集团的相互冲突和合作中进行的。但是，单个个人的行为如何形成集体行为？制度变迁理论还需要“微观基础”。在这个问题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选择理论和博弈论为之提供了思路。
　　2.将长期历史分析和短期均衡分析结合起来，创立制度变迁的动力学。新古典理论是静态的，历史方法能使之增加历史感，但将两者结合起来，还需要发展一种短期过程分析。实际上，人和集团是生活在既定的制度环境中的，现存的制度环境规范着人和集团的行为，人和集团在现存的制度环境中，通过学习、创新，捕捉潜在的创新收益，从而推动制度创新，形成新的制度均衡。制度变迁就是在人和制度环境的交互作用中进行的，这就是制度变迁的动力学。新古典理论之所以将其局限于静止的线性的世界中，是因为他们所运用的数学工具微积分无法处理时间的不可逆性和系统的非线性。现在，随着动态非线性经济学、博弈论、耗散理论和自组织理论的发展，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引进制度和时间维度，从而在短期均衡分析和长期历史分析之间架起一座动态分析的桥梁，在技术上已成为可能。
　　
　　
　　
经济学动态5京57～60F11理论经济学彭文平20002000作者单位：长沙交通学院财经系 作者：经济学动态5京57～60F11理论经济学彭文平20002000

网载 2013-09-10 21: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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