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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阶段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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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4)04-0062-06
多年来，《世界投资报告》对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作用一直持积极的全面肯定的态度。但是，这种情况近来有所改变。1999年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自身和外部的原因，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未必能够对发展中国家长期的动态比较优势产生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在世界经济的现实中不存在强制性的理由使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负有社会责任，发展中国家也缺乏迫使跨国公司行为符合自己的发展目标的谈判实力；引进直接投资的效应取决于跨国公司行为与东道国发展进程之间的关系。（注：B.Burger,"How important i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or Late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Intereconomics,Vol.34,No.3,1999,pp.115-123.）这些观点多少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引进国际直接投资(FDI)的增长效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笔者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作用是随东道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而变化，其创造的效应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结构特征，而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增长要素的累积对此具有实质性意义。本文通过对发展阶段与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制约作用的基础和机理的探讨，指出在跨国公司影响日益扩张的今天，只有强化自身的基础，发展中国家才有可能通过国际直接投资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
一 相关的文献评论
在理论上，较早把东道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国际直接投资联系起来考察的是着名跨国公司专家邓宁(J.H.Dunning)教授。1981年，他在一篇题为《对不同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位置的解释：走向一种动态的理论》的论文中，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阶段划分及其各阶段国际直接投资特征以及国际直接投资发展阶段推进的动因。（注：J.H.Dunning,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1981,pp.23-34.）邓宁的理论提出以后，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但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新一轮国际直接投资浪潮的兴起，邓宁的国际直接投资阶段发展论又重新为人们所关注。除邓宁之外，具有影响力的阶段发展理论是日本经济学家小泽辉智(T.Ozawa)的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注：T.Ozawa,"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Vol.1,1992,p.43.）小泽辉智理论的最大特点在于他强调根据发展阶段进行国际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必要性，同时主张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要顺应后起国家的比较要素进行投资。
除了邓宁、小泽辉智从宏观角度讨论发展阶段对引进FDI规模与国际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等问题外，更多的经济学家则从另一角度讨论东道国发展阶段对引进FDI效果影响。但是，他们没有用发展阶段这一术语，而是使用发展门槛(development threshold)、社会能力(social capability)等理论概念讨论东道国的发展水平对FDI效果的制约。
把社会能力引入对国际直接投资效应的分析，一般认为是对格申科隆(Gerschenkron)技术发展理论的扩展。格申科隆强调技术差距的大小为追赶技术领先者创造了一个机遇，但这个机遇取决于相对落后的国家能否成功地模仿技术领先者。（注：A.Gerschenkron,Economic Backu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1962.）阿布拉莫维兹(Abramovitz)进一步扩展了这一论点，认为实现缩小技术差距不仅取决于一个地区的相对落后程度，而且还取决于各国吸收国外新技术的“社会能力”。（注：M.Abramovitz,Thinking about Grouth and Other Essays on Economic Grouth and Welfar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37-43,61-71.）阿布拉莫维茨和大卫(David)把社会能力作为国家的技术能力或竞争力的体现，（注：M.Abramovitz,and P.David,"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the Rise of Intangible Investments:The US Economy's Growth-path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in Foray and Lundvall,eds.,Employment and Grouth in the Knouledge-based Economy,Paris:OECD,1996,p.50.）指出社会能力作为吸收、有效使用和创新引进技术的能力的基础，作为一国社会潜力的反映，是随经济发展阶段而推进的。发展门槛对东道国引进FDI效果的影响分析，主要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波伦史太因(Borensztein)、J.德格利戈里(J.de Gregorio)和韩国大学的教授李正华(Lee Jong-wha)等人在《FDI如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论文中提出的。其核心观点认为，FDI能否具有高效率，取决于东道国的最低人力资本的储备状况，这构成了影响FDI效率的发展门槛；同时指出，如果东道国已经迈过了发展所必需的劳力技能和基础设施的门槛，伴随FDI的技术转移将会导致人力资本的扩增。（注：E.Boreosztein,J.de Gregorio and J.W.Lee,"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Growth?"NBER Wocking Paper,No.5057,1995,p.16.）因此，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对于跨国生产而言是—个必须的前提条件。
明确提出东道国发展阶段会对FDI的增长效应产生制约的分析集中在拉尔(Lall)一篇题为《跨国公司与经济发展》的文献评述。（注：S.Lall,"Introducti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in S.Lall,eds.,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London:Routledge,1993,pp.1-30.）拉尔强调的重点在于发展中国家从国际直接投资获得经济的正向效应所需要的条件和机制上。略做比较可以发现，拉尔的角度与其他人有很大不同：(1)一国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收能力取决于经济发展程度，而所能创造的国际直接投资激励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2)从国际直接投资中获得的技术、管理知识的适宜性，取决于东道国与投资国之间的发展阶段的差异程度；(3)对国际直接投资选择的必要性和选择的范围，同样取决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4)国际直接投资进入之后所能形成的关联效应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一国动态要素禀赋的积累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水平。拉尔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为引进FDI而竞争的同时又面临增长业绩差异巨大这一客观事实。
近年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有所进展。来自欧洲的两位经济学家帕勒克理斯库罗(Paola Criscuolo)和雷吉尼斯纳茹拉(Rajneesh Narula)在题为《国家吸收能力与发展阶段》一文中分析了国家吸收能力水平与发展阶段之间的联系。（注：P.Crisculol,and R.Narula,"National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the Stage of Development,"http://www.intech.unu.edu/events/conferences/ceres-16may2001/criscuolo.pdf,pp.18-19.）论文在可恩(Cohen)和莱温特(Levinthal)对企业吸收能力定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注：W.M.Coben and D.A.Levinthal,"Absorptive Capacity: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Vol.35,1990,p.128.）强调国家层次的最低能力积累对利用外部的知识资源、推动内生性发展的重要性。论文明确提出，由于体制与国际技术环境的缘故，国家对外部资源的吸收能力不是国内企业吸收能力的简单相加，企业之外诸如制度、幅员、人力资源等因素对于国家吸收能力的决定具有重大意义，发展的水平或阶段最终体现在对各种要素的产出、积累和有效整合方面。因此，国家吸收能力的形成与增强必然以发展阶段为基础。
无独有偶，韩国经济学家金东顺(Dong-Sung Cho)等在题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论文中也重点分析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政府能力的积累如何有利于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注：Dong-Sung Cho and H.Chang Moon,"Adjusting to Market Competition in the UK's Privatized Utility Sector,"Advonces in Competitiveness Research,Vol.6,No.1,1998,pp.5-19.）此外，哈佛大学的着名教授波特(Michael.E.Porter)、萨克斯(Jeffrey.D.Sachs)等人在《竞争力与经济发展阶段》一文中提出以增长竞争力指数(GCI)考察国家的宏观发展水平，用现时竞争力指数(CCI)考察国家对当前的资源存量有效使用状况，两方面因素共同决定了国家对内外资源的支配与运用的能力。（注：M.E.Porter,J.D.Sachs,P.K.Comelius,J.W.McArthur and K.Schwab,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1-2002,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17-25.）
但是，无论是发展门槛说或是社会能力理论，还是其他关于发展阶段与吸收能力关系的研究，都没有把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性质与东道国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具有的特点对应起来，没有从东道国的发展基础角度分析不同国家的FDI增长效应差异的深层原因。
二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一揽子资源转移性质
东道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之所以对FDI具有制约作用，其重要原因在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所具有的特殊性质。长期以来，我们把跨国公司视为特殊的经营形式，但是从其行为模式和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来看，跨国公司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组织，是为利润最大化目标设计的、对社会与技术要素配置所做出的制度安排。而跨国公司进行国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在于控制国外企业的经营与利润，通过资本运动，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转移一揽子经营资源。在后起的发展中国家，经营资源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是一种短缺资源，从而具有较高的生产力。跨国公司的FDI所具有的一揽子性质使其具有以下特点：(1)直接投资不单是资本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经营知识的总体转移。(2)直接投资的一揽子资源从投资国的特定产业部门向接受投资国的同一产业部门的特定企业转移，所带来的先进生产函数，将逐渐普及和逐渐固定下来，从而对引进外资的国家产生一种“生产函数改变后的比较优势”。（注：［日］小岛清着，周宝廉译：《对外贸易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同时，跨国公司还利用其实力从东道国获得法制和政治方面的权利来支持其投资活动。可见，FDI的一揽子资源转移性质，是把社会经济与技术两方面的因素结合在一起的资源。
FDI的一揽子性质表明，直接投资的各个要素组成部分是在特定的市场条件和技术条件下产生的，各种要素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分性”，从而不能单独构成一种可转移的资源。同时，跨国公司从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不愿将“一揽子”资源分成个别要素进行转移，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作为整体的一揽子资源要比各分离成分的总和还有利可图。直接投资的一揽子性质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两方面影响：
其一，一揽子性质使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在发展中东道国不仅产生了资本转移效应，而且还会产生技术适应性和管理与组织形式的冲突问题以及跨国公司产品的消费示范效应等，其影响范围大大超过了价值指标方面。在很多情况下，会产生其效应与发展中国家不相融的情况。因此，跨国公司FDI的一揽子性质本身就已包含了投资国与东道国在发展目标、经营理念和社会文化背景冲突的种子。
其二，假定一揽子资源转移能够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一种正效应，那么，FDI中资本、技术、管理及市场进入等要素的“不可分性”，要求引进外资的国家本身存在着相应的一种能力结构。因为无论从资本的吸收能力还是从技术转移、工艺传播和管理知识的引进上来看，外国投资与引进外资之间都是一个双向适应与协调过程。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获得资本固然重要，但决定长期增长的因素在于技术、管理、市场等方面的改进，没有这种改进，引进外资很可能事倍功半。
上述影响，决定了发展中国家要想从跨国公司的一揽子FDI获得经济增长推动效应，系统性的、累积而成的能力结构体系就变得十分重要，而系统性的、累积而成的能力结构体系必然与东道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罗斯托(W.W.Rostow)1984年在《马歇尔：长期的政治经济学》这篇论文中就明确指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阶段所处的位置，是与它的技术吸收能力相一致的。（注：［美］W.W.罗斯托编，贺力平译：《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页。）从广义角度看，这种吸收能力不仅包括对技术的吸收，还应包括对外来管理与组织系统的接受与融合以及有利于知识与技术扩散的机制。显然，处于发展阶段较低的国家要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中获得较大的增长效应，自然会面临巨大的挑战。
三 增长要素积累与吸收能力发展的阶段性
FDI增长效应与吸收能力结构之间的关系表明，一国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是获得外国直接投资推动效应的初始条件。因此，在理论上，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引进大量FDI，寻求FDI收益之前或同时势必要有一个内生性的发展过程。这一阶段的存在和持续，有利于形成一个增长要素的累积过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自身就能对东道国的外资吸收能力结构有所贡献，但它们不可能全面推动发展中国家这一能力升级，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发展的贡献必须建立在东道国自身吸收能力升级基础之上。（注：B.Burger,"How Important i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or Late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Intereconomics,Vol.34,No.3,1999,p.119.）一般认为，与一国FDI吸收能力相对应的则是增长要素的累积过程，即发展阶段的推进。
处于一个竞争性的世界经济中，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要素应当包括什么内容呢？或者说发展阶段的变化以什么为衡量标志呢？波特把一国的增长要素归纳为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科技资源、资本资源、基础设施等内容，事实上，这些要素可分为基本的（Ⅰ类）和可累积的要素（Ⅱ类）两类。
笔者认为，上述增长要素的系统性和结构特征，决定了吸收能力结构发展的阶段性。但是，在FDI吸收能力结构中，Ⅰ、Ⅱ类增长要素对于FDI推动和增长效应有着完全不相同的作用。从总体上看，对应FDI的一揽子性质，Ⅱ类增长要素的累积对东道国获得FDI增长效应更具重要性。
第一，Ⅱ类增长要素的累积有利于直接投资的资本形成效应发生。FDI的资本形成效应主要有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相对于任何国家的总资本，FDI毕竟只是小部分。因此，通过FDI进入新领域，造成产业关联效应，从而动员或集中本地区原先处于闲散状态，或原先投于较少生产性的项目的资本，是FDI资本形成效应的重要方面。而关联效应取决于本土工业的发展程度以及体制、政府政策和当地基础设施。
第二，Ⅱ类增长要素的累积有利于转移和吸收FDI中的管理与组织资源。跨国公司对其经营活动的有效组织和管理，是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发展中东道国而言，有效的组织与管理资源则构成工业化过程中最短缺的经济资源。管理组织资源的转移和吸收的障碍有些可归因于体制差距和文化差距，很多方面与东道国知识资源和人力资本不足相关。Ⅱ类增长要素的累积无疑有助于减少这一过程的摩擦。
第三，Ⅱ类增长要素的累积有利于技术的转移与传播。FDI溢出效应是以东道国拥有足够受过训练的人力资源、巨大的市场规模、东道国企业家能够有效选择使用技术并加以改造为条件的。技术转移与溢出效应并不一定和FDI数量成正比，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与增长要素累积相联系。
由上可见，无论从FDI的资本形成、管理与组织移植还是技术转移和扩散而论，Ⅱ类增长要素积累不足都是导致发展中东道国难以从FDI获得正向效应的基本原因。从世界经济史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进入后发展的国家，使后者有可能从这一过程中实现自己的利益，获得某种国内经济发展要素的替代形式。但是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发展中国家对FDI的反应能力和从中获益的能力就至关重要；增长要素的累积，尤其是Ⅱ类增长要素的累积，构成了这种能力的基础。但增长要素的累积是与一个国家的总体发展相伴而生的，从一些增长要素的出现到相对集中、尔后密集地使用，本身就是发展阶段推进的标志。
四 发展阶段对直接投资增长效应的制约
发展阶段对FDI增长效应的制约作用主要表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在宏观层面上，FDI作为“增长的发动机”的作用，不仅因国家而异，在一个国家不同发展阶段也不尽相同，而且一个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将制约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的发挥与投资区位的选择。
1.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国家缺乏一定程度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因此引进FDI的目标是通过资本形成机制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把更多的资源和人力吸引到工业化过程之中。但是，这一阶段进入的外资十分有限，有限的FDI必然产生飞地效应和二元结构强化效应，东道国很难从中获得普遍的学习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
2.相对于工业化初期，经济起飞阶段的FDI在结构升级、推动出口增长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为了有利于东道国自身的产业发展和资本积累，FBI的进入和准入领域将受到限制。这一阶段的另一特征是制造业比重快速上升，规模趋于大型化，东道国自身的能力结构和对FDI引进模式的选择，对于东道国能否形成递增的竞争优势意义重大。
3.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发展中国家结构特征已趋同于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从依靠资本投入逐步走向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活动。FDI的作用相应也发生变化，东道国希望仍处于劣势的领域通过FDI的溢出效应提高竞争力，尤其能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通过FDI产生带动效应，以加快经济的增长速度。
4.在后工业化发展阶段，整个经济的竞争力基础已不是建立在自然禀赋结构之上，而是以宏观经济和微观组织结构系统的效率为基础。FDI的主要价值已不能根据提供国外资源与效率为依据了，而是看其是否能在本土企业的关联中产生组织效率，从而形成全球性的竞争优势位置。
显然，发展中国家要从FDI中获得增长效应，关键在于根据发展阶段及要素和结构特征做出战略和政策方面的选择，有效利用FDI推动自身比较优势。同时，跨国公司作为一种经济实体，必须接受东道国政治经济环境对它的制约，只有在区位优势足以使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与内部化优势得以实现的情况下，FDI才可能持续发生。克鲁格曼(Krugman)和维勒伯思(Venables)曾精辟地指出，跨国公司必须通过内部化降低交易成本，通过投资的区域扩散来降低要素成本，而基础则是所拥有的技术、商标、规模经济等竞争优势。（注：P.Krugman and A.J.Venables,"Integration,specialization,and adjustment,"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l.40,1996,pp.959-967.）
在微观层次上，东道国增长要素的累积、发展阶段的推进，既为跨国公司实现所有权和内部化优势创造了前提条件，也为增强FDI的增长效应奠定了基础。在这方面，最具说服力的是发展中国家自身基础对FDI技术转移效应的制约和影响。标志东道国发展阶段的人力资本的积累程度、资本积累程度和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技术差距程度、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程度、外企运作的法律或制度性框架完善程度等方面，都深刻影响着FDI对东道国产业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效果。凯维斯(Caves)、（注：R.E.Caves,"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The Industrial Economics of Foreign Investment,"Econometrica,Vol.38,1971,p.25.）芬德利(Findlay)、（注：R.Findlsy,"Relative Backwardness,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and the Transfer of Technology:A Simple Dynamic Model,"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92,No.1,1978,p.14.）布罗思托姆(Blomstrom)和普莱森(Presson)（注：M.Blomstrom and H.Persson,"Foreign Investment and Spillover Efficiency in an Underdeveloped Economy:Evidence from the Mexican Manufacturing Industry,"World Development,Vol.11,1983,pp.498.）等人对具体案例进行的研究发现，东道国国内劳动力素质越高，则技术和知识转移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布罗思托和普莱森（注：M.Blomstrom and H.Persson,"Foreign Investment and Spillover Efficieocy in an Underdeveloped Economy:Evidence from the Mexican Manufacturing Industry,"World Development,Vol.11,1983,pp.493-501.）与库科(Kokko)（注：A.Kokko,"Technology,Market Characteristics,and Spillover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43,1994,pp.745-749.）选择墨西哥制造业为样本，用经典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了在技术领先国家和技术滞后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决定了技术转移范围的假说，结果显示，在技术差距最大的地方，外资企业生产力溢出效应是最小的。在对巴西和乌拉圭的案例分析中，经济学家伯尔思乔斯基(Bielschowsky)（注：R.Bielschowsky,"Two Studies 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os in the Brazilizan Manufacturing Sector:The 1980s and Early 1990s,Division of Production,"ECLAC:Productivity and Management Discussion Paper,No.18,1994.）和库科（注：A.Kokko,R.Tansini and M.Zejan,"Local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Productivity Spillovers from FDI in the Uruguayan Manufacturing Sector,"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Vol.32,1996,p.609.）以地方所有的制造工厂为对象，结果表明，FDI对国内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依赖于这些工厂的资本密度和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对东道国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和技术转移效应关系进行分析，发现只要法律制度相对健全，在企业之间竞争激烈程度与技术转移效果成正比。（注：P.Braunerhjelm and R.Svensson,"Host Country Characteristics and Agglomeration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pplied Economics Vol.48,1996,pp.833-840.）
我国的经验分析同样表明，发展阶段与FDI外溢效应存在正相关关系。具体而言，FDI增长效应的发挥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制约，外溢效应对当地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的发挥，建立在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基础设施的完善、自身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市场规模扩大的基础上。（注：何洁：《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进一步精神量化》，载《世界经济》，2000年第12期，第29页。）事实上，我国的FDI区域分布与各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存在显着的正向关系。（注：沈坤荣等：《人力资本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载《管理世界》，2002年第11期，第30页。）
五 结论与启示
至此，我们对经济发展阶段与FDI的内在关系可做如下概括：第一，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质的差异性是由一国社会经济的结构特征体现出来的，它反映了国家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累积的态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跨国公司所关注的投资环境。而跨国公司作为外来的经济实体，与环境之间是一种相互作用与制约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的协调与吻合程度，有可能成为“增长发动机”在各国的作用产生差别的决定因素。第二，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内涵，它集中地反映了增长过程中一些支配性因素质变和替代的关系。在一个国家的长期持续增长过程中，一些因素有可能导致增长的波动，但随着波动的结束而不再成为支配性因素，而另外一些因素则沉淀下来决定着国家长期趋势。正是这些稳定的支配性因素决定了有效地吸收FDI的投资、技术及贸易机会的能力。第三，国际经济的运行状态表明，FDI是一种一体化、有组织的、严格管理的国际生产和商务活动，发生在任何国家和地区的FDI都必须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投入和产出结构保持一体化，处于低发展阶段的国家很难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之间形成一种有效机制。跨国公司生产经营的特点导致了低收入国家不可能成为FDI的重点，低收入国家只是与跨国公司的边缘活动有所联系。可以认为，东道国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是现代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的前提。FDI发生最为密集和频繁的地区，正是在那些经济发展阶段差异较小的国家和地区，日欧美大三角地带的FDI和东盟、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交叉投资，均可说明这一点。（注：M.Hiley,"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n ASEAN and the Role of Japa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European Business Review,1999,pp.129-131.）第四，如果从东道国对FDI的需求偏好角度来看，经济发展阶段对FDI的选择意义重大。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所处阶段是确定该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以及发展先后次序和产生结构取舍的决定因素，从而从总体上决定了该国选择跨国公司合作对象的偏好。在经济发展初期，国内资金不但积累不足，而且还存在把有限资金运用到生产性用途的困难，需要外资启动本国经济发展，因此，收入较低的国家作为东道国，往往对任何有能力引进资本的国外机构都给予优先权，从而解决资本短缺问题。但是，对于中等以上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自身已具有积累和动员资本的能力，利用FDI的目的是在国际分工格局中逐渐找到位置，这类国家更倾向于通过FDI获得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和开拓国际市场方面的利益。当国家已处于工业化实现阶段时，经济结构、市场需求和要素构成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其能从国际分工中获得规模经济，保持竞争优势的利益，从而偏好那些具有高新技术和庞大市场网络的管理经验的直接投资项目。概言之，一国经济发展阶段从吸收能力、需求结构及与国际生产一体化的协调性等几个方面影响了发展中国家从FDI中获取利益的程度。
我国是发展中大国，也是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通过引进外资进而发挥后发优势的战略目的十分明确。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既产生了对FDI的大量需求，同时发展的相对滞后也妨碍了我们最大限度地去获得FDI增长效应。尽管我国试图从引进FDI中获得资本、技术和产业升级三个层次上的推动效应，但由于FDI这一外部资源的性质以及我国在资本的吸收能力、技术的转化能力和产业升级所需的结构协调能力方面的不足，使得我们对FDI中增长效应的预期与实际效果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差距。毫无疑问，发展的滞后也使我国在引进外资时要比工业化国家承受更多的成本，这种成本有间接和直接两部分：为引进FDI所做的人为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安排以及在资本形成、技术转移、市场份额方面的代价，因此，比较国外直接投资的成本收益，我们必须考虑这些额外的社会成本，并尽可能加快自身发展来降低这方面的代价。
此外，我们应该看到，处于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尤其在加入WTO以后，我国如何根据自身发展阶段特点，选择一种可充分利用FDI长期增长效应的模式，把FDI推动和自身实力增强结合在一起，这是当今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最大课题之一。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由发展阶段滞后所带来后起之益和后发劣势交叉作用于FDI增长效应的现实难题，需要我们在引进FDI的同时，实现市场的可持续性、产业的可持续性、技术的可持续性，形成一种有利于比较优势不断增强的FDI模式。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大国，我国不同区域处于几个不同发展阶段之中，从而宜于多层次、不同类型的FDI进入，外资推动经济增长的表现形式也可呈现多元化形态。因此，我国利用FDI的策略要具有层次性，外资政策要具有区域性的特征，这应当是一个长期的选择。
［收稿日期：2003-09-10］
［修回日期：2004世界经济与政治京62～67F8世界经济导刊杨先明/伏润民/赵果20042004本文以近年来重新出现的关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影响的争论为出发点，分别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性质、国家增长要素的积累对外资吸收能力的作用、不同发展阶段对直接投资效应的作用特点等角度，分析了经济发展阶段与国际直接投资效果的制约关系，强调发展中国家自身增长要素的积累对引进外资，增强外资效应的重要意义，并提出我国制定中长期外资引进战略必须考虑的基本因素。发展阶段/增长要素积累/外资吸收能力/直接投资效应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策略与我国的技术发展”（项目号：70162001）阶段性研究成果。祝东力
GE Jian-xin
(College of Business,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100081 China)Experiences show that,agriculture,technological innovation,financial system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re important links in the course of industrialization.As long as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concerned,particularly,system design conducted in these four fields will influence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ir industrialization.Taking Germany and Japan as examples,this paper is devoted to a study of this issue and,on the basis of which,of an analysis of the future prosp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杨先明，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博士；（昆明 邮编：650091）
伏润民，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昆明 邮编：650091）
赵果庆，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博士。（昆明 邮编：650091 作者：世界经济与政治京62～67F8世界经济导刊杨先明/伏润民/赵果20042004本文以近年来重新出现的关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影响的争论为出发点，分别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性质、国家增长要素的积累对外资吸收能力的作用、不同发展阶段对直接投资效应的作用特点等角度，分析了经济发展阶段与国际直接投资效果的制约关系，强调发展中国家自身增长要素的积累对引进外资，增强外资效应的重要意义，并提出我国制定中长期外资引进战略必须考虑的基本因素。发展阶段/增长要素积累/外资吸收能力/直接投资效应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策略与我国的技术发展”（项目号：70162001）阶段性研究成果。祝东力
网载 2013-09-10 21:3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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