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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政治研究五十年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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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1999)04－0023－10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已经走过了50年。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在50年的学术历程中烙上了鲜明的时代特征，研究视角不断转移、变化，研究领域日益开阔。尽管中国国际政治学界至今未能就本学科的对象和范畴达成共识，但是中国国际政治研究50年的历程为中国国际政治学发展成一门成熟、完善的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此，很有必要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总体特征、分析概念的变化等多角度对建国50年来国际政治研究的诸多方面（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战略、国际组织、国家间关系等）作一番审视。
一、研究视角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视角的转移和变化是学科研究深化和拓展的结果，因而是一门学科获得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和体现；同时，研究视角的转移和变化开辟了学科研究的许多新领域，并使一些领域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因而也是一个学科获得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基础。在中国国际政治的研究中，研究视角的转移和变化一方面与从不同学科出发对国际政治的研究有关，另一方面与分析概念的变化有关。
1.国际关系理论 在中国，人们通常用“国际关系”一词笼统地概括国际政治关系、国际经济关系甚至国际文化关系，学术界一般也把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政治理论混同使用。实际上，国际关系理论只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一直处于起步阶段。尽管如此，这一领域仍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毛泽东同志论我国对外政策》、《毛泽东同志论战争与和平》等着作以及美国乔治·凯南的《俄国、原子与西方》、英国蒙哥马利的《东西方关系研究》、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当前世界政治问题》等译作先后出版，一些论述中国对外政策、解释国际形势的小册子在社会上广泛流行；60年代上半期，一些研究国际问题的刊物，如《国际问题研究》、《国际问题译丛》、《历史研究》、《史学译丛》等相继创刊。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视角是一种宏观的视角，主要关注反对帝国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民族解放运动、国际统一战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整个国际体系的运行规则问题。这一时期，学者们还加强了国际法的研究，一些高校也开设了国际法课程。历史学领域中对世界历史和一些国别历史的研究，为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基础材料，从而也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从不同学科出发对国际关系理论所作的研究，在针对相同问题的研究视角上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间里，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呈现出停滞状态。这段时期，中国高级领导人对国际关系和国际形势保持着高度关注，并在此基础上对国际关系的发展与变化趋势作出自己的理论概括和总结。毛泽东在1974年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理论是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成就。“关于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符合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发展的总方向，因而对整个世界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影响尤其深远。此外，1969年底，中国高级领导人叶剑英、徐向前等成立了一个国际形势研究组，每周聚会交换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并由叶剑英主笔写出了《从世界森林中看一棵珍宝树》的报告。[1]（P303－304） 这一时期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和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这种研究依然表现出了宏观视角这一特色，并且更明显地表现为一种策略和战略研究。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宏观视角的转变是由两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一是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实际工作者从各自领域出发对国际关系问题的关注；一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的学者对其他学科知识和研究方法的积极借鉴，并将其运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知识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为学术界注入了活力，也使国际关系这一国际视野的学科真正置于国际背景之下。80年代，学者们大量撰文介绍国外国际关系的研究状况，并翻译出版了一批国外的国际关系学着作。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更多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被介绍到中国，如卡尔·多伊奇的《国际关系分析》、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莫顿·A·卡普兰的《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汉斯·J·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 肯尼思·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尤·库库尔卡的《国际关系学》等等。同时，一些学者还编译出版了综合介绍国外国际关系学者的理论、观点、方法的着作，如倪世雄、金应忠选编的《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等等。这一时期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宏观层面上的视角被大大丰富了。和平与发展被视为这一时期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发展的主题（尽管和平与发展至今仍是远未解决的问题），因而也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命题。围绕这一主题，学者们纷纷着书立说，寻求与国外学者的积极对话。学者们所做的这些努力扩展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视野，促进了对这一学科多角度、多层面研究的发展。
建国50年中，前二三十年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普遍只重视从宏观视角着眼进行研究，忽视了在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研究，常用的分析概念主要是意识形态、阶级、国家主权等；后20年，新的分析概念被大量引入，这些概念含义具体、明确，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新的分析概念的引入是由这样几个方面的因素促成的：（1）这20 年正是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期，各学科研究所面临的新课题促进了不同学科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如从信息社会、新技术革命等概念出发对国际关系进行分析并试图构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2 ）国外学者采用一些新的分析概念所进行的研究，对中国学者所产生的影响；（3 ）学者们普遍认识到仅重视宏观研究而忽视微观和中观研究，不仅不利于准确把握和认识事物，还会导致对国际关系发展趋势的把握发生偏差。
2.国际战略 国际战略研究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战略可以概括为一个主权国家或一个国家集团在发展与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关系时所采取的具有全局性、宏观性的较长时期的方针、政策。（注：关于“国际战略”，学术界没有统一的界定。陈忠经在《国际战略问题》一书中指出，凡是“战略”，总要涉及一个“全局”，涉及一个“较长时期”的全局。一国或世界上某一个区域（如中东地区、亚太地区等等）可以是一个全局，全世界（甚至包括太空）是一个更大的全局。所谓战略或战略问题就是在政治以及军事、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研究、掌握和运用现实关系中“较长时期的全局”的规律或指导性的规律。“国际战略”的意义，即可以此类推。参见陈忠经：《国际战略问题》，北京：时事出版社，1987年，第2页。 ）国际战略的基本内容包括制定和实施国际战略的基本要素、组成国际战略关系整体的各国战略、各国战略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其发生联系的条件，以及在掌握国际战略形势的基础上作出一个国家正确的战略选择。
严格说来，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在80年代中后期才起步，但零星的不成体系的这类研究早已存在。从建国后到80年代初的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主导力量是制定战略的国家领导人。国家领导人对国际战略的研究是粗线条的，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实际政治的需要，目的性、针对性很强。作为国家国际战略的直接制定者，他们对影响国际战略制定的因素有着系统而深刻的认识，同时又能准确、及时地把握其他国家的国际战略及其走向，这种研究最终还能落实到国际战略的制定过程中（或者说是服务于国际战略的制定的），因而这种研究是一种内容范围全面的国际战略研究。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着作中有许多关于国际战略的精辟论述。笼统地说，外交战略和军事战略是国际战略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外交战略因其涵盖了更多内容、更大范围的战略内涵而具有更显着的重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年来，“其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一直是由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主持制定的”［2］（前言P12）。譬如，从制定“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与外交政策到“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战略与外交政策，再到“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直至执行全方位的完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外交战略的这些发展和变化体现了老一辈国家领导人为适应国际环境变化，及时调整国际战略所作的深层研究和思考。
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专业研究人员远离国际战略的决策中心，也不是国际战略研究的主要力量。他们的国际战略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为国家领导人制定国际战略提供必要的背景材料；一是诠释既定的国际战略的原则基础、目标和内容。由于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国际战略是与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国际战略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国际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要以对其他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国际战略以及其他信息的了解、认识和掌握为基础，否则国际战略就会失去目标和针对性，从而丧失制定国际战略的积极意义。国际战略制定者没有充分的时间去搜集和掌握制定战略所需的必要材料，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专业研究人员在这方面所作的研究和分析。专业研究人员的这种就事论事的研究，对于需要准确把握国际形势的战略制定者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专业研究人员对既定的国际战略的原则基础、目标与内容的解释，是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和特点。
1980年以来并一直贯穿于整个80年代，有关国际战略的一般理论问题以及对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苏联）国际战略的研究，一直是国际政治学界关注的问题。这种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对象范畴，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成果。《国际战略问题》（陈忠经）、《国际战略学》（王家福）等是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中国全方位外交战略和国际战略的制定，为国际战略研究领域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使国际战略研究的视野进一步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及其国际战略被纳入了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范畴。《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周边形势》（薛君度、陆忠伟主编）、《新旧交替的东亚格局》（陆忠伟）、《国际新秩序与各国战略调整》（黄宏、王持明）、《海湾战争后的中东格局》（赵国忠主编）等是90年代以来国际战略研究的一些重要成果。
9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在其内容范畴上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学者们越来越关注中国自身的战略问题。《倾听中国——新冷战与未来谋略》（何德功、浦卫忠、金勇）、《外交谋略》（席来旺）、《遏制中国》（孙恪勤、崔洪建主编）等反映了学者们对中国自身战略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也是为制定中国国际战略提供有效知识支持的一个积极开端。与此同时，中国出现了对领袖人物的各种研究热。中国的国际战略主要是由国家领导人制定的，因而对国家领导人国际战略思想的研究就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一个热点，各种研究论文及专着大量出现。这种研究并非对国际战略本身的研究，而是在更为抽象的层次上对国际战略问题所做的一种较为间接的研究。这种研究的出现也是国际战略研究领域的一次重要拓展。
国际战略的调整与变化对国际战略研究的分析概念具有重要影响。就中国而言，国际战略研究中分析概念的变化与现实国际战略的关系，在1980年前后呈现出相反方向的相互影响：1980年以前，中国现实国际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战略研究的分析概念；1980年以后，国际战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现实战略产生了影响。这种现象是由1980年前后研究主体的不同构成所造成的。
从建国到80年代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国家领导人作为国家现实国际战略的主要制定者，他们在国际战略研究中所使用的分析概念实际上就是中国制定国际战略的基本出发点。意识形态以及由此所导致的集团意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构筑其国际战略的主要出发点。这一阶段学术界的国际战略研究具有明显而强烈的政策服务指向，霸权主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第三世界等是研究中使用频率很高的语汇和分析概念。
80年代以来，国际战略研究也开始形成独立的学科，但国家领导人制定国际战略的基本出发点仍然强烈地影响着专业学者的学术研究。这一阶段，国家利益和国家综合国力成为制定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依据，和平与发展成为学者们普遍关注的主题。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一大批以国家利益、国家综合国力作为分析概念和分析工具的专着和文章纷纷问世。其中，《综合国力论》（黄硕风）、《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比较研究》（王诵芬主编）、《中国国家利益分析》（阎学通）等便集中反映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在80年代中期，美、苏出台的新国际战略一时成为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重要内容。新的国际战略必然导致世界格局的新的调整，于是“均势”问题成为热门话题，“均势”概念也一时成为学者们研究国际战略问题经常使用的分析概念。《论国际关系中的均势问题》（宁骚）、《均势理论纵横谈》（倪世雄、王国明）等是当时具有一定影响的研究成果。
80年代以来，各国现实国际战略的内涵日趋丰富和多样化。科学技术、人权、贸易、文化、环境等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战略内容。这一趋势对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新的战略内容日益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同时也为其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视角的这一重要变化，极大地促进了国际战略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既有利于发展国际战略的丰富内涵，又为准确把握国际战略的内在规律创造了条件。《九十年代日美关系的矛盾结构：表层与深层》（王沪宁）、《国际新战略格局下中日关系发展的前景》（王沪宁）、《国际环境外交的新动向》（刘大群）、《国际大战略》（王家福）等反映了这方面研究的积极成果。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分析概念的日趋丰富和多样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学科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发展。
3.国际组织 对国际组织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建国后，有关国际组织的研究起步较晚。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前，中国仅与极少数国际组织发生有限的联系，在此之后才正式与大批的国际组织建立关系。此后，对于国际组织的研究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国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广泛而全面的关系，与这些组织的交往也日益密切和频繁。因此，对国际组织的研究被提上了日程，同时也成为国际法和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
国际组织研究经历了对国际组织具体情况的介绍——对国际组织的组织原则与依据的研究——对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的研究这样一个过程。这三个步骤在时序上并非绝对有先后之分，但这一过程表明中国的国际组织研究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
国际组织研究最早是从对不同国际组织的具体情况的介绍开始的。这种情况介绍包括对国际组织设立的目的和宗旨、组织机构、不同机构的职能范围及其相互关系、各个机构的运作方式等等。譬如，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有关部门组织编写和翻译出版了介绍联合国概况的着作。这种研究一般只作客观描述，不进行评论和价值判断。这可以算作中国国际组织研究的幼年时期。
在此基础上，中国国际组织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了国际组织的组织原则、职能履行以及法律地位等方面。研究内容和范围的充实与扩大是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联系在一起的。国际法领域的研究在这方面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联合国宪章的修改问题》（赵理海）、《现代国际组织》（梁西）、《国际法院》（施觉怀）、《联合国专门机构法律制度研究》（江国青）等是以这些内容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成果。
国际组织本身是国际关系中重要的行为体，是能动的主体，因而要在国际政治中尤其是在协调国家间关系中发挥作用。因此，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便成为国际组织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南北问题与南南合作》（陈忠经）、《八十年代的南南合作》（王和兴）、《联合国与第三世界》（赖亚力）、《联合国宪章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黄惠康）、《联合国与国际政治》（陶军）、《欧盟未来全球战略地位的三项决定因素》（裘元伦）、《联合国与世界秩序》（陈鲁直、李铁城主编）、《国际格局与国际组织》（王杰主编）等着述反映了学者们对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所作的积极思考。
在国际组织的行为实践中，国际法准则以及作为其中心内容的主权原则是国际组织解决国际争端、协调国家间关系以及履行其他职能时必须遵守的原则。因此，对国际法本身的研究和对国家主权的研究都可以看作国际组织研究的一部分或是其基础研究：它不但拓展了国际组织研究的范围，而且还是深化这一研究的重要基础。在中国流行的几种《国际法》着作中都有关于国际组织的专门论述。《国家主权》（王沪宁）在论述主权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过程之外，还专门论述了主权与国际社会、对外主权与当前世界等方面的内容。
如果将国际组织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区域组织等不同类型的区分，可以看出，中国的国际组织研究主要以政府间组织作为研究对象，近年来开始较为关注对非政府组织和区域组织的研究。
4.国家间关系 由于国家间关系研究与国际战略研究和国际组织研究有一定的交叉性，这里只作简单讨论。国家间关系实际上就是国际关系。尽管国家间关系难以涵盖国际关系的全部，但国家间关系无疑是国际关系研究中最大的一个领域。同时，这一领域还是中国国际政治学最早开辟的一个研究领域。
相对于其他研究领域而言，国家间关系的研究领域是最为明确的。具体而言，国家间关系的研究对象主要表现为，以中国为中心的（或曰中国取向的）中国与美国、苏联（1991年以后是俄罗斯）、英国、法国、日本等世界主要强国的关系及其相互关系，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等等。
国家间关系的研究对象还受到国家现实战略的影响，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家、对国际局势能产生重要影响的国家，往往成为国家间关系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的科学、规范和丰富是一门学科成熟和完善的重要前提，而一门学科的成熟与完善又是以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规范性和丰富性作为标志的。概括地说，50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经历了一个从单一的研究方法转变为多元的研究方法的变化过程。这一转变与研究视角的变化相一致：有时是研究视角的变化引起了研究方法的转变，有时则是研究方法的转变导致研究视角的变化。
1.国际关系理论 在80年代以前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主要采用历史研究法和意识形态研究法（意识形态的演绎推理方法）。历史研究法的使用与国际关系乃至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历史有关。历史研究法以史实、史料为依据，是一种与宏观视角相对应的宏观实证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至今仍然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方法。历史研究法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运用不仅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而且在中国“最好的国际政治分析家均出自于史学家或对中外历史有深刻了解的思想家”［3］（序言P7）。
意识形态（注：这里的意识形态是指官方的指导（主导）思想，不包括道德、文化等其他方面的形而上的东西。）研究在这一时期的盛行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政治为目的的一个直接结果。从严格意义上说，意识形态研究只是一种分析问题的角度，但当意识形态成为主宰一切的指导思想时，便使所有的研究方法都染上了意识形态的色彩。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其有效性取决于分析者能否保持价值中立。但以政治为目的的研究很难使分析者在进行意识形态的分析时祛除价值，因而这种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都受到了削弱。
80年代以来，与研究视角的变化相对应，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方法也变得更为丰富和日趋多样性。这一时期研究方法的转变，一方面是研究角度的变化所引起的，另一方面则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学术化努力的结果。这20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90年代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注重对国外研究成果的积极引进和吸收，其研究方法也更多地表现为对国外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借鉴。一体化理论、层次分析法、“新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均势理论、“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等引进到中国，开阔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的理论视野，丰富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从而出现了一大批运用这些新的理论对国际关系、国际问题进行分析的论文和专着。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已不再满足于对国外新方法的简单借鉴，明显地表现为对其他学科领域知识和研究方法如哲学、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的借鉴和运用，从而使这一研究既向纵深发展，又将其范围扩展至更大，实现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的创新。可以说，前半期是借鉴和模仿时期，后半期是研究方法的创新时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方法上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一方面是由于不同学科间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这一领域的学者逐渐认识到，其他学科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同样适用于本学科，有时甚至还会是非常有效的分析手段和工具；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的现实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新课题。这些新课题主要表现为国际关系的内涵日益丰富，这一变化虽不影响国际关系的本质，但其相关因素和影响因素却日益增多和日趋多样化，并且涉及其他学科的诸多知识。因此，大量借鉴和运用其他学科的概念与方法成为20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上的一个重要特征。
2.国际战略 80年代以前的国际战略研究基本上依附于官方意识形态，并主要为国家的相关政策、目标作诠释。由于研究内容范畴的局限性、狭隘性，以及研究价值取向的非独立性，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一种以实用主义为主要特征的随意性；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研究方法的单一性是其又一特征。
8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对象范畴的不断拓展和扩大，对这一领域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发展提出了要求。当国际战略研究的对象用既有的陈旧而单一的研究方法无法认识和把握时，或陈旧而单一的研究方法无法将研究引向深入时，只有在研究方法方面实现突破与创新才能推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在20年的前期阶段，对国际战略进行描述是国际战略研究最经常使用的方法。这一阶段意识形态已不再是进行科学研究的主要价值取向，实事求是的学风逐渐成为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主导风尚；同时，对外开放和与世界交往的扩大使人们认识世界的渠道更多、也更直接。这两方面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这种描述基本上是一种客观、真实的描述。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数据＋事实”的分析模式，是国际战略研究领域迄今为止很长一段时期的主要分析模式。这种分析模式以基本事实为依据，对事实材料进行逻辑归纳或演绎。通过这种分析模式进行的研究是一种浅层次的研究，很难触及国际战略深层次的规律性的东西，更难对未来作出较长期的可靠的预测，无法满足国际战略研究的现实需要，难以发挥学科重要的前瞻性和预测功能。
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突破性进展。国际战略研究方法的变革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共同推动的。国际战略内涵的扩展是实现这一领域研究方法变革的客观现实要求，而不同学科的相互渗透和对国外研究方法的积极借鉴则直接推动着国际战略研究方法实现规范化、科学化。这一时期，运筹学、统计学、军事学、心理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被成功或不太成功地运用于国际战略研究中，从而开创了国际战略研究的一个崭新局面。但是研究方法上的这一转变并没有成为国际战略研究领域的主流。相反，“数据＋事实”的分析模式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模式。
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国际战略研究中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出现了对学术问题进行非学术化研究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具体表现是《中国可以说不》（宋强、张藏藏、乔边等）、《中国不仅仅说不》（贾庆国）、《中国为什么说不》（彭谦、杨明杰、徐德任）等着作的陆续问世。这些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很难予以定位和概括，它们明显地具有辩论和反诘的性质，并含有较多的情绪化的成分。这一现象可以姑且称之为国际战略研究领域中的“畅销书化”倾向。
3.国际组织 多学科研究共同推进，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政治学科在国际组织研究中对其他学科方法与成果的借鉴与采用，是中国国际组织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具体来说，国际组织研究既是国际法的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范畴，更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遗漏了国际组织研究的国际法学、（世界）历史学和国际政治学将分别是不完整的国际法学、（世界）历史学和国际政治学。因此，这三个学科都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开展了对国际组织的研究。国际法对国际组织的研究侧重其组织机构、运作过程等方面的法律依据和法律程序；历史学的研究将国际组织置于历史发展变迁的大背景中来考察，以期揭示国际组织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国际政治学研究将国际组织视为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强调它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当然，这三个不同学科对国际组织的研究也不是绝对割裂开来的，而是相互借鉴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共同推进国际组织的研究。在这三个学科之外，其他一些学科也对国际组织研究有所涉足。比如，经济学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教育学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等等。（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于其在国际经济与政治秩序中所发挥的日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已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内容。）这类研究已超出了国际政治对国际组织所进行的研究，但其研究成果对于国家政治领域的相关研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中国国际组织的研究方法可以归纳为描述性的方法和分析性的方法。描述性的方法是就国际组织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法律规范进行描述，主要是对国际组织的结构、职能及其活动进行研究，这是重要的基础工作。分析性方法一方面是将国际组织本身作为一个体系，注重对其内部结构及其作用进行研究，这是一种微观分析；另一方面是将国际组织置于国际社会的大环境与大系统中进行研究，着重研究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这是宏观分析。
西方国际组织研究中的功能主义学派从国际组织的功能角度来解释国际组织产生、发展并得以不断壮大的现象，强调的是国际组织应具有什么样的功能。中国的国际组织研究则“反其道而用之”，注重研究国际组织整体以及各组织机构的职能及运用，其实就是对国际组织进行功能研究，关注的是国际组织实际上所具有的功能。这两种功能的区别实际上是应然与实然的区别。
中国的国际组织研究大多是在系统分析的大框架中进行的。系统分析法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受到了特别的重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国际组织因其完备的组织结构和系统的运作体系，在使用系统研究方法时非常便捷和贴切，因而非常接近实际；另一方面则在于系统分析法具有强大的解释功能。
一体化理论是国际组织研究中被较多地使用的一个理论。一体化理论关注不同民族国家实现联合的现实可能性和必要性，尤其关注实现一体化必须解决哪些问题。因此，将一体化理论用于国际组织的研究时，这一研究又与国家间关系的研究联系在一起。中国国际组织研究中一体化理论的运用主要集中于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和其他区域性经济组织的研究。这些国际组织的形成过程典型地反映了不同民族国家为谋求共同安全、共同发展而走向联合的一个重要趋势。（注：欧洲联盟（欧共体）以及其他地区性一体化组织的形成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有许多共同点，而且由于这些组织的形成不可避免地涉及主权以及其他方面的权限问题，与联邦制国家的形成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国外有关联邦制以及联邦主义思想的研究都把欧洲一体化（即建立欧洲联邦的理想）作为重要的内容。）一体化理论为中国的国际组织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国际组织研究作为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方法受到了国际政治一般理论研究中分析概念与研究视角变化和转移的重要影响，又受到了国家总体战略的影响。譬如，发展中国家以及第三世界的国际组织一度是中国国际战略的重点，对第三世界国际组织与国际合作的研究因而也一度成为国际组织研究的重心。因此，对非洲统一组织、南南合作等国际组织与国际合作的研究与制定这些战略目标的指导思想相一致，一般采用意识形态分析法。又如，在对欧盟、东盟以及其他经济合作组织进行研究时，主权问题、国家利益、文化的多元性等又成为分析问题的主要着眼点。
中国的国际组织研究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多元化研究格局。但是，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一些明显的缺憾。比如，中国的国际组织研究长期以来把注意力放在政府间组织上，忽视了对非政府组织和区域组织的研究，更谈不上对这些不同类型的国际组织进行比较研究。（注：西方传统的国际组织研究也存在相同的问题，只是近年来开始关注和研究非政府组织与区域组织，并对不同类型的国际组织加以比较研究，从而开辟了国际组织研究的新领域。参见高华：《评介美国等西方学者论国际组织》，《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7期。）
4.国家间关系 历史研究法和法理研究法是国家间关系研究的两种传统方法。有关国际关系史、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史以及其他国家之间关系史的研究，就体现了历史研究法在国家间关系研究中的运用。国家间关系主要是由国际法、国际条约、协定等法律文件以及特定国家的外交政策来规定和调整的，因而法理研究法成为国家间关系研究所倚重的研究方法。
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战略研究和国际组织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并逐渐发展起来，国家间关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国际战略研究、国际组织研究的一部分，因而其研究方法也随国际战略研究和国际组织研究发生了变化。因此，在国家间关系作为一个独立的专门研究领域的意义上说，它在研究方法上变革较小，因而实现变革的余地和可能性较大。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国家间关系研究与国际战略研究、国家间关系研究与国际组织研究存在很大的交叉性、重叠性。如果说对国家间关系的研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淹没于国际战略研究和国际组织研究之中的话，也用不着担忧。因为国际政治本来就是一门现实性很强的学科，作为其一个领域的国家间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服务于国家的现实国际战略的。况且，同一学科不同领域间的相互融合是学科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一个必然结果。
三、总体特征分析
纵观50年来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状况，分析其总体特征的变化，对于认识国际政治研究的发展趋势以及国际政治学科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50年来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经历了由完全被动到逐步主动、由政治到学术这样一个过程。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的变化可以看作研究者由政治到学术、由教条主义到更为务实这样一个转变过程的结果。今天，国际政治研究越来越显示出其整体性特征，因而宏观研究也显得日益重要，但只有从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入手，将宏观研究与之结合起来，才能求得对国际政治的深刻而全面的认识。
1.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显着特点是对现象的描述（时事分析）多于一般理论研究，而且对现象的描述也显示出强烈的“政策注释”色彩。认真回顾和分析建国50年来国际关系学界对国际政治现象所作的描述可以看出，这种描述模式单一，并且往往使用一种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又缺乏学理基础的话语；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种描述的客观真实性是不充分的。
对理论研究的重视是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新特点。对理论研究的重视实际上就是对国际关系学学科本身的关注和重视。在陈旧的话语体系中无法实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创新与进步。有眼光的学者也早已认识到，“一个没有独特范畴与概念体系的专业门类，就没有权利去担当反映和影响国际政治现实的‘理论’角色”［3］ （丛书总序P3）。因此，确立国际关系领域独特的概念与范畴体系，就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中实现创新与变革的基础和逻辑起点。在这方面一些学者已经进行了可贵的尝试和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当代国际政治丛书》就体现了这种努力和探索精神。但是，这只是一种积极的研究取向，距离确立独立的概念与范畴体系，并最终实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创新还有漫长的路程。
纵观50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状况，不管是对现象的简单描述，还是在理论层面上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国家总体外交策略的影响。这一状况在两个方面影响到国际关系研究这一学科本身。一方面，学术研究的国家外交政策取向制约了学者的研究视野，使其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受到了很大限制，同时也不利于培养出学者所应具备的学术品质：敏锐的洞察力和求真务实的态度，进而对学科本身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这一状况使国际关系研究学科的独立性受到很大削弱。尽管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还不成熟，但毫无疑问，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2.国际战略 如果把80年代初作为严格学术意义上的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真正开端，那么迄今为止它的发展也只有不到20年的时间。20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中国国际战略研究要实现重大飞跃，还需要在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明显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刻的审视和思考。
在理论研究的抽象—具象这一维度上，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选取了这一维度的两个极端。一方面，这类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种抽象的战略哲学研究，一种从抽象概念到抽象概念的研究，缺乏作为这门学科的一个重要特色的可操作性，中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难以对现实国际战略的制定产生影响，其部分原因正在于此，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现实性；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又过分拘泥于一般现象的概括和归纳，缺乏基于一般现象之上的理论上的研究和思考，从而使这种研究缺乏长期性和可靠性，最终使之无法有效发挥其预测与前瞻的现实功能。
国际战略是现实性极强的一个领域，因而容易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也易于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这一学科研究的庸俗化。一些研究的“畅销书化”就代表了这一倾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的关注和兴趣就是市场的卖点，于是众多研究者便用大众普遍接受的口味将自己的研究呈现于众。用人们能够广泛接受的方式与人们一起讨论其普遍关心的问题是无可厚非的，甚至还是一种值得倡导的积极方式，尤其是这类着作的作者中还有一些并不是国际战略的专业研究人员。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专业研究人员也加入到这一潮流中来，并将这种研究风格带到国际战略的专门研究中时，这无疑是这一研究的一个不祥之兆。
3.国际组织 在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多个研究领域中，无论是从研究者的人数来看，还是以研究成果的数量来衡量，国际组织研究都算是一个较小的研究领域。通过对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国际组织研究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不均衡：一方面是前文已经论及的对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区域组织研究的不均衡；另一方面则体现于对具体国际组织研究的不均衡。这方面的不均衡具体表现为：对联合国、欧盟（欧共体）的研究基本上就是中国国际组织研究的全部，而对其他国际组织甚至是对中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国际组织则较少予以关注。
这里是在国际政治的学科框架中探讨国际组织研究。如果撇开国际政治的框架而对国际组织的研究状况进行一番审视的话，可以看出，国际法作为一门学科对国际组织研究的贡献和推进在相当程度上超过了国际政治。国际组织研究并非国际政治当然的专门研究领域，但由于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中所发挥的日益重要的作用，对国际组织的研究更应引起国际政治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对国际组织的研究尽管在研究方法上已经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多元研究格局，但理论研究的深度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上。一方面，研究者的视野比较狭窄，往往不能跳出国际组织本身去研究国际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另一方面，国际政治中的国际组织研究过分依赖传统的国际组织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主要是国际法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没有实现具有本学科特色的研究方法的自我创新，更没有找到有利于深化理论研究的突破口和切入点，从而无法实现国际组织研究的创新与突破。
四、结语
建国以来，中国国际政治研究尽管在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战略研究、国际组织与国家间关系研究等领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在有的领域甚至取得了从无到有的进步，但在各个领域中还程度不同地存在一些共同的问题。
对新方法的借鉴和采用是各领域研究中的共同现象，但也存在一些通病。在借鉴一些新方法时缺乏目的性，盲目地为借鉴（理论和方法）而借鉴（理论和方法），根本无视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之间的客观联系，此其一。第二，由于有的研究者未能将新理论、新方法很好地消化吸收，对新理论、新方法的借鉴和运用有的很牵强，有的则显得生硬和简单。在研究方法上，陈旧、过时的“背景原因—现状—趋势”的三段论分析法还大量存在。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大是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成就，而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大要求研究方法的跟进和创新。因此，国际政治研究还面临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的艰巨任务。
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目前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偏重于解释政策；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研究成果又很难对国家的相关政策产生影响和作用。也就是说，现实政治对国际研究的影响较大，而国际政治研究却很难对现实政治（主要是外交政策）产生影响，这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尴尬局面。这中间固然有决策机制的原因，但国际政治研究本身存在的问题却是根本的原因。
国际政治学属于政治学的研究范畴，但它与政治学的其他分支相比具有更大的独立性。这是国际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正因为如此，国际政治学界的研究者往往认为国际政治学与国家内部的政治学没有什么关系，存在忽视国内政治学的趋势，有的研究者甚至根本不具备政治学的一般理论和知识。这种现象在国外的国际政治学界同样存在。这实质上是学术研究中的懒汉作风。［4］
国际政治研究是一门现实性很强的学问，因而对国际政治的研究应该以对现实政治的深切关怀作为出发点。国际政治研究与国内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对国际政治研究如果离开对国内政治的了解和考察，这种研究就可能失之肤浅，或者至少是不全面的、不负责任的，从而使其现实性、针对性受到削弱。国际政治研究的现实性还要求研究者树立牢固的国家利益观念。国家利益之所以成为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概念，就在于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得以发生和展开的逻辑起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国家利益就不存在国际政治。对国际政治研究者而言，树立牢固的国家利益的观念不仅是国际政治这门学科的现实性的要求，更是研究者的学术良知使然。国际政治研究的战略性是其现实性的一种逻辑引申。中国国际政治研究中战略研究，尤其是中长期战略研究的严重不足，制约甚至扼杀了作为这门学科重要特征的前瞻性功能，从而无法对国际政治的发展和走向作出合理、准确的估计和判断，在国际政治中的突发事件发生时也难以为政府的应对措施提供可信和可靠的依据和支持。这种状况既是国际政治研究滞后于并局限于政府政策的结果，同时也阻碍了国际政治研究对国家现实政策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建国50年来，如果说早期的国际政治研究是出于现实政治需要的话，那么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政治大国地位的确立，国际政治研究已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自觉关注。这种关注不仅来自专业研究人员，还更多地来自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之外的其他人，从而使国际政治研究一时间成为一门“显学”。这对于国际政治研究而言既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又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收稿日期：1999－03－12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3～32D7国际政治王丽萍19991999建国50年来，中国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战略、国际组织、国家间关系诸领域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总体特征、分析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反映了研究者由政治到学术、由教条主义到较为务实的转变过程。中国国际政治研究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研究视角/研究方法/总体特征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tudies in China/study angle/studymethod/general characteristics A Brief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tudies in China:from 1949 to 1999 WANG Li-ping (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Administration,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Since 1949,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angles,methods,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and analytical concepts ofinternational politics studies in China in such fields as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state relations. Suchchanges reveal a shift of researchers' positions frompolitical to academic, and from dogmatism to being morepractical. There still exist some problems, however, thatcannot be ignored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tudies in China.王丽萍（1969），女，山西省平遥县人，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讲师，法学博士。北京大学 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北京100871 作者：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3～32D7国际政治王丽萍19991999建国50年来，中国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战略、国际组织、国家间关系诸领域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总体特征、分析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反映了研究者由政治到学术、由教条主义到较为务实的转变过程。中国国际政治研究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研究视角/研究方法/总体特征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tudies in China/study angle/studymethod/general characteristics
网载 2013-09-10 21:2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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