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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则始于80年代初。在起步晚、研究水平落后的情况下，我国学者奋起直追，努力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我们有必要对10余年来中国国关理论研究的发展做一番回顾与思索。
　　　　　　一、历史回顾
　　西方国关理论自诞生后出现过3次论战。由于历史原因， 中国学者与第一、二次论战无缘；令人欣慰的是，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参与了国关理论的第三次论战。此后，我国的国关理论研究经历了3 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80—1987年）。80年代以前，我国国关理论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新形势，为国关理论研究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从此，我国国关理论研究悄然兴起，主要表现在：
　　1、开始介绍西方国关理论、 最早介绍西方国关理论的文章是陈乐民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简介”〔1〕和“国际关系基本方法”〔2〕；最早介绍西方国关理论的学术着作是陈汉民的《在国际舞台上》；接着，倪世雄和金应忠推出了《当代美国国际关系流派文选》。最先翻译的两本国关理论专着分别是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法尔格拉夫的《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威廉·奥尔森等人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以翻译引进为主，成为这一阶段我国国关理论研究的特点。
　　2、自1984年一批复刊或增设的学术杂志开辟专栏， 为国关理论研究提供论坛。具有代表性的是《国外社会科学》、《国外政治学》、《国际问题研究》、《现代国际关系》、《世界政治与经济》、《政治学研究》、《美国研究》、《欧洲》、《国际展望》、《国际观察》、《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文摘》、《战略与管理》、《太平洋学报）等。一些大学学报也刊登国关理论研究文章。据粗略统计，在此阶段，国内杂志上发表的国关理论论文和译文共60多篇〔3〕。
　　3、80年代以后，国关理论进入大学课堂，如：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人民大学、外交学院、南开大学及几所军队和地方的外语学院等。所设课程与国外的国关理论课程逐渐接轨。一些重点大学的国关理论专业开始培养研究生。
　　第二阶段（1987—1993年）。在这一阶段，我国国关理论研究又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1、1987年8月，在上海召开了首次全国国关理论讨论会，与会者提出了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关理论的初步构想。以此为标志，我国国关理论研究进入了第二阶段。此后，又先后召开了两次关于如何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关理论学术会议，1991年6月， 北京大学国关研究所主办了《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1993年8月， 在烟台由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所等单位主办了《国际问题研究务虚会》。
　　2、我国学者推出了一批新的国关理论学术着作， 如张季良的《国际关系学概论》、倪世雄、冯绍雷和金应忠的《世纪风云的产儿：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冲突与合作——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评介》、李义虎的《均势演变与核时代》、潘光的《当代国际危机研究》、杜枚的《转变中的世界格局》、白希的《现代国际关系学导论》、杨公素的《外交理论与实践》、陈忠经的《国际战略问题》等等。
　　3、进一步探索建立中国的国关理论体系。1986年初， 以王建伟等人的“努力创建我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一文为开端，关于这方面内容的一系列文章相继发表，形成一股强劲的势头〔4〕。
　　4、继续评介西方国关理论。 在已翻译出版的有关西方国关理论的学术专着中，有相当一部份是在此阶段出版的，如斯坦利·霍夫曼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肯尼思·华尔兹的《人、国家和战争》、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的政治》、莫顿·卡普兰的《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权力与相互依存》及卡尔·多伊奇的（国际政治分析》等。
　　第三阶段（1993——至今）。1992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与此同时，我国国关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在广泛研究中逐渐形成个别强点。 今天中国国关理论研究的视角之广是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所不能相比的。研究涉及到的专题有：时代特征、当代主要矛盾、国际格局、国际战略、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全球环境、战争与和平、国家利益、国家安全、集体安全、南北关系、科技与国际关系、意识形态与国际关系、人权问题、主权问题、霸权研究、危机管理、国际冲突、文化与外交、国家力量、跨国公司与国际关系、民族主义、外交决策、相互依存、国际经济与政治关系、地缘政治研究等〔5〕。 并且，我们已经开始在个别专题研究方面，如人权理论、世界格局、国际战略和国家力量分析上显出了较强的实力，不仅研究着述的数量多且质量高。从1990年开始统计，关于人权研究的文章近50篇，专着5部；论世界格局的文章近20篇，专着5部；国际战略研究文章近16篇，专着4部；国家实力研究文章6篇，专着1部〔6〕。
　　2、在理论探索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中国特色。 尽管在中国国关理论是否要有中国特色以及在中国特色的内容界定上，学术意见并不统一；但是，我国学者循着3条途径进行着的研究和探索， 其终极趋向却殊途同归，辐辏地聚向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关理论：第一，重点研究我国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关于毛泽东外交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独立自主、统一战线和三个世界方面；关于周恩来外交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外交辩证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国家平等理论研究方面；关于邓小平外交理论研究，包括：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外交思想、国际新秩序思想、和平与发展时代观、第三世界战略、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等方面。从1993年至今，有关邓小平国际战略及外交理论的文章已发表50篇左右〔7〕。第二，注重挖掘和研究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外交理论。至今已涉及的研究内容有：孙子外交思想、周恩来外交实践与文化传统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外交、诸葛亮外交思想、李鸿章外交思想和曾国藩外交思想等。第三，在研究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到了这一阶段，我们的研究已能够在一些领域系统地对西方国关理论进行评析。譬如对塞缪尔·亨延顿的“文明冲突论”，我国发表的评析文章就不下40 篇〔8〕。其评论角度的多样、审视态度的客观，都标志着对西方国关理论研究日臻成熟，王缉思编辑的《文明和国际政治》便是一个很好的小结。
　　附表：1980—1996年我国学者发表的国际关系理论文章〔9〕

阶段　　　　　　 时　间　　　　　　　文章数（篇）第一阶段　　　1980—1987年　　　　　　　 64第二阶段　　　1987—1993年　　　　　　　122第三阶段　　　1993年—至今　　　　　　　176总计　　　　　1980年—至今　　　　　　　362

　　　　　　二、理论构建
　　随着国关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的研究重点正在转向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关理论体系。学术界在诸多方面逐步达成共识：
　　1979年邓小平提出，要加强“世界政治的研究”〔10〕。“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1〕。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的情况下，我国学者努力摆脱“背景＋过程＋展望＝国际问题研究”的公式，探索用新的理论方法，科学地研究、预则国际新形势。在建立中国国关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正确处理马列主义理论与国关理论之间的关系。虽然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取代国际关系的具体分析，但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仍是我国国关理论研究的指导。尽管马克思主义未能建立起完备的国关理论体系，却蕴藏着丰富的国关理论内容。
　　除了共识之外，我国学术界在一些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
　　1、关于研究对象。有一种意见认为，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对象应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以宏观国际社会、国际集团和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大国为对象；二是微观研究，以研究国家，国家间双边、多边关系，以及影响国际关系的各个环境为对象〔12〕。还有一种观点强调，研究的对象是“主权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总和；是各国在国际范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等各种关系的‘合力’；是国际关系中具有普遍性、规律性、方向性和本质特征的高度抽象理论思维”〔13〕。由于分析的角度不同，引出以上侧重点各异的研究对象。不同定义的表述都合理的成份，可以通过切磋和讨论，使研究对象的定义更具科学性。
　　2、研究框架。目前有以下几种观点：（1）国关理论框架应包括作为国际关系运行环境的时代特征；作为国际关系运行主体的各类型主权国家（包括区域性集团），其各自在争取最大国际优势地位过程中的行为模式及特征，及其在争取最大国际优势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和优势的形成过程〔14〕。（2）国关理论框架应包括一些基本概念（ 如行为体、国家利益、国家主权、国家力量、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国际秩序等）；一些基本规律（如：影响国际关系变化发展的基本因素，经济政治的相互关系与发展不平衡规律，国际关系的基本形式——和平、合作与竞争、冲突的基本规律，战争的根源与性质，争取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以及时代特征与国际战略等）；一些基本原则（如：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民族自决等）〔15〕。（3）国关基本理论框架应包括： 时代、民族、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战争根源、和平共处和革命不能输出、国际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民心向背原则〔16〕。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分歧最大，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亦最多。
　　3、研究方法。目前主要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 要建立中国国关理论，必须用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西方的实证方法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17〕。另一派认为，在当前的国关理论研究中，方法论问题是我国国关理论建设中的第一要务，而在方法论研究中我们应当特别重视实证分析方法〔18〕。
　　4、关于特色问题。中国的国关理论要不要有中国特色？ 持肯定观点的人认为：（1）任何一种理论本身内在规定其必然要有特色，因为，凡理论都是相对的，相对性就是特色；凡理论都有个性，没有个性、特性就没有普遍性和共性〔19〕；（2） 中国的国关理论研究并非一张白纸。中国的传统文化、第三世界理论、革命战争理论都是形成中国特色的促因〔20〕；（3 ）社会科学总会打上阶级烙印，国关理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不但有鲜明的阶级性，而且必然同本国的文化传统和实际相结合， 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21〕；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则认为：（1）国关理论是普遍适用的科学，要“力图克服民族主义的障碍”，提中国特色本身就不科学；（2）中国特色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3）突出强调中国特色会陷入理论实用性、片面性，削弱理论的学术性；（4 ）特色形成不能预先设计，而有赖于理论自身的发展和成熟；（5 ）中国学者的理论研究本身就带有中国特色，不需画蛇添足〔22〕。目前，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仍在继续。
　　　　　　三、几点思考
　　第一，中国国关理论的研究发展过程基本与改革开放同步。然而，它的研究水平与改革开放形势发展的需要还不适应。纵观我国国关理论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国家从闭关锁国走向改革开放之时，正是国关理论研究在我国悄然兴起之际；国家逐年扩大改革开放之时，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我国取得长足发展之际。改革开放是时代的必然趋势，是国家民族走向富强昌盛的必经之路。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关理论研究在我国必将大有可为。但是，也必须看到，作为一门新学科，它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困难。我国国关理论学者，仍然任重而道远。
　　第二，国关理论的建设，既需要专题研究也需要理论研究自身的构建。如果忽视一些最基本的理论构建，一味地陷入具体专题研究之中，就研究目标而言，则可能骛之愈切而偏离愈远。国际关系学包括理论、历史和现状3个部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分支。 在论述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框架时，李石生教授概括为3 个主要方面：基本慨念、基本规律和基本原则〔23〕。这一提法涵盖面广且深，较为充分地体现出我国国关理论研究的特点，已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第三，中国国关理论要不要有中国特色；回答是肯定的。一方面，强调中国特色并不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强调意识形态概念，任何政治理论研究都有立场和视角问题，中国学者研究国关理论应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站在中国的立场为本国国家利益服务，这就决定了中国国关理论研究要有中国特色；另一方面，强调中国特色也并非与研究全球共同的国际关系规律相抵触。就理论而言，从俯视的角度看世界各国间的关系，国际关系研究是有共同规律可寻的。但是，具体到一国与它国间的关系时，就不难看出各国的国关理论都具有本国特色。
　　第四，从我国国关理论研究的3个发展阶段看， 建立中国的国关理论体系尚处于探索时期。我们虽然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国关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但与建立中国特色的国关理论体系的目标还相距甚远，仍需加倍努力。
　　注释：
　　〔1〕陈乐民：“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简介”， 《国际问题研究》，1981年2月。
　　〔2〕陈乐民：“国际关系基本方法”，《理论研究》，1982年第196期。
　　〔3〕《全国报刊索引》，1980—1987年，哲社版，上海图书馆。
　　〔4〕王建伟、林至敏、 赵玉梁：“努力创建我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6年第9期； 林至敏：“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两个优先课题”，《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8年第8期：石林：“关于创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几点看法”， 《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9年第5期；薛龙根：“国际政治的概念、 研究对象和特点”，《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9年第11期；李石生：“马列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与发展”，《外交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 李石生：“关于创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想”，《国际政治论集》，梁守德主编，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袁明：“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回顾与思考”，《国际政治文集》，梁守德主编，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章亚航：”如何建立我国的国际政治学”。《国际政治文集》，梁守德主编，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
　　〔5〕《全国报刊索引》1990—1996年，哲社版，上海图书馆。
　　〔6〕《全国报刊索引》1990—1996 年，哲社版，上海图书馆：《全国新书目），1990—1995年，中国版本图书馆。
　　〔7〕〔8〕〔9〕《全国报刊索引》1990—1996年，哲社版， 上海图书馆。
　　〔10〕〔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180—181 页，第167页。
　　〔12〕〔13〕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编：（国际关系理论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5页。
　　〔14〕和平与发展研究所编：《和平与发展》，1993年第 6期，第6—7页。
　　〔15〕李石生：“关于国际关系学建设的几个问题”，《外交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16〕《国际关系史研究会通讯》，1988年第12期，第6页。
　　〔17〕李石生：“关于国际关系学建设的几个问题”，《外交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18〕王勇：“论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证方法——兼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研究》，1994年第4期。
　　〔19〕梁守德：“国际政治学在中国——再谈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国际政治》，1997年第1期。
　　〔20〕〔21〕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
　　〔22〕梁守德在“国际政治学在中国——再谈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一文中，归纳出以上5条， 并提出相反意见。
　　〔23〕梁守德在“国际政治学在中国——再谈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一文中，归纳出以上5条，并提出相反意见。
欧洲　　京　　11～15D7　　国际政治　　倪世雄/许嘉19981998　　本文作者将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分为3个阶段， 分别概括了每一阶段的特征和主要成果。文章还介绍了我国国际关系学界在研究对象、研究框架、研究方法，以及关于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要不要有中国特色问题的不同观点，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倪世雄：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许嘉：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生。通讯地址：上海松花江路2500号27楼205室300300 作者：欧洲　　京　　11～15D7　　国际政治　　倪世雄/许嘉19981998　　本文作者将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分为3个阶段， 分别概括了每一阶段的特征和主要成果。文章还介绍了我国国际关系学界在研究对象、研究框架、研究方法，以及关于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要不要有中国特色问题的不同观点，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网载 2013-09-10 21: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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