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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人们在把金钱当作神灵进行顶礼膜拜的同时，还把这个鬼使神差的特殊物视为幽灵而心怀恐惧，形成了积虑深重的“罪财”意识。所谓“罪财”就是把社会上发生的风波之事纷纷归罪于恶性的钱财。对此，张竹坡在评《金瓶梅》时说得很到位：“悲夫！本以嗜欲故，遂迷财色，因财色故，遂成冷热，因冷热故，遂成真假。因彼之假者欲肆其趋奉，使我之真者皆遭其荼毒，所以此书独罪财色也。”①在与“罪色”意识平行的传统“罪财”意识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小说家们纷纷舞弄“钱财”这把兼具“万能”与“万恶”性能的双刃剑，采调控小说的故事进程，并推出惊奇型公案叙述、冷热型世态叙述以及悲喜型命运叙述等富有张力的系列化审美类型。
　　一 财生风波与公案叙述的惊奇生发
　　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注重追求叙述的惊奇感。在凌蒙初先后抛出其《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的前前后后，以“奇”命名的小说集、小说选集以及被命名为“奇书”的小说系列层出不穷。其中，谋财行骗、图财害命的惊奇型公案故事占了很大的比例，并赢得了读者的厚爱。根据叙事学的说法，作为一种审美形态，“惊奇”是由故事的“突转”造成的②，而财生风波的突转功能正是各种“财案”故事得以生成的叙述动力。
　　俗话说：“风波浪里冤魂多。”自古以来，为了谋取钱财，强盗们往往不择手段，常常在水域险境中制造命案奇冤。到了明清时代，江河湖海上的谋财害命故事更是屡屡发生，成为那个时代小说的叙事母题。这些小说的基本框架是，某官人或某富翁携家眷途经水路，奸贼见财起意挑起事端，遭祸者或死里逃生后历尽周折而破镜重圆，或其后人历尽曲折寻找歹人而报仇雪恨。从唐人李公佐小说《谢小娥传》，到明代李昌祺的《剪灯新话》卷四《芙蓉屏记》，小说家们在不断地叙述强盗水上肆恶，杀人越货，乃至抛尸灭迹，劫财害命的故事。前者写豫章郡富翁之女谢小娥在嫁给侠士段居贞为妻后，在一次两家同船外出经商途经江湖时，父亲和丈夫均被强盗杀害，十四岁的小娥也被抛入水中，侥幸不死，历尽一番曲折，后来根据李公佐所破解的梦中之谜，找到了仇人，将其刺死；后者写崔俊臣在携妻赴任途中，无意露财惹祸，强盗不仅掠去其财物，而且还将崔抛入水中，逼王氏做儿媳。崔氏夫妻幸得大难不死，靠一领芙蓉屏为证，终于破镜重圆。凌蒙初看中了这两篇小说的“惊奇”效果，并将它们改编为白话，分别命名为《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上盗》、《顾阿秀喜舍檀那物，崔俊臣巧会芙蓉屏》，而植入其《拍案惊奇》中。在“三言”中，水上劫财害命的风波故事尤其多，如《警世通言》卷十一《苏知县罗衫再合》写强盗徐能贪财劫掠，将苏知县扔到江中，牵出一场惊心动魄的悲欢离合；《醒世恒言》卷三十六《蔡瑞虹忍辱报仇》写蔡氏全家遭到强盗谋财，引出扣人心弦的瑞虹忍辱复仇，等等。除了水上谋财害命的公案外，凌潆初对发生在社会下层其他空间中的谋财害命、行骗欺诈的阴暗面也投入了大量笔墨，如《拍案惊奇》卷十一《恶船家计赚假尸银，狠仆人误投真命状》写贪财而又狡猾的恶船家周四与读书人王杰的狠仆人共同联手借浮尸敲诈其钱财，还借浮尸栽赃陷害，构成一桩富有惊奇审美效果的公案故事；卷十四《酒谋财于郊肆恶，鬼对案杨化借尸》说：
　　而今更有一个希奇作怪的，乃是被人害命，附尸诉冤，竟做了活人活证，直到缠过多少时节，经过多少衙门。成狱方休，实为罕见。
　　这就指出了惹是生非之“财”在整个小说叙述中的功能性以及其“希奇作怪”的特点。当然，在金钱世界里，骗子诈财的公案故事也颇能给人惊奇感，如《拍案惊奇》卷十六《张溜儿熟布迷魂局，陆蕙娘立决到头缘》写张溜儿把妻子当诱饵勒索钱财；卷十八《丹客半黍九还富翁千金一笑》写丹客诱使潘监生接连上钩； 《二刻拍案惊奇》卷八《沈将仕三千买笑钱，王朝议一夜迷魂阵》写骗子用内眷赌局引人上当；卷十四《赵县君乔送黄柑，吴宣教干偿白镪》写骗子利用妓女诱人入瓮，等等。而《杜骗新书》更是为我们叙述了一系列骗财骗色的故事，骗子玩弄的花样繁多的狡诈骗术本身就含有出人意料的惊奇因子，这就为小说顺利达到拍案惊奇的创作目标而提供了方便。《瞎骗奇闻》自然也有意识地把财生风波之奇作为叙述重心。可见，依托于财生风波的“罪财”叙述，众多富有惊奇审美效果的财案小说故事被一说再说。
　　在明代世情小说《金瓶梅》中，“财生风波”的叙事力度更大。其第七回有言：“世上钱财，乃是众生脑髓，最能动人。”因此，在这部小说中，“财”更像一个飘来荡去的幽灵，给社会世态带来一系列罪恶，搅得人们的生活不得安宁。仅从《金瓶梅》的回目看，即有第三回的《定挨光王婆受贿，设圈套浪子私挑》、第四十七回的《苗青贪财害主，西门枉法受赃》、第八十七回的《王婆子贪财忘祸，武都头杀嫂祭兄》，这些故事的展开，特别是其中人物命运的走向，都被作者紧紧捆绑在“罪财”叙述这驾马车上。与此同时，这部小说还通过写为非作歹者凭借财物贿赂来消灾脱祸，显示了罪恶化之“财”对故事的控制，如西门庆不仅通过行贿受贿捞到经济实惠，而且还拿既得利益为自己“消灾”，如小说第六回写他和潘金莲偷奸，用砒霜毒死武大郎之后，通过一锭雪花银子买通了何九，而安然无事，后来武松找其报仇，他却通过贿赂官府，将武松充配孟州道；第十八回写西门庆亲家陈洪出事牵连到他后，他便派仆人来保等去东京打点，完成了通过贿赂相府而“脱祸”。当然，其中全方位地操纵“罪财”叙述而成的故事当数苗青谋财害命案。故事本身源于苗青贪财害主这种动因，案发后，犯案人欲以五十两银子，辗转托西门庆姘妇王六儿为他求情开脱。西门庆毫不客气索贿一千两银子，与正提刑夏延龄，各得一半，而从中作梗，了结了此事。可见，“罪财”意识支撑起这桩公案叙述的间架。清代文龙在《金瓶梅》第二十七回回评中指出：“看完此书而不生气者，非夫也。一群狠毒人物，一片奸险心肠，一个淫乱人家，致使朗朗乾坤变作昏昏世界，所恃者多有几个铜钱耳。钱之来处本不正，钱之用处更不端，是钱之为害甚于色之为灾。”③这就一语中的地揭示了《金瓶梅》世界中的“财”之罪恶。作者正是抱定“钱之害”这种“罪财”观念来结构其小说故事的。
　　在纯粹的公案小说集《百家公案》所叙述的故事中，经济犯罪案件更是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中，专门写见财起意、谋财害命的故事，便有第21、23、32、38、42，46、50、55、60、61、63、67、71、78、87等回目。另外，《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中的“欺昧”、“人命”、“谋害”“劫盗”、“赖骗”、“霸占”等故事，《国朝名公神断详刑公案》中的卷一《人命类》、卷六《盗窃类》、《抢劫类》、《强盗类》以及卷七的《谋占类》中的故事，有的起于图财害命，有的生于见财起意、有的源于谋财纠葛，都以扣人心弦的惊奇叙事之笔称胜。
　　二 财生亲疏与世态叙述的冷热变奏
　　在古人看来，“财”之罪还突出地表现为败坏伦常。在“财欲”面前，儒家反复强调的“五伦”那温情脉脉的面纱被撕破，而由“财”决定的“冷热”气息随即扑面而来。《战国策》与《史记》分别写苏秦嫂子对苏秦之所以前倨而后恭，其预设的原因是“以季子位尊而多金”。于是便有了苏秦那番发自肺腑的感叹：“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世情浇薄，自古而然。明代徐石麟《钱难自度曲·大旗风》慷慨陈词地直斥钱之“罪”说：“呀，你硬牙根逞说伎俩多，我屈指数你罪名儿大。为什么父子们平地起风波？为什么兄弟们顷刻间成冰火？为什么朋友们陡的动干戈？见只见贪赃的欺了父君，爱小的灭了公婆。下多少钻谋，举多少絮聒，直吵得六亲无可靠，九族不相和，你罪也如何？”于是，在这种种“罪财”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小说往往遵循着“因财色故，遂成冷热”这一世态化转换规律，勾画出许多冷热变奏、炎凉映衬的叙事图谱。
　　关于钱财功能的“冷热”说最早应当追溯到唐代张说的《钱本草》，作者用剂药来比喻钱财，指出“贪者服之，以均平为良；如不均平，则冷热相激，令人霍乱”，意思是分配不均衡的钱财之效，有如可生冷变热的剂药，令人生祸添乱。对《水浒传》关于“财”意象的“冷热”性能，前人已有觉察。如金本第八回写沧州牢城的差拨在林冲送钱前后是两副面孔：林冲未拿出钱之前，差拨盛气凌人地指着他臭骂道：“你这个贼配军，见我如何不下拜！却来唱喏！你这厮可知在东京做出事来，见我还是大剌剌的。我看这贼配军，满脸都是饿文（纹），一世也不发迹。打不死、拷不杀的顽囚！你这把贼骨头，好歹落在我手里！教你粉骨碎身，少间叫你便见功效。”等差拨发作过后，林冲取了银子，陪着笑脸送上。这时，差拨马上转怒为笑道：“林教头，我也闻你的好名字。端的是个好男子。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了。虽然目下暂时受苦，久后必然发迹。据你的大名，这表人物，必不是等闲之人，久后必做大官。”在此，差拨本是个连名字都不配交代的小吏，但作者却通过其前倨而后恭的两番话，将他那见钱眼开的丑恶嘴脸细笔勾画而出，包涵着钱财可以调控人情之冷热的世道人心。这种颇为经济而有效的前后对照叙事章法十分有利于揭示人物灵魂。因而金圣叹在该回回评中感慨万端地说：
　　此一回中又于正文之外，旁作余文，则于银子三致意焉。……虽圣贤豪杰，心事如青天白日，亦必以此将其爱敬，设若无之，便若冷淡之甚也。两个公人亦赍发五两，则出门时，林武师谢，两公人亦谢，九可叹也；有是物即陌路皆亲，豺狼亦顾，分外热闹也。差拨之见也，所争五两耳，而当其未送，则满面皆是饿纹，及其既送，则满面应做大官，十可叹也；千古人伦，甄别之际，或月而易，或旦而易，大约以此也。④
　　这段论述已经初步提出了“财”意象对表现人情“冷热”变化的特殊功能。
　　在现实生活里，金钱一旦被人们当作终极目的，伦常关系便常常遭到颠覆性的破坏，借助“财”意象展现金钱败坏各种伦常的世态炎凉图景是《金瓶梅》这部小创作的一大亮点。在这部小说中，“财”意象好像是一个调温器、测温仪。针对“财”意象的叙事功用和效果，张竹坡率先明确提出了“冷热”学说。在《竹坡闲话》、 《冷热金针》中，张氏陆续指出：“因财色故，遂成冷热；因冷热故，遂乱真假。”“若夫父子兄弟，如水同源，如木同本，流分枝引，莫不天成，乃竟有假父假子，假兄假弟之辈。嗯，此而可假，孰不可假！将富贵而假者可真，贫贱而真者亦假。富贵热也，热则无不真；贫贱冷也，冷则无不假。不谓冷热二字，颠倒真假一至于此。”“《金瓶梅》以‘冷热’二字开讲，抑孰不知此二字为一部之金钥乎？”⑤张竹坡反复论述的“冷热”学说，并非向壁杜撰，也并非牵强附会，而有着坚实的文本依据，如小说第一回起笔便先数落“财的利害”说：
　　怎见得他的利害？假如一个人到了那穷苦的田地，受尽无限凄凉，耐尽无端懊恼，晚来摸一摸米瓮，苦无隔宿之炊，早起看一看厨前，愧无半星烟火，妻子饥寒，一身冻馁，就是那粥饭尚且艰难，那讨余钱沽酒！更有一种可恨处，亲朋白眼，面目寒酸，便是凌云志气，分外消磨，怎能勾与人争气！正是：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到得那有钱时节，挥金买笑，一掷巨万。思饮酒真个琼浆玉液，不数那琥珀杯流；要斗气钱可通神，果然是颐指气使。趋炎的压脊挨肩，附势的吮痈舐痔，真所谓得势叠肩而来，失势掉臂而去。古今炎冷恶态，莫有甚于此者。这两等人，岂不是受那财的利害处！
　　这里所谓的“财的利害”便是“财”意象所固有的形成“炎冷恶态”的功能，它不仅是人们的日常必需，而且还能够驾驭“酒”、“色”、“气”，对搭建比衬式的炎凉化世态构架威力非凡。小说第八十回《潘金莲售色赴东床，李娇儿盗财归丽院》着力写出了“树倒猢狲散”的冷冷清清。妓女出身的李娇儿还是回到妓院干她的老本行，临走盗财，弄得月娘好不伤情。叙述者如此感慨道：“看官听说，院中唱的，以卖俏为活计，将脂粉作生涯；早辰张风流，晚夕李浪子；前门进老子，后门接儿子；弃旧怜新，见钱眼开，自然之理。饶君千般贴恋，万种牢笼，还锁不住他心猿意马。不是活时偷食抹嘴，就是死后嚷闹离门。不拘几时，还吃旧锅粥去了。”关于李瓶儿之死，张竹坡在小说第七十五回的回评中也归罪于“财色”，他指出：“夫财色有一，已足亡身。今瓶儿双擅其二，宜乎其死之早，并害及其子也。至于死，金莲快，而月娘亦快。金莲快，吾之色无夺者；月娘快，彼之财全入己。故瓶儿着完寿衣，而锁匙已入上房矣。此二人之隐衷也。乃金莲之隐易见，而月娘之隐难见，今全于皮袄发之。何则？金莲固曰他人之财，均可得也，而月娘则久已认为已有矣。”⑥为了贪得钱财，竟然视别人的死为“快”事，世情冷暖到了何种地步！另外，在《金瓶梅》中，即使一个小帮闲的家庭小圈子，也被“财”意象营造出的“冷热”气氛包围起来。如小说第五十六回《西门庆捐金助朋友，常时节得钞傲妻儿》着力表现了钱财在朋友、夫妻情分上的作用。张竹坡在回评中说：“此回是‘财’字一篇小结束。……此又写‘财’的厉害，为‘酒肉朋友、柴米夫妻’八字同声一哭也。”⑦兹录影响较大的“常时节傲妻”一段文字如下：
　　……那常二只是不开口，任老婆骂的完了，轻轻把袖里银子摸将出来，放在桌儿上，打开瞧着道：“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闪闪、响当当无价之宝，满身通麻了，恨没口水咽你下去。你早些来时，不受这淫妇几场气了。”那妇人明明看见包里十二三两银子一堆，喜的抢近前来，就想要在老公手里夺去。常二道：“你生平会骂汉子，见了银子，就来亲近哩！……”
　　在家庭生活中，常时节因无钱经常遭遇老婆的冷面孔，这次却凭向西门庆借来的钱财赢得了老婆的亲热。在“财”意象调控下，小说时空中的人情忽冷忽热，变化错落，特别容易形成比衬效果。与《金瓶梅》一脉相承，《红楼梦》也自觉肩负起借助“财”意象来曝光世态炎凉的使命。对此，清代评点家张新之《红楼梦读法》指出：“《金瓶》演冷热，此书亦演冷热；《金瓶》演财色，此书亦演财色。”⑧如王熙凤“机关算计”，到头来“反算了卿卿性命”，不仅周围的人纷纷出现“众叛”，就连丈夫贾琏也与之发生了“亲离”。在《儒林外史》的艺术世界里，同样到处都充斥着“财”意象带来的贪婪、虚伪。其中，范进中举前后的“冷热”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举前，无米下锅，门庭冷落；中举后，济济一堂，热闹非凡。
　　钱财败坏伦常的效力在“朋友”一伦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意识到了“财交”的不可依托性，《战国策·楚一》记载江乙的话说：“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以财交者，财尽而交绝。”揭示了“财交”的本质，中国古代小说对这种冷热之交多有感言，如《警世通言》卷三十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在对人物遭际的叙述中，反复申诉道：“古人云：‘以利相交者，利尽而疏’。”“常言道：‘说着钱，便无缘。’”“如今的世情，那有顾‘缓急’二字的。”在利欲熏心的社会里，鸨儿与杜十娘，三亲四友与李甲，李布政与杜十娘，孙富与李甲，甚至李甲与杜十娘，诸般人际关系都乍寒乍暖，忽冷忽热。《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贾廉防赝行府牒》开篇便借唐人之诗“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总令然诺暂相许，终是悠悠行路心”大发议论说：“天下多是势利之交，没有黄金成不得相交。这个意思，还说得浅。不知天下人但是见了黄金，连那一向相交人也不顾了。不要说相交的，总是至亲骨肉，关着财物面上，就换了一条肚肠，使了一番见识，当面来弄你，算计你。”以此为基调，冷热比衬型的小说叙述屡见不鲜，如《型世言》第十五回《灵台山老仆守义，合溪县败子回头》写沈刚有钱时，七个破落户连同小帮闲花纹、甘毳，与沈刚结成“十兄弟”；一旦沈刚丧尽了家财，他们就立即与沈刚疏远。第二十三回《白镪动心交谊绝，双猪入梦死冤明》开篇就说：“交情浪欲盟生死，一旦临财轻似纸。”故事中的姚明等人因贪图朱恺的钱财而与他结交，后来朱恺不肯借钱，姚明就将其杀死，夺了其财物而去。财欲造成的人伦变态引发了许多冷热变奏的故事，也使得叙事的时空和间架随着交情的“结”与“散”而不断转换。当然，在《金瓶梅》这部“独罪财色”的小说中，金钱的冷热效应在“朋友”一伦上也颇为明显。在西门庆财大势大的旺季，一大帮各怀鬼胎的帮闲无赖以及各怀心术的妻妾聚合到西门庆跟前，场面被捧得极“热”。而西门大官人一死，他们又迅速地投向了新的主子，世态陡然转“冷”。而由帮闲们制造的人情“冷场”尤其令人寒心，应伯爵等帮闲早已找到新的主子张二官，并为他谋娶西门庆的五妾潘金莲。对此，叙述者也有这么一段感慨万端的评论：“看官听说，但凡世上帮闲子弟，极是势利小人。当初西门庆待应伯爵如胶似漆，赛过同胞弟兄，那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他的。身死未几，骨肉尚热，便做出许多不义之事。正是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在宏大而强势的“财”意象面前，人情冷热全然受其调控，甚至连以往固有的兔死狐悲都不复存在。以表现功名富贵为主的《儒林外史》借助“财”意象这面魔镜来投射深刻的人际关系。吴敬梓除了运用“财”意象来调控范进胡屠户翁婿、严氏兄弟等人伦关系外，还通过“财”意象将不同阶层的人物拉扯在一起叙述。小说在穿针引线般地分散推出人物的同时，还特别安排了五次建立在财力基础上的重大集会场面：大宴莺脰湖的奢华，西湖宴集的含酸；莫愁湖的高会；三山门的饯别；祭泰伯祠的大兴礼乐。而公祭泰伯祠既是全书最大的场面描写，也是由聚到散的开始。败坏人伦的“财”意象为这部小说聚散无定的故事平添了几分冷热感。
　　由此可见，“财”意象特别便于表现人情“冷热”、世态炎凉，也特别有利于通过前倨而后恭或先热后冷的人情世态来营造某种映衬式的审美格局。
　　三 财生空幻与命运叙述的悲喜蕴涵
　　在中国，定时定量而来、飘忽无常而去的“财运”观念由来已久。旧题晋代王嘉的《拾遗记》八《蜀》记载：“（糜）竺叹曰：‘人生财运有限，不得盈溢，惧为身之祸害。”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发财致富出于命运，而财运又是无常的，这为“财”意象调控的叙事画面敷上了一层厚厚的悲剧底色。而宋元以来，在“贪欲”肆虐膨胀的社会背景下，受到佛教贪财恶报等因果报应观念的影响，人们对“财色”之害的思考也更加深入，并上升到参悟人生的宗教化、哲理化的高度，“无常”、“空幻”等财运观念更是广为流行；再加“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魔咒以及财要人命、贪财折寿的宿愿时时作怪，中国古代小说常常“富贵自是福来投，名利还有名利忧。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运退黄金失色，时来铁也生光”等“财运”观的调控下，借助落空转幻的“财”意象来为其故事添加一个警醒的悲剧结尾。
　　为了竭力去表现一种理念化的人伦之真、道德之恒，中国古代小说家通常抱定“财运”观念叙事，视“财”为可遇而不可求的身外之物，既神秘莫测，又难于驾驭。《施润泽滩阙遇友》中还有银子赶人一说，没有福气得到银子的薄有寿辛苦攒了二十四两银子放在枕中，结果银子居然自己会跑到财运正旺的施润泽家，施润泽给还他两锭，他又给了送他回家的施家工人，而施家工人也没有福分得到，最终还是回到施润泽手上。小说感叹道：“方知银子赶人，靡之不去；命里无时，求之不来。”《初刻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通常被解读为一个歌颂海外历险的故事。实际上，作者的出发点是将其写成一个“时运”故事。“入话”一开始便有这样一番议论：“人生功名富贵，总有天数，不如图一个见前快活。试看往古来今，一部十七史中，多少英雄豪杰，该富的不得富，该贵的不得贵。……真所谓时也，运也，命也。俗语有两句道得好：‘命若穷，掘得黄金化做铜；命若富，拾着白纸变成布。’总来只听掌命司颠之倒之。”接着写金老的八大锭银子变成八条穿白衣的壮汉跑到王老家，以神秘的“失财”故事强调钱财这东西该有当有，该无当无。正文写文若虚由“倒运汉”变成“转运汉”，达到了“子孙繁衍，家道殷富”的层次。这个结尾似乎是皆大欢喜的，但是照样包含着很浓的人生悲剧的反跌意味，因而作者最后通过众商人评价他“存心忠厚，所以该有此富贵”，并用“运退黄金失色，时来顽铁生辉”这句俗语来总结文若虚的人生际遇，不得不把这场幸运的“得财”故事归结为以道德为基础的“时运”。根据作者的叙事笔调，我们可以断言，这种看似实实在在的发财经历，其实只不过是一场飘来荡去的白日梦而已。《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八《程朝奉单遇无头妇，王通判双雪不明冤》写徽州财主程朝奉艳慕卖酒店主李方哥之妻的姿色，而李方哥则垂涎于程朝奉“白白送来”的十两银子，竟劝他“有几分姿色”的妻子和一老翁去干那见不得人的事。为了几两银子，身为丈夫的李方哥竟不顾伤及风化，在“色欲”与“财欲”的交易中，终于招来“破家辱身”的奇祸，人财两空。在话本小说中，“财”意象推出的一批吝啬鬼、守财奴也往往人财两空，不得善终，横遭命运捉弄。如《警世通言》第五卷《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入话”写浙江嘉兴府一个名叫金钟的富翁，此人在当地被人们称为“金冷水”，又叫“金剥皮”。这个一味只知道钟情于金钱的痴人，为了守住自己的万贯家财，本打算投毒害人，结果反误杀了自己的两个幼子，夫人单氏不胜丧子之悲，遂也悬梁自缢。金钟“哭了儿子一场，方才收泪。到房中与阿妈商议说话，见梁上这件打秋千的东西，吓得半死。登时就得病上床，不勾七日，也死了。金氏族家，平昔恨那金冷水，金剥皮悭吝，此时天赐其便，大大小小，都蜂拥而来，将家私抢个罄尽。”“此乃万贯家财，有名的金员外的一个终身结果”。小说通过金钟这个守财奴的“终身结果”告诫人们，身外之物皆恍然而来，复恍然而去，来者不可拒，去者不可追，都是空幻的。
　　在中国古代小说由“财”意象打造的悲剧审美机制中，一度富比王侯、钱多如山，而到头来落得个不得善终命运的邓通、石崇，成为一道道浮动着的警示符。关于石崇，《晋书·石苞传》说他“颖悟有才气，而任侠无行检”，尤其贪财，“百道营生，积财如山”，“而性粗强，贪而好利，富拟王者”。石崇自恃富有，每爱争奢斗富，与“贵戚王恺、羊诱之徒以奢靡相尚”。又拥有一个“美而艳，善吹笛”的爱妾绿珠。“石崇”形象之所以在后世小说中被符号化，成为人们感叹“功名富贵无凭据”的一道魔戒，主要原因在于，他在人们还没有全然推出“四贪”意识之前，就实践了酒、色、财、气“四贪”：常摆酒宴，纵饮无度；一味聚财而不散，累及自身；比富斗气，埋下祸根；固守娇娃而不相让，直接招来杀身之祸。这种多味命运容易启人思考。除了贫富无凭据、福祸无常规的人生慨叹，石崇故事的兴味还在于，在富丽堂皇的布景上，点缀了一颗晶莹的“绿珠”，使得一个腰缠千万贯的财主与一个风情万种的娇娃同台亮相，平添了几分叙事的兴味，增强了可读性。这样，因财致祸的石崇意象便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像网页上的广告一样不时地跳出来。如《喻世明言》卷三十六《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入话”就拿“石崇”故事说事，特别用这样一段文字来写他死前情景：“石崇临受刑时，叹曰：‘汝辈利吾家财耳。’刽子曰：‘你既知财多害己，何不早散之？”由此引述出这样一个道理：“钱如流水去还来，恤寡周贫莫吝财。试览石家金谷地，于今荆棘昔楼台。”在敞开劝世情怀之后，作者开始了他的正话故事：“方才说石崇因富得祸，是夸财炫色，遇了王恺国舅这个对头。如今再说一个富家，安分守己，并不惹是生非；只为一点悭吝，便弄出非常大事，变做一段有笑声的小说。”再如，《苏知县罗衫再合》的“入话”借写李生神思昏迷中耳闻目睹的酒色财气幻化的四个女子的争论，探讨了“四贪”的利害，其中，“气女”怪罪“财女”说：“有财有势是英雄，命若无时在用功。昔日石崇因宫死，铜山不助邓通穷。”由此引出李生的暗想：“石崇因财取祸，邓通空有钱山，不救其饿，财有何益？”在《金瓶梅》中，“石崇”意象更是频频出现，第十回写西门庆“妻妾玩赏芙蓉亭”，用“毕竟压赛孟尝君，只此敢欺石崇富”来描述奢靡的吃喝用度；第十五回写“佳人笑赏玩灯楼”之楼景：“围屏画石崇之锦帐，珠帘绘梅月之双清。”也有意无意地把西门庆摆设之豪华比附为石崇当年的情景；更意味深长的是，第七十九回写西门庆临终，开首有词就这样感叹：“人生南北如歧路，世事悠悠等风絮，造化弄人无定据。翻来覆去，倒横直竖，眼见都如许。到如今空嗟前事，功名富贵何须慕，坎止流行随所寓。玉堂金马，竹篱茅舍，总是伤心处。”而写及西门庆死后，作者又插诗说：“为人多积善，不可多积财。积善成好人，积财惹祸胎。石崇当日富，难免杀身灾。邓通饥饿死，钱山何用哉！……”这笔笔点染，使得贪财迷色、损身丧命的叙事传递出无限人生悲凉。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指出：
　　写月娘，必写其好佛者，人抑知作者之意乎？作者开讲，早已劝人六根清净，吾知其必以“空”结此“财色”二字也。夫“空”字作结，必为僧乃可。夫西门不死，必不回头。而西门既死，又谁为僧？使月娘于西门一死，不顾家业，即削发入山，亦何与于西门说法？今必仍令西门自己受持方可。⑨
　　在张竹坡看来，《金瓶梅》“财”意象所寄寓的悲凉意和空幻感是很明显的。纵观西门庆的一生，由投机发迹到纵欲而死，兔起鹘落之间，悲意迭出。《红楼梦》在演叙贾府富贵荣华气运的时候，石崇意象也时而跳出来。如小说第七十二回写王熙凤在贾琏面前恃强夸口：“……我们王家可那里来的钱，都是你们贾家赚的？别叫我恶心了！你们看着你家什么石崇邓通。把我王家的地缝子扫一扫，就够你们过一辈子呢！”再说，第二十五回还有两句意味深长的话：“那宝玉原是灵的，只因为声色货利所迷，故此不灵了。”可见，声色货利是“宝玉”的克星。人们在评论《红楼梦》时，也用石崇作比，如明义《题红楼梦》诗二十首的最后一首说：“馔玉炊金未几春，王孙瘦损骨嶙峋。青蛾红粉归何处？惭愧当年石季伦。”⑩这里是说，宝玉的命运还赶不上石崇。
　　当然，有些故事虽然没有直接提到“石崇”，但也都漂浮着石崇幽灵般的影子。可以说，中国古代小说的很多故事似乎都在以石崇故事为模板，加以演绎生发，其中自然晃动着石崇富贵而不得善终的影像，这种“影喻”叙事同样给人以空幻感和悲凉感。如《三国演义》第六十七回写杨松卖主求荣，投奔曹操，却最终被曹操喝命斩之于市曹示众。随后作者引诗感叹：“妨贤卖主逞奇功，积得金银总是空。家未荣华身受戳，令人千载笑杨松！”作者在抨击见利忘义的同时，流露出空幻的观念。又如，《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开始即言：“话说万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消磨尽了。此时虞博士那一辈人，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不问世事的。”在诉说了一番“流水落花春去也”般的人生悲凉之后，小说的终卷词为这种悲凉作了理性的概括：“共百年易过，底须愁闷？千秋事大，也费商量。江左烟霞，淮南耆旧，写入残编总断肠！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这里的“空王”是对佛的称呼。至此，作者的话题自觉地将执着于人生的热情引向人生空幻的佛理那边去了。《红楼梦》第一回《好了歌》更是以参破的口气将人生功名利禄、富贵财色的根蒂归结为空幻，其中“世人都说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说得多么的凄怆！多么可悲！贾雨村“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的命运似乎罪有应得，而贾府内外其他人物的衰败也演绎了一番风风雨雨的富贵无常。
　　在解读《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时，人们往往颇能“自色悟空”，当然，我们也分明可以去“自财悟空”，而这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基本落脚点和结穴处。话本小说的作者经常以彻悟心肠来演说“财欲”的空幻，他们的“喻世”、“警世”、“醒世”以及“觉世”等劝谕大都基于“财色”无凭据、富贵无定准。既然现实如此冷酷、世态如此炎凉，有的小说家索性让他笔下的主人公选择远离尘世。如《醒世恒言》卷三十七《杜子春三入长安》写扬州盐商子弟杜子春一开始“将银子认做没根的，如土块一般挥霍”，落了个家财散尽，“那班朋友，见他财产已完，又向旺处去了，谁个再来趋奉。就是奴仆，见家主弄到恁般地位，赎身的赎身，逃走的逃走，去得半个不留。姬妾女婢，标致的准了债去，貌丑的卖来用度，也自各散去讫。单单剩得夫妻二人相向，几间接脚屋里居住，渐渐衣服凋敝，米粮欠缺。莫说平日受恩的不来看觑他，就是杜子春自己也无颜见人，躲在家中。”后来，杜子春前后三上长安，三次得太上老君变化的老翁巨额资助。在由富变穷、由穷而富的反复折腾过程中，杜子春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因而有了这样的反思：“我当初没银子时节，去访那亲眷们，莫说请酒，就是一杯茶也没有；今日见我有了银子，便都设酒出门外送我。原来银子这般不可少的，我怎么将来容易荡费了！”通过前思后想的人生感悟，杜子春最终看破红尘，跟太上老君升仙而去。面对钱财带来的困惑和迷茫，作者不得不悲观地为他笔下的人物安排这样一种逃避现实的归宿。值得注意的是，《幻影》一书的命意就非常明确地寄托了财转空幻的思想。其《序》说：“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理道，宜认得真；贵贱穷达酒色财气之情景，须看得幻。当场热哄，瞬息成虚，只留一善善恶恶影子，为世人所喧传、好事者之敷演。”(11)可见，在作者看来，包括“财”在内的一系列“情景”都不免空幻，而小说所展现的世态也不过是昙花一现的道道“幻影”而已。
　　总之，“罪财”叙述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结构功能不仅表现在个别细枝末节上，而且更表现在故事的整体结构、主要人物的命运安排、情节的起伏变化、审美意蕴的错落等方面，作者按照普遍认同的财富最恶化理性思维来组织小说故事，形成不同层次的审美类型。
　　注释：
　　①张竹坡：《竹坡闲话》，见黄霖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7页。
　　②罗钢：《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8页。
　　③文龙：《金瓶梅回评》，见黄霖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36页。
　　④陈曦钟等辑校：《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7-188页。
　　⑤⑨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第57、65页、73页。
　　⑥⑦秦修容整理：《金瓶梅会评会校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61页、第744页。
　　⑧⑩一粟：《红楼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54页、第12页。
　　(11)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91页。

文学评论京120～125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李桂奎20072007
在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人们纷纷把“罪财”观念转化为一种特殊的叙述动力，围绕罪恶化的“钱财”意象，演绎了一系列人间悲喜剧，并组织了种种审美类型。首先，许多公案故事常常以惹是生非之“财”为逻辑起点，通过追求突转性的结局，来达到令人拍案惊奇的审美效果。其次，钱财的败坏伦常能量有力地推动了古代小说叙述的世态炎凉交替、人情冷热变奏，为读者提供了一幅幅比衬映照的审美图谱。再次，传统文化中的宗教化“财运”观念为中国古代小说涂上了一层命运化的悲喜剧底色，叙述者通常借助石崇故事来诉说财色的“空幻”，并以此作为小说的布景和结局。
作者：文学评论京120～125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李桂奎20072007

网载 2013-09-10 21: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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