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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


清军入关后，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贵族为巩固满洲人对中国的统治、强压汉族的民族反抗意识和民族自尊，在顺治二年（1645年）颁布“剃发令”，称“自今布告之后，京师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行剃发。若规避惜发，巧辞予辩，严惩不贷。”

　　满洲贵族狂嚣：“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北方汉族人民被迫屈从。之后满人以武力迫使南方汉人也剃发，上千万人因为拒绝剃发而被满清政府残杀。
　　
　　尽管满人对反抗汉人进行疯狂镇压和残忍屠杀，然而汉族人民还是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比如嘉定、江阴一带百姓就因反抗剃发易服而从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到八月连续反抗清兵，最终造成了“嘉定三屠”的惨剧。满清政权还严厉禁止私藏明朝衣冠，不少人因为私藏“方巾”等明代服饰而被满清政府扣上大逆罪名而遇害。
　　
　　满清大力推行满洲服饰，逼迫汉人穿马褂、长衫，戴瓜皮帽和类似于毡帽一类的帽子。而官场上则继承了明代的补服，朝服也行上衣下裳之制度。
　　
　　满清历代皇帝都不遗余力的保护满洲服饰，说什么“满洲先民之遗风，自当永远遵守”、“一代冠服自有一代之制”、“衣冠不可轻易”。就这样，“剃发易服”政策的执行与清王朝相始相终，一直延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为止。
　　
　　剃发易服加重了清朝的民族矛盾，压制了汉族先进文化和思想，也是清政府实行民族压迫的铁证。它与文字狱、屠城、圈地、投充、逃人、禁关等并称“清朝六大弊政”。但是它也促进了满族和汉族的民族融合，加进满汉之间文化交流（比如服装的纹饰等），加速了满人的同化。当然，这是多尔衮等一心维护满洲旧俗的满洲贵族始料未及的。 
　　
　　
　　
　　(一）、扬州十日 
　　
　　　　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清朝顺治二年）发生在清军攻破扬州城后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的事件。由于当时南明将领史可法对清军的殊死抵抗，在阴历四月二十五日，清军攻占扬州后，在扬州城内进行了屠杀。当时的幸存者王秀楚所着《扬州十日记》中记载屠杀共持续十日，故名“扬州十日”。 
　　编辑本段《扬州十日记》导读 
　　　　纪元1645年，清兵在多铎的率领下，分兵亳州、徐州两路，向南推进，势如破竹，迅速解放了徐州、亳州、盱眙，并乘势下淮安，夺泗州，渡淮河。四月十九日，明将许定国引多铎师至扬州，扬州被清国水陆各路重围。守将史可法统率军民，坚守弧城，同时，向弘光小皇帝求援，弘光不应，扬城告急，四月二十一日，明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岐凤拔营出降，形势更为危急。史可法等坚守至四月二十五日，终因弹尽粮绝，被清兵攻破。史可法自刎不果而被俘。 
　　　　豫王很友好地召见了史可法，说：“前以书谒请，而先生不从。今忠义既成，当畀重任，为我收拾江南。” 
　　　　史可法回答道：“江南人多刁蛮，吾早有与之同死之意，今公代劳杀之，可法无寸功也。” 
　　　　多铎问道：“君不见洪承畴乎？降则富贵。” 
　　　　史可法答道：“承畴虽富贵，而名节不保，公称可法已死，吾从此携家归隐，不问人间是非。” 
　　　　之后关于史可法的去向产生了很多说法。在《实录》的简短记载中，说道：“获其阁部史可法，斩于军前。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 史可法的部下在这种情形下，仍率余部继续鏖战，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清军占领扬州后，纵兵屠掠，十日封刀，史称“扬州十日”。 

　　　　《扬州十日记》就是这段历史的大胆演绎，在中国小说史上留下灿烂的一页。书中经典的段落有：“??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至一宅，乃廷尉永言姚公居也，从其后门直入，屋宇深邃，处处皆有积尸??”整个文本采取杂记形式，笔者自身亦被记录于笔端，和历史事件巧妙地融为一体，难辨真伪。在当时看来，则有似是“新闻”。所有这些，与严肃的史学着述不太相同，文学界多将此书与《山海经》相提并论，合称“二奇”。 

　《扬州十日记》
　　
　　　　明•王秀楚 
　　
　　　　己酉夏四月十四日，督镇史可法从白洋河失守，踉跄奔扬州，坚闭城以御敌，至念四日未破。城前禁门之内，各有兵守，予宅西城，杨姓将守焉。吏卒棋置，予宅寓二卒，左右舍亦然，践踏无所不至，供给日费钱千馀。不继，不得已共谋为主者觞，予更谬为恭敬，酬好渐洽；主者喜，诫卒稍远去。主者喜音律，善琵琶，思得名妓以娱军暇；是夕，邀予饮，满拟纵欢，忽督镇以寸纸至，主者览之色变，遽登城，予众亦散去。 
　　　　越次早，督镇牌谕至“内有一人当之，不累百姓”之语，闻者莫不感泣。又传巡军小捷，人人加额焉。午後，有姻氏自瓜洲来避兴平伯逃兵，［兴平伯高杰也，督镇檄之，出城远避。］予妇缘别久，相见唏嘘；而敌兵入城之语，已有一二为予言者。予急出询诸人，或曰：“靖南侯黄得功援兵至。”旋观城上守城者尚严整不乱，再至市上，人言汹汹，披发跣足者继尘而至，问之，心急口喘莫知所对。忽数十骑自北而南，奔驰狼狈势如波涌，中拥一人则督镇也。盖奔东城外，兵逼城不得出，欲奔南关，故由此。是时，始知敌兵入城无疑矣。突有一骑由北而南，撤缰缓步，仰面哀号，马前二卒依依辔首不舍，至今犹然在目，恨未传其姓字也。骑稍远，守城丁纷纷下窜，悉弃胄抛戈，并有碎首折胫者，回视城橹已一空矣！ 
　　　　先是督镇以城狭炮具不得展，城垛设一板，前置城径，后接民居，使有馀地，得便安置。至是工未毕，敌兵操弧先登者白刃乱下，守城兵民互相拥挤，前路逼塞，皆奔所置木板，匍匐扳援，得及民屋，新板不固，托足即倾，人如落叶，死者十九；其及屋者，足蹈瓦裂，皆作剑戟相击声，又如雨雹挟弹，铿然【金訇】然，四应不绝，屋中人惶骇百出，不知所为？而堂室内外深至寝闼，皆守城兵民缘室下者，惶惶觅隙潜匿，主人弗能呵止，外厢比屋闭户，人烟屏息。 
　　　　予厅後面城，从窗隙中窥见城上兵循南而西，步武严整，淋雨亦不少紊，疑为节制之师，心稍定。忽叩门声急，则邻人相约共迎王师，设案焚香，示不敢抗，予虽知事不济，然不能拂众议，姑应曰唯唯。於是改易服色，引领而待，良久不至。予复至後窗窥城上，则队伍稍疏或行或止；俄见有拥妇女杂行，阚其服色皆扬俗，予始大骇。还语妇曰：“兵入城，倘有不测，尔当自裁。”妇曰诺。因曰：“前有金若干付汝置之，我辈休想复生人世矣！”涕泣交下，尽出金付予。值乡人进，急呼曰：“至矣，至矣！”予趋出，望北来数骑皆按辔徐行，遇迎王师者，即俯首若有所语。是时，人自为守，往来不通，故虽违咫尺而声息莫闻，迨稍近，始知为逐户索金也。然意颇不奢，稍有所得，即置不问，或有不应，虽操刀相向，尚不及人，後乃知有捐金万两相献而卒受毙者，扬人导之也。 
　　　　次及予楣，一骑独指予呼後骑曰：“为我索此蓝衣者。”後骑方下马，而予已飞遁矣；後骑遂弃余上马去，予心计曰：“我粗服类乡人，何独欲予？”已而予弟适至，予兄亦至，因同谋曰：“此居左右皆富贾，彼亦将富贾我，奈何？”遂急从僻迳托伯兄率妇等冒雨至仲兄宅，仲兄宅在何家坟後，【月付】腋皆窭人居也。予独留後以观动静，俄而伯兄忽至曰：“中衢血溅矣，留此何待？予伯仲生死一处，亦可不恨。”予遂奉先人神主偕伯兄至仲兄宅，当时一兄一弟，一嫂一侄，又一妇一子，二外姨，一内弟，同避仲兄家。天渐暮，敌兵杀人声已彻门外，因乘屋暂避；雨尤甚，十数人共拥一毡，丝发皆湿；门外哀痛之声悚耳慑魄，延至夜静，乃敢扳檐下屋，敲火炊食。城中四周火起，近者十馀处，远者不计其数，赤光相映如雷电，辟卜声轰耳不绝；又隐隐闻击楚声，哀顾断续，惨不可状。饭熟，相顾惊怛不能下一箸，亦不能设一谋。予妇取前金碎之，析为四，兄弟各藏其一，髻履衣带内皆有；妇又觅破衲敝履为予易讫，遂张目达旦。是夜也，有鸟在空中如笙簧声，又如小儿呱泣声者，皆在人首不远，後询诸人皆闻之。 
　　　　念六日，顷之，火势稍息。天渐明，复乘高升屋躲避，已有十数人伏天沟内。忽东厢一人缘墙直上,一卒持刃随之,追蹑如飞;望见予众，随舍所追而奔予。予惶迫，即下窜，兄继之，弟又继之，走百馀步而後止。自此遂与妇子相失，不复知其生死矣。诸黠卒恐避匿者多，绐众人以安民符节，不诛，匿者竞出从之，共集至五六十人，妇女参半，兄谓余曰：“我落落四人，或遇悍卒，终不能免；不若投彼大群势众则易避，即不幸，亦生死相聚，不恨也。”当是时，方寸已乱，更不知何者为救生良策？共曰唯唯，相与就之。领此者三满卒也，遍索金帛，予兄弟皆罄尽，而独遗予未搜；忽妇人中有呼予者，视之乃余友朱书兄之二妾也，予急止之。二妾皆散发露肉，足深入泥中没胫，一妾犹抱一女，卒鞭而掷之泥中，旋即驱走。一卒提刀前导，一卒横槊後逐，一卒居中，或左或右以防逃逸。数十人如驱犬羊，稍不前，即加捶挞，或即杀之；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蹶，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至一宅，乃廷尉永言姚公居也，从其後门直入，屋宇深邃，处处皆有积尸，予意此间是我死所矣；乃逶迤达前户，出街复至一宅，为西商乔承望之室，即三卒巢穴也。入门，已有一卒拘数美妇在内简检筐篚彩缎如山，见三卒至，大笑，即驱予辈数十人至後厅，留诸妇女置旁室；中列二方几，三衣匠一中年妇人制衣；妇扬人，浓抹丽妆，鲜衣华饰，指挥言笑。欣然有得色，每遇好物，即向卒乞取，曲尽媚态，不以为耻；予恨不能夺卒之刀，断此淫孽。卒尝谓人曰：“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呜呼，此中国之所以乱也。 
　　　　三卒随令诸妇女尽解湿衣，自表至里，自顶至踵，并令制衣妇人相修短，量宽窄，易以鲜新；诸妇女因威逼不已，遂至裸体相向，隐私尽露，羞涩欲死之状，难以言喻。易衣毕，乃拥之饮酒，哗笑不已；一卒忽横刀跃起向後疾呼曰：“蛮子来，蛮子来！”近前数人已被缚，吾伯兄在焉。仲兄曰：“势已至此，夫复何言？”急持予手前，予弟亦随之，是时男子被执者共五十馀人，提刀一呼，魂魄已飞，无一人不至前者；予随仲兄出厅，见外面杀人，众皆次第待命，予初念亦甘就缚，忽心动若有神助，潜身一遁，复至後厅，而五十馀人不知也。 
　　　　厅後宅西房尚存诸老妇，不能躲避，由中堂穿至後室，中尽牧驼马，复不能逾走；心愈急，遂俯就驼马腹下，历数驼马腹匍匐而出；若惊驼马，稍一举足，即成泥矣。又历宅数层，皆无走路，惟旁有弄可通後门，而弄门已为卒加长锥钉固；予复由後弄至前，闻前堂杀人声，愈惶怖无策，回顾左侧有厨，中四人盖亦被执治庖者也，予求收入，使得参司火掌汲之役，或可幸免。四人峻拒曰：“我四人点而役者也，使再点而增人，必疑有诈，祸且及我！”予哀吁不已，乃更大怒，欲执予赴外，予乃出，心益急，视阶前有架，架上有瓮，去屋不甚远，乃援架而上，手方及瓮，身已倾仆，盖瓮中虚而用力猛故也。无可奈何，仍急趋旁弄门，两手棒锥摇撼百度，终莫能动，击以石，则响达外庭，恐觉；不得已复竭力摇撼之，指裂血流，淋漏两肘，锥忽动，尽力拔之，锥已在握，急掣门【户及，“及”在“户”下，意为门闩，下同】，【户及】木槿也，濡雨而涨，其坚涩倍于锥，予迫甚，但力取【户及】，【户及】不能出而门枢忽折，扉倾垣颓，声如雷震，予急耸身飞越，亦不知力之何来也。疾趋後门出，即为城脚。时兵骑充斥，触处皆是，前进不能，即于乔宅之左邻後门挨身而入；凡可避处皆有人，必不肯容，由後至前，凡五进皆如是。直至大门，已临通衢，兵丁往来络绎不绝，人以为危地而弃之。予乃急入，得一榻，榻颠有仰顶，因缘柱登之，屈身向里，喘息方定，忽闻隔墙吾弟哀号声，又闻举刀砍击声，凡三击遂寂然。少间复闻仲兄哀恳曰：“吾有金在家地窖中，放我，当取献。”一击复寂然；予此时神已离舍，心若焚膏，眼枯无泪，肠结欲断，不复自主也。旋有卒挟一妇人直入，欲宿此榻，妇不肯，强而後可，妇曰：“此地近市，不可居。”卒复携之去，予几不免焉。室有仰屏，以席为之，不胜人，然缘之可以及梁，予以手两扳梁上桁条而上，足托驼梁，下有席蔽，中黑如漆，仍有兵至，以矛上搠，知是空虚，料无人在上，予始得竟日未遇兵；然在下被刃者几何人？街前每数骑过，必有数十男妇哀号随其後。是日虽不雨，亦无日色，不知旦暮。至夕，军骑稍疏，左右惟闻人声悲泣，思吾弟兄已伤其半，伯兄亦未卜存亡？予妇予子不知何处？欲踪迹之，或得一见；且使知兄弟死所。乃附梁徐下，蹑足至前街，街中枕尸相藉，天暝莫辨为谁？俯尸遍呼，漠无应者。遥见南首数火炬蜂拥而来，予急避之，循郭而走。城下积尸如鳞，数蹶，声与相触，不能措足，则俯伏以手代步，每有所惊，即仆地如僵尸，久之始通于衢。衢前後举火者数处，照耀如白昼，逡巡累时，而後越，得达小路，路人昏夜互触相惊骇，路不满百步，自酉至亥方及兄家。 
　　　　宅门闭不敢遽叩，俄闻妇人声，知为吾嫂，始轻击，应门者即予妇也。伯兄已先返，吾妇子俱在，予与伯兄哭，然犹未敢遽告仲兄季弟之被杀也。嫂询予，予依违答之。予询妇何以得免？妇曰：“方卒之追逐也，子先奔，众人继之，独遗我，我抱彭儿投屋下不得死，吾妹踢伤足亦卧焉。卒持我二人至一室，屋中男妇几十人皆鱼贯而缚之。卒因嘱我于诸妇曰：‘看守之，无使逸去。’卒持刀出，又一卒入，劫吾妹去；久之，不见前卒至，遂绐诸妇得出。出即遇洪妪，相携至故处，故幸免。”洪妪者仲兄内亲也。妇询予，告以故，唏嘘良久。洪妪携宿饭相劝。哽咽不可下。外复四面火起，倍于昨夕，予不自安，潜出户外，田中横尸交砌，喘息犹存；遥见何家坟中，树木阴森，哭音成籁，或父呼子，或夫觅妻，呱呱之声，草畔溪间，比比皆是，惨不忍闻。回至兄宅，妇谓予曰：“今日之事，惟有一死，请先子一死，以绝子累；彭儿在，子好为之！”予知妇之果於死也，因与语竟夜，不得间，东方白矣。 
　　　　念七日，问妇避所，引予委曲至一柩後，古瓦荒砖，久绝人迹，予蹲腐草中，置彭儿于柩上，覆以苇席，妇偻居于前，我曲附于後；扬首则露顶，展足则踵见，屏气灭息，拘手足为一裹，魂少定而杀声逼至，刀环响处，怆呼乱起，齐声乞命者或数十人或百馀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匐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至于纷纷子女，百*****啼，哀鸣动地，更无论矣！日向午，杀掠愈甚，积尸愈多，耳所难闻，目不忍视，妇乃悔畴昔之夜，误予言未死也。然幸获至夕，予等逡巡走出，彭儿酣卧柩上，自朝至暮，不啼不言，亦不欲食，或渴欲饮，取片瓦掬沟水润之，稍惊则仍睡去，至是呼之醒，抱与俱去；洪妪亦至，知吾嫂又被劫去，吾侄在襁褓竟失所在，呜呼痛哉！甫三日而兄嫂弟侄已亡其四，茕茕孑遗者，予伯兄及予妇子四人耳！相与觅臼中馀米，不得，遂与伯兄枕股忍饥达旦。是夜予妇觅死几毙，赖洪妪救得免。 
　　　　念八日，予谓伯兄曰：“今日不卜谁存？吾兄幸无恙，乞与彭儿保其残喘。”兄垂泪慰勉，遂别，逃他处。洪妪谓予妇曰：“我昨匿破柜中，终日贴然，当与子易而避之。”妇坚不欲，仍至柩後偕匿焉。未几，数卒入，破柜劫妪去，捶击百端，卒不供出一人，予甚德之，後仲兄产百金，予所留馀亦数十金，并付洪妪，感此也。少间，兵来益多，及予避所者前後接踵，然或一至屋後，望见柩而去。忽有十数卒恫喝而来，其势甚猛，俄见一人至柩前，以长竿搠予足，予惊而出，乃扬人之为彼乡导者，面则熟而忘其姓，予向之乞怜，彼索金，授金，乃释予，犹曰：“便宜尔妇也。”出语诸卒曰：“姑舍是。”诸卒乃散去。喘惊未定，忽一红衣少年掺长刃直抵予所，大呼索予，出，举锋相向，献以金，复索予妇，妇时孕九月矣，死伏地不起。予绐之曰：“妇孕多月，昨乘屋坠下，孕因之坏，万不能坐，安能起来？”红衣者不信，因启腹视之，兼验以先涂之血裤，遂不顾。所掳一少妇一幼女一小儿，小儿呼母索食，卒怒一击，脑裂而死，复挟妇与女去。 
　　　　予谓此地人迳已熟，不能存身，当易善地处之；而妇坚欲自尽，予亦惶迫无主，两人遂出，并缢于梁；忽项下两绳一时俱绝，并跌于地。未及起，而兵又盈门，直趋堂上，未暇过两廊。予与妇急趋门外，逃奔一草房，中悉村间妇女，留妇而却予，予急奔南首草房中，其草堆积连屋，予登其颠，俯首伏匿，复以乱草覆其上，自以为无患矣。须臾卒至，一跃而上，以长矛搠其下，予从草间出乞命，复献以金；卒搜草中，又得数人，皆有所献而免。卒既去，数人复入草间，予窥其中，置大方桌数张，外围皆草，其中廓然而虚，可容二三十人。予强窜入，自谓得计，不意败垣从半腰忽崩一穴，中外洞然，已为他卒窥见，乃自穴外以长矛直刺；当其前者无不被大创，而予後股亦伤。於是近穴者从隙中膝行出，尽为卒缚，後者倒行排草而出。 
　　　　予复至妇所，妇与众妇皆伏卧积薪，以血膏体，缀发以煤，饰面形如鬼魅，鉴别以声。予乞众妇，得入草底，众妇拥卧其上，予闭息不敢动，几闷绝，妇以一竹筒授予，口衔其末，出其端于上，气方达，得不死。户外有卒一，时手杀二人，其事甚怪，笔不能载。草上诸妇无不股栗，忽哀声大举，卒已入室，复大步出，不旋顾。天亦渐暝，诸妇起，予始出草中，汗如雨。至夕，复同妇至洪宅，洪老洪妪皆在，伯兄亦来，云是日被劫去负担，赏以千钱，仍付令旗放还；途中乱尸山叠，血流成渠，口难尽述。复闻有王姓将爷居本坊昭阳李宅，以钱数万日给难民，其党杀人，往往劝阻，多所全活。是夜悲咽之馀，昏昏睡去。次日，则念九矣。 
　　　　自念五日起，至此已五日，或可冀幸遇赦，乃纷纷传洗城之说，城中残黎冒死缒城者大半，旧有官沟壅塞不能通流，至是如坦途，夜行昼伏，以此反罹其锋。城外亡命利城中所有，辄结伴夜入官沟盘诘，搜其金银，人莫敢谁何。予等念既不能越险以逃，而伯兄又为予不忍独去；延至平旦，其念遂止；原蔽处知不可留，而予妇以孕故屡屡获全，遂独以予匿池畔深草中，妇与彭儿裹卧其上，有数卒至，为劫出者再，皆少献赂而去。继一狠卒来，鼠头鹰眼，其状甚恶，欲劫予妇；妇偃蹇以前语告之，不听，逼使立起，妇旋转地上，死不肯起，卒举刀背乱打，血溅衣裳，表里渍透。先是妇戒予曰：“倘遇不幸，吾必死，不可以夫妇故乞哀，并累子；我死则必死子目，俾子亦心死。”至是予远躲草中，若为不与者，亦谓妇将死，而卒仍不舍，屡擢妇发周数匝于臂，怒叱横曳而去。由田陌至深巷一箭地，环曲以出大街，行数武必击数下。突遇众骑至，中一人与卒满语一二，遂舍予妇去。始得匍匐而返，大哭一番，身无完肤矣！ 
　　　　忽又烈火四起，何家坟前後多草房，燃则立刻成烬；其有寸壤隙地，一二漏网者，为火一逼，无不奔窜四出，出则遇害，百无免一。其闭户*****者由数口至数百口，一室之中，正不知积骨多少矣！大约此际无处可避，亦不能避，避则或一犯之，无金死，有金亦死；惟出露道旁，或与尸骸杂处，生死反未可知。予因与妇子并往卧冢後，泥首涂足，殆无人形。时火势愈炽，墓木皆焚，光如电灼，声如山摧，悲风怒号，令人生噤，赤日惨淡，为之无光，目前如见无数夜叉鬼母驱杀千百地狱人而驰逐之。惊悸之馀，时作昏眩，盖已不知此身之在人世间矣。 
　　　　骤闻足声腾猛，惨呼震心，回顾墙畔，则予伯兄复被获，遥见兄与卒相持，兄力大，撇而得脱，卒走逐出田巷，半晌不至；予心方摇摇，乃忽走一人来前，赤体散发。视之，则伯兄也；而追伯兄之卒，即前之劫吾妇而中途舍去者也。伯兄因为卒所逼，不得已向予索金救命，予仅存一锭，出以献卒，而卒怒未已，举刀击兄，兄辗转地上，沙血相渍，注激百步。彭儿拉卒衣涕泣求免，［时年五岁］卒以儿衣拭刀血再击而兄将死矣。旋拉予发索金，刀背乱击不止，予诉金尽，曰：“必欲金即甘死，他物可也。”卒牵予发至洪宅。予妇衣饰置两瓮中，倒置阶下，尽发以供其取，凡金珠之类莫不取，而衣服择好者取焉。既毕，视儿项下有银锁，将刀割去，去时顾予曰：“吾不杀尔，自有人杀尔也。”知洗城之说已确，料必死矣。置儿于宅，同妇急出省兄，前後项皆砍伤，深入寸许，胸前更烈，启之洞内府；予二人扶至洪宅，问之，亦不知痛楚，神魂忽瞶忽苏。安置毕，予夫妇复至故处躲避，邻人俱卧乱尸众中，忽从乱尸中作人语曰：“明日洗城，必杀一尽，当弃汝妇与吾同走。”妇亦固劝余行，余念伯兄垂危，岂忍舍去？又前所恃者犹有馀金，今金已尽，料不能生，一痛气绝，良久而苏。 
　　　　火亦渐灭，遥闻炮声三，往来兵丁渐少，予妇彭儿坐粪窖中，洪妪亦来相依。有数卒掳四五个妇人，内二老者悲泣，两少者嘻笑自若；後有二卒追上夺妇，自相奋击，内一卒劝解作满语，忽一卒将少妇负至树下野合，馀二妇亦就被污，老妇哭泣求免，两少妇恬不为耻，数十人互为奸淫，仍交与追来二卒，而其中一少妇已不能起走矣。予认知为焦氏之媳，其家平日所为，应至於此，惊骇之下，不胜叹息。 
　　　　忽见一人红衣佩剑，满帽皂靴，年不及三十，姿容俊爽，随从一人，衣黄背甲，貌亦魁梧，後有数南人负重追随。红衣者熟视予，指而问曰：“视予，尔非若俦辈，实言何等人？”予念时有以措大而获全者，亦有以措大而立毙者，不敢不以实告，红衣者遂大笑谓黄衣者曰：“汝服否？吾固知此蛮子非常等人也。”复指洪妪及予问为谁？具告之，红衣者曰：“明日王爷下令封刀，汝等得生矣！幸勿自毙。”命随人付衣几件，金一锭，问：“汝等几日不食？”予答以五日，则曰：“随我来。”予与妇且行且疑，又不敢不行，行至一宅，室虽小而赀畜甚富，鱼米充轫，中一老妪，一子方十二三岁，见众至，骇甚，哀号触地。红衣者曰：“予贷汝命，汝为我待此四人者，否则杀汝，汝此子当付我去。”遂挈其子与予作别而去。 
　　　　老妪者郑姓也，疑予与红衣者为亲，因谬慰之，谓子必返。天已暮，予内弟复为一卒劫去，不知存亡？妇伤之甚。少顷，老妪搬出鱼饭食予；宅去洪居不远，予取鱼饭食吾兄，兄喉不能咽，数箸而止，予为兄拭发洗血，心如万磔矣！是日，以红衣告予语遍告诸未出城者，众心始稍定。次日为五月朔日，势虽稍减，然亦未尝不杀人，未尝不掠取；而穷僻处或少安；富家大室方且搜括无馀，子女由六七岁至十馀岁抢掠无遗种。是日，兴平兵复入扬城，而寸丝半粟，尽入虎口，前梳後篦，良有以也。 
　　　　初二日，传府道州县已置官吏，执安民牌遍谕百姓，毋得惊惧。又谕各寺院僧人焚化积尸；而寺院中藏匿妇女亦复不少，亦有惊饿死者，查焚尸簿载其数，前後约计八十万馀，其落井投河，闭户*****，及深入自缢者不与焉。是日，烧绵絮灰及人骨以疗兄创；至晚，始以仲兄季弟之死哭告予兄，兄颔之而已。 
　　　　初三日，出示放赈，偕洪妪至缺口关领米；米即督镇所储军粮，如丘陵，数千石转瞬一空。其往来负戴者俱焦头烂额，断臂折胫，刀痕遍体，血渍成块，满面如烛泪成行，碎烂鹑衣，腥秽触鼻，人扶一杖，挟一蒲袋，正如神庙中窜狱冤鬼；稍可观者犹是卑田院乞儿也。夺米之际，虽至亲知交不顾，强者往而复返，弱者竟日不得升斗。 
　　　　初四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後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盖此百万生灵，一朝横死，虽天地鬼神，不能不为之愁惨也！ 
　　　　初五日，幽僻之人始悄悄走出，每相遇，各泪下不能作一语。予等五人虽获稍苏，终不敢居宅内，晨起早食，即出处野畔，其妆饰一如前日；盖往来打粮者日不下数十辈，虽不操戈，而各制挺恐吓，诈人财物，每有毙杖下者；一遇妇女，仍肆掳劫，初不知为清兵为镇兵为乱民也？是日，伯兄因伤重，刀疮迸裂而死，伤哉，痛不可言！忆予初被难时，兄弟嫂侄妇子*****八人，今仅存三人，其内外姨又不复论。计扬之人如予之家水知凡几？其数濒於死，幸死而不死，如予与妇者甚少，然而愁苦万状矣！ 
　　　　自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五月五日止，共十日，其间皆身所亲历，目所亲睹，故漫记之如此，远处风闻者不载也。後之人幸生太平之世，享无事之乐；不自修省，一味暴殄者，阅此当惊惕焉耳！ 

　　

　清军为什么要在扬州进行大屠杀 
　　　　要言之，原因有四： 
　　　　１．清兵大举南下，一路攻城掠地，势如破竹，极少阻挡，只有兵临扬州，才第一次遭到史可法领导的扬州保卫战最坚决、最顽强、也最具杀伤力的反击，这才惹恼了清兵统帅多铎。 
　　　　２．扬州地处南北交通枢纽位置，历来得漕运、盐运之利，向称富庶地区，商业繁荣，手工作坊兴起，资本主义因素已经开始萌芽，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说，一股代表着落后的生产关系的外来势力，一旦入侵扬州这一先进地区，怎能不激起扬州人民最大限度地对史可法抗清斗争的支持？加之，扬州人民自李庭芝、姜才抗元以来就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这次清兵入侵，再一次激起他们爱国热情的高涨。我们不妨读读与王秀楚同时代的诗人靳应升《读邗江〈钱烈女传〉，补诗以吊之》一诗：“烈火不受尘，高云不受滓。此身能不辱，虎狼莫敢视。哀此闺中秀，珍重全一耻。忆初引决时，长跪泪如氵此。问我军如何？鼓哑城东圮。此时知尽节，必吾相国史。弱质虽非男，未忍蹈犬豕。不死不成人，一死良不悔。从容裁大义，弃身如弃屣。老亲苦无儿，宁复顾甘旨。日月照其魂，洁比邗江水。”据此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史可法领导的抗清斗争得到扬州人民怎样的响应与支持。弱质女子尚且贞烈如此，爱国男儿能不抗争到底？ 
　　　　对于如此英雄的城市，对于如此富庶的地区，清兵破城后，不杀百姓不足以解恨，不抢夺财物不足以饱私囊，不奸淫掳掠、四处放火不足以发泄侵略者的兽性。所谓“勿杀无辜，勿掠财富，勿焚庐舍”的誓约，早已成为一纸空文，聊欺后世而已。 
　　　　３．清兵攻城付出惨重代价，有扫垢山（骚狗山）的尸体丛葬为证，有三个将领、一个王子的阵亡为证。由此而引起大屠杀的报复。 
　　　　４．为进军江南，而大逞淫威，大肆镇慑。清兵攻克南京后，多铎在《谕南京等处文武官员人等》的布告中，就露骨地宣称：“昨天兵至维扬，城内官员军民婴城固守，予痛惜民命，不忍加兵，先将祸福谆谆晓谕。迟延数日，官员终于抗命，然后攻城屠 戮，妻子为俘。是岂予之本怀，盖不得已而行之。嗣后大兵到处，官员军民抗拒不降，维扬可鉴。”这等于是一份扬州大屠杀的自供状。 
　　　　事实上，清兵大屠杀并未迟延数日，诸多史乘说：“从破城之日起，豫王就下令屠城。”不仅是戴名世一人所记。多铎收了徽商汪氏兄弟３０万金的巨额贿赂，却未答应他们“勿杀无辜”的请求。顾炎武所记的多铎在南京执法严，不过是对那些抢了财物不向他上交的士兵执法严，其时江宁县就在多铎的掌握之中，抢掠南明皇宫内的各物多半为贵重宝物，岂容士兵独吞私没？所引顾炎武的记载，并不能证明豫王在扬州严于执行“勿杀无辜，勿掠财富，勿焚庐舍”的法令。 
　　　　虽说，大屠杀“凡七日乃止”，但《扬州十日记》记为“十日”，并没有错，封刀令并没有及时止住屠杀。与王秀楚同时代的诗人吴嘉纪《挽饶母》诗也说：“忆惜荒城破，白刃散如雨。杀人十昼夜，尸积不可数。”另一个与王秀楚同时代的诗人顾炎武也有诗说：“愁看京口三军溃，痛说扬州十日围。”（《酬朱监纪四辅》）这里用“围”，不用“杀”，是因诗的押韵缘故。 
　　　　关于扬州大屠杀惨绝人寰的历史真相，除了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有亲历、亲睹的逐日实录，以及各种稗官野史的杂录，当日史可法部下、幕僚的回忆录，有大量的诗篇，以如泣如诉的悲愤文字作诗史；有至今保存完好的写真图画，以直观的视觉形象作画史；有同时代扬州人的话本，在歌颂史可法民族气节的同时作扬民遭遇的痛史。 
　　　　诗篇，由《扬州历代诗词》所收，不下５０首。如“兵戈南下日为昏，匪石寒松聚一门。痛杀怀中三岁子，也随阿母作忠魂。”（清黄宗羲《卓烈妇》）；“深闺日日绣凤凰，忽被干戈出画堂。弱质难禁罹虎口，只余梦魂绕家乡。”（张氏《绝命诗五首》之一）；“明日还家拨余烬，十三人骨相依引。楼前一足乃焚馀，菊花（婢女名）左股看奚忍！”（清蒋士铨（焚楼行》）等等，均令人不忍卒读。 
　　编辑本段扬州十日记的价值 
　　　　它虽是一本不足８千字的小书，却既有不可磨灭的重要史学价值，又有震撼人心的非凡文学价值。 
　　　　《扬州十日记》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就在于它是信史。“其间皆身所亲历，目所亲睹”，而“远处风闻者不载也”。对于史学研究来说，这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难能可贵的是，该书立场比较客观，不带偏见，无所袒护，也无所隐讳，即如司马迁写《史记》的笔法，“笔则笔，削则削”。书中既揭露清军奸淫掳掠、刀砍火烧的种种*****，也揭露明军的军纪涣散与高杰余部的强盗行径，还揭露地方上亡命之徒趁火打劫的铤而走险。书中既对无辜平民所受空前浩劫表示深切同情，“耳所难闻，目不忍睹”；也对极少数失节妇女的“曲尽媚态”，表示卑视与愤慨，“恨不能夺卒之刀，断此淫孽”；还对“有捐金万两而卒受毙者”表示惋惜，并慨叹：是“扬人自导之也！”此“自导”为“自食其果”之“导”；而对自身纳金乞命、苟且偷生的狼狈行状，也丝毫不加掩饰，并未把自己打扮成抗清志士。书中既为史可法的临难不苟免、在全城宣示“一人当之，不累百姓”的“牌谕”而“感泣”，也为邻居洪妪的“卒不供出一人”而“甚德之”；其间还有兄弟、夫妇之间生死与共、患难相依的手足之情与伉俪之情。可以说，全书爱恨情仇交加，美丑善恶交织。凡所揭露，分清主次，一以道义为准；凡所褒贬，明辨是非，一以大节为重。作为第一手资料，这就提供了历史的全息，而提高了信史的可信度。 
　　　　《扬州十日记》之所以有非凡的文学价值，也在于它是信史。文学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唯真切才感人。 
　　　　１８４０年，林语堂先生主持的上海西风社出版了扬州人毛如升先生英译的《扬州十日记》。美国学者贝德博士在该英译本《序言》中，对本书的文学价值，给予高度评价： 
　　　　且就文学之观点言之，《扬州十日记》亦为非凡之文献。其叙事生动逼真，而以其逼真之故，读来令人惊心动魄。其故事之倏忽、鲜明与真切，前后踵接，不啻一幕近代影剧，读者感其事，激于情，莫不惊心咋舌焉。而此种紧张情绪，逐步开展，洵可与一部好剧本相媲美……此书之真切纯正，读者无不为之感动。而其文风之质朴无华，足证原书之绝非虚构。（转引自曾学文着《扬州名书》） 
　　　　贝德博士说得好，“明代之覆亡与满　人之侵入，历史学家每多浮泛之论，而《扬州十日记》一书，由征实多矣。此书就人类生命与价值立论，描写当时实况，故其后革命发轫时，所以采取激烈手段以满清统治者，盖此书之力也。” 
　　　　辛亥革命前夕，留日爱国学生才钻进东京和大阪的图书馆里，把列为《四库》禁毁书、在国内湮没无闻达２５０年之久却因流入日本而幸存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书，“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鲁迅《杂记》）所以１８９７年，谭嗣同、唐才常在长沙“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按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所以１９０３年，邹容在上海刊行《革命军》，更以《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大造革命舆论。总之，在辛亥革命时期，《扬州十日记》发挥了革命助产士的独特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１９０３年（一说１９０４年），陈天华在东京发表《警世钟》，为反对沙俄帝国主义对东三省的侵略，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又以《扬州十日记》为反帝爱国的警世教材，大声疾呼：“中国若是被洋人瓜分了，我汉人一定不得了。”“须知这瓜分之祸，不但是亡国罢了，一定还要灭种。”《警世钟》中对世人提出“十条奉劝”，第五条是：“劝富的舍钱。”说：“你看自古换朝的时候，受尽苦楚的不是那富户吗？《扬州十日记》上所载，满兵将到扬州，那些富户一文钱不肯出；及城破了，拿出钱买命，一队去了，一队又来，有出过万金终不免于死的。”读来，令人大为警醒。 
　　　　此后，在抗日战争中，《扬州十日记》一版又一版发行，一地又一地翻印，确实起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动员民众作用。抗日名将戴安澜将军１９４２年４月在缅甸协同英军对日作战时，身负重伤，５月不治殉国，检点将军遗物，其中就有染上将军血迹的《扬州十日记》。视此，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这里，我们不禁想起清代康熙年间诗人钱澄之的《扬州》诗：“水落邗沟夜泊船，一般风物客凄然。关门仍旧千樯塞，市井重新百货填。商贾不离争利地，儿童谁识破城年？当时百万人同尽，博得孤忠史相传。”此诗的写作时间，距离１６４５年的“扬州十日”，才２７年，竟已经是“儿童谁识破城年”了。这使我们想到了对青少年一代又一代的教育，务须以“居安思危”警策。因此，《扬州十日记》仍不失为具有永久生命力的爱国主义教材。 
　　编辑本段历史影响 
　　　　扬州十日是南明弘光元年，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发生在清军攻破扬州城后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的事件。由于当时南明将领史可法对清军的殊死抵抗，在同年四月二十五日（5月20日），清军攻占扬州后，当时大雨倾盆，多铎宣布在扬州城内进行了屠杀。当时的幸存者王秀楚所着《扬州十日记》中记载屠杀共持续十日，故名“扬州十日”。 
　　　　有关扬州十日的记载主要来自《扬州十日记》，这是一本仅八千字不到的小书；但此书长期被清廷禁止无法流通，导致清末以前大部分人对此屠杀事件一无所知。直到清末有心人士将此书由日本带回，“扬州十日”事件才广为世人所知，陈天华在《狮子吼》写道：“有当时一个遗民，于万死一生之中，逃出性命，做了一本《扬州十日记》，叙述杀戮之惨。”可说是为辛亥革命的成功造就了舆论准备。《扬州十日记》在史学界影响很大，一些书籍如：《清代通史》、《辞源》、《辞海》，《中外历史年表》、《清史编年》等皆予引用。 
　　　　据《扬州十日记》所载，清军攻破扬州城后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大肆屠杀，史载：“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初四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后来由城内僧人收殓的尸体就超过了80万具。 
　　　　扬州十日不是孤立的事件,它实际上是满清入侵江南*****的一部分,从明末到清初,中国人口从1亿4000万锐减到1600多万,经济被破坏,资本主义萌芽毁灭殆尽。 

　　　　清军攻破扬州后，进行了十天的大肆屠杀，后来仅仅是被收殓的尸体就超过了八十万具。

　(二）、嘉定三屠 
　　
　　　　清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清军再下剃发令，命令十天之内，江南人民一律剃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严重伤害江南百姓的民族感情，于是纷纷起而抗清。其中嘉定人民的抗清尤为顽强激烈。闰六月十三日，剃发令下，群众开始酝酿反抗。清嘉定知县强制剃发，起义顿时爆发。城郊居民一呼而起，打败来剿清军。人民公推黄淳耀、侯峒曾出面领导抗清。降将李成栋率清兵猛攻，城中居民冒雨奋战，坚守不屈。清军用大炮轰城，始得攻入。侯峒曾投河死，黄淳耀自缢，城中无一人投降。清军忿而屠城，杀两万余人后弃城而去。次日朱瑛又率众入城，组织抗清，旋败，再遭清兵屠杀。八月十六日明将吴之藩起兵，反攻嘉定，亦败，嘉定第三次遭屠城。史称“嘉定三屠”。多铎统军占领南京，南明弘光朝廷覆亡。同年六月，南明降臣钱谦益，赵之龙等向多铎献策曰：“吴下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无须用兵。”清廷乃于六月十五日颁诏书往江南曰：“……削发一事，本朝已相沿成俗，尔等毋得不遵法度。……凡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然而“削发令”一下，所谓“民风柔弱”的江南民众的反抗怒火，却在松山，昆山，苏州，嘉兴，绍兴，江阴等地熊熊燃烧。反抗满清*****最为惨烈的嘉定，史称“嘉定三屠”。 
　　
　　
　　　　嘉定，秦代属会稽郡娄县，隋唐时属苏州昆山县。至宋朝嘉定十年，遂以年号为地名，今属上海市嘉定区。为在嘉定强行推行“削发令”，满清政权决定实施武力征服之。七月初三日黎明，清兵踏破了昔日嘉定古城的宁静。据史载：清军进攻嘉定城的先锋李成栋，曾是已故南明弘光朝廷兵部尚书史可法的部下。早在去年（公元1644年）的四月，当清军固山额真准塔统兵南下，逼近徐州城之时，时任守城总兵官的李成栋竟望风而逃，不久遂降于清。此时，为反抗满清的入侵，嘉定城内的市民一致推举侯峒曾，黄淳耀黄渊耀兄弟主持城防。侯峒曾，字豫瞻。原任南明弘光朝通政司左通政，南京沦陷后，避难于老家嘉定。黄淳耀，字蕴生。乃崇祯年间进士，与其弟黄渊耀均世居于嘉定城。在侯峒曾和黄氏兄弟的指挥下，城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投入了抗清行列。为鼓舞士气，侯峒曾下令在嘉定城楼上悬挂一面“嘉定恢剿义师”的大旗。同时在城楼上“集众公议”，决定“划地分守”嘉定城：由南明诸生张锡眉率众守南门，秀水县教师龚用圆佐之；南明国子监太学生朱长祚守北门，乡绅唐咨佐之；黄淳耀兄弟守西门；侯峒曾亲自守东门，诸生龚孙炫佐之。此外，由诸生马元调（时年七十岁）与唐昌全，夏云蛟等负责后勤供给。集议已定，各头领率众在城上日夜巡逻。“嘉人士争相执刃以从，人情颇觉鼓舞。”为阻止清军进犯，侯峒曾又下令将城外各桥毁坏，“东，北二门俱用大石垒断街路，西，南二门用圆木乱石横塞道途。”天亮时分，清军击败了城外各村镇的乡兵后，便将嘉定城四面包围。随即李成栋下令，集中火炮齐轰东，西二门。“清兵攻城甚急，多缚软梯至城下，城上砖石如雨。”守城民众虽“亡失甚众”，但仍顽强不屈。若有某断城墙被炮火轰塌，城内民众便及时用木料和充土布袋堵塞之。“守城者若有伤亡，乃立即补充。”或曰：中国有两个社会，上浮夸而下粗扑；上游戏而下献身。诚信斯言哉！黄昏时分，突然暴雨如注，狂风骤起。守城民众仍毫不畏惧，冒雨抵抗。是时，因“城中遂不能张灯，（李）成栋令兵丁潜伏城下之穴城，而守者弗觉也。”（文秉《甲乙事案》）
　　
　　翌日破晓时分，暴风骤雨仍然不止。时城上民众已连续守城三昼夜，遍体淋湿，加之饮食已绝，故人人身疲力竭。李成栋遂令士兵“置灯于地穴中，炮发震城。”火炮声“终日震撼，地裂天崩，炮硝铅屑落城中屋上，簌簌如雨，婴儿妇女，狼奔鼠窜。”（朱子素《嘉定屠城略》）在这腥风血雨之中，灾难终于降临。随着城墙一隅在炮声中轰然倒塌，清军乘机登城，蜂拥而入。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此刻，侯峒曾正在东门城楼上。城陷，“士卒皆曰：‘吾曾受公厚恩，尚可卫公出走。’峒曾曰：‘与城存亡，义也。’及下城拜家庙，赴水死之。其长子玄演，次子玄洁身处数十刀，亦死之。”城陷之时，黄淳耀黄渊耀兄弟急趋城内一僧舍。“淳耀问其从者曰：‘侯公若何？’曰：‘死矣！’曰：‘吾与侯公同事，义不独生。’乃书壁云：‘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进不得宜力王朝，退不得洁身远引，耿耿不没，此心而已。大明遗臣黄淳耀自裁于城西僧舍。’其弟渊耀曰：‘兄为王臣宜死，然弟亦不愿为北虏之民也。’淳耀缢于东，渊耀缢于西。”（黄宗曦《弘光实录钞》）
　　
　　又据史载；诸生张锡眉解带缢于南门城楼上，死前作绝命词，大书裤上云：“我生不辰，与城存亡，死亦为义！”教师龚用圆赴水死，二子从之。诸生马元调，唐昌全，夏云蛟，娄复闻，城破亦死之。又有黄某，与清军巷战中“手挥铁简，前后杀数百人，后中失而死。”这些“志士仁人”之死，从历史上看，固然是其儒家“仁义”观念的根本追求所致。但从民族兴亡的高度看，这为民族生存而死之大丈夫精神，不也成为汉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吗？当屠城令下达之时，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若见年轻美色女子，遂“日昼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朱子素《嘉定屠城略》）
　　
　　
　　血腥屠杀之后，清兵便四出掠夺财物。史载：如遇市民，遂大呼献财宝，“恶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所献不多者，则砍三刀而去。是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更有甚者，屠城罪魁李成栋，竟用三百只大船运走了他掠夺的金帛女子。在此劫难中，不乏为虎作伥者。又史载：清兵如北门，“乃奸民导敌入。”至于趁火打劫者，亦不在少数。有汉奸徐元吉者，“以削发为名，日出行动，割人腹，啖人心肝，动以百计。”然而，满清的*****并未扑灭民众的反抗怒火。七月二十四日，有江东人朱瑛者，自封游击将军，率兵五十余人回到嘉定城。是时，朱率部会同城内市民，将清军驱赶城外。第二天，逃至城外的李成栋，急令万国昌率兵增援。李本人则坐镇城外之织女庙，指挥各路兵马企图第二次攻城。七月二十六日清晨，清军乘城内民众武装力量尚未集结完毕，再次攻进城内。有汉奸浦嶂者，向李成栋献计曰：“若不剿绝，后必有变。”于是，清军第二次屠城。此时，城内许多居民尚未起，，“遂于屋中被猝然杀之。”顿时，“城内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撤取屋木，聚尸焚之。”在此次屠城中，浦嶂一马当先，“大显身手”。他甚至将好友娄某的全家斩尽杀绝。为此，嘉定城内民众“是日逢嶂，龆龀不留。”有一郭姓市民者，曾不胜愤慨地痛斥他：“人面兽心，狗鼠不食。”人神共怒，浦嶂惟掩面鼠窜耳！从李成栋，徐元吉，浦嶂之所为我们看到，每当社会大变动之时，必然会有一部分人因社会的变动而得益。此除时势之必然外，各阶层之个体的品行德性与其地位之升降，亦有不可忽视之关系。而品行德性之沦丧，必然导致个人占有欲的极度扩张。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信夫！满清的第二次屠城，也未能削弱民众的反抗意志。八月二十六日，原南明总兵吴之番率余部，反攻嘉定城。城内清兵猝不及防，乃溃。城内民众纷纷奔至吴军前，“踊跃听命”。然而，吴军乃乌合之众。清兵反扑之时，“一时溃散。”史载：吴之番“连杀数人，不能定。呼天曰：‘吾死，分也。未战而溃，我目弗瞑矣！’挺枪欲赴东门死。”清兵拥入城内，第三次血洗嘉定城。如果说前两次屠城，对满清而言，多少留下一些“隐患”的话，那么这第三次屠城，他们可谓“如愿以偿”。因为在这满城的累累白骨之上，总算插上了“削发令已行”的旗幡！史载：在满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死亡者达二万余人。“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初九，清兵破南京，明弘光帝南逃。三十日，县令钱默出逃。六月二十四日，清授县令张维熙到任。是日，明嘉定总兵吴志葵率百人，白布裹头，昼伏东门外时家坟，晚间各持火把逼近县城，扬言捉拿张维熙，张逃之夭夭。二十七日，吴志葵再临县城，士民夹道迎接复明之师。 
　　　　闰六月初七，明降将李成栋部骑兵路过境内新泾桥，大肆奸淫妇女，致死7名。初八，李成栋亲率兵船百艘、马步兵2000余名停泊县城东关，大肆奸掠。初九，李率兵去吴淞，留偏裨将梁得胜等300名守护兵船。十二日，清军下剃发令，群情激愤，远近乡兵，竞相围攻李成栋船队。船只及所掠财物悉数焚毁，斩杀清官兵84名。十五日，李成栋去太仓求援，行至罗店又被乡兵追杀，伤亡惨重。于是，李成栋疯狂纵兵报复，滥杀无辜。 
　　　　十七日，明都察院观政、进士黄淳耀及弟渊耀，与前左通政侯峒曾及子元（玄）演、元（玄）洁倡议守城。十八日黎明，李成栋率兵攻罗店，支洪、陆文焕率乡兵抵御。李暗遣精兵东渡练祁，西渡荻泾，乡兵背腹受敌，退入镇内。时值早市，清军入镇屠杀。居民死难1604名。 
　　　　十九日，黄淳耀，侯峒曾集众公议，决定划地而守，城上高悬“嘉定恢剿义师”大旗，自制各种武器，严阵以待。 
　　　　二十五日，吴志葵遣游击蔡乔率兵200余名支援嘉定，扎营城外。次日五更，遭李成栋伏兵袭击，蔡乔战死。李成栋引兵归吴淞过新泾桥时，纵火焚屋，鸡犬不留。七月初一，各路乡兵10万余会集砖桥与清兵决战。清兵分左右两翼冲杀，乡兵大败，被追杀不计其数。李成栋部入娄塘镇后屠杀1073名，并纵兵奸淫妇女，不可名状。 
　　　　初三，李成栋汇同太仓清兵攻城，日夜炮轰。初四五更大雨滂沱，守城士民已露立三昼夜，饮食几绝，渐不能支。清兵趁机急攻，破东门涌入城内。侯峒曾仍坐镇城楼，二子急呼：“事急矣，何以为计？”侯峒曾答曰：“有死而已，所恨者枉送一城百姓耳。”急令二子离去，二子走数步又还。侯峒曾怒日；“我死国事分也，祖母在，若辈应代我奉事，恋我何为？”二子恸哭而去，至孩儿桥皆被杀。侯峒曾自沉宣家池（叶池）未死，遂被清兵杀害。 
　　　　东门破，城中居民纷纷奔西门逃生，而清兵截段堵杀，居民投河死者无数。 
　　　　时镇守西门的黄淳耀见大势已无可挽回，遂与弟渊耀骑马至早年读书的西林庵，对僧无等曰：“大师急避，某兄弟从此辞矣！”遂索笔疾书：“遗臣黄淳耀于弘光元年七月初四日自裁于西城僧舍。呜呼！进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洁身自隐。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不灭，此心而已！异日寇氛复靖，中华士庶再见天日，论其世者，当知予心。”书罢，见弟渊耀已缢梁间，遂缢其侧。 
　　　　南门守将张锡眉，闻城破，偕妾投水死。身留绝命诗一首：“我生不辰，侨居兹里。路远宗亲，邈隔同气。与城存亡，死亦为义。后之君子，不我遐弃。”另有守城将领龚用圆、龚用广兄弟闻城破，拥抱恸哭曰；“我祖父清白自矢，已历三世。今日苟且图存，何面日见祖宗于地下？”语罢双双自溺而死。 
　　　　辰时，李成栋入城下令鸣炮屠城。小街僻巷，无不穷搜。每遇一人，大呼献宝，献若不多，连砍三刀，物尽则杀。全城刀声砉然，嚎叫之声，动地惊天。悬梁者、投井者、断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不计其数。骨肉狼籍，遍地皆是。投河自溺者不下数千人。三日后，自西门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行舟无处下篙。血污浮于水面，高出数分。妇女若容貌不佳者必杀，有美色者生虏，于街坊当众奸淫。若有不从，钉其手足。初六日，李成栋纠集民船300余艘，满载所掠金帛、女子、牛马猪羊驶往太仓。 
　　　　嘉定被屠后，葛隆、外冈、马陆、杨行等镇乡兵复聚，再议抗清，誓不反顾，并时有偷袭斩杀清兵之义举。 
　　　　二十六日五更清兵大队至葛隆，入镇后肆行屠杀，流血满地，并再屠外冈镇。 
　　　　二十七日，浦峤、浦嶂率兵再屠嘉定，逢人便杀，不分老幼，所劫财物尽载太仓。 

　　　　自闰六月初，嘉定人民自发起义抗清，两个月内，大小战斗十余次，民众牺牲2万余，史称“嘉定三屠”。

　　嘉定忠臣 
　　　　1981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嘉定忠臣：儒学在17世纪中国的领导地位及社会变革》一书，作者邓尔麟论述了嘉定侯(峒曾)、黄(淳耀)以及龚、沈、徐、张四大家族情况，以及他们在抗清斗争中反映的儒学思想。嘉定文化昌盛，多饱读诗书之士，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出现了一批学识渊博、讲求气节的爱国志士学者，“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明天启年间，苏州有人为魏忠贤建生祠，谄媚者争相往拜，嘉定知县谢三宾颇为犹豫，找李流芳参谋参谋，李当即答曰：“拜是一时事，不拜是千古事，”谢深以为然，坚不前往。明末清初，以黄淳耀、侯峒曾等为杰出代表的嘉定士绅，把节义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尽管只是一介文弱书生，但当民族危难之际，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起，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初九，清兵破南京，明弘光帝南逃。三十日，县令钱默出逃。六月二十四日，清授县令张维熙到任。是日，明嘉定总兵吴志葵率百人，白布裹头，昼伏东门外时家坟，晚间各持火把逼近县城，扬言捉拿张维熙，张逃之夭夭。二十七日，吴志葵再临县城，士民夹道迎接复明之师。 
　　　　闰六月初七，明降将李成栋部骑兵路过境内新泾桥，大肆奸淫妇女，致死7名。初八，李成栋亲率兵船百艘、马步兵2000余名停泊县城东关，大肆奸掠。初九，李率兵去吴淞，留偏裨将梁得胜等300名守护兵船。十二日，清军下剃发令，群情激愤，远近乡兵，竞相围攻李成栋船队。船只及所掠财物悉数焚毁，斩杀清官兵84名。十五日，李成栋去太仓求援，行至罗店又被乡兵追杀，伤亡惨重。于是，李成栋疯狂纵兵报复，滥杀无辜。 
　　　　十七日，明都察院观政、进士黄淳耀及弟渊耀，与前左通政侯峒曾及子元（玄）演、元（玄）洁倡议守城。十八日黎明，李成栋率兵攻罗店，支洪、陆文焕率乡兵抵御。李暗遣精兵东渡练祁，西渡荻泾，乡兵背腹受敌，退入镇内。时值早市，清军入镇屠杀。居民死难1604名。 
　　　　十九日，黄淳耀，侯峒曾集众公议，决定划地而守，城上高悬“嘉定恢剿义师”大旗，自制各种武器，严阵以待。 
　　　　二十五日，吴志葵遣游击蔡乔率兵200余名支援嘉定，扎营城外。次日五更，遭李成栋伏兵袭击，蔡乔战死。李成栋引兵归吴淞过新泾桥时，纵火焚屋，鸡犬不留。七月初一，各路乡兵10万余会集砖桥与清兵决战。清兵分左右两翼冲杀，乡兵大败，被追杀不计其数。李成栋部入娄塘镇后屠杀1073名，并纵兵奸淫妇女，不可名状。 
　　　　初三，李成栋汇同太仓清兵攻城，日夜炮轰。初四五更大雨滂沱，守城士民已露立三昼夜，饮食几绝，渐不能支。清兵趁机急攻，破东门涌入城内。侯峒曾仍坐镇城楼，二子急呼：“事急矣，何以为计？”侯峒曾答曰：“有死而已，所恨者枉送一城百姓耳。”急令二子离去，二子走数步又还。侯峒曾怒日；“我死国事分也，祖母在，若辈应代我奉事，恋我何为？”二子恸哭而去，至孩儿桥皆被杀。侯峒曾自沉宣家池（叶池）未死，遂被清兵杀害。 
　　　　东门破，城中居民纷纷奔西门逃生，而清兵截段堵杀，居民投河死者无数。 
　　　　时镇守西门的黄淳耀见大势已无可挽回，遂与弟渊耀骑马至早年读书的西林庵，对僧无等曰：“大师急避，某兄弟从此辞矣！”遂索笔疾书：“遗臣黄淳耀于弘光元年七月初四日自裁于西城僧舍。呜呼！进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洁身自隐。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不灭，此心而已！异日寇氛复靖，中华士庶再见天日，论其世者，当知予心。”书罢，见弟渊耀已缢梁间，遂缢其侧。 
　　　　南门守将张锡眉，闻城破，偕妾投水死。身留绝命诗一首：“我生不辰，侨居兹里。路远宗亲，邈隔同气。与城存亡，死亦为义。后之君子，不我遐弃。”另有守城将领龚用圆、龚用广兄弟闻城破，拥抱恸哭曰；“我祖父清白自矢，已历三世。今日苟且图存，何面日见祖宗于地下？”语罢双双自溺而死。 
　　　　辰时，李成栋入城下令鸣炮屠城。小街僻巷，无不穷搜。每遇一人，大呼献宝，献若不多，连砍三刀，物尽则杀。全城刀声砉然，嚎叫之声，动地惊天。悬梁者、投井者、断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不计其数。骨肉狼籍，遍地皆是。投河自溺者不下数千人。三日后，自西门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行舟无处下篙。血污浮于水面，高出数分。妇女若容貌不佳者必杀，有美色者生虏，于街坊当众奸淫。若有不从，钉其手足。初六日，李成栋纠集民船300余艘，满载所掠金帛、女子、牛马猪羊驶往太仓。 
　　　　嘉定被屠后，葛隆、外冈、马陆、杨行等镇乡兵复聚，再议抗清，誓不反顾，并时有偷袭斩杀清兵之义举。 
　　　　二十六日五更清兵大队至葛隆，入镇后肆行屠杀，流血满地，并再屠外冈镇。 
　　　　二十七日，浦峤、浦嶂率兵再屠嘉定，逢人便杀，不分老幼，所劫财物尽载太仓。 
　　　　自闰六月初，嘉定人民自发起义抗清，两个月内，大小战斗十余次，民众牺牲2万余，史称“嘉定三屠”。 
　　编辑本段黄淳耀 

　　　　黄淳耀，字蕴生，号陶庵。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生于嘉定，家境贫困，十岁才入私塾读书，极为刻苦，二十岁不到即有诗名，崇祯十六年(1643年)中进士，这时，明王朝已是四面楚歌，风雨飘摇，黄淳耀哀民生多艰，叹朝纲不振，恨吏治腐败，在《野人》三首中抒发强烈的情感：“野人叹息王师劳，秦贼楚贼如猥毛。攻城掠野官吏死，大江以北民嗷嗷。”“野人叹息年岁恶，池中掘井井底涸。”“野人叹息朝无人，朝中朋党如鱼鳞。”故绝意仕途，隐居嘉定城内西林庵。侯峒曾，字豫瞻，号广成，居诸翟(今闵行区)，天启中进士，历任南京兵部主事、浙江参政，南明弘光朝授左通政使，辞而未就。[嘉定叶池碑]江南初定，清廷便下剃发易服之令，“自部文所到之日，尽使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萧一山《清代通史》第294、295页)。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嘉定爆发数万人参加的反剃发起义，义军推举侯峒曾、黄淳耀为领袖，抗击清军，最后坚守嘉定城。七月四日城破后，侯与其子侯演、侯洁殉节叶池，黄和其弟黄渊耀自缢于西林庵。嘉定许多文化世家惨遭灭门之祸，龚姓自宋至明16代中，中式进士13人，嘉定三屠时，龚氏后裔随侯、黄守城，一门12人殉节。陆陇其在《陶庵集》序言中说：“盖其所积者厚，所养者深矣。”钱大昕《黄陶庵像赞》曰：“儒者之勇，可师百世，”表示对先贤的敬仰之情。嘉定人民怀念他们，民国23(1934)年7月23日，县志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七次会议，议决锡沪路西门外练祁河桥，改名侯黄桥，以纪念民族英雄侯峒曾、黄淳耀。民国25年4月20日，在汇龙潭东岸举行“明忠节侯侯黄二先生纪念碑“奠基典礼，并于11月6日举行揭幕仪式。5月1日起修整叶池。建国后，嘉定县人民委员会1961年勒石于叶池旧址，魏文伯书“叶池”二字，1962年在西林庵立碑，吴玉章书“陶庵留碧”。民国22年，嘉定的学校把每年5月定为实施民族教育运动月，教师讲述“倭寇侵城”、“嘉定三屠”、“三三纪念”(民国21年3月3日日军侵占嘉定城)等御侮战事，激发学生大无畏的民族精神。普通小学，由中华职业教育社系的乡绅和民族资本家创办，重视读书和就业相结合，注意培育民族意识。学校设一门乡土课，讲释本县的地域、历史、物产、文化和民风习俗，使学生从小就知道嘉定人民在明代抗倭和清初“三屠”中壮烈的史实。每年清明祭祀之日，师生凭吊侯黄两位先生殉节的“叶池”和“西林庵”。这些乡土人事，使大家朦胧地产生了崇敬民族英雄的思想，为嘉定有这些民族英雄而感到自豪。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消息传至上海，胡厥文在同业公会大会上慷慨陈词，会议通过《铜铁机器业抗日救国决议》。不久，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胡召集同人，应战时之急，生产弹药支援前线。期间，胡日夜奔波，胡须很长，同事开玩笑说他要做“美髯公”，胡曰：“蓄之以记国耻，不赶跑倭寇，不剃须!”14年后，日本战败投降，胡厥文欣喜欲狂，在剃髯前后留照合印，旁题一诗纪念：抗战胜利，父子昆仲。勿怠勿忘，岂以为戏!“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北平沦陷，日方多次软硬兼施，要外交家廖世功出山，廖严词拒绝，不任伪职。嘉定沦陷期间，日方要挟实业家顾吉生“合作”，重压之下，顾坚不松口，寻机潜离上海，绕道越南、香港，再悄悄返沪，隐居在霞飞路一家德国人开的饭店里。如上事迹，不胜枚举，展现了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品格。嘉定，名声远播，堪称淞北巨镇，富庶之地，教化之邦，人文蔚起之区。侯黄二先生明朝末年，清军大举南下，江南各地人民在一批富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的感召下，纷纷组织抗清力量，掀起了一场悲壮激烈的大搏杀。“嘉定三屠”与“扬州十日”是当时最为着名的历史事件。侯峒曾、黄淳耀就是“嘉定三屠”中最杰出的民族英雄。侯峒曾，明天启五年（1625）进士，授南部武选主事官职，后任南方文选主事。在政治上，他倾向和同情当时的复社。有人诬陷复社领袖张溥，侯峒曾为他辩解。后来，他又出任稽勋郎、浙江右参政，分管嘉兴、湖州两府。不久，又擢升顺天府丞，因京城被李自成攻破，未赴任。侯峒曾为人正直，为官廉洁，在任南部文选主事时，被誉为“南部三清”之一。清顺治二年（1645），清军攻陷南京后，兵临嘉定。嘉定爆发了十多万人参加的反剃发的起义。清军总兵李成栋闻讯，紧急调兵前来镇压。途中，清军的兵船被嘉定组织的乡兵一举烧毁。从而揭开了嘉定民众抗清斗争的序幕。侯峒曾与同乡进士黄醇耀、黄渊耀兄弟，上海举人张锡眉，国子生朱长，秀才马元调、龚用圆等奋起抗清守城。他们在嘉定城楼上竖起“嘉定恢剿义师”的大旗，在四城门布置守城兵力，义师在北门仓桥炮击清兵，打死清将李成栋之弟李成林，又一次激怒了李成栋。守城抗清战斗，自六月十四之后更加激烈。七月初四凌晨，大雨如注，守城义军饥困交加，在清兵的猛攻下东门先被破，经过激烈的巷战，嘉定城彻底告破。城破后，侯峒曾携两子玄演、玄洁奔回家中，投叶池殉国。由于池水太浅未淹死，父子三人被追来的清兵砍死。黄淳耀，年少时家贫，粗茶淡饭，到10岁时才入私塾读书，十分努力刻苦，加上天资聪明，不到20岁已诗文出众，受到“嘉定四先生”中程嘉燧的欣赏，并推荐给常熟大诗人钱谦益家执教蒙馆。黄淳耀十分痛恨华而不实的八股文，与门人陆元辅组织直言社，倡导经世之用、言之有物的文章，名重一时。崇祯十六年（1642）考中进士，但对腐败的明王朝他已失去信心，无意仕途，回到故乡，隐居在城西西林寺，着书立说，以诗文自娱。清军逼近嘉定时，黄淳耀与候峒曾一起率嘉定义士守城，七月四日城破后，他偕弟黄渊耀回西林寺，准备自缢殉国。西林寺僧人无等法师劝他：“你虽中进士，但并没有做官，不必殉国。”黄淳耀心意坚决，回答道：“我在起兵时就发誓与城共存亡，如今城已破，我岂能食言。”他让无等法师帮他取来笔墨，在墙上奋笔疾书：“弘光元年，七月初四日，进士黄淳耀自裁于西城僧舍。呜呼！进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洁身自隐。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不灭，此心而已！异日夷氛复靖，中华士庶，在见天日，论其世者，当知予心！”书毕，与弟渊耀双双自缢，年仅40岁。据光绪《嘉定县志》记载，黄氏兄弟自缢后，对面墙上染着黄淳耀口中喷出的一片血迹，艳如桃花，灿若火焰。无等法师含泪用笔在一旁写下“留碧”两字。黄淳耀是明末着名文学家，诗文风格清新雄健，充满生活气息。清代着名学者纪晓岚评其诗“浑然天成，绝无懦响”。黄淳耀崇拜陶渊明，故有陶庵号，文章质朴淡雅，如《李龙眠画罗汉记》、《顽山赋》等脍炙人口的佳作，至今仍被人推崇，有的还入选学生课本。侯黄两先生的义节，深深地感动着后人，在嘉定至今还能看到多处纪念侯黄两先生的遗迹。嘉定城西有侯黄桥，汇龙潭公园有侯黄先生纪念碑，城中清河路旁有魏文伯题写的叶池碑，上海大学西校区的西林寺旧地址有吴玉章题写的“陶庵留碧”碑，碑背镌刻着吴玉章的七律诗：“长虹碧血气冲天，爱国英雄继千万，且喜纪元新世界，翻天覆地换人间。”在方泰有两黄先生的墓地，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在墓前立表坊一座，有康熙题字“敕旨”额石；两旁有一副对联：“国士无双双国士，忠臣不二二忠臣。”墓地现为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岁月的泪水可以冲洗斑斑血迹，却冲不走弯刀下的罪恶和惨呼的冤魂.... 
　　
　　 在岳飞、文天祥被否定的辫子戏时代，汉奸神社必然开张(出卖祖宗的汉奸奴才尚贼可喜在广州犯下滔天大罪！对广州进行了十二天的疯狂大屠杀，至少70万无辜百姓遇难)尚可喜纪念馆、洪承畴纪念馆开张，电视剧〈大清尚王〉筹划开拍有感。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300多年前那不堪回首的17世纪，甲申国难,苦难的中华大地在老鬼子、二鬼子(汉奸)的屠刀下辗转、呻吟；但这段大悲剧的黑暗时代，如今竟然被最丑陋的辫子戏企图篡改成通古斯“猪尾天使”下凡、建设鞑清共荣圈的“盛世”！多少青年被蒙蔽？多少同胞认贼作父？ 
　　　　
　　　　　　血与泪、火与烟交织的17世纪的多数年份，都被中国人民的鲜血染红，而公元1650年(华夏历庚寅年)，我们尤其不能忘记；这一年的冬天，汉奸魔头尚可喜、耿继茂作为清军的走狗，根据主子的屠城命令，率领乌真超哈-镶蓝旗的鞑清国汉奸伪军，对繁华的中国名城广州进行十二日疯狂屠城，惨绝人寰的程度相当于“扬州十日”，远远超过了倭人的南京大屠杀。[注解：《顺治实录》记载伪清屠城令：“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清军屠城布告：“谕南朝官绅军民人等知道：...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清史稿》:\"国语谓汉军“乌真超哈”\"，哪国的国语把“汉军”叫做“乌真超哈”？当然不是汉语，而是满语] 
　　
　　其实，又何止是广州、雄州二地，只要是被满清兽军铁蹄践踏的地方，类似的、甚至更惨的事情都会发生，只不过没人记录或者很多记录都被满贼焚书销毁了。正如邹容前辈所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又岂当日贼满人残戮汉人一州一县之代表哉？夫二书之记事，不过略举一二耳。当日既纵焚掠之军，又严剃发之令，贼满人铁骑所至，屠杀掳掠，必有十倍于二地者也。有一有名之扬州、嘉定，有千百无名之扬州、嘉定！”屈大均还记载广州一位17岁女子苏氏，用柔弱的臂膀举起小茶几搏斗反抗兽军，“以几击兵，兵破头额”，因而被二鬼子肢解碎尸惨杀。 
　　　　
　　　　　　广府和扬州一样也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特大城市，死难者数字也极为触目惊心。戴耘野《行在阳秋》记载：“初二日，清陷广州，屠之。...百万人民，尽死于内”。屈大均为守城牺牲的回民将领羽凤麒写的悼词中说：“国殇百万 , 于尔尊崇”，意思是百万死难者中，羽公您死得很崇高。当时人陈恭尹《番禺黎氏存诗汇选序》也说“竹帛烟销,与百万生灵俱烬”，指黎氏作品和百万生灵一起在大屠杀中毁灭了。所以说死难者很可能接近100万人。《广东通志》等史料记载：“杀七十万人”。这是最低限度的估计。林文陔《浅析建国前佛山商业的兴衰》：“明末清初的战争,使广州遭尚可喜、耿继茂两藩屠城,当时广州死者70多万人。”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广州市志--宗教志》：“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死难70万人。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

　　

　　真是让人不由发出《扬州十日记》中那样的悲叹：“盖此百万生灵，一朝横死，虽天地鬼神，不能不为之愁惨也！”
　　
　　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谴责满清大屠杀的暴行时，专门点了尚可喜的名：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凶悍残忍着称于史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句话对他们不完全适用，因为他们的做法通常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是说一遇抵抗，破城得地之后不分军民，不论参与抵抗或未参与抵抗，通通屠杀或掠取为奴婢。他们杀戮立威，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因为有专书记载为人们所熟知。此外，像占领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山西大同全城军民屠戮殆尽，“附逆抗拒”州县也一概屠杀；这类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所以，顾诚先生说：尚可喜“以汉族同胞的鲜血”在伪清功劳簿上记下了“名垂青史”的邪恶一笔。广州人民血流成河，染红了珠江。满清屠四川全省令！：“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试问中华各个朝代，有哪个王朝残忍至此？即使被后人称为虎狼之师的秦军，他们对待百姓。可曾这样？ 
　　　　
　　满清遗老的《清史稿》刻意美化满清，那里头虽然没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却提到了广州大屠杀：“初，继茂与可喜攻下广州，怒其民力守，尽歼其丁壮。...”可见广州大屠杀之血腥，是更难以隐瞒的。
　　
　　广州大屠杀，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仅存五人)汾州、太谷、泌州、泽州全部屠绝，杀遍辽沈大地，屠尽四川全省，血洗湖广福建全境等等.....无数屠城血案，把尚可喜等吃人走狗，及其主子-吃人魔鬼-万恶满清，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中华死难同胞的鲜血决不会白流！侵略者及其爪牙的残暴凶狠尽管得逞于一时，却唤起广大人民群众觉醒、认清了满贼汉奸们的食人本性；一代代不愿做亡国奴的仁人志士，把对父老乡亲的悲痛怀念，化作了与伪清邪恶政权斗争到底的坚决动力，坚信中国必将光复，光明终将战胜黑暗! 无数明末先烈，他们擦去眼中的泪水，埋葬战友的尸体，继续英勇的战斗。
　　
　　伪清250年来，洪门(由郑成功等人创建，中国致公党前身)，天地会，三合会，白莲教，太平天国等等等等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不断发动起义，甚至在伪嘉庆年间攻入皇宫刺杀清酋，直到20世纪辛亥革命，范围波及中华大地和海外华社。
　　
　　辛亥革命胜利后，洪门秘密会员孙中山率领各路英雄豪杰在南京祭奠了明孝陵，告慰朱元璋及1644年以来牺牲的无数英雄烈士的在天之灵。 
　　　　
　　1895年兴中会广州起义失败，陆公皓东被捕，他大义凛然痛斥耿、尚“两王入粤”等满清大屠杀暴行：“孙君与吾倡行排满之始，...务求惊醒黄魂，光复汉族。...满清以建州贼种，入主中国，夺我土地，杀我民众，据我子女玉帛，...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与夫两王入粤，残杀我汉人之历史尤多，...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非诛除汉*，又不足以废灭满清！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 
　　　　
　　　　　　1903年天地会广州起义军《讨满清檄》： 
　　　　
　　　　　　“...嘉定则屠戮全城，稂苗尽剃；扬州则惨杀十日，玉石俱焚。迨耿、尚之南征，成桂、粤之奇祸：五羊城外，十八甫寸草不留；六脉渠中，四万众残生莫保。”甫即埗头(埠)，商业街区。清兵三日内就屠杀了十八个街区。广州城内六脉渠，大屠杀时六脉渠中就浮尸四万多人。 
　　　　
　　　　　　1907年中华同盟会《讨满清檄》列举满清最恐怖的几次大屠杀： 
　　　　

　　　　　　“...虏下江南，遂悉残破。南畿有扬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阴之屠；浙江有嘉兴之屠、金华之屠；广东有广州之屠；大同城陷，丁壮悉诛...”檄文号召："四万万人，契骨为誓曰(契骨，刻骨仇恨)：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有渝此盟，四万万人共击之！"

　　清朝时期辫子的演变：
　　
　　　　满清自从建立之日起，一道剃发令改变了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全体男性的传统发式。也由此展开了有清一代特有的激烈、残酷、持久的民族征服与反征服。 
　　
　　　　然而，满清一代男子的发式并不像我们在影视剧中看到的那样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数次的演变： 
　　
　　　　嘉庆以前为金钱鼠尾，嘉庆初年进入中期，开始流行猪尾，清末演变为半光头。
　　　　清朝自建立之日起，一道剃发令改变了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全体男性的传统发式。将原来明朝时的蓄全发束于头顶并挽髻的发式，一夜之间改为剃发梳辫下垂的发式。由此展开了清代特有的激烈、残酷、持久的民族征服与反征服，暴力强权与文明进步的抗争，构成了清代有别于汉族统治朝代的社会内容。
　　　　然而，有清一代男子的发式并不像我们在影视剧中看到的那样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数次演变：
　　　　1、后金时期以剃发为汉人归降的标准，男人的大部分头发被剃掉，只留脑后小手指细的一绺，拧成绳索一样下垂，称金钱鼠尾式。配合这样的发式，胡须只留上唇左右十余根。
　　　　2、清初时期以剃发为治国之策，自辽东地区广大汉族民众的反抗至清入关后的无数次反剃发斗争，成千上万的汉人为之付出了巨大牺牲。而此时的蓄发部位已悄然无声地逐步由脑后移到了头顶，但仍可称金钱鼠尾式。
　　　　3、清代中叶，经过清初大屠杀以后，发式约自嘉庆初年起有所变化。头顶着发的部位虽没有变，但面积已远不止于一个金钱大，而是足有四或五个金钱大，相当于一掌心的面积，蓄发数量明显增加。胡须亦从只留上唇左右几根变成包括下巴在内的全部。
　　　　4、清代后期，即嘉庆以后男子的发式逐步演变为将顶发四周边缘只剃去寸许，而中间保留长发、分三绺编成辫子一条垂在脑后，名为辫子或称发辫。
　　　　5、清代末期，在觉悟了的知识青年和学生掀起的革命斗争中，把剪辫子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从清末开始，到清朝灭亡之时，剪辫子成了全国范围从下到上又从上到下的革命运动。
　　　　纵观有清一代经历的辫子演变过程，这个自然和必然的过程具有如下一些很有意思的特点：
　　　　第一，发式沿着蓄发越来越多的固定趋势演变。从前期金钱鼠尾式到中期的掌心大蓄发面积，再到后期绝大部分头发被保留下来。用一句形象的话比喻，可以说是由鼠尾巴变猪尾巴，由猪尾巴变牛尾巴，亦可以说是头发越蓄越多，辫子越编越粗。
　　　　第二，演变历经整个清代，是一种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没有人倡导的，全社会的，潜在的自然运动。而且是自下而上，不分满汉、不分军民，不分官吏、商人、农夫、市民、书生，乃至九鼎之尊的皇帝，都在跟着变。
　　　　第三，发式的演变过程并非匀速，从1644年清兵人关到1799年以前，历时155年，占整个清代267年的多半时间，蓄发虽然也是沿着逐渐增多的趋势，但速度很馒，到1799年蓄发最多时也超不过全发的三分之一。而1799年以后，其变化速度加快。在不过百年的时间里，蓄发已占全部头发中的大部分，超过了三分之二。发式演变的速度正好与统治强弱相反，统治很强演变速度很慢，而统治能力减弱，则演变速度加快。
　　　　第四，清代发式的演变还与整个社会发展进步有关。有清一代267年间，一直持续着蓄发越来越多的演变趋势。当这个趋势并没有达到蓄留全部头发的最终结果时，就断然地被剪辫子运动截止了。这个满洲贵族预想不到的形势，是由社会进步的新形势决定的。所以说整个清代男子发式的变化是与政治形势的变化分不开的，也可以说取决于政治形势的变化。满洲贵族不能永远维护清前期那样的稳固统治，所以也没有把发式维护在前期的式样上。
　　　　第五，应该承认清代发式演变是向着美化仪容的方向变化。清初推行剃发令时，汉人把剃掉头发看成割断了对父母的孝道。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基础上，美的标准就是保留的头发越多越好。满族入关以后，获得了与汉人相同的自然环境、生活和生产方式，以及相同的文化，具备了发式演变必然向着蓄发越来越多方向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动力。
　　　　虽然这种动力最初敌不过强权和暴力，但是当强权政治越来越削弱时，潜在的动力就逐步显示了威力。清代剃发和辫发的演变历史也证明，人类是要前进的，当文明与暴力冲突的时候，虽然暴力有时占上峰，但是那是暂时的，最终的胜利还是文明与进步。
　　　　另：既然清代男子发式有上述演变过程，为何影视剧中任何时期的清代人物一律都按清代后期的发式打扮？是对历史的无知，还是为了美化？

　　

　　剃发易服是指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侵略中原后强迫汉族人民改变发饰和装束的政策，特指清朝初年的“剃发令”。
　　
　　历史上五胡乱华（即十六国时期）、辽国、西夏、金国、元朝和清朝统治者都曾下过“剃发易服”的命令，尤以满清初年的“剃发易服”运动范围最广、持续最久、影响最大、冲突最多。
　　
　　清军入关后，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贵族为巩固满洲人对中国的统治、强压汉族的民族反抗意识和民族自尊，在顺治二年（1645年）颁布“剃发令”，称“自今布告之后，京师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行剃发。若规避惜发，巧辞予辩，严惩不贷。”
　　
　　满洲贵族狂嚣：“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北方汉族人民被迫屈从。之后满人以武力迫使南方汉人也剃发，上千万人因为拒绝剃发而被满清政府残杀。
　　
　　尽管满人对反抗汉人进行疯狂镇压和残忍屠杀，然而汉族人民还是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比如嘉定、江阴一带百姓就因反抗剃发易服而从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到八月连续反抗清兵，最终造成了“嘉定三屠”的惨剧。满清政权还严厉禁止私藏明朝衣冠，不少人因为私藏“方巾”等明代服饰而被满清政府扣上大逆罪名而遇害。
　　
　　满清大力推行满洲服饰，逼迫汉人穿马褂、长衫，戴瓜皮帽和类似于毡帽一类的帽子。而官场上则继承了明代的补服，朝服也行上衣下裳之制度。
　　
　　满清历代皇帝都不遗余力的保护满洲服饰，说什么“满洲先民之遗风，自当永远遵守”、“一代冠服自有一代之制”、“衣冠不可轻易”。就这样，“剃发易服”政策的执行与清王朝相始相终，一直延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为止。
　　
　　剃发易服加重了清朝的民族矛盾，压制了汉族先进文化和思想，也是清政府实行民族压迫的铁证。它与文字狱、屠城、圈地、投充、逃人、禁关等并称“清朝六大弊政”。但是它也促进了满族和汉族的民族融合，加进满汉之间文化交流（比如服装的纹饰等），加速了满人的同化。当然，这是多尔衮等一心维护满洲旧俗的满洲贵族始料未及的。 
　　
　　全国平定后，清朝满族统治者取得胜利，汉族男子普遍接受剃发结辫，改穿满族衣冠。也有不愿改换衣冠者逃到海外，或遁入空门带发修行。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剃发令废除，不少人（包括满人，由于怕受到汉人报复，因此也改变发型）遂剪去辫子，但仍有如张勋等保皇人士，坚持留辫子并率领辫子军，以表示对清朝的效忠。而当时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剃发与缠足、吸食鸦片并列为台湾三大陋习之一，但与后两者不同，日本人未对台湾人的发型进行强制规范，而台湾人在受到日本统治影响后，多为自发性主动剪去辫子。
　　
　　而经过两百多年影响，改良过的满人服饰，取代了汉服成为多数中国人认知的代表中国人个民族服饰或传统服饰，诸如旗袍、长袍马褂等等。2001年在上海举行的APEC会议，会后领袖代表所穿着的传统服饰，虽称为唐装但实际上即是马褂。
　　
　　
　　尽管“剃发易服”政策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它的恶劣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满洲服饰早已“风靡”中国，满人的旗袍等甚至“走向世界”，被很多无知之徒当成了中国传统服饰的象征。
　　
　　当今中国社会有部分人士主张“回复汉服”的运动，希望推广鼓励汉人重新穿着传统汉服，不过在现代中国服装高度西化影响下，未能成为潮流。剃发易服，是指中国明末清初时期满族统治者用暴力手段强迫全国汉族人改剃满族发型、改穿满族服装的政令。
　　

　　(注: 其实满清女人也剃发，要等到成年婚嫁后才可蓄发。）

综合 2022-01-09 19: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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