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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通鉴论》是明清之际大思想家王船山的一部杰出史论。该书纵览古今，漫议得失，历来被视为警世资治之作。笔者披阅此书，发现船山先生身遭世变，创剧痛深，对知识分子问题有着周密的观察和独到的思考*，真知灼见，比比皆是。
　　船山认为，知识分子具有义不容辞的拯世救世的神圣使命。这主要表现在对天道的体察认知，对治道的维护拯持，和对学道的传承光大。此三者依次递进，密不可分。发现和认识社会历史与自然界的内在规律是知识分子救世的基础，开物成务、经世致用、治理国家是知识分子救世的目的，而传承文化、光大人文精神则是知识分子救世的命脉所在。
　　一体察天道
　　船山认为，“士欲救世陷溺”必须“推极于天”，只有“体天心”才能“达民隐”。
　　那么，何为“天”？“天者，合往古来今而成纯者也。”①“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②船山认为的“天”即是“天心”、“天道”，即是隐藏在自然和社会万事万物背后的法则和规律。因而，“天”并不具有任何人格神的属性，它不以人心的向背而变动，它只是纯而又纯的理、规律。既然如此，那么社会活动中的人便不能“违天”更不能“欺天”。船山说：“理不可违”②。“违天而人理绝。”③规律不可违不可欺，只有洞悉了规律；人才能利用规律，从而规律才能助ｙòｕ＠①于人。“不疚于天，则天无不ｙòｕ＠①。”④
　　显然，不违背规律就必然引出对规律的认识问题，船山称之为“知天”。那么，什么是“知天”？船山提出了一重要思想：“知天者，知天之几也。”④他认为“天有贞一之理焉，有相乘之几焉”④，即天有永恒不变的铁的规律，这一规律隐于事物的表象之后，只有在事物相互作用、矛盾运动之时，才会显现其端倪，才容易被认识和体察。“天常有遁消遁长之机，以平天下之险阻，而恒苦人之不相待。智者知天之消长以为动静，而恒苦于躁者之不测其中之所持。”④所以，要耐心等待和把握事物发展的契机，来认识天道运行的内在规律。船山认为，“知天”是“知人”和“自知”的基础；“君子之所贵于智者，自知也、知人也、知天也，至于知天而难矣。然而非知天则不足以知人，非知人则不足以自知。”⑤只有知天，才能“以理司化”、“以几远害”，才能“居静以不伤物，而物亦不能伤之”④。否则，就是盲动，“持一罅之知，物方未动，激之以动”，这样势必给国家、民族造成灾难。由此看来，知几知天具有重大意义。天、几都是可以认识的，“世之英杰能见几”⑤。具体说来，应怎样去知几知天呢？船山指出知几察天的方法是：“运以心，警以目，度以势，乘以时。”②即运用理性思考和感性经验，审“时”度“势”，从而把握“势因乎时，理因乎势”⑥的辩证关系。唯其如此，才能知几、知天。
　　船山认为，在知天的过程中，“圣人”的作用是巨大的。“天欲开之，圣人成之。”①把体察天道的使命放在了少数“圣人”身上。在这一基础上，他又提出着名的“假手”论。“假手”者，意谓主观意志凭借某种客观力量而实现。他认为，如果“圣人不作，（天）则假手于时君及智力之士以启其渐”①。即当没有圣人为人们体察天道的时候，天道即规律将照样发挥作用，只不过这种作用将假借一些“时君”或“智力之士”的手，曲折地表现出来罢了。如天假秦始皇之私心“以行其大公”⑦。秦末、隋末起义领袖的败死，则是“天贸其死，以亡秦、隋”⑧。同理，“天假手武氏正纲常于万世”⑨，即“天”通过武则天扰乱纲常而败亡的曲折过程达到其确立万世准则的目的。船山的“假手”说，贺麟先生曾比之为黑格尔“理性的狡狯”说⑩，嵇文甫先生则认为有类于波绪亚的“神追求着自己底目的而支配世界史，人则乱动着”一说[11]，都颇有新意和深意。但是船山的“假手”说是在“圣人不作”的前提下提出的，他所希望的当然还是规律被圣贤之人及时体察，及时用于指导人事，从而使历史少走弯路，人民少受灾难。因而他的“假手”说并非强调被动地等待上天自己来实现其目的，相反，他更强调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能动地、主动地发现规律，“竭天成能”，甚至“因天造命”。
　　“造命”论是船山知天理论中最灿烂的一节。他认为，天的“命”在于天理的大化流行。那么这种“命”能否成为我们自己的呢？船山指出：“惟循理以畏天，则命在已矣。”②只要我们遵循规律而不去违背它，那么命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接着，船山分析了“俟命”、“受命”和“造命”的关系：“唯能造命者，而后可以俟命，能受命者，而后可以造命。”②“俟命”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地洞悉义理发现规律掌握规律，伺机而动，最终掌握自己的命运。更具开拓意义的是，船山认为能够造命的决不仅仅是传统所认为的君相，知识分子同样可以造命：“修身以俟命，慎动以永命，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这样，船山终于把知识分子与“天”之“命”的关系牢固地连结了起来。
　　二维护治道
　　在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是社会的中坚，他们在社会机制良性运转的过程中负有不可替代的责任。船山认为，“士之有见于道而思以匡者”[12]。知识分子能够体察天道，所以他们理应有“默挽人心、扶危定倾”、“立人之道以匡扶世教”的使命。尤其在“治统之乱……天地不能保其清宁，人民不能全其寿命”之时，知识分子更应“秉素志以立朝”，从而维护治道。
　　那么，知识分子应怎样来维护治道呢？船山认为君子经世之道有质有文，有本有末。立纲修纪，拨乱反正，使人知有上下之辨、吉凶之则是本和质，反之，缘饰以备其文章，附会统治者则是末和文。显然，知识分子救世匡时应立足于正本而不是逐末。具体说来，知识分子应在维护治道上如何发挥其作用呢？约其所论，盖有三端：
　　其一，匡人君，循大公。
　　人君，是万民之主，然而并非即是完美和大道的化身。因此，他提出：“匡维世教以救君之失，存人理于天下者，非士大夫之责乎？”[13]在这里，船山否定了真龙天子金口玉言的神话，认为人君同样有私欲、同样会犯错误，而且，由于处至尊之位，挟最大之权，一旦出现过失势必会给国家人民带来极大灾难。“明主一怀疑而乱以十世”，“人君一念之烦苛，而四海之心瓦解”[14]。当人君“不信仁贤，而邪佞充位……毒流天下，而自信为无过”时，“孰与控告哉”③？在船山看来，只有知识分子能担此重任。
　　那么，知识分子“匡君而靖国”的依据是什么呢？船山说：“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15]“君子所垂法以与万世同守者，大经而已。”[12]其判断标准即是政治中的大同与大公。船山接着分析道：“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三者有时而合，合则亘千古、通天下而协于一人之正，则以一人之义裁之，而古今天下不能越。”“有时不能交全也，则不可以一时废千古，不可以一人废天下。”⑤也就是说，当政者思考问题往往从一世一时利害出发，而知识分子则要以万世之业为虑，以“天道”和“大经”为依据来思考问题。所以，“以一时之利害言之，则病天下；通古今而计之，则利大而圣道以弘。”①
　　在实施“匡君”的行动中，船山不主张进言强谏。“君子出所学以事主，与激于时事之非而强谏之臣异。以谏为道者，攻时之弊，而不恤矫枉之偏。”[16]“进言者极其辞，而必有所避就”，“故进言者，匪道是循，徒以致寇，而可不慎哉”⑧。知识分子不要一味批评当政者，而关键在于正面建树。“以学事主者，规之以中正之常经，则可正本以达其义类，而裁成刚柔一偏之病；主即不悟，犹可以保其大纲而不乱。”[16]在这里，船山深刻地指出道德伦理系统的健全是社会机制良性运转的基础，知识分子努力的方向即是正定人心、有效地维护这一系统。
　　其二，正人心，定风教。
　　社会一刻也离不开教化系统，这一系统所直接和间接产生的作用是巨大的，如果这一系统发生了紊乱，则后果不堪设想。而这一系统的承担者即是知识分子。
　　首先，船山指出了人心散、风教乱的极大危害。“（若）天下之风俗波流簧鼓而不可遏，国家之势，乃如大堤之决，不终旦溃以无余。”⑧而这一危害的产生显然与知识分子的失职有关。“上无纲，下无耻，习以成风，为君子者，亦曰是久处田间，宜为汲引者也。朋党恶得而禁，士习恶得而端，国是恶得而定乎？”[14]
　　其次，船山指出了正人心、定风教的方法和途径。他认为，“扶危定倾，以得人心为本务。”[17]因为“一心得御，而太和之气归之。”⑤人心正定了，社会的秩序便不会紊乱，治统就能够得到保障。而想稳固人心，知识分子就必须从自身立德做起。“德立而后道随之，道立而后政随之。诚者道之本，欺者诚之反也。”[18]在这里，船山又深一步指出了立德的根本在于立诚。在船山看来，诚，有着广泛的涵义，体现于人生的诸多方面，诸如知、仁、勇，等等。必须从多方面入手来实现立诚。特别是在立言上，知识分子更应如此。“君子立诚以修辞，言其所可行，行焉而无所避，使天下洞见其心，而鬼神孚之。”④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根本上失却了作为一个“士”的基本良知。船山进而“诚”“直”并论：“诚以安君之谓忠，直以正友之谓信，忠信为周。君子周而上下睦，天下宁矣。”④由此可见知识分子对于维护治道的重要意义。
　　第三，船山指出了礼乐崩溃时代知识分子的使命。在船山看来，如果大部分知识分子不能立诚、正德、正人心，那么结局是不堪设想的：“无以植其本，则后起者无藉以兴，而锢人心风俗于简略慢易之中，待之百年而民俗益偷。”④这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所不愿看到的。船山认为维护风教的责任不唯知识分子，但如果统治者抛弃了风教，知识分子就有责任担负起来。“风教之兴废，天下有道，则上司之；天下无道，则下存之；下亟去之而不存，而后风教永亡于天下。”③所谓“下存之”就是存在知识分子之中。在天下无道的混乱时代，知识分子一定要保持高度的清醒，做到“主自疑也，吾自信也；诸王自竞也，吾自静也。”[19]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必须拿出大气魄，大勇气，奋力拯救将要倾倒的社会大厦。船山特别赞美和肯定乱世中仍能“秉素志而持之以正”的知识分子。他举例说，三国纷争之时，天下大乱，纲常崩溃，斯文扫地，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大儒管宁却远在辽东，心静神凝，传授学问，拯持纲常。船山认为这是十分有功的：“汉末三国之天下，非刘、孙、曹氏之所能持，亦非荀悦、诸葛孔明之所能持，而宁持之也。”[20]这是多么崇高的礼赞！
　　其三，辟异端，诛俗儒。
　　船山认为，“君子立诚以居正”、“不竞以名”，脚踏实地为社会，为国家做着自己应做的事情。然而，异端者和俗儒全然不是如此。他们为了一己或小集团的利益而不惜破坏千古大经，扰乱社会秩序，船山认为，对他们应当辟而诛之。
　　“所谓异端者，诡天地之经，叛先王之宪，离析六经之微言，以诬心性而毁大义者也”。[12]这是一类从外部损害社会纲常价值的知识分子中的败类，而危害更大的则是另一类从内部腐蚀、破坏的俗儒。“若夫坏人心、乱风俗、酿盗贼篡弑危亡之祸者，莫烈于俗儒。俗儒者，以干禄之鄙夫为师者，教以利，学以利，利乃沁入于人心，而不知何者为君父……”③。接着，船山承袭了孔子把“儒”分为“君子儒”和“小人儒”的观念，并进一步作了分析和界定。“君子儒之以道佐人主也，本之以德，立之以诚”，而小人儒只不过“沐猴之冠、优俳之戏而已”[18]。小人儒即俗儒，他们不是积极地为民族，社会有所建树，相反而是假托仁义“有所缘饰以无忌惮”。汉代的大多儒者，不是严肃地体天道、护治道、传学道，而是以谶曲邪妄之说附会当权者，制造了诸多祸害，所以船山愤然写道：“汉儒之毁道徇俗以陵夷圣教，其罪复奚逭哉！”①小人儒依附于权势，他们“怀禄结主”，全部心思都是为了迎合“人主之私好”。船山特别以李斯为例：“李斯之对二世曰：‘明主灭仁义之途，绝谏争之辨，荦然行恣睢之心。’尽古今概贤不肖，无有忍言此者，而昌言之不忌。……无他，畏死患失之心迫而有所不避耳。“⑦此最后一语，道出了小人儒的本质所在，同时足以让所有的知识分子猛然自省。扫除一切小人儒，这是维护治道的根本。
　　三传承学道
　　“国有君子，国可不亡。”⑧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船山看来就是知识分子能够以天下之大经来维护治道。而治道的维护又有赖于学道的传承。因此，传承学道即为知识分子的一重要且根本的使命。
　　那么什么是学道呢？船山认为的学道就是适合于各个时代的着眼于平治天下使人民康乐的儒家学统。这一学统为历代先贤先儒所传承和体现。学道不同于治道，儒者之统不同于帝王之统：“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统绝，儒者犹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待，以人存道，而道可不亡。……是故儒者之统，孤行而无待者也；天下自无统，而儒者有统。”[19]但是，在相当多的人看来，百无一用是书生。对此，船山说：“君子之道，储天下之用，而不求用于天下。知者知之，不知者以为无用而已矣。……（君子应）秉道以自安，慎交以远物，存黄、农、虞、夏于盗贼禽兽之中……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易简以消天下之险阻。“⑦具体说来，知识分子应怎样传承学道呢？船山提出如下几项基本原则：
　　其一，“君子度德以自处”⑧。
　　知识分子若想传承学道必须从修身开始。为人尚且不良，焉能传承学道？一个知识分子在其漫长生涯中，诱惑可谓自八面而来，一旦其不能明大义，识大体，即有可能堕落腐化，其对国家、人民的危害往往也大于其他阶层的人。修身的过程，船山不是把它看成以书本行事的过程，而恰恰相反，是“有得于心而正之以书”。船山说：“夫读书将以何为哉？辨其大义，以立修己治人之体也；察其微言，以善精义入神之用也。乃善读书者，有得于心而正之以书者，鲜矣。”③具体说来，应该加倍注意“清”、“慎”、“勤”三点：“君子之清，清以和；君子之慎，慎以简；君子之勤，勤以敬其事，而无位外之图。……君子修此三者，以宜民而善俗，用宰天下可矣。”[12]“位外之图”可谓知识分子的头号大敌，因为整个社会环境都在诱引着知识分子聚焦于此。“国家以学校为取舍人才之径，士挟利达之心，桎梏于章程，以应上之求，则立志已荒而居业必陋。”③怎样来抵御利达之心呢？船山认为做到“亢志坚忍”、“志清而气亦昌”才能克此大敌。其中首要的一条就是“学须静也”：“惟澹与静，以养廉耻之心，以明取舍之节，以昭忠孝之志，纯一于天性，终远于利名。……无欲故静。皎然白其志于天下，流俗不能移，妻子不能乱。……致命遂志而不困。”[16]无欲、静并不意味着全然不动，一味求静。船山认为，静是为克己之需，但对于传承学道来说，知识分子就要动而且要不管别人眼色地去行动。“君子弗患乎人之议己，而患其无可议也。”③
　　其二，“穷居而以天下为心”。
　　知识分子在修身的基础上，总要把自己所学所思奉献于社会，这也是知识分子救世的必然要求。但是，以怎样的心态和目标取舍来完成这一要求，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若夫穷居而以天下为心，不求当于天下之论；遇主而以所言为守，不数变以求遂其私。”①在这里船山指出了另一个知识分子的大敌，即不是从学道出发，传承学道、平治天下，而是应合时论，满足统治者的私心。知识分子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独立性但也容易随波逐流的阶层，许多知识分子的悲剧都缘于“应帝王”情结，为了达此目的，不惜屡次改变自己的学术思想的价值取向，但其结果却总被发展变化了的历史所遗弃。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知识分子应安于“穷居”，但更须时时刻刻“以天下为心”。
　　船山认为，尤其在乱世，知识分子不随波逐流是很难的。“士生无道之世，而欲自拔于流俗，盖亦难矣。”[14]其原因即是不能以天下为心，只是以当权者为心。这种取向上的差别会引发完全不同的结论。在乱世，上层兴权诈，下层染偷薄，人心浇薄，世风日下。这时，以当权者为心的知识分子“视天下无一可为善之人，……所以道穷而仁义亦穷也。”相反，以天下为心的知识分子，他们面对荒废的伦理、荒芜的心灵，并没有因此而失去信心：“无事不可因，无因不可导，无导不可善，喻其习气之横流，即乘其天良之未丧，何与可与以同善哉？此则盎然之仁，充满于中，时雨灌注而宿草荣矣。”[21]
　　其三，“独握天枢，以争剥复”*。
　　船山深明中国历史治乱相迭的规律性，他特别关注于乱世中知识分子的心理、思想和行动。社会的动乱不可能不影响到儒家学道的传承和光大。“圣王之教，绝续之际大矣哉！”他在《读通鉴论》中反复阐明并强调的一点就是“上失教，君子起而教之。”他认为这是最能体现知识分子价值的时刻，人民百姓不沦胥于禽兽，全赖于此。我们且看船山的一段经典表述：
　　“天下不可一日废者，道也；天下废之，而存之者在我。故君子不可一日废者，学也。……见之功业者，虽广而短；存之人心风俗者，虽狭而长。一日行之习之，而天地之心，昭垂于一日；一人闻之信之，而人禽之辨，立达于一人。君子自竭其才，以尽人道之极致者，惟此为务焉。有明王起，而因之敷其大用；即其不然，而天下分崩、人心晦否之日，独握天枢，以争剥复，功恋大矣。”[20]
　　船山首先开宗明义指出知识分子存道的重要性；然后，评判了功利行为和正定风教的不同价值，并指出了践行大道的完全可行性；最后说明了知识分子弘道的使命性。尤其在天下分崩、人心瓦解之时，知识分子独自把握着天道的门枢，以去剥争复，拯国救民，船山认为这是十分有功的。
　　这也是传承学道的关键一环。对此，船山是深有其感受的。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面对外族入侵后的“残山剩水”，为传承学道而避世、避王朝以至为全发而避人。他改名换姓，潜身瑶洞，以巨大的勇气和毅力去实现他那“吾生当以卫圣人之教，愿为此活埋五尺之身”的大悲宏愿。他用自己的行动为后世的知识分子定下了拯世的标尺和楷模。
　　船山自命“希张横渠之正学”。他在《读通鉴论》这部煌煌史论中所阐释和一再强调的知识分子救世精神，也正是张载那万古不易的四句教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尽管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尽管古代哲人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痕迹；但是王船山所揭橥的知识分子的救世情怀，在今天，在往后，都值得知识分子们再三反顾，深长思之。
　　注：
　　①—⑨[12]—[21]《读通鉴论》卷三、卷二十四、卷十七、卷二、卷十四、卷十二、卷一、卷五、卷二十三、卷七、卷二十七、卷二十六、叙论一、卷四、卷十三、卷十六、卷十五、卷九、卷下。
　　⑩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26页
　　[11]嵇文甫《王船山史论选评》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页
　　*　中国古无知识分子概念，五四以后始有此名。王船山所论及的“士”、“君子”、“君子儒”等，正是封建士大夫即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同义语。
　　*　剥（）、复（）是《周易》的第二十三、二十四卦。在剥之时，世无道，君子行之不敢显其刚直，故小人长也；在复之时，虽说一阳来复，但已显示出阳刚居上的趋势，有利于君子佐治以行其大道。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礻加右
　　
　　
　　
天津师大学报:社科版26～31K23中国古代史（二）（宋辽金元明清）刘德春19951995 作者：天津师大学报:社科版26～31K23中国古代史（二）（宋辽金元明清）刘德春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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