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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传统社会解体后，儒学原有的社会、政治功能被一再削弱。徐复观作为当代新儒家的一员，矢志负起重建现代性政治儒学的重任。他的重建有其重要特点：强化儒家思想的批判功能，在与专制政治势不两立的鲜明态度下，彰显儒学为现代政治发展张目的经世意义。
　　〔关键词〕 政治儒学 民主 民本 自由 自主 人权 人格 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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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学是一套从人生信念、社会理想以至政治原则都有全面安排的价值系统。这个系统塑造了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但其功能也为其所投射的现实结构所制约。因此，当传统社会解体以后，它也随之落入风雨飘摇的境地。这是众所周知的结论。但是，从思想史上来观察，对那些献身于这一传统的现代思想家而言，它在思想领域的进退则是有章法、有步骤的。事实上，在传统政治秩序面临解体之前，儒家中的革新派就企图以他们所粗知的西学为参照作自我更新，以便保持其在社会转折时期在政治上继续取得主导地位，这就是康有为古经新解、援西入中的努力。但它本身思想资源的积累不足以支持这次伧促的应变，结果便导致其试图攀援的盟友（西学）最后成了将自身逐出政治舞台的对手。从戊戌到五四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１）］。其时儒学被攻击的主要理由，就是作为传统的意识形态，它与来自西学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现代政治观念相抵触。这一判决不一定要依据对思想史作精心的研究，只要诉诸某种经验描述就足以让人相信了。在这种情况下，儒学必须转移阵地。幸亏它回旋的余地大，政治受排斥可转入社会，于是有了梁漱溟在肯定儒学文化价值基础上设想与尝试的重建乡村社会伦理秩序的战略。但社会秩序也日趋解体，教化又失去其市场。儒学又只好再收缩阵脚，进入人生领域，其成果体现为熊十力等现代新儒家的新心性之学。从政治退至社会，又从社会收缩为人生，这就是现代儒学迂回曲折的战略转移之路［（２）］。
　　心性之学论及人生价值之类形上问题，它诉诸先验直觉，从学理上讲很难有对错判然的答案，因此比政治、社会论题更容易加以防护。但是，从海内外的经验看，心性之学并非现代儒家真正可以“安身立命”之地。在大陆，１９４９年易帜之后很长一般时间内，儒学的对手不是讲容忍的自由主义，而是它以往的倒影，另一种同样也是从人生、社会到政治都要全面安排的意识形态，因此，即使谈心性这类“唯心主义”的问题也没有逃遁之地［（３）］。而在港、台，现代新儒家在西化日紧的社会、政治背景下，也不愿在人们心目中留下落伍或清谈的形象，故极力表明心性之学同现代政治文化潮流的正面联系（例如所谓“开出说”）。但这种手法给人留下的印象，总的说是防护多而建树少。
　　在这个背景上，徐复观在思想学术领域的出现是一个异数。他的名字同现代新儒家联在一起，除签署了那个《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外，主要还在于他也欣赏宋明理学，且将其当作激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社会历史责任的理想主义源泉。但徐氏对心性论及形而上学的构思没有兴趣，他所致力的不是新宋学。作为思想史家与政治评论家的徐复观，不遗余力地为民主、自由呐喊，在现代儒家阵营中可谓独树一帜。他所成就的，恰恰是现代新儒家撒离的思想前沿——政治儒学。其事业，至少就其意向言，应是接在从董仲舒到康有为的经世之路上。
　　儒学是中国精神文化的主流，但不是传统的全部。徐复观不象一些哲学史学者，将其从传统中抽象出来，并加以逻辑的演绎，而是将它放在具体的历史经验中进行分析、阐发。最近发表的一些研究成果表明，徐氏心目中的中国文化图式，由专制政体、农村社会及经世儒学等三项相互牵制的要素构成。其要义是：
　　（１）中国文化中的政治传统以专制政体为其主要特征，以“君主主体性”为其本质，对农村社会压榨，并扭曲先秦儒家政治理想；（２）中国文化中的社会以农村为其特质，中国文化之精神具体表现在农民生活之中；（３）中国文化中的思想主流是以经世济民为取向的儒家思想，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地与专制政体进行战斗。［（４）］
　　这个图式既是他对历史认识的产物，也可以看作是表达其思想的一种策略。其突出之点是把政治与思想两项对立起来。本来，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同激进主义者出于不同的动机，都把传统政治同儒家思想联系起来。极端保守派的目的是维护整个传统，而激进分子的动机在于全盘否定传统。此外，也有一些眼光较现实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注意两者的分离，以便保住儒家精神文化的遗产。但徐复观则将两者对立起来。这种对立的作用在于：一方面，表达对专制政治势不两立的态度，为现代政治发展张目；另一方面，强化儒家思想的批判功能，即力图赋予儒学一种现代的经世意义。在这一学术总构图中，徐氏从不同角度、在不同地方描述他的现代性的政治儒学纲领。
　　徐复观主要是通过对历史的诠释来表达其政治观念的。具体方法包括若干不同的层次：（１）发掘儒家经典中蕴涵着而未明确表述的意义；（２）表彰儒家传统中固有而西方文化中或缺的有普适性的思想原则；（３）指出儒家传统缺陷，并以现代西方的政治观点加以补充。下面，我们择民主、自由和人权这三个较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政治范畴，看看他如何将其同传统儒学联系起来。
　　其一，民本与民主。中国有民本思想，以孟子民贵君轻之类的讲法为据，这是一般治思想史的学者的共识。但中国是否有民主思想，则是有争议的问题。大体上讲，戊戌时期的儒学革新派主张这种说法，而五四时期的激进派则持否定的观点。徐复观知道民本与民主（或民治）涵义的区别，但他从孟子关于国君决策不能以左右或大夫的意见，而须以人民的愿望为依据的议论中，得出一个折衷的论断：“现在看来，民治的制度，实为孟子所未闻；但民治的原则，在孟子中已可看出其端绪。”［（５）］这是为旨定儒家政治思想价值而作的用心良苦的预设，在这个前提下，他才能提出儒家理想与君主专制实质上不协调的“二重主体性”论点：“政治的理念，民才是主体；而政治的现实，则君才是主体。这二重的主体性，便是无可调和的对立。”［（６）］“中国历史上的圣贤，是要从‘君心’方面去解除此一矛盾。首先把权力的根源，从君的手上移到民的手上，以‘民意’代替了‘君心’。政治人物，在制度上是人民的雇员，它即是居于中国历史中臣道的地位，人民则处于君道的地位。”［（７）］ 但由于“二重主体性”的矛盾，使治道演变为君道，故儒家思想对传统只起补偏救弊的作用，而不能根本解决专制政治的问题。所以，只有现代民主政治的形式，才能落实儒家的政治理想。
　　其二，由自主论自由。徐复观说：“自由主义的名词，虽然成立得并不太早；但自由主义的精神，可以说是与人类文化以具来的。”［（８）］他把自由主义首先理解为生活的精神状态：“自由主义的生活底精神状态，用欧洲文化史中的名词来说，即是‘我的自觉’。用中国文化史中的名词来说，即是‘自作主宰’。”［（９）］徐氏认为，一个人一旦用自己的良心理性衡量传统与社会的观念、价值，即，“不再是传统和社会支配一个人的生活，而是一个人的良心理性来支配自己的生活，这即是所谓‘我的自觉’，即是所谓‘自作主宰’，即是所谓自由主义”［（１０）］。这种精神状态的发展与外化，最终便要求一种相应的社会制度，它体现在政治上便是民主。反过来，也只有建立与健全民主政治，自由才有保障。
　　其三，以人权补人格。借唐君毅“民主自由，是为生民立命”一语，徐复观作更深刻的发挥。他从《左传》“人禀天地之衷以生，所谓命也”的解释中，引伸出“命”即“天赋”之涵义，并提出人权补人格的问题：“生民的具万里而无不善的命，亦即政治上天赋人权的命。”“所以人格的完善，同时必须人权的树立。人权与人格，真正是相依为‘命’而不可分离。从教化上立人格的命，同时从政治上立人权的命，这才是立命之全，得生命之正，使前者有一真确的基础，使后者有一真实的内容，于是生民的命才算真正站立起来了。”［（１１）］
　　孤立地讲，即使在文化保守主义阵营内部，对民主、自由、人权三者的发挥，都非徐复观独有。但徐复观对三者的说法，都有自己的特点。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发掘儒家价值时，把三者联系在一起，因此才显出他在整体上对儒家政治思想的推进。分别看，徐氏谈民主，重点不在于比较其同专制的优劣，而是对儒家政治理想同其历史命运的关系提供独到的见解；谈自由，则是自觉地把它当作自己的价值立场，努力把儒学的功能从说教转为社会批判；而用人权补充人格，则可能关系到他对儒学最重要的一项修正（对这点，本文作者将另撰文专述）。
　　 三
　　与现代新宋学相此，徐复观重构经世儒学的思想方略，确实更类似康有为。但康氏是处庙堂之上而在历史的夹缝中失落的。徐复观则自觉地把眼光转向民间。为此，他评论说：“宋明性理之学，不仅是儒家精神的复兴，而且也是儒家教化精神的复活。宋明儒之‘讲学’即是一种教化精神，用现代的话说，即是一种社会的思想运动。因为此一精神而可以浮出一社会的对象，形成一种社会的势力，在朝廷以外，另树立一人类的标准与归趋。”［（１２）］余英时教授最近在《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中也提到民间讲学与组织的意义。他说：“明清有济世之志的儒家已放弃了‘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转而采取了‘移风易俗’的下行路线。唯有如此转变，他们才能绕过专制的锋芒，从民间社会去开辟新天地。”［（１３）］
　　徐、余二氏对民间社会发展的强调，均系从中国思想史角度立论，它照顾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在产业落后的情况下，只有先有社会的自由讲学，以激发人心，树立风气，形成社会之文化力量，以推动社会的其它各方面，乃社会能够站立起来的先决条件。”［（１４）］这一思想倾向暗合了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发展的意义的强调。不过，那只是涉及其中的一个侧面，只有整个“公共领域”发生结构转换，现代社会制度才能得以牢固确立。也许，这样的历史条件正在走向成熟。
　　 〔责任编辑 冯焕珍〕
　　注：
　　（１） 拙着：《被解释的传统》，中山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一编“古经新解”对此作了部分探讨。
　　（２） 参阅拙着：《儒学的现代转折》，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３） 这种情形在８０年代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有改变。
　　（４） 黄俊杰：《当代儒家对中国文化的解释及其自我定位——以徐复观为中心》，见刘述先编：《当代儒学论集：传统与创新》，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１９９５年，第１２７页。
　　（５） 徐复观：《孟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结构及人治与法治问题》，见萧欣义编：《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以下简称《儒家……》），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２５页。
　　（６） 徐复观：《中国的治道》，《儒家……》，第２２４页。
　　（７） 同上，第２４７页。
　　（８） 徐复观：《为什么要反对自由主义》，《儒家……》，第２９０页。
　　（９）（１０） 同上，第２９１页。
　　（１１） 徐复观：《为生民立命》，《儒家……》，第１９０页。
　　（１２） 徐复观：《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与新生》，《儒家……》，第７５页。
　　（１３）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中国文化》总第１１期，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３页。
　　（１４） 徐复观：《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与新生》，《儒家……》，第７６页。
　　Xu Fuguan:the Re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Confucianism
　　 Chen Shaoming
　　Abstract After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oeiety disintegrated, the origi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functions of Confucianism were weakened over and over again. As a contemporary New-Confucianist,Xu Fuguanvowedto shoulder the important task of reconstructing modern political Confucianism.Xus work has som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es.With irreconcilable opposition to autocratic polities,he strengthens the critical function of Confueianism and advocates the practical value of Confucianismin serv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olities.
　　＊本文１９９６年４月２日收到。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42-45,54B5中国哲学陈少明19971997 作者：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42-45,54B5中国哲学陈少明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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